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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文人中，我最仰慕苏东坡了。一卷苏东坡传在手，读罢掩卷沉思，不知何故，则又想起了杨修。于是，就试着比较，此二子果然颇多相似之处。他们是“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而转入糊涂更难”并由此我们从中可以引发出某些做人与处世的道理。
一、聪明人被聪明误：聪明难
苏轼和杨修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但都因聪明惹祸。苏轼因才气冲天被群小所难容而招致
一贬再贬，杨修则被曹操借惑乱军心之罪杀了。尽管如此，但他们两人的聪明还是有区别的。苏轼的聪明，是从开始的清醒而走向另一种“糊涂”的聪明；杨修的聪明，却转到另一种过于聪明的糊涂。何以见得？且看苏轼，在历经人生坎坷后，他大彻大悟了。有一次，饭足之后，他捧着肚子，问遍了家中人，惟有侍妾朝云识得他，说是“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苏东坡捧腹大笑，以示默许。当他与侍妾朝云的小孩出生后，对此他更为清醒了。在他的那首示儿里吟道：“人皆养子盼聪明，我为聪明误一生。惟望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其诗名为示儿，实为自嘲自警，可以说，是他一生经验教训的总结，当为警世恒言。苏东坡也知道“文章误我”的道理，所以在诗中还说道：“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那么，纵观苏轼一生，他为什么还要那样的犯“糊涂”呢？其实，这是传统中国文人的儒家思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在起作用，苏轼要想在入仕为官后以兼济天下，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去犯“糊涂”了。所以，尽管他一生时运不济，命途多舛，但依然自得其乐。看似糊涂的苏东坡，其实是一种豁达乐观的思想境界，他是一个“糊涂”的聪明人。再看杨修，他身为主薄，进兵收兵关你何事？糊涂。最闹人的是，曹丕和曹植他们兄弟在争夺王位，本为皇家之内政，与你何干？更糊涂了。所以，杨修再怎么聪明，也是一个聪明的糊涂人。他的糊涂就在于多说，而这种多说谈不上是在为民请命，最多只是关注自己的利益集团。
由此可见，同样是糊涂，但苏轼和杨修比较，其伟大也在于此了。苏轼是聪明得无法糊涂时选择的一种“糊涂”方式，而杨修的糊涂是聪明过头的糊涂。看来，聪明得无法糊涂，聪明会过头，这真是聪明难。
二、识破人被人识破：糊涂难
人的聪明往往也在于认识人与认识自己，苏轼和杨修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认识方式。先说苏东坡之识人，在宋人笔记高斋漫录中可见一端。有一次，苏轼与章惇出游“下临绝壁万仞，岸甚狭，横木架桥。子厚推子瞻过潭书壁，子瞻不敢过。子厚平步而过，用索系数，蹑之上下，神色不动，以漆墨大书石壁上曰，‘章惇苏轼来游。’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杀人。’子厚曰：‘何也？’子瞻曰：‘能自拼命者能杀人也。’子厚大笑。”这个发人深思的故事，在于苏轼能看出章惇内心那股破落户所特有的不要命的狠劲。果然，时过境迁，章惇从当年的一个小吏，摇身一变竟成了握有人生死于掌上的权相时，他由自尊恶化为自大和专横，于是滥杀无辜也就顺理成章了，苏轼的预言也被不幸而言中了。但苏东坡毕竟是苏东坡，此后的人生尽管遭遇了一贬再贬，却依然乐观豁达，谁能识得？不能识得，那只有赏识了。正是其道德文章，世人难以比拟，所以，在赏识之余，能不招致嫉妒？幸而还有太后赏识于他，苏轼才免遭身家性命之祸。古人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此言用在苏轼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至于杨修，他虽有识人之能，但因口无遮掩，更易被人所识破。一次，曹操梦中杀人，就是他识破了曹操：“丞相非在梦中，而是汝等在梦中也。”曹操是在装糊涂，说自己梦中杀人。人家都能糊涂，杨修你为什么不糊涂？更为可笑的是，杨修越是聪明清醒越为曹操所识破。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有这样一则趣闻：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卿解不？”答曰：“解。”魏武曰：“卿未可言，待我思之。”行三十里，魏武乃曰：“吾已得。”令修别记所知。修曰：“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所谓‘绝妙好辞’也。”魏武亦记之，与修同，乃叹曰：“我才不及卿，乃觉三十里。”这个文字游戏故事，初看似乎是褒奖杨修的才思敏捷，而实际上，以曹操之才学，行三十里才明白一个文字游戏的结果是虚，用三十里来参透杨修这个人却是实。这样曹操对他心中就有数了：杨修啊，杨修，你心浮气躁，还耍弄些什么小聪明？我们这样分析，应该还是符合曹操生性疑忌这个特点的。
其实“聪明”一词，就是取“耳聪目明”之意，它告诉我们要多听多看，就是没有叫你多说。多说了，就是糊涂。试看，苏轼对于章惇，果然是观其行而识其人，其实自己知道了心中有数了就行，何必多说呢？当年因为他们是挚友，说话无所顾忌，但苏轼去识破他时，或许这个包藏杀机的小人就是在故意装着糊涂呢，而心中则早已在暗暗发誓：他年得志，势必除你！那究竟谁聪明？谁糊涂？糊涂也难。再看曹操多聪明，他就是先装糊涂，这可不是谁人都可以装得了的，他就看你杨修怎么聪明逞能的。
三、谋害人被人谋害：难得糊涂
大凡太过聪明的人，往往有两种情形，一是聪明害人，二是聪明累人。“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便是聪明害人。杨修和苏轼虽然都是绝顶聪明的人，但他们为人耿直正派，别说行害人之事，就是害人之心都不会有。所以，他们的聪明，是聪明累人。苏轼之聪明，力所不及。在于才学，他诗文书画，无一不精。而才学，对苏轼来说，是一把双刃剑，他在获得人家赏识的同时，却也遭到了群小的嫉妒。更为重要的是，但凡政治，他几近无奈：当王安石当权，他失势；而同党得道，他还是遭殃。所以，苏轼再聪明，在官场上就是不得要领。因为他不懂得政治这样的官场还有两种能力，一为显性能力，二为隐性能力。官场上治理政务这样的显性能力，他是有口碑的，但他缺乏的正是一种隐性能力，也就是能力之外的能力。所以，面对官场上的狂澜，他几经沉浮，也仅保全了身家性命。想想吧，苏东坡这样的聪明能不累人吗？也许我们更难明白的是，照理他已经意识到了“我为聪明误一生”说明是清醒的，但一到了官场上他又犯起了“糊涂”来了，少说几句，怎会有乌台诗案？当然，我们也不要过于苛刻他了，其实，日月之光尚有不及之处，何况人呢？我们再看杨修之聪明，他的聪明是过于张扬：“门”改“阔”事件，曹操嘴上称美，心甚忌之；分吃“一合酥”曹操脸上喜笑，而心恶之；揭露梦中杀人，曹操恶之尤甚；干涉争夺王位之内政，结果反被弄巧成拙如此等等。倘若杨修一时犯糊涂也罢，但他“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处处聪明不肯糊涂，这样终于曹操借着“鸡肋”事件，一怒之下给杨修扣了个“扰乱军心”的罪名，把他斩了。所以，后人说杨修“身死因才误，非关欲退兵。”但我以为，更确切地说杨修其实就是：身死因才过张扬，却是糊涂误了身。
须知，聪明本身没有错，错在于聪明怎么用。苏轼要为黎民百姓多做好事，就得先学会保全自己，而这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不有违原则的基础上“难得糊涂”；杨修处处聪明，不会“难得糊涂”
所以，老子曰：“大巧若拙，大辩若讷”是告诫我们锋芒毕露的危险，也是告诉我们怎样才能趋利避害的方法。从苏轼和杨修的经验与教训中，做人与处世，聪明一生，难免有糊涂一时；但糊涂一时，也许会贻误了一生。一个真正聪明的人，还当学学郑板桥老先生的“难得糊涂”以“难得糊涂”去行一世聪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