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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9月，我们在圣若兰女中特有的夹竹桃气息里安静得失去语言。
黑暗中，米露似乎猜到了我泪水蠕动的轨迹。于是，以一种等待的姿势将手移到我眼角的边缘，当泪水爬出来的刹那，她轻轻一捻，我的所有湿润与咸涩都转而成了她指尖的负重。
我们在圣若兰女中特有的夹竹桃香气里安静失去语言。而雪维在对面的床上时而翻身转侧，我知道她并未睡着。
天不知道要过多久才能亮，宿监的手电筒灯光刚刚扫过，该是凌晨三点的光景。我和米露蜷缩在上铺的狭小空间里，把随身听的耳机一人一个，摸索着按了play键之后，沙瑞克鲁的歌声顺着一根导线爬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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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chmorethanthis
这是我们最喜欢的歌词，有着衔接处不动声色的干净利落。被沙瑞一唱，让人想起光滑而坚硬的金属，泛着冷淡的光泽。
生活该是muchmorethanthis的。有时候，我和米露就在后操场的炮楼上眺望远方时，就会生出这样的想法。起码不仅仅是这所西区古老女校里的五彩玻璃与维多利亚式的陈旧建筑可以裹藏的。
我和米露因为整个晚上的没有睡眠反而精神振奋。天亮以后，破例在起床铃响起之前胡乱地套了衣服出去晨练。
她是高个子短头发的女生，总是穿reebok男式的仔裤，t恤，鼻梁上架着黑框眼镜，帆布腰带从衣裤边缘露出小半截，钥匙串就挂在这腰带上，走路时会有叮叮咚咚的声响。她的任何细节似乎都与温柔无关。
她站在罚球圈里时，表情是固执而认真的。投偏了会夸张地扁一扁嘴，而投中的时候则猛一挥拳头，吼一声“yes”像极了百事可乐广告里看到美女邻居找上门来的郭富城！
我一次次对自己说，如果她是个男生的话，我长大了一定嫁给他。可能这种想法不大健康。不过无所谓，心理老师说任何人的心理都不是完全健康的，这看不到摸不着的小小想法又算得了什么？
我和米露的亲密在圣若兰里是备受瞩目的，这情势也许不亚于任何港台明星的绯闻所引起的关注。原因可能是我是太像女孩子的女孩子，而她却有看上去太不像女孩子了。
我有灰色的大眼睛，有圆润的苹果脸，有粉红色的搭襻皮鞋，喜欢裙子胜于长裤所以，每每我和米露手拉手走在圣若兰的石板路上时，都会找来旁人若有所思的目光。
班主任“花儿”有一次把我叫到办公室去，吞吞吐吐地说：“你和米露，好象很要好”我笑得前仰后合，确定地告诉他：“没错啊，我们是很要好。”然后我把卡通钱包掏出来，打开，给他看我和米露在地铁商城里拍的搂在一起做鬼脸的宝丽来快照。他无可奈何地撇撇嘴，再也说不出话来。
不过，在这些若有所思的目光中，最最让我难过的来自雪维。她不知为什么不喜欢我和米露在一起，她说米露是太现实太贪心的人，什么都想要，又在各种角色跳跃式的转换里几乎失去平衡。
你看米露什么都只想会一点点，不愿意深入。她钢琴就会弹那么一首曲子，书就看过那么几本。可是让人气结的是，她艺术节上弹了那一首，老师同学们都以为她会好多只不过钟爱这一首而已；文学沙龙时她就谈了谈她看过的那几本书，立刻就唬住一大片人，简直是诈骗。雪维面带不屑地说。
我说做朋友而已，雪维你太苛求了。不是所有的人都像你那样理想是做个杰出的家庭主妇。你看校训就要求我们“吃得苦中苦，方为女强人。”注意，是女强人而不是无业游民！
她坚持说，兰，你是我的好朋友，可米露不是。
于是就出现了开头的一幕，同在一个寝室里，我和米露很亲密。可是，雪维固执地不肯走近。
这个清晨，我和米露沿着石板路，幅度很小地跑动，五四楼、五一楼、莲花池、健美房熟悉的景物缓缓向后移去。
阳光是个好东西，真的。照在草坪上草就油亮油亮的；照在夹竹桃花上，花就鲜艳起来；我被阳光一照，也就可以淡忘了夜里的泪水与藏在泪水里的影子与梦想。
米露忽然对我说想考北方的大学，想看看那里说好听的北方话的男生，想吃那里的猪肉炖粉条，想看看冰天雪地里不同的人与不同的事。
然后她问我：“兰，那你呢？”她总是有计划有步骤的，那么遥远的是都想好了。
没想过，高三才刚开学嘛，志愿仿佛是太遥远的事。我信奉船到桥头自然直，车到山前必有路。但我想我会留下来，守着这里熟悉的一切，还有那个偷走了我17岁泪水的卡其色的影子。
他说一年以后他会回来，所以我会留在原地等下去。
我得承认自己是个坏小孩，可能原本不是，或者原本坏水都在肚子里藏得好好的，可进了圣若兰女中，就是了。
校规不许在校学生穿有领无袖或无领有袖或既无领又无袖的衣服（大概符合条件的只有衬衫）上学，可是夏天的大太阳一照就无可救药地穿着运动t恤来上课了。校规不许穿拖鞋上夜自修，可是我说过脚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把脚在伸进皮鞋里去的，我宁愿做坏小孩也不做臭小孩。校规还不许“游吃”（边走路边吃东西），可天这样蓝，树这样绿，不买个甜筒冰淇淋边舔边散步真的会让美景空自浪费
于是，我就如此如此再那么那么地成了政教处的重点看防对象，也成了圣若兰女中里地地道道的坏小孩。
米露是我最好的朋友，可她和我不是一路货色——她是个好小孩。好小孩与坏小孩就像从襄阳路买来的阿玛尼皮包与巴黎春天买来的同款皮包一样。其实用起来也没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只不过看你怎么样给虚荣心一个说法罢了。区别只在于，好小孩做了坏事，老师总是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装作不知道，而坏小孩做了坏事，老师一准知道，并且是在第一时间。
所以，明明头天晚上是我和米露两个人一起猫着腰躲过门卫探照灯似的目光去影城看诺丁山的，可第二天到政教处报到的只有我一个人。米露当天的数学模拟卷考了一百四，谁会想到她头天晚上会看着休格兰特的英俊俏脸一会哭一会笑，两只眼睛开大炮呢？
我唯一做过了却没被老师发现的坏事是关于徐的。这可能是老天爷的一时疏忽，也可能这事从某种角度看过去并不算太坏。
忘了是哪个地方看到的观点，说高三的人一年只有一个季节——冬季。冬季是个需要找个人拥抱着取暖的季节，而高三则需要在机械的习题演练之外，给自己一个温暖的理由，如此而已。
所以，那一天遭遇徐纯属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不知为什么，也许与身在女中有关，也许关系不大。反正遇到的大多数同龄男生在我眼里都与女孩子没什么差别。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既不是很男生也不是很女生，我可以轻易地和他们打打闹闹，也可以轻易地拍拍他们的脸或捏捏他们的鼻子就像苏城，如果在大街上他的某一句话“触犯”了我，那耳朵不被拧得红红的才怪！
他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一向。末了只能唐僧般地来一句：唉，成何体统！
他是我数学补课班的同门兄弟，就是在我眼里典型的不男不女的那种朋友。所以我对他说什么都理直气壮，他则咬牙切齿地叫我“八哥”反正我一直当他是哥儿们，想到他就像听到胡马嘶风或听到汉旗翻雾再或者梁山好汉把酒言欢的壮志凌云。
说来也怪，圣若兰女中里的女孩子们说起同龄男生，大多数的表情都是嘴一撇，眼睛朝上一翻，然后嘲讽地嘘一口气“哎，小男生”一派大姐大的风范。
可是，徐不一样。
我第一次站在他面前，就意识到自己无法像对苏那样坦然地对他，我甚至每次目光稍稍碰到他的目光，就会移开，生怕心思被他看个底朝天。在他的目光里，我往日的任性与骄傲都顷刻间灰飞，烟灭。
我无法了解徐的思维轨迹，我一直想知道像他这样的人如果爱上一个女子，会说什么又会做什么。可是，申报的填字游戏会告诉你答案见下期，数学测验的答案只要等老师试卷讲评，这个问题的答案又要到何时何地才能知道呢？
毕竟他不是小男生，把他的年龄打上八折或七折也不是。他有着他那种年龄的人固有的沉默与锐利。
米露说，徐不是真的爱你，他只是寂寞了而已。而你也未必爱恋他，你只是身在女中，没有比较因而没有鉴别罢了。她看待问题总是没有修饰与温情可言，是事物就只有本质；是人，肯定只剩骷髅。
我不喜欢她的说法。
我固执地守着那个夏天徐眼中的怜爱，一直没怀疑过，手心里的曲线是因着他的出现而才如此纠缠不清的。
柴可夫斯基的土耳其进行曲响起来时，每天早操时间又到了。从12岁到18岁大大小小的女孩子们从学校的各个方位集中到莲花池前的运动场，总是由政教处主任的训话拉开序幕，然后绕着塑胶跑道呼拉拉地跑800米。跑完之后，尘土飞扬像是硝烟未散后的古战场似的。接下去还要做广播操。
班里的美女八宝、林薇她们照例是抱怨如此锻炼下去腿越来越粗，迟早某一天要变成大象。然后发誓要去医务室骗病假单，下次不出操了。可她们也知道医务室的老师是全校最聪明的老师。
这一天，米露大概是没睡觉所以有些缺氧，她用手捂着嘴悄悄对我说：“绕操场跑时，我们简直就像拉磨的驴——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还天旋地转！”
“可是你不转，鞭子会落下来。谁叫你是头蠢驴呢？”我捏捏她的手背，表示深有同感“不过我们快熬出头了，离毕业还有9个月而已。”
边说着余光一转，看到那边厢，花儿又在“关注”我们了。表情显得忧心忡忡的。
睬伊睐，我朝米露使了个眼色，更“恶心”地在她脸上香一记。反正高三了，圣若兰毕业班最流行的口头禅就是“who怕who啊！”真不明白，从小老师就教导我们要团结友爱互相帮助。怎么我们真的表现出友爱时，他们到紧张成这个样子？可口可乐！
2000年10月，我看到雪维站在大礼堂圣龛的凹洞里，有着干枯的天堂鸟花般的心事
把毛巾被塞进壁橱，又把厚厚的棉被请出来后不久，班主任花儿忽然说数学老师病了。周会来代课一段时间。人称周是黄继光，哪里有需要就会抱着书去堵“枪眼”不过，这要是换了花儿，学生们则会说他是闲的慌，放在周身上就成了高尚。
我注意到雪维原本转的噼呖叭啦的笔忽然间顿了一下，然后仿佛是为了不引起别人注意又转了起来，可是速度很慢。一次圆周运动，再一次，又一次，噙着些许惘然的味道。
我有点想知道她的表情，可是她的头发披散着，我看不清楚她的脸。
我记得她告诉我这个秘密时是一个很炎热的夏日午间，阳光透过夹竹桃树叶的缝隙掉在地下，发出滋滋的声响。高二的女生穿着校服的纱质白衬衫与黑裙子，站在大礼堂前圣龛的凹洞里，眉梢耷拉着，有着干枯的天堂鸟花般的暗红色的心事。
那个时候我们曾经走的很近，如果不是因为米露，我们现在也该是亲近的。
她咬着下嘴唇一遍遍地问我怎么办，怎么这样不争气地喜欢了一个无法走近的人。
我只是将她握成小拳头的手指关节一寸寸抚过，告诉她就会好的，长大了，等心里长出老茧了，一切就都好了。那时的天空是透明而轻柔的，有林子的地方，雾气未散。
周走进教室的时候，一向懒散而喧闹的文科班忽然静了一下。这种变化是十分微妙的。当讲台上不再是那个缓慢而严肃的中年妇人，却代之以一个清朗风趣的年轻男老师时，令文科班女生最头疼的解析几何或二次函数一时间都显得可爱起来。像是某种药，知道里面是苦，可是因着一层甜甜糖衣也就心甘情愿地吞了下去。
周说把书翻开来，下面就齐刷刷地把书翻开来，不是平时那种鱼目混珠地连漫画与时尚杂志同时都翻开，而是清一色的数字与图形。
雪维坐在不远的位置上依然把笔转得噼呖叭啦，清瘦的脸庞上找不到任何表情，一如每一次我和她去办公室交本子。
她是语文课代表，我是英语课代表。我们该走最右边的过道通往文科老师，才是最短的路程，可是她总是拉着我从数学组老师的桌子边走过去，脸上永远看不出喜怒哀乐。可是我知道她是想看到周的，不管他是坐在转椅上睡午觉还是弓着背改本子，甚至有时候他在狼吞虎咽毫无美感地扒饭。只要他在那儿就好。
周在黑板上出题目时，习惯性地把左手插在牛仔裤的口袋里。我觉得这个动作或多或少有点脂粉气，米露也说，周像个装cool的小流氓。但这个全校女孩子中为数不少都会记在日记里的人物，就以这个姿势出完了一道图形令人眼花缭乱的解析几何。
然后他回过身来，对着一屋子的女孩子有点调皮地说：“你班谁叫雪维？”
雪维很明显地颤了一下，停止了对那支黑色水笔的折磨，缓缓地从位子上站起来。
周以他一贯轻松幽默的方式拱手作揖：“哦！久仰久仰，校刊上常能看到你的大作，才女同学，不知对黑板上的题目有何高见？”
教室里有细微的笑声，一掠而过。谁都知道雪维的数学成绩。150分的卷子，不管平均分是130还是70，她永远是90分出头一点点，而且是就那么一点点。聪明人该知道才女与数字白痴很多时候是可以画等号的。可周楞是没想到这一点，可见他实在算不上聪明蛋。
我想雪维是很想做出那道题来的。只是，很可惜。
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有缺憾，却因为这个缺憾而成了另一种意义的完美。
那天晚上的夜自修，雪维用了大部分的时间完成数学作业。她坚持着不去问学委老陈借本子，也不要任何提示。只是一个人面对着坐标系上的抛物线冥思苦想，生自己的气。
我不知道该怎样帮她。
之后有一天，老陈去教师办公室问了“花儿”几个历史遗留问题，回来后，脸上的表情有点讪讪的。她貌似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下次测验，恐怕雪维的分数该上三位数了吧。我看到周在帮她补课。”然后，她坐回位子插起耳机继续啃书。
教室里没有人说什么，可是我感觉到教室里有种恹恹的情绪还是悄悄地爬上来，从深处。
我在寝室楼的水房里碰到雪维时，离熄灯还有一刻钟。她越来越瘦了，眼睛显得特别大，依旧在神情里找不到线索的样子。
我们面对面站在上了岁数的水池旁，满手肥皂泡，洗着盆里的小衣。她的是纯白的，我的是粉红的，都是很年轻的颜色。
高三的女孩子们紧张了一天，这会儿都盥洗好，穿了睡衣，趿拉着拖鞋走来走去的，声音很吵。有的在洗水果，有的来扔薯片或牛奶的包装袋。谈论的话题里有舞棍歌星球王围棋圣手侃坛大将谦谦君子她们在尽一切可能让自己轻松下来。
我和雪维直到熄灯了也没洗完盆里的衣服，周围一下子沉入黑暗时，整个楼面还是会有尖叫声，然后是下饺子般的噼呖叭啦，再然后是床铺的吱吱嘎嘎，最后一切都归于寂静——有夹竹桃气息的寂静，温柔而古老。
雪维的脸庞开始只是朦朦胧胧的，后来却转成比苍白更白的浅影。她开始轻轻地告诉我一些事情。她说，布布，我真的很不争气，周那么辛苦地帮我补课，可我每次在他身边根本无法思考。他说过的方法我做题目时总是想不起来用，而且我怕他看出我心里藏着的东西。
我说，他不是太聪明的人，除了会做数学题目以外跟白痴没什么两样。你要是相信我的看法，你就轻松了。
可是布布你知道，我不会相信你的话。她把水龙头开小，水流很细，似乎想把什么冲得淡一点。他喜欢海明威，对小说的见解很独特，他也喜欢完电脑游戏，是高手中的高手。这样有血有肉的人，你怎么说他是白痴？
我不想和她以这种方式谈周。毕竟，在圣若兰，他是公认的理想的好老师、大男孩、是英雄是偶像。要是我这“白痴说”被别人知道了，不被捏成蛋饼就是剁成肉酱，一定死得很不好看！
我把衣服漂洗干净，分别捞出来，挤干，借着远处间接透来的灯光挂在窗口。这样一系列的动作给予我充分的时间来思考。
雪维一声不响地靠过来，从背后抱着我，冰凉的泪水滴在我的肩膀上，整个人颤抖着，无助而惘然，像只受伤的小兽。
第一次，我看到雪维往日坚强与冷淡外表下的脆弱与泪水。她还是重复着那个夏天的句子：“怎么办？为什么会爱了一个无法走近的人？”
就是这一刹那，我决定以我的方式来帮雪维。因为高三一生只有一次，我不希望雪维有任何闪失。
可能在很多人眼里女孩间的友谊是无比脆弱的，小时侯一起玩过家家游戏，形影不离的两个人，一碰到不能分享的东西就会反目成仇。可是像雪维这样的女孩子真的很难遇到，我要把她当珍稀动物保护起来。
于是，我附在她耳边说：“本来我不想告诉你的，我昨天找过周，我说我是你最好的朋友。”
雪维一下子抬起头来，用无比惊异的目光看着我。
我对她幅度很小地微笑，用手拍拍她的脸：“他说现在他无法给你承诺，因为他不能。如果你毕业以后还能回来找他，他会觉得幸福。”
我看到我的小魔法起了效力，虽然心里有点担心睡梦中的周会连打好几个喷嚏。
雪维不哭了，整个人被一种金色的光彩笼罩着，她用了几分钟的时间来适应自己情绪的变化，然后她关掉水龙头，沉默地拧干衣服。当她的衣服也挂在窗口时，目光里交替着满足和快乐。
小时候奶奶就教育我：说谎的孩子被狼吃。可是，如果有的谎言是可以治病救人的呢？
秋天越来越深了，草坪上的绒草开始泛黄。
早晨升旗仪式，校训依旧被发言的女学生们反复提到：“吃得苦中苦，方为女强人。”
站在草坪上的女孩子们听到得多了，连起先的吹气一样说一声“噗”表示无聊都懒得。
男老师做班主任的班级学生们照例是不听话的，不按要求穿校服出操，也不会站得很整齐。头发会梳成自己喜欢的各式各样，惟独没有符合政教主任审美观的。她们都深知男老师不喜欢管婆婆妈妈的事，而且他们也会心有余悸，怕自己女校呆久了会渐渐失去锐气。所以，大多数是很绅士的绅士。
而女老师带的班级却要视情况而定，中年的老教师通常不动声色却有威慑力，且很多自己就是圣若兰毕业的，举手见有着教会学校遗留的英式淑女风范。这样班级的女孩子肯定会乖乖地穿上白衬衫黑裙子，头发扎得很朴素，站立的时候是健美课训练过的丁字步。她们也许并不想这样，可他们别无选择。
年轻的女老师掉进女生堆里就很难找出来，她们是活跃而有朝气的，甚至会和学生们讨论esprit新一季的衣服式样与redearth的冰蓝眼影。我其实一直希望能有个美丽的年轻女子来做班主任，这样看着她，日子久了，自己也能成为小小美女一名。
谁知校长却派来了“花儿”
刘华实，男，安徽泗县人，年龄不详，皮肤黝黑，身高165cm，很strong。他自称大学硕士毕业刚一年，而全校的女孩子都觉得他足有40岁。
我原来在刚刚说很绅士的绅士时是不用加“大多数”这个前缀的，可是转而一想到花儿就觉得有加个定语的必要了。
他的名字其实是很好的一句成语改编的，他告诉我们是“春华秋实”可是雪维的古文功底很深厚，她当时就写了张纸条告诉我：“华”解为“花”之意。
于是，我们就淡忘了他的本名，而全校颇为默契地称他为“花儿”了。
平心而论，花儿是个好老师，只是他的好放到女中就显得不大协调。他不像别的男老师那样始终保持着恰倒好处的距离。像周，始终是一条水里的鱼，游的再近也隔着一段距离。
花儿和我们离得太近，缺点无限的大，也就无法拥有光辉的形象。
每天早上跑800米，老师们都站在莲花池边看着，只有花儿挤在班级最后一排的空档里边跑边喊口号。午休时，男老师们会三五成群地在教工休息室里斗地主，或是到草坪上踢足球，他却跑到教室里来查看民情。别的男老师对女孩子的小首饰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他却义正词严地大声呵斥
所以花儿注定了在圣若兰里是落寞的。
女孩子们私下里把他的安徽口音普通话编了笑话，传得很欢。什么“奶奶拿牛奶”说成“赖赖拉刘赖”什么“有奶便是娘”说成“有赖便是粮”
后来的很多时候，我发现他说某个字被哄堂大笑时会很窘。
有点觉得他可怜。
中午，和米露盘踞在教室一角，一边狼吞虎咽，一边海阔天空。总是她先用一个长长的？一句不甚清晰的“没劲”加上我的评语“撑的”来结束这20分钟的“恳（啃）谈”然后我们例行公事地出去转一圈，到学校后门的小摊上挑几套精致的卡通信纸，再买几跟珍宝珠棒棒糖。回到三楼的教室里捧起历史书一阵狂背，下午的上课铃就响了。每天周而复始。
女中的高三生活像是浸泡了多次的茶包，只残余些清淡的香，却不再浓郁。
花儿在发现第11个没背出拿破伦历史功绩时，拍着桌子说：“说到底，你们不是为邓小平学，不是为无产阶级学，而是为自己学。”
我举双手赞成。
没想到，这一举动成了他的第12个猎获物，他说兰，你背一遍。
我照着书念了一遍。我念的时候，他为了知道正确与否也在低头看书，所以结果是他说：“很好，你的平时成绩记95分。”
全班哄堂。
他又一次莫名其妙地窘在那儿。
就像春节晚会上的小品，郭达总是演倒霉蛋。在圣若兰的舞台上这个角色就落在花儿身上。
食堂重建的时候，每天会有民工和我们一起出入饭厅。打饭的阿姨们免不了因为固有的地理优越感称民工们为“乡下人”再配上鄙夷的神情，给他们盛菜时勺子也就像长了眼睛似的。如果是番茄炒蛋肯定找不到蛋的影子，如果是干菜烧肉则肉肯定是大肥肉。
于是，花儿的轶事里又多了一幕。
一个没有任何特征的午饭时间，当我和米露进入饭厅时，看见花儿把脸贴在买饭的窗口玻璃上，五官压得扁扁的，用经典的安徽口音说：“我不是民工，我是高三的老师！”
我想他没有任何错，怪只怪他是个女中的男老师。
而周的每次出现却不同。
他走过时经常可以将很多学生的视线牵得又远又长。而每次教师节，他的桌子都会礼物堆得放不下。如果想把这种不同说得明确点，最好把他们放到女子网球大满冠赛场。
周算是俄罗斯美眉库尔尼科娃吧，那么花儿只好是达文波特。就算库尔尼科娃从没拿过任何正式比赛的女单冠军，可这丝毫不影响她鼓鼓的荷包与拥簇的尖叫。所以胖妞达文波特球技再好也只能买本小库的美人挂历装饰墙壁。
你看得懂也罢，看不懂也罢，反正就这么回事儿！
2000年11月，如果，17岁的时候，没有特定的某个人出现，美丽只是一种奢侈品而已。
月底了，补课班又该交钱了。
她把500元钱放在我的手心里，喋喋不休地说：“你要是考不上f大，我这钱就等于掉进了黄浦江。”
她是我老妈。
她说的话一点儿也没错。
所以，我躲进厕所对着镜子涂润唇膏时难免有些罪恶感。
一次50元的数学补课，她希望我的数学成绩可以和米露一样的出类拔萃，可是我却依然陷在徐走后的灰色情绪里拔不出脚来。一如曾经的每个周六，我把长发披散下来，别上带水钻的发夹，唇边留一抹浅笑，走在周末小街的人流里。我把这样的坚持当作一种纪念。
从周一到周无圈在圣若兰的女孩子堆里，仿佛已经失去了某种细微而鲜活的敏感，衣服脏了就脏了，头发油了就油了，举止十三就十三了。反正，如果17岁的时候没有特定的某个人的出现，美丽只是一种奢侈品而已。
仿佛曾经也是在意过的，在那些与徐走得很近的日子里。裙裾的洁白与指尖的清洁，所有的这些细腻婉约的东西沿着一时间为x轴，地点为y轴的向下开口抛物线，在每次去见他时达到最高峰的顶点。然后随着又一个星期在圣若兰里的学习生活而下跌。如此反复。
去补课的路上，47路车上的广播在放王菲，曲子轰轰烈烈。
爱上一个认真的消遣/用一朵花开的时间/你在我旁边/只打了个照面/五月的晴天/闪了电。
那个时候也就是一朵花开的时候，他总是陪我乘47路到家门口，站在bubble旁边和我说再见。bubble是一棵好粗的梧桐树，树皮上被手闲的人刻了好多圈圈，像是气泡，徐就给它取了名字叫bubble。“行，今天就到这儿吧，”他把烟头一扔，决定了什么似的一甩额前滑落的头发。每次。
我就说：“好，就到这儿，bye。”
要是他没有及时把烟吸完，我就在一边等，看街上的人来人往，看卖草莓的小贩卖了一篮有一篮，然后他终于一扔烟头：“行，今天就到这儿了。”
我说：“好，就到这儿，bye！”
可是，有的人一转身就不在。
“神奇老头”的家里越来越像一个沙丁鱼罐头了，而我们则是心甘情愿来做沙丁鱼肉的。
据说在他的补课班里，每年都有数学考到满分的。我也不求能考那么高，只希望耳濡目染这么多节课能飞过h大的最低分数就行了。
苏城穿着橘红色的棉大衣，颜色鲜艳得让人晕眩。大概换了米露肯定会说他的品位实在刮三。她觉得“正点”的男生该穿黑色或灰色，可我觉得那是他内心深处的颜色，健康而明亮。
朝左几个碎步，绕过塑料脸盆加小木板制成的“凳子”再向前用脚尖挪几步，在他身边坐下来。
苏城问我圣若兰是不是四校联考其中一校。
是啊，没错。
他说那麻烦你考完之后把卷子借我看看好不好。
没问题，只是你怎样报答我呢？
我当真不是活雷锋，我猜他的答案是：待会儿，我请你吃晚饭。
他回答我的答案是：待会儿，我请你吃晚饭。
嘻嘻，天上掉晚餐，当然没理由说不！
当中休息时，神奇老头发上次测验的卷子。没发到我时，我心平气和地看着别人紧张地盖着卷子，神经质地叹气摇头搓手，不坏好意地互相打架，忽然觉得很无聊。
卷子像一片落叶飘落在我面前红红的，几个对号，几个小叉，一个清汤挂面的分数。
“需要努力啊！”老头很可亲。
试卷翻过来，我随手画了一张人脸，嘴角向下，一副手难的表情。有些不忍，用笔把嘴角向上引了引，半哭半笑，有似人生。
坐在前面的女孩回过头来：“你是圣若兰女中的？你们学校里是不是短发高个的女孩会被当作帅哥崇拜？”
沉默，给她一个不置可否的笑容。
可他旁边的小个子男生却不肯罢休，一张探询与猜测的恶俗面孔：“你们那里是不是师生恋或同性恋的比例特别高？”
大多数人面对“女校”这个概念时都会如此反应，我其实该见惯不怪了，却仍有点生气。我是不轻易表达不满的人，所以对他说：“你为什么不男扮女装到我们学校待一天呢？你就会知道究竟那是一个疯人院还是修道院，或者只是一所学校而已！”苏城在一边忍着笑，没吭声。
幸亏神奇老头的妻子（可惜她不是神奇老太）撑了个马甲袋来收钱，不然我的忍耐要挑战极限了。
每个人都把钱扔进马甲袋时都有点虔诚的味道，有似去庙里膜拜佛祖，跪上蒲团之前，总要投几个小钱进募捐箱，买个心里踏实。
苏城是个正人君子，因为他说话算话请我吃饭。整整一个下午的数学集训弄得我再多看一眼坐标就想要吐。男生女生们从黑暗的楼街过道一涌而出，像是挤一管沙拉酱一样尽情尽兴。
天气预报又失灵了，很细的雨成群结队地做着自由落体运动。
我伸出手，手心里很快聚了一潭水，清冷冷的，感觉却很寂寞。
苏城把银灰色的自行车推过来，人已经在紫色的雨披里藏得好好的。他说：“上来，你可以把头蒙在我的雨披里。”
我想起那个叫桔子红了的电视剧，一直因高三作业多而没有机会看，可剪辑的片子广告却看到好几遍。有这样一节：黄磊推着自行车，回过头来，朝那个女子说：“上来啊！”眼神清澈而明亮。
我坐在他自行车后座上，把他的雨披扯过自己的头顶，于是整个人在黑暗里失去了视觉。只有他的气息，陌生而又温热。我的心里安静得吓到我自己。
进那个叫“年轻食代”的美食小铺之前，苏城的细心让我吃惊不小。
他翻出个马甲袋铺在我坐的自行车后座上，他说这样吃了饭出来，座位就全是干的。然后他又翻了一个出来套住自己的车座。
我猜他是双鱼座的男生。星座算命书上说这个星座的男生是最细腻而敏感的。
是上外附近很小的商铺，放了几张原木桌子，墙上是巨幅电影海报，简单而美好。
苏城为我点了招牌鲁肉饭与水果羹，自己则是鸡腿鲁肉饭与例汤。
boos大约是有点怀旧的人，放着过时却深情的曲子。一会儿是披头士全身心地唱“lovingistree，treeisnore。”忽而又变三毛，什么“我跨过操场的绿”以及“今生就是那么的开始”
如果我老爸老妈知道的话算了，他们不会知道。
我收到圣若兰通知书时，他们就笑得很得意。他们认定我进了女中就不会遇到男生，所以也就进了“早恋”的保险箱。他们在这方面对我放120个心，从来不因为我晚回去两个小时而疑神疑鬼。
喂，你没事儿偷着乐干吗？苏城隔着桌子微笑着问我。
我回过神来，信口说：我在想你这样的男生怎么会跑到这种很“小资”的地方来吃饭？
那你觉得我该怎样解决温饱问题？
呃比如说，一手扶着自行车，另一只手捏着牛肉汉堡往嘴里塞，最好在下雨，这样就着雨水不容易噎着。
哈哈哈别天真了？你真的相信男女之间有很纯洁的友谊？米露在听我得意洋洋讲到敲了苏城一顿竹杠时不以为然地说。
当然，他和徐不一样。
可是，要我看异性间的友情到头来结局只有两种：要么他有女朋友了，他就疏远你。她像电台里情感热线的主持人。
“那另外一种呢？”我叫米露说下去。她的话总是这么没人情味儿，仿佛什么事都像数学题似的有个固定的公式在那儿，套上去一算，结果就出来了。
“那就是，他爱上你。”
他？苏城？呃哐铛，我倒！
2000年岁末，吸血鬼波诺达斯悠然地坐在摇椅上。
米露终于累了，我还以为她是钻石做的呢！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可她毕竟不是。她的绿色小颗粒昂立多邦忽然失去了魔力，她在历史测验时昏昏欲睡并且终于眼睛一阖就阖了三刻钟。谁都知道考历史就等于考写字速度，写得多分数就高。可是她却在节骨眼上睡着了。
我们在夜自修下课之后，极为放肆地躺在大礼堂前的草地上，身体张成大字，无限伸展地迎向夜空。
夜空因为不够干净或者是周围高楼灯光的原因，呈现出浅浅的玫瑰红，星星则将自己隐藏得很好，根本不见踪影。
米露轻声哼着歌，是水晶质地的一种声响。只有17岁的女孩才能让空气粒子颤动得如此动人。
希望，有种希望，在这漫漫黑暗中悄悄点亮。
坚强，有点坚强，像是我可以告别这忧伤。
她说：“烦死了！为什么人到高三，还要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活动？早知如此，当初决不把目标订为‘超级三脚猫’。这次艺术节，你说我们班能上什么节目吧？我就是想这个想的一晚上没有睡着觉。”
“米露，是你太贪心的缘故。你看你既想考进复旦，又不想人家叫你书呆子。你从没想过把手里的东西扔掉点儿吗？辩论、演讲、艺术节、排球赛这就是你无事忙现在看上去像个穿越了罗布泊的废汽车轮胎！”
她想了一会儿，打了个榧子，说：“不过换了别的学校所有活动都没有高三学生的份的，只有在圣若兰，高三与高一似乎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一样的要向‘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目标看齐，十八般武艺不全精通也要都能花拳绣腿来两招。”
“我在混中的同学课程表上只有高考的四门功课，她发现我们高三的课程表竟然有什么健美、家政、女子成材之类的足足笑了三分钟。”
然后我们自己也禁不住笑起来。其实并不需要什么原因，像是酒鬼真的想喝酒的话不会在乎下酒菜是花生米还是大闸蟹一样。我们只是想笑，所以笑了，如此而已。
有时候我希望时间可以重新回到初三填志愿时的那一点，面对众多高中可以重新选择一次，还会方方正正地写上圣若兰女中的名字吗？如果不是，那我的生命轨迹又是怎样的抛物线或反函数曲线呢？
我不知道，真的无法想象。
穿过悬着宋氏三姐妹画像的长廊回教室时，那个火红投币电话旁依旧有长长的队伍。
女孩子们有的捧着教科书边看边往前挪，有的就一手插在裤袋里发呆，什么表情的都有。
这是全校唯一学生使用的公用电话，所在的地方原本是建校之初第一任校长的青铜塑像，后来不知为什么塑像被挪进了六一楼的大厅里。这个胖嘟嘟的电话机就取代了老校长的位置。
其实电话那一头是父母、是普通朋友还是具有某种特殊意义的人一看就知道。打电话给父母的总是将一块钱硬币发挥效益最大化原则，拿起所有的第一句话自然是“妈妈，我格是投币电话，阿拉讲到伊断特就算数。”第二句话接着很可能是“学堂要交xx费，天冷了，侬帮我送钱，被头来好哇？”
也有的女孩声音会压得很低，总是选择最简单的“是”、“哦”、“好的”来回答，这样的女孩通常是有故事的，脸上会在某一个时刻忽然浸润了水分般绽放成洁白的花朵。当然，只在确定政教处主任不会路过的前提下。
如果她放声大笑，讲的是很八卦或很“唐僧”的“轶事”那么那一头定然是自己的死党级人物，彼此交换所有的秘密，彼此懂得。
雪维是喜欢这个场景的，她经常穿着她的宽大的棉布衬衫站在二楼的柱子后看这长长的队伍，一看就是很久。她说观察一下她们的神情与衣饰，猜猜她们的故事，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我觉得她想得太多，心思太细，反倒把自己弄得很迷惑。人家谢霆锋就知道那些想太多的人一生一世都不会明白，可是雪维固执于那些自认为“深刻”的东西。不管圣若兰的围墙外、马路上怎样的车水马龙灯红酒绿。
她只是问我：“知道瓦雷尔的空气精吗？类似于灵感一类的东西。去找找看，兰，你很潇洒的，你真的该去找找看！”说完转身就走了。
有好长的时间，每周四我也会排在长长的队伍里等着离那个投币电话近一点，再近一点。其实也无须排队的，轮到我时离大礼堂关大门只剩十几分钟，女孩子们老里八早作鸟兽散了。
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在空荡荡的回廊里显得突兀而刺耳。
接起来，徐的声音却很沙哑而低沉。线路很不清晰，他用手机打的。有时他在北京，有时在哈尔滨。在上海的时候，身边也总是闹哄哄的，很多的人，男男女女，说着笑着，还有杯子盘子碰撞的声音。
我总是在这样的时候觉得他只是陌生而空洞的一个影子。然后会在刹那里觉得米露说得对，这个三十岁的男人，他不是真的喜欢我，他只是寂寞而已。
这样想着的时候，心里会骤然刺痛一下，有点惘然。
可他分明又是亲近的。他说小兰，明天放学我来接你，我们去吃必胜客还是巴西烤肉？
小兰，我去哈尔滨出差时带回来那里的俄罗斯套娃，你一定喜欢。
小兰，你数学有没有长进啊？
一句句的，像是一张张小嘴，吮得心里有点紧。
这个夜晚，风把花香与泥土气息吹得到处都是，那些日子已经是好遥远的记忆了。
其实我们班是全年级最半吊子的班级，论乐感没管乐队民乐队所在班级的资质，论舞蹈也没垒球队排球队的身手，可花儿当时派下指标说是一定要冲出班级走上文艺汇演舞台。这艰巨的任务当然落到班长米露头上。随后，又理所当然地，米露拉了我来合计。
米露的座右铭一向是“知难而退，借路以达”她觉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简直是匹夫之勇，与白痴无异。所以，在她的指导方针下，我们当然不会硬碰硬的和人家拼歌比舞，我们独辟蹊径，报了个魔术magic上去。
因为就独此一家魔术，不管成功与否我们都是魔术类的第一名。
这个提议刚一提出，班里平日活跃的、闷声不响的同学都摩拳擦掌起来。体委阿雯说，你们魔术之间是要串场的吧，我排个劲舞帮你们串。寝室长“排骨”则提议说最好排成情景魔术，比如古老的城堡里，骑士与吸血鬼争夺美丽的公主，这样大变活人与催眠术会显得更有神秘感。
于是，去马戏团偷师学艺的有之，大排劲舞的有之，去上戏借服装的有之一出大杂烩就这样煮起来，却真的有滋有味。
艺术节近了，圣诞节也就近了。因为艺术节每年都安排在平安夜的白天。
校园广播里开始一遍遍地放风琴伴奏的圣歌，歌声空灵而舒缓地在古老的维多利亚式建筑间徘徊游荡。
周围的女孩子开始计划平安夜晚上的节目。会玩的人，比如八宝阿雯她们，翻着申江服务导报，把各种party排列组合，想找到最划算而精彩的，以老陈为首的乖乖女们则坚持去离学校最近的麦当劳吃一份套餐，八点钟之前赶回家里。
雪维总是一个人东游西荡，米露则有各种学生会干部的联谊会等着。
我想我还是会去徐家汇的教堂听钟声，就像去年的圣诞，手插在徐的卡其色风衣口袋里一样，虔诚地向神灵乞求平安与快乐。
徐，圣诞快乐！
古老的城堡里光线昏暗，绿色的光影摇摇曳曳，有诡异浓香的植物在角落里恣意攀缘，花蕊是纠缠的长丝，玄秘复杂。
美丽的公主娜塔拉被捆绑在橡木圆柱上，长发被披散得有些慌张，苍白的脸庞上泪光晶莹。
吸血鬼波诺达斯悠然地坐在摇椅里，阴森森地说：答应嫁给我，你就是这个城堡的女主人，否则，我将用你的鲜血当晚餐。然后他用催眠术使她昏睡又念了声“西噶多丝”她脚下的石头被撤走，娜塔拉整个人是悬在半空。
英俊威武的骑士多嘉穆索从窗口大喝一声，于是吸血鬼和骑士各自拔剑开始决斗
说穿了，城堡是墨绿色的幕布围的，沙发是上课的椅子改造的，美丽的公主就是美女八宝，吸血鬼就是老陈，米露则是骑士。
公主之所以悬在半空中，那是因为石头搬走，她脚底下还有一块扁扁的木板。正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
米露在我额头上香了一记，塞了一大块德芙巧克力在我手上，一声“merrychristmas！”之后就去出席她的联谊派对了。
我独自沿着健美房旁的林荫道往校门口走去，步子很慢，心里空落落的。
有人说幸福与不幸都只是一种感觉，而我在圣若兰的最后流年里，几乎没有感觉了。
平安夜的暮色开始降低，我走着走着，毫无准备地看到了苏城宝蓝色的滑雪衫。他很“不懂规矩”地站在大门口，斜斜地靠在旁边的梧桐树上，呆呆的样子。
进进出出的女学生无一例外地会瞄他一眼再瞄一眼，唧唧咕咕一阵或者放肆地笑上一气，她们肯定在想这个男生怎么这样不知天高地厚。
等圣若兰的女孩子是不应该站在校门口的，因为政教处主任随时会骑着除了车铃以外什么都响的破单车经过。大马路拐角的小街才是苏城该站的地方。
每逢周末或节庆假日放学，圣若兰的大门口永远冷冷清清，可沿着门前的大马路走到第一个拐角，你立马就能体会到什么是山穷水尽疑无“人”柳暗花明“一大群”——都站在那儿呢！
我朝苏城幅度很大地招手，我说你今天送上门来？是不是又有免费晚餐可吃啊？放心好了，我请客，你埋单就成。
好，谢谢你请我哦，我会埋单的——你这么没淑女的样子，在我们混中肯定被男生评为“男人婆”！还是留一级，藏在圣若兰里别毕业的好！
你讨打啊你？！我瞪起眼睛来看着他，一边手握拳头在他背上猛捶一气，这是他罪有应得。
说好了先去必胜客吃批萨，然后去地铁商场里的一个溜冰场滑旱冰，11点半到教堂等着听钟声。
苏城应该是很开心的吧，他笑得那样亲切自然。在必胜客水一般的音乐里，讲着很多有趣的事，什么他老爸小时候一直想看看圣若兰围墙里是什么样，却在趴着门朝里张望时被揪了出来。那时候看门的不是门卫，他老爸说是个穿黑袍子的修女。还说什么他们混中里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是平行的，离着不远。他们熄灯后总晚上拿手电筒照对面的天花板，吓得女同学不敢睡觉。
我却在这家徐曾经常带我来的pizza店里面对着一滩往事，心情很复杂。
在这样的日子，就这样不可救药地怀念着一个人。
苏城送我的圣诞礼物，收下时，发现他的眼睛深蓝深蓝的，仿佛隐藏了什么。
一个皮质绳子拴着一个古朴的木头鱼，他说你可以绕在手腕上，也可以挂在脖子上。
我移走视线，不再看他的眼睛。木头鱼放在手心里，掂量一下，觉得有点重。
去得晚了，教堂里已经挤不下，外面的台阶上，黑压压地跪满了人。静静地站在外围，听大风琴的琴声庄严地飘出来，时空似已凝固，一丝感动，潜入心头。
不知过了多久，钟声响了。
钟声在夜空里荡漾开去，一丝一丝地，飞向遥远。
圣诞快乐，苏城说。
圣诞快乐，我说。
徐在我合十的指间，一闪而过。
2001年初，距毕业还有5个月，一个个空白的地方，像是一个个成长必经的历程日子在高三的激烈运转中过得很快，，闻得到四校联考的气味了。
“花儿”在班会课上郑重其事地说我们历史班一点历史气氛都没有。然后他决定动用班费的1/5买写“海报”来贴上，当然不是贝克汉姆也不是布莱特。彼特。
墙上就这样贴满了从历史书上影印下来的人物图像，黑乎乎的像一群幽灵。
那个丑八怪是朱元璋，笑眯眯的是邓世昌，拿破伦有点像北京猿人，瓦尔兰不知藏在哪个角落里
我真想不通，他们和我又有什么关系？现在有海外关系考大学可以加20分，可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是我的亲戚。遗憾！但是我还得记住他们每一件载入史册的事情。
米露在隔我一个过道的位子上打了个哈欠，习惯性地吞下两粒绿色胶囊，很感慨地说，我进了高三后把我老妈的生日都忘了，可马克思生于1818年5月5日却是连做梦时都能顺口背出来。
其实彼此彼此啦！
看高三是否重要，请去五四楼看理科班。那里的女学生照例是头发用硕大的夹子往后一别，眼睛盯着五星级题库不等答案乖乖出来请安绝没完没了。走廊最顶头的化学班更夸张，教室门上贴着血红大字：氢氧化铜完全电离，高三二班所向披靡。
要看某场考试是否重要，则请来六一楼看文科班。被公认为“冰雪聪明，只靠飞灵（feeling）”的文科班平时难免吊儿郎当，比如说我们班这几天却也气氛严肃起来，可见四校联考当真不是个小case。我和米露省略了往常起床后、饭后、夜自修后的散步，甚至嫌洗澡排队用的时间太长而省略了周三的洗澡。在磨刀霍霍的悲壮下，一道成天穿着同一套衣服，头发油腻腻地啃五星级题库，研究各种历史问题的得分点。庆幸是在女中，不然这么邋遢怕是一辈子嫁不出去了。
教语文的老太太依旧没向联考看齐，她骨瘦如柴不负特级教师美誉，她目光锐利极其敏感，不容许心有旁鹜，在高三的节骨眼儿上也坚决与“应试教育”划清界线。她不看教科书，也不发练习卷，分数在她眼里是太不重要的东西。每次考试前她都会说：“格堂卷子出的勿要太便当哦！”幸亏圣若兰里出了雪维这样的大才女之外，人人都是小小才女，光凭感觉就能保持四校联考中的语文老大位置，当然数学一科则永远是副班长，没治！
“杜雪维，请你回答对悲剧如何理解。”
一如既往，当空气中响起雪维的名字时，同学们都会报以等待惊奇与意外发生的目光。圣若兰的女孩子允许平凡，可绝不能忍受平庸。不管是故作深沉也好，标新立异也罢，女中的女孩子就是追求不同寻常。
雪维原本正看着窗外不知有多远的远方在发呆，她回过神来毫不犹豫地信口开河：“真正的悲剧是一种让你哭都哭不出来的无可奈何感，真正的喜剧也是悲剧表面的一层玩世不恭，悲喜交集的东西存在于任何艺术形式。如果从中抽出人生虚幻的崇高性和永恒感，那么就没有什么悲喜而只剩滑稽”
“80分”老太太打断她的滔滔不绝，眼睛继续搜索着新的猎获物。
我曾在闲聊时和苏城说起过雪维，我说她的冷淡与特别是周围很多同学成了她的崇拜者。
苏城却说，如果是在他们学校，那她一开口，旁边就会“哦哟”一边，立马让她灭火。
他还说，你们圣若兰的女孩子好象会想很多事情，从世界政治到理想到哲学命题，可我身边的女孩子谈得最多的永远是明星与时尚。
我问他那她们觉得对自己最好的赞美是什么呢？
苏城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漂亮啊，比以前瘦了啊，很可爱啊，好聪明啊！还能想听什么？
他一脸迷茫地看者我。我告诉他，如果在圣若兰，你说一个女孩子很特别，她会心满意足。
苏城听后嘿嘿一笑，坏摸坏样地说了句：“八哥，其实你很特别。”
我心里正飘飘然欲施礼答谢。
他却摆摆手道：“我还没说完呢，其实我想说你特别那个！”
哪个？
十三、二百五、白痴随挑随选！
一天晚上，干燥的深秋原本太阳一直很好，忽然就在这天晚上下起雨来。冰冷而暧昧的液体打在夜自修的窗玻璃上，留下纵横而粘湿的印记。
点名的老师还没来，教室里的女生各行其事：老陈在放声背拿破伦的历史功绩，八宝在削苹果皮；她的名言是：“水果使人进步”；而米露则抓紧时间做英语卷子，她得留点时间给明天区里的影评演讲比赛。她桌上泡了没放奶精也不加糖的咖啡，一板绿色的昂立多邦压在卷子上。这两样是她的必备武器，靠着它们对精力的透支，她才能既完成好班长的各种班级琐事，又成绩绝好，还能参加各种大大小小的社会活动，而且不错过休。格兰特的任何新片与小道消息。
是周三，有澡可洗的日子。
我湿着头发，不可救药地穿着拖鞋与睡衣坐在位子上，明目张胆地等着点名的老师k我。风吹进来有点冷，我走到窗台边去关窗。眼睛下意识地溜了一下楼下的青石板路。这一溜，心里倒是着实吃了一惊。
雪维走在周的伞里，两个人步子不紧不慢地朝五四楼走过来，夜色里仿佛有轻微的笑声与淡淡的对话。我看着他们移动的影子想起自己编的谎言，心虚起来。
米露说：“喂，兰，发什么呆啊！”我回过神来，说了声没什么，轻轻阖上窗。
不知过了多久之后，雪维走进教室。雨雾浸过的裙角散发出甘草的气息，她的脸庞上隐藏着淡淡的苹果红，神情却仍在五官的平静中显得毫无意义。
我是个唯物主义者，可这并不妨碍我在每次考试当天穿上我的幸运小红靴，就像米卢带国家队比赛总要套着那件t恤一样，只是给自己一点安全感而已。
四校联考的第一天早上，整个寝室6个女生都以各自的方式表现出对这次考试的重视。米露是老花头，掰了半片止痛片泡在牛奶里喝下去，她说这样人会很镇静，不会慌。她还建议我试试。
算了吧，我老妈说止痛片副作用很大的，米露你再这样吃下去，恐怕好莱坞可以拍一部阿米正传了。
众人笑得昏倒，只有雪维起床之后执行着每次考试前的静坐。她闭着眼睛很放松，像是在祈祷又像是在默背着什么知识点，有点儿高深莫测的味道。
为了从壁橱最里面翻出我的幸运小红靴，我耽搁了不少时间。土耳其进行曲开始在固定的每早7：45催促我们出早操时，我才发现这一天轮到我值日。欧拉拉！这可了不得，寝室卫生稍有闪失可是要罚扫炮楼、厕所的。扫厕所本身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关键那炮楼坐落在后操场很偏僻的地方，墙皮斑驳，年深日久，很多恐怖传说都是围绕着它编的。什么吸血蝙蝠、倩女幽魂之类的，不一而足。
不想则已，想就全身汗毛直竖。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没去做早操，把寝室里的窗帘用绿丝带扎好，拖鞋鞋头冲外排成一线，牙刷刷头全部冲着窗口，毛巾挂成长方形状
一切按宿舍管理条例搞定时，政教处主任已经在进行每日的训话了，只好朝自己阿q一下：考试前把霉都倒完了，这次联考说不定我就爆个冷门成了黑马一匹呢！嘿嘿！
试开始考起来就像地铁启动起来一样，时间和地点在窗外一晃而过。只是当周走进考场来监考时，我禁不住担心起我的谎言下场如何。
这是冬天，周依旧穿着他的黑色薄呢大衣，不，该是因为他穿着黑色薄呢大衣，所以这是个冬天。他是个很有规律的人，夏天总是蓝色系的格子衬衫，秋天和春天则是墨绿色的毛衫，冬天则一成不变的就是一个黑色的影子。
他把卷子往讲台上一放，沉默地走到窗台边看着外边不知道什么方向的景色，等着考试铃声。如果是花儿，那势必此刻是黑板上大大地写着瓜田不弯腰之类的名言。然后逐个地问我们复习得怎样，有没有信心，大家的脸上都有厌烦的神色。
当天晚上，米露在厕所里背她的演讲稿，灯熄后好久也没回来。雪维像个小狗狗般钻进我的被子里，我想她有事告诉我。
她说兰，我好难过。她的声音细微而透明，抚过人的肌肤，氧酥酥的。
是不是关于周？我问她。
今天来上夜自修的路上碰到他，他见我没带伞就一路送我到五四楼。我原本该觉得快乐才是，可是心里这样难过，兰，以前每次去送本子，从他桌子边做过，看到他在那儿，心里就安静了。像今天这样真实地走在他身边，和他聊些生活里的细枝末节。他说他看过我发表在校刊上的每一篇文章。
为什么？
说不清楚，只是像面对黯淡了的qq图像，双击一下，忽然鲜活地上线了。
我忍不住想，如果是米露，她肯定会说是周那纯粹是出于一个绅士或者一个老师的善良举动，没有任何暧昧的成分。不管当时是雪维还是圣若兰里任何其他的女生，他都会那样的。
我沉默着，我觉得自己最好还是保持着这种状态。
一个个空白的地方，像是一个个成长必经的历程。会的就算出结果，不会的也要蒙出个答案，总是要有个交代的。
终于填完了所有卷子，教室里像锅沸腾的粥，咕咕冒着气泡。
老陈递来一个信封，她不怀好意地朝我挤挤眼睛：喂，哪个白马王子寄的啊？什么时候带出来让姐姐妹妹们把把关哦？
不理她，掂掂手里的信封，白色的，纯白，电脑打出的方块字整齐划一，邮戳是海南。我忽然呼吸急促，直觉突如其来。
徐来的！
信封里一张简单的明信片，很现代的风格。棕榈、白沙滩、陌生的海滨。翻过来，没有签名没有地址没有日期——一片空白。
周围在喧闹着，可我一刹那里什么也听不见。
时间温顺地停留在原地，我看到窗外的蓝天上白云闲散得浮游，美得叫人想一头撞死。
回手我把明信片撕成极小的碎片，朝纸篓里一撇。
该记住的都在我心里；该走的，始终想留也留不住。
2001年春意正浓，苏城从后操场的围墙有凹坑的地方翻进了圣若兰的女中禁地。
离毕业越来越近，我打算帮苏城完成他老爸少年时未竟的“雄心壮志”——闯入圣若兰的女中禁地，看看这所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女校究竟是什么东东。当然，他决不会痴呆到“趴门缝”的地步。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对的，他比他爸要聪明许多。
这个春天里没什么特征的夜晚，我从夜自修教室溜出来去事先约好的地方接应他。他从后操场围墙有凹坑的地方翻了进来。当他翻到最高处时，我整个人一记头处于要昏阙的边缘。不是因为我对他的“功夫”没信心，而是我清晰地听到了花儿那过耳不忘的安徽普通话响起来，由远及近。机关算尽，终究还是忘了花儿和其他几个单身男老师这时是要回宿舍的。而他们的宿舍正是后操场车棚边破旧的二层小楼。
不站在讲台上，他们一帮子人其实跟大男孩也没什么区别。我在惊慌失措的情况下还是能听清他们在讲网上碰到漂亮mm，有一个仿佛叫碎花独舞的，还有一些新版电脑游戏的名字。哐啷铛，没想到除了修女也疯狂之外，男老师们也会疯狂至此。
眼下苏城正如壁虎般地附在墙上，脚在寻找着可以借力的凸出处，我根本帮不上忙，只是轻声说了句：“喂，我的班主任来了。”心想，横竖横，爱谁谁。
没想到话音未落，苏城扑通一声就从半高不高的地方掉了下来，竟踉跄地站稳了没摔倒。我们快速地闪进一边的灌木丛里，强忍着没笑出声来。花儿他们闹哄哄地走过路过，根本就没发现“有情况”
苏城抹了下额头上的汗，大舒一口气“怎么跟武侠片里刺客似的的？八哥，你说我要不要蒙个黑口罩之类的？”他笑，露出颗粒均匀的牙齿。
我说你要被发现了，我就死了惨了。
我和苏城在圣若兰的夜色里轻手轻脚地走动，路过古老炮楼时我给他讲那些经典的传说，什么吸血鬼呀，做人肉馅饼的女巫啊他只是一笑而过，并不作声。
我带他去看五四楼前的香樟树，指着横向伸展的粗大枝干告诉他那是我最喜欢的座位，可以捧一本小说在上面坐一个下午。还带他去看六一楼上刻着基督像的五彩琉璃与大礼堂里吊在顶棚上的镂花仿铜风扇，他一眼就想起来在某个牌子轿车的广告和讲三四十年代爱情的mtv里看到过这些。
活得跟电影似的，他无比惊讶地说。
我问他是不是想下辈子做女孩子。
他坚决回答说不，他说他这辈子就想做女生，晚上可以睡在我们寝室里。
他说到寝室就死皮赖脸地要去看我们的“香闺”我虽然知道这是危险系数很大的行动，可心一软还是带他去了。
我开了门，让他在外面等着。然后我以最快的速度将有些“男生不宜”的小衣和卫生用品藏好，这才放他进来。
他像个好奇的小孩子站在我们寝室正中央四处打量，他指着老六床头巨幅的布莱德。彼特说：这小子有什么好，崇拜他还不如崇拜我哩。他正狂妄自大，那边厢，宿监大概看到灯光朝我们这间房间踱过来。
我大惊失色，苏城却面不改色，把米露的被子抖开来，钻了进去，从头到脚蒙在里面。宿监很快站在了门口，目光锐利，像只鹰。她说怎么夜自修时间还在寝室里？
我故作轻松地开始信口胡编：这位同学发寒热，我送她（他？）回来，马上就回教室去。宿监扫了一眼苏城所在的床，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慌忙又加了一句：她刚吃了药，在出汗。宿监又看了一眼蒙在被子里的苏城面无表情地走了。
我被吓得筋疲力尽。
夜自修还未下课，整个圣若兰安静得像个空城，教室里的日光灯将窗边的女学生孜孜啃书的影子投在玻璃上。我和他随处走走逛逛，不知不觉来到大草坪中央的两台天文望远镜前。上次来看星座已是好遥远的事情了，只记得和米露调了半天角度与焦距，终于发现了亮亮的一点时，我们兴奋得几乎要窒息，而结果却发现只是周围一幢高楼的信号灯而已。气得半死。
苏城显然对这个炮筒似的玩意熟门熟路，他转了两下螺母，又把“炮筒”朝左移了移，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正好描述他此时的表情。可是平时用这个词是说人马虎或放任的，现在的他用这个动作却认真而专注。
几分钟之后，他朝我招招手：八哥，快来看月亮了。
我在镜口里看到月亮就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像个烘烤得恰到火候的蛋糕，黄黄的，有凹陷的洞洞。
忽然想起有个武侠小说里，一个美丽的女子问她爱的侠客要彩虹。年轻的侠客说没问题。然后让她摊开手，用三棱镜似的东西对着阳光，一抹彩虹就这样映在了她手心里。我一时兴起建议他说，以后你若是碰上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当她要你把月亮摘下来给她时，你就爽快地答应她，然后带她来看这个天文望远镜。
不知为什么，苏城听到我这么好的提议竟没作声，我偏过头，看到他的目光里有一种叫人迷惑的东西，仿佛一片古海湾封闭而成的湖，湛蓝湛蓝。
我的心里骤然一紧。
风把夹竹桃的气息吹得到处到是，潮湿而暧昧。这个晚上，繁星满天。
我说，苏城，你该走了，已经很晚了下次别来了。
他整了整橘红色的棉大衣，神情有些忧郁，耳语似的说，是，该走了。然后他缓缓转身，一点点，一点点地远离。不知是星光还是灯光勾出他有些孤单的轮廓。
原本我以为我对男孩子的了解是足够充分的，比如我知道他们永远坚强得没泪水，他们受了伤时会有某种兽类倔强的目光，他们喜欢在篮球场上把自己弄得筋疲力尽，又脏又臭。
可是，我其实并不懂他们。
这一刻，我独自坐在草丛里，发现忧郁是一种病，蔓延得到处都是。
2001年4月，她在尽一切可能捕捉他的目光。
黑色七月临近，莲花池边的布告栏里贴满了全国各地林林总总的高校招生简章，志愿仿佛不再是遥远的事儿。米露如愿以偿地拿到了北方一所名牌大学的保送名额，正一门心思准备保送生资格考试。而隔壁特长班的教室有渐渐人烟稀少了：管乐队被j大包了，垒球队则被w大的照单全收可以加分的同学上课开始心不在焉，准备出国的则神龙见首不见尾。
至于我这样的坏小孩只能留守到最后一刻。
谁也没想到，班里第一个获得自由的竟是雪维，她被新加坡的一所艺术院校录取了，专业是影视编导。
她的那个靠窗的位子终于空了出来，有阳光的午后，光影在凹陷不平的桌面上欢跳如童话里的小矮人，而那个总是黑衫黑裤看不出喜怒哀乐的女孩子却不再出现。
讲台上，语数外历史四门功课的老师依旧像是武侠小说里昆仑、蛾眉、华山、武当四大派系的掌门人，在黑黑的大木板上一招一式地叮咛嘱咐，就差缝个秘笈藏进洞里了。
台下的徒弟们大多数没有黄蓉般的机灵，比如我，表情顶多是横路进三——比横路进二好一点啦。我那时候看到雪维窝在寝室里背文艺理论时，以为她又冒傻气了。
维子，我们下个月模拟考，再过些日子就是高考，你怎么不看看语数外历史，却闲到看这书的地步？我不解地问她。
她是那种慢条斯理要把人急死的德性，窝在她那个靠窗的位子里，手里还捧着杯玫瑰花茶。她从抽屉里摸出一叠纸递给我，嘿嘿一笑，说：“你又想骂我白痴了对不对？别忘了，上次心理课上测智商，我是130，你才120，我要是白痴，你岂不是弱智啦？”
我不跟她拌嘴，反正也拌不过她。接过那叠纸，目光一看到几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便定在那儿了——是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的招生简章，印刷得不逊于elle世界时装之苑之类的时尚杂志。红红的封面上，脸庞涂了浓彩的学生恣意地站在舞台的镁光灯里，眼睛里长着梦想的翅膀。
他们这次来中国招生，考场就在上戏。一个星期后理论考，关键是它不用考数学。雪维告诉我。
维子，那岂不是专门为你开设的考试吗？我显然比她兴奋得多，你考不上还有谁能考上？仿佛她马上就要走了似的，我忍不住冲她的脸上重重地香了一记，心里已经开始盘算新加坡有什么特产，让她送我当礼物。
她只是说：八字还没一撇呢。
其实八字写起来，就那么一撇一捺，真动起笔来，就是闭下眼睛的功夫。我眼睁睁地看着她在一个早上当我们全校在做早操时，走过众人好奇的视线去参加理论考，又隔了一个星期，她穿着背带牛仔裙，涂了淡淡玫瑰红的唇彩站在我面前：“兰，祝我好运吧！今天是最后的舞台实践考。”
一切都显得那么顺理成章，雪维回来说考试很简单，从小罐子里抽签，抽到任意的场景，可以要求任何人摆出任何pose，也可以把道具摆在任意位置，5分钟之后考官把你的“场景”咔嚓一下拍成照片。如果考官认为照片里的场景就是签上所描述的，那么恭喜，你被录取了。
人生的改变就是这样一刹那里的事情。我听她讲时似乎看到紫微星流过，来不及说再见，已经远离了一光年。
我一直忍着好奇心，没问起周的事。我知道很多故事流传于别人的言语间，轻笑间，却未必真实。
她们说，周的桌子边有一把折叠椅，那是他专门给雪维准备的。
她们也说，周五放学看到雪维坐在周的自行车后笑得很甜。
她们还说，周感冒了，原因是下雨天他把伞给了雪维，自己淋了雨。
其实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故事里的事，说不是就不是，是也不是。
雪维等着办签证的日子里，总是一有空就回圣若兰。有时还会坐在她的老位子上和我们一起上课。尽管书都不带，就那么趴在桌子上。
她有点感伤：要走了，才发现这里的花花草草小楼与石板路在心里是有分量的。
兰，越是远离圣若兰，就越能体会到斯佳丽对德园的那种情感，彷徨了，受挫折了，只要重新回到这片土地上，心里就会重新注满勇气与希望。
我点点头，可你的白瑞德呢？
她在午后的阳光里轻微地笑着，目光清澈明亮，却并不急于回答我。
她拉起我的手，一路走到圣约翰楼。
我不解地问：这里是初中部，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她用食指在唇边嘘了一下，叫我不要出声。
我们在顶楼一间教室门外停住脚步，牌子上写着预备班。门是关着的，可透过镶着的玻璃却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境。
周站在讲台上比比划划，黑板上用彩色粉笔画着简单的线条。他又是跑来堵枪眼的吧。
我注意到坐在第一排的一个很小的女孩，始终认真而专注地看着他，她手托着圆嘟嘟的小脸，眼睛睁得大大的。
每一个问题，她都想回答；每一次周问大家听懂了吗，她都用力地点头。
她在尽一切可能捕捉他的目光。
当周从她面前经过，他就是小女孩的一道光，如同自天空落下的第一滴艳阳一样。
终于，周的目光有一瞬间落在了她的脸上，她快乐地迎着他的眼睛，而这刹那转瞬而逝，同样的目光从教室里每一个人脸上扫过，关爱而期望地。
雪维依旧牵着我的手，她说，兰，谢谢你在我那么痛苦的时候一直陪着我，也谢谢你那样地对我说谎。
我不解地看着她，等她的下文。
看到坐在第一排的那个小女孩了吗？有的时候，凭我们的阅历，很难分清喜欢、迷恋与爱之间微妙的差别，毕竟，我们还是孩子。所以，我现在心里清透起来。
2001年6月，我站在台上，等一个早已有答案的答案，不经意间，流年似水而已。
徐，一年以后你真的会回来吗？
当然，小兰，我会回来，放心。
可外面的世界总是很精彩。
小兰，到现在为止，有什么事儿是我答应过你却没做到的吗？
嗯没有，从来没有。
那么，来，告诉我你毕业典礼的日期，我一定会亲眼看着你拿到毕业证书。
真的吗？徐？真的是真的吗？
别忘了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我当然不会呆得太久。
那个时候草正青青，羊齿正绿，他在临别的前一天，在那个名叫bubble的梧桐树下答应过的，说他会回来。可明天就是毕业典礼了，我想着过去与将来，眼前只是世界之初，混浑一片。
以前总是在这样一天里看到毕业班的女孩子们穿着各自最满意最绚丽的服饰在校园里四处留影。政教处会在这一天“大赦”允许她们穿着有领无袖或无领有袖的衣服，带着闪亮的小首饰。因为这一天是毕业典礼。
而今年，轮到我们了。
每个人走进教室时几乎都要惹来惊艳的哄声，米露没戴眼镜，头一次穿着长裙出现，我好半天也没认出她来。雪维则不知哪儿淘来了改良旗袍，玫瑰红色的，头发挽了两个丫鬟髻，绝对是古典佳人。
同学们一边悄悄密谋着要骗花儿的眼泪，一边猜测着晚上在大饭店里的毕业大餐谁是“哭水泡”谁又是“醉”魁祸首。
看来看去，她们说雪维肯定是哭得最凶的，因为平时她总是面无表情，这样的人一感动肯定似山洪爆发。谁知道呢？
说归说，程序却是得一样样过。
一大早照旧是八个毕业班套上黑乌鸦似的校服先拍了恭恭正正的毕业照。然后学生们各自拿自己的照相机做着鬼脸搂在一起穷拍滥拍。平日觉得有趣的老师也要拉来咔嚓一下，什么看门大爷宿监大妈食堂里的师傅统统一个都不能少。最后厕所宿舍健美房里也要定格一下。要离开的时候才发现圣若兰里该留下的东西太多太多。
花儿在这一天里似乎也没那么讨厌了，或者就算讨厌也可以暂时放他一马。他没再穿那件袖子油油的大汗衫，不知什么地方弄来了淡色的衬衫领带，头上抹了点诸喱水，挺精神的。女孩子们纷纷与他合影，他很有自知之明，一个劲地自我解嘲说：“这照片该给迪士尼发一张过去，绝版的美女与野兽。”
大家坐在大礼堂里最后一次开大会时没有了往日的种种小动作，众位姑娘们没有夹带日本漫画言情小说，也没有抓紧时间背单词做习题，都十分认真而耐心地听着从年级组长到政教处主任再到校长的发言。
米露理所当然地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上台感谢圣若兰的培养，她的发言依旧是真诚而不失活泼幽默的。
我听到米露的发言最后说：“其实女中的故事并非1000天就能说完的，那些古老校舍与大礼堂五彩琉璃下发生的种种早已化作血与肉，同我们的身体一起年轻过，也将一起走过以后的岁月，永远都不会分开。”
她的话音落下的时候，掌声轰轰烈烈地响起来。
确实，总有些什么会留下来。留下来做一份不灭的印记，好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曾在圣若兰的草坪与夹竹桃里怎样真实地度过了这花样的年华。
米露并未放下话筒，我们全班按学委老陈的策划，齐刷刷地站起来。这个举动绝对是历年的毕业典礼都没有经历过的，而我们就这样任性地插进了这个小章程。
米露对着话筒说了声：花儿老师，其实我们全班都是恨你恨在表面上，爱你爱到骨头里。下面这首歌是献给您的，对过往我们的调皮与小玩笑请您见谅。希望毕业之后，您会依然是我们的良师益友。
在我们的歌声里，花儿慢慢地摘下眼镜开始手捂住眼睛捋了一下，又捋了一下。我们成功地在这一天骗取了花儿的眼泪。可是，我自己却也红了眼圈。
不知究竟是谁感动了谁。
最后的程序是学生6个一组上台领毕业证，我这时手心里都是汗，在回头与不回头的抉择里我已迟疑太久，徐在这个大礼堂里吗？他还是老样子吗？
话筒里传出我的名字时，我排在队里走上台。接过证书，我转过身来，终于下定决心找一下那个卡其色的影子。
每一组都要拍照留念，闪光灯闪呀闪，闪得眼睛有点痛，也闪得整个大礼堂都亮亮的。仿佛是一场繁华的烟火表演，却用尽整整一轮回的时间。
走下来坐回位子时，我才发现，没有，什么也没有。
我所等到的，只是一个早已有答案的答案。
真正到了毕业大餐时根本就没法评出谁是“哭水泡”谁又是“醉”魁祸首。因为女孩子们无一例外地敬了老师几杯就醉了，大唱大跳的有之，大哭大笑的也有，反正我不记得我那天做了什么好事吃到什么好菜。
后来回去看老师时，花儿才告诉我说那天我和米露疯得要死，他帮我们叫了taxi回家，我们一路上还把窗户摇下来冲着大马路大唱国歌，醉得一塌糊涂。
不知不觉中，发现一切早已安排就绪，却忽然忘了是怎样的一个开始。
寝室里一地狼籍，东西都被搬运回家，只有钢丝床的金属架子依旧。
掐起指头，什么也算不出，什么也留不住的。
流年从身边似水而过，只有一种永恒的烙印刻在额上，人群里，他们说，女中的女孩子一眼便认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