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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北戴河的一个血色黄昏，我来到了这栋小楼。因小楼位处北戴河西山，小楼的主人又早已驾鹤西去，故我将这栋小楼权称为西楼，这称呼里多少带了点戏谑的意味。我来到这西楼干什么？是参观，是凭吊，还是发思古之幽情？我说不清。
西楼的主人和我是湖北老乡，生前是一位功勋卓著威名赫赫的元帅，曾被党章钦定为党和国家的接班人。这西楼是他在北戴河的避暑住处，也是他离开人世前最后的一处驻所。可以说他是在当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进行着一种很不光彩的表演尚未落幕期间突然消失的。对他的盖棺定论是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四个短句：仓惶出逃，狼狈投敌。叛党叛国，自取灭亡。当他坠毁荒漠的消息骤然传出时，举国为之震惊，亿民因之失语，当时国人的那种近乎茫然若失的感觉我至今回想起来还记忆犹新。
呈现在我眼帘的西楼是一栋不起眼的二层楼房，孤零零地蜷伏在联峰山公园侧的一个小山坡上，样子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一座暗堡。西楼四周均有围墙和树丛挡住，正对着小车道的大门里是个车库，进了车库就进入了楼内，车库内的侧门则正对一楼内走廊。这种建筑样式尽管实用但丝毫不能给人以美感，可能是因西楼的主人晚年怪病缠身怕光怕水怕风和基于安全的考虑才特地这样设计的吧。楼前的车道也并不平坦，是条缓坡，下去不远就左拐弯。这拐弯恰到好处，好就好在能使来西楼的车不到近前则无法正面看到西楼真面目，无形中使西楼增添了一种神秘感。拐弯处立着一个岗亭，卫兵在岗亭内可以同时眼观两路，既能看到西楼的车道出口又能看到坡下车道。因多年已没有卫兵守卫，岗亭已经是锈迹斑斑四面透风了。
我伫立在岗亭旁边，感觉着卫兵眼观两路的感觉，想像着当年西楼的主人仓惶出逃时的情景。据后来文件所说，小车开出车库左拐弯时曾遭到卫兵阻拦，在下面不远的丁字路口还鸣了枪，死没死人我已记不清了，但小车还是开出了北戴河直驶上了去山海关机场的大道。北戴河离山海关尚有几十公里之遥，小车即使跑得再快，还能跑得过红色电波么？在小车疾驶山海关的这段时间内，全国的机场都已经奉命关闭。西楼的主人一生曾身历百战，对许多重大战役都能做到运筹帷幄，此时难道还预感不到这样出逃的徒劳么？不管他是被挟持上车上机也好，还是他认为与其束手待擒干脆拼死一逃也罢，他在永别西楼时这一愚蠢举动只能暴露出他最后的无奈。想到此处，我不禁有点为这位昔时在战场上曾号称“常胜将军”的西楼主人感到悲哀了。
天已将晚，西楼一片沉寂。四周围听不到一声鸟鸣，也没有一丝风，时间仿佛在这里凝固了。我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慢慢踱进楼内，似乎要寻找以往这里的一切人和一切事的些许踪迹。一楼内走廊里没有灯光，显得黑洞洞的。各个房间都紧锁着，从门缝里看进去，有的房间里面放着几张单人床铺，杂乱地摆放着想必是附近民工的简陋的铺盖卷。因一楼上楼的楼道已经堵塞，无奈我只好又踱出来从后面小山坡的楼梯走上二楼。二楼同样空无一人，光线较之一楼要强些了，借着夕阳的余辉，我看到斑驳的墙壁上有人为的刻痕，陈旧的地板踩起来橐橐有声。因年久失修，整座西楼内满目疮痍，也似乎未见有人打扫，墙旮旯里还能依稀见到有人就便出恭已风干了的秽物。
我在二楼的阳台上站立多时，视野内只见逐渐暗淡下去的树丛，和远处朦朦胧胧的小山。我恍惚感觉到自己是在做梦。我站立的这块方寸之地，想必曾是这位西楼的主人和他的那位贴身主任及另一位叫做“老虎”的骄子并肩站立过的地方。此时人去楼空，眼前物是人非，只有一种使人窒息的无边沉静包围着我，它使我的两只脚似乎再也难以挪动半步。潜意识里似乎有人在对我耳语：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知道这西楼的不远处就是浩瀚的渤海。此时，渤海的波涛一定仍在翻腾，尽管我听不见它的涛声，但我却分明感觉得到我思潮的涛声。而且我断定我思潮的涛声不会亚于渤海，我的思潮正暗合着渤海的波涛在一起激烈地翻腾。
我在回溯着西楼的主人漫长的人生之路，从那曾为千万人景仰的朴素的n家大湾到这风光秀丽的北戴河，西楼的主人的人生之路究竟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有人曾言他的一生中始终都是在一种很不情愿的被动的心态下行事，那就更令我感到奇怪了。为何一生违心行事的他竟还能在事业上取得杰出的成功，竟还能一直成功到位居“一人之下亿人之上”莫非惟有这样的经历才构成了他一生的传奇？
西楼主人的一生中的确充满着传奇故事，而这些传奇故事又的确多是他在一种“很不情愿的被动的心态”下演绎出来的。想当年他在那座偏僻的n家大湾时就是因“很不情愿”父母为他的包办婚姻而逃婚走上革命道路，这一“很不情愿”竟意外造就了共和国的一位开国元勋。据说他在初上井岗山时就曾当过逃兵，只不过未能逃得出去才“很不情愿”地留了下来，还差点因此给当场毙了。当上红军将领以后又曾发出过“红旗究竟打得多久”的哀叹，这又是一种别具形式的“很不情愿”在当时曾被作为一种错误思想而遭到中央的批评，毛泽东还专为此写了批评文章。长征时他又因“很不情愿”走“弓背路”而牢骚满腹，又被毛泽东斥为“一个娃娃懂得什么？”在延安时他又“很不情愿”地交出兵权去当红军大学校长。解放战争初始时他同样“很不情愿”地被派往东北。打锦州时也是“很不情愿”这些个“很不情愿”交叠一起，无疑使他的心态和行为经常处在一种复杂的矛盾之中。难就难在在这些个“很不情愿”过后他竟还能成就了许多丰功伟业，怪就怪在当这些“很不情愿”过后并未影响到他“直上重霄九”的辉煌前途。要说他的“很不情愿”终未逆个人意志行事的就我所知惟有两件事：一是他的逃婚，二是领兵赴朝。他身染的痼疾在后一件事上帮了他的忙，使他在“国有疑难”时不仅名正言顺地未去朝鲜打仗反而去了苏联治病，而苏联当时堪称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后方。
三十多年前，我就曾听说过他是一位“常胜将军”当时我是一个崇拜英雄的翩翩少年郎，那又是一个崇拜英雄的年代，这种崇拜感使我在后来得知他被定为接班人后更是一度到了顶峰。我曾为有这样一位前辈老乡而感到骄傲，我相信当时所有的“九头鸟”们同样也都会为有这样的一位前辈老乡而感到自豪。长成以后看问题比较客观些了，我得知他也并非百战百胜，湘江之战的失利，四平之役的败绩，作为前线指挥员来讲，也很难说他就没有一点责任。但纵观他的一生，他又肯定是一位“常胜将军”在很多人眼里，他的确最擅长于打仗，在那战乱的年月里，上苍似乎就是专为打仗而将他降临人世的。他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从来不打无把握之仗。长征途中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堪称他的实习作，平型关大捷堪称他的成名作，而辽沈和平津战役则堪称他的代表作。他麾下的百万雄师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他这一生可以说始终处在一种指挥作战的高度亢奋中过来的。但就是这样的一位“常胜将军”却在他的晚年栽到了他自己选择的“滑铁卢”无可挽回地走了“麦城”他的一生终归于一败涂地原因何在？这里只有惟一可使人信服的一种解释，那就是他以往之所以常胜是因为他代表着的是正义，而最后的一败涂地则分明是因为他代表着的是邪恶。
我从来不相信有人说他从一开始就是坏人，那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我喜欢看电影辽沈战役，就是欣赏它的很客观的一面。它既展露他在固执己见坚持打长春时不理睬中央的错误，又称誉他在坚定打锦州后的决策时果断沉着的大将风度。这样写历史才令人可信，才显得真实。
我不知道西楼的主人生前对自己的一生是否作过反思，或曰回忆。他是一个平素不苟言笑沉默寡言之人，许多书中都是这样写他的。但我肯定他无疑很善于思考，他爱沉思，否则他不可能在指挥作战时总是稳操胜券。不知他在最后被人裹挟上车和上机时，不知他在飞机失事时的那一刹那间，他会想些什么？他对自己这一生的所作所为可曾有过后悔么？
不妨试着推测一下，如果说他在临终前确曾良心闪现而有过后悔，我想那应当是后悔不该“很不情愿”地去做假。他在青年、中年时尽管有过那么多的“很不情愿”尽管实践证明那都是他不成熟的表现和错误，但这种摊在桌面上的“很不情愿”毕竟都是他真实思想的表露。尽管当时他受到了批评，但他后来却并没有吃亏。说到底这与当时我们党内浓厚的民主风气分不开，允许人讲真话而不一棍子打死，允许人犯错误也允许人改正错误。但晚年的他则不同了，他把自己的思想给深深地藏匿了起来，而代之以违心地搞“大树特树”他明知个人崇拜和“一言堂”导致了党内的“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他也明知“文革”给党和国家造成了一场浩劫，这在后来披露出来的他私下搞的那个“工程纪要”中可看出端倪，但他还是要一意孤行变本加厉地去做假，去违心地为之大唱赞歌。他为什么要这样做？除了他日益膨胀起来的个人政治野心作祟以外，我以为也是与后期我们党内民主风气的逐渐丧失分不开的。谁说真话谁就要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人民衷心爱戴的彭大将军被罢官就是一个铁证。可悲的是西楼的主人只是从反面吸取了说真话的教训，而将违心地说假话推到了一个高峰，其结果自然是既害了别人又害了自己。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不民主是造成诸多悲剧的一大根源，阴谋家野心家就是在这种氛围中逐渐酿成的。说真话的彭大将军的被罢官诚然是一个悲剧，说假话的西楼的主人的最后晚节不保又何尝不是一个更大的悲剧？
站在西楼的阳台上，我浮想联翩，难以自已。我深深感到了建立真正党内民主的重要性。当前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只有当党内真正形成敢于说真话而不会遭到打击的良好政治局面，和相应建立起铲除产生野心家阴谋家土壤的监督约束机制，那就是我们党最大的成功。
怀着一种思窦顿开的释然，我一步步地走下西楼。北戴河的夜晚华灯如昼，该是回去的时候了。
2004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