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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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早就想写点东西记述我的父亲,只是不知从何说起。这次回家又见他老人家似乎苍老了许多,已经快80的父亲因为患有关节炎,走起路来越发不灵活了。看着他满是皱纹的脸和已经花白且日渐稀疏的白发,我深深地感到与父亲相处的时间已经越来越少了,所以赶紧提笔想为父亲写点什么。

    父亲是一位脾气很温和的人,在我的记忆中他发火的次数都非常有限,我是家里的老小,因此父亲也特别疼爱我,几乎没有批评过我,更不用说打我了。他也从未和相邻闹过别扭,甚至没有红过脸,村里的青年人大都很尊敬他。在前些年,他很乐意为年轻人的婚事牵线搭桥,还经常经管村里其他人的红白事。俗话说,说媒管事生闲气,可他并未从中“吸取教训”而是乐此不疲,用他的话说就是,咱又不图别人的东西,就是做好事,再说,咱又能为别人帮上什么忙呢。父亲早年是个兽医,因此在前些年他身体比较好的时候,经常闲不下来。东家的猪西家的羊,哪个有病,也不管什么时候,随叫随到。那年,邻居家的牛难产,他给做手术,熬了个通宵,大牛和牛仔都保住了,感动得人家不知说什么好,但是父亲却说,邻家事嘛,能帮就帮。改革开放以后,他过去的同行相继都办起了门面,靠着政策和自己的手艺挣开了钱,但是他偏不,依然干着没有报酬的事。只是后来身体越来越差了,没有精力了才慢慢歇手了。村里原先和他学的几个年轻人都相继改行了,干起了其它更能赚钱的行当,父亲觉得很可惜,说在农村这是很有用的一门手艺,怎么现在没人愿意干这事呢?

    在我的眼里,父亲是一个很能行的人。他小时候只上过3年学,后来却能看书看报,而且学了兽医,水平在方大圆还挺有名气。听村里人说,50年代他刚从部队复员回来,仅一副草药就救治了邻村一个病重的牲畜,从此留下了“刘一副”的美名。父亲对算盘还比较精通,乘法除法都打得比较熟练,在我小的时候我感觉他太了不起了。在农村,他还能干泥水活,盖房建屋,在我们这还是颇有名气的大师傅呢。他干木工,从没投过师傅,但有一件活却让我们村的人吃惊不小。80年代后期,他准备给我们家打辆架子车,但我们当地的木匠一直不凑巧,于是,他就看着别人的架子车自己干起来,做出的活样子和质量都挺不错。父亲也很谦虚,自己不懂的就虚心向人家请教,不管年龄大小,还问过我很多问题呢。

    父亲对我们姊妹做人方面的要求比较严格,而且他也是身体力行的。他经常教导我们,做人要走正道,不能让人指脊背。并且说人生在世,三类事不能做,一是违背公德的事,二是对不起良心的事,三是损人利己的事。他对我们上学的事很支持,而且还因为哥哥逃学的事,对他用过“家法”几个姐姐因为遇上文化大革命那个年代,上到初中高中基本就回家劳动了,我是沾了政策的光,念了大学。参加工作后,父亲一直叮咛我要好好干,把公家的事干好,还要求我说话要注意场合,不要乱讲。我笑说,现在都什么年代了,讲究言论自由,他却不这样认为,还说干你们那工作,要把嘴上的关把严。我知道父亲虽然讲不出什么高深的道理,但那些浅显的话中却包含着对我的关心。

    父亲是一个比较知足的人,虽然一辈子没有什么钱,但在对待钱的态度上,有时却比较大度。解放前,父亲作为部队上的兽医官在甘肃随军起义,后辗转回到农村。80年代后期,乡上的民政员找到家里,说要落实政策,每个月给父亲发放一定的生活补助,当时每个月只有10元。村上的人要他找政府多给点,但他却说,本来这些钱就像秃子头上的虱子,它不长咱也不想,现在国家给了,给多少就多少,还有人没有享受到的呢,何况是人家主动找的咱。现在父亲年纪大了,有时我们几个作子女的给他买点吃的穿的,他嘴里不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心里乐滋滋的。

    父亲是一个心里不爱装事的人,比较豁达。他睡觉的时候鼾声特别大,而且前觉特别紧,天刚黑就瞌睡,有时正说着话就睡着了。有些事,母亲非常着急,但他心里没事,还安慰母亲说,车到山前必有路,着急也得过不急也得过。在我的印象里,没有什么事让父亲火烧火燎,急急匆匆过。而且,他对生死也看得比较开。记得83年祖母去世的时候,我们几个孙子辈的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伤心得不得了,而他反倒安慰我们说,人活再大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哭又不能哭活,要是能哭活就大哭好了,关键是看老人在的时候的表现,老人在世时不好好孝敬,死了如果还哭别人会指脊背的。2002年父亲因为高血压和脑梗,我们都很担心,姊妹几个商量先给老人把寿材做了,但发愁这件事怎么给老人开口呢?最后母亲把这事告诉他的时候,没想到他倒很豁达,说人死如灯灭,什么也没有了,如果你们想弄,随便弄个就行了,不要太好,反正总是要埋在土里滥掉的,不要增加经济负担。

    父亲生活在农村,对农村的古老礼仪比较重视,有时还爱较真。比如每年大年初一吃饭前,先要给祖宗们献上,老祖宗们“吃”了,我们才能吃。每年过年的时候,父亲不管买不买其它的,两样东西他总是要反复询问,一是纸钱,二是鞭炮。我上大三那年的除夕,天刚黑的时候,父亲要我去放鞭炮,我却强着要在大年钟声响过之后再放,其实是赖着相看春节晚会呢。父亲显然有点生气,就索性关了电视,不让我看春晚了。我当时也有点任性,就将买的鞭炮全部放完睡觉去了,结果闹得不愉快。按照父亲的说法,放鞭炮是有讲究的,除夕晚从家里放出来,大年初一早上从门外放进去,取除旧迎新之意,而且,初五十五都要放。过年的时候,他把这件事说给我表叔听,我表叔让我不要和老人计较,按照老人的意见办,老小老小嘛。其实当时事过去以后我就挺后悔的,为这事干嘛和老人要较真呢?所以,以后在涉及传统事宜的时候,我总是尊重老人的意见,他让怎么办就怎么办,顺着老人的心思来。

    我有时一个人忽然想到父亲的时候,常能想到他过去为我的点点滴滴。我上大学的时候,家境并不宽裕,虽然每学期花钱不是很多,但对于没有什么额外收入的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每年的冬季,父亲都要提着自行车去城里卖熟红薯。母亲很早起来把红薯蒸熟,父亲就用两只笼带出去卖,通常赶到城里的时候,正赶上城里人吃早点的时候。而且父亲舍不得用卖的钱给自己买点吃的,总是赶回家吃饭,经常误了吃饭的时间。那时候父亲已经60多岁了,我想象着他推车沿街叫卖并还要时不时躲着城里执法人员的样子,常常禁不住流下泪来。

    父亲现在已经快80了,和农村其他的老人一样,在安享着晚年,冬季太阳出来的时候,也和其他老人坐在太阳暖暖里,打打牌或闲聊聊。而每个周末,也都盼望着子女能围在他身边。父亲,一个平凡而知足的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