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父亲

晨风细雨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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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是位普普通通的农民,于1999年2月4日去世,终年80岁。

    父亲的形象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很崇高、很伟大的,在父亲的身上体现了许多中华民族优秀品质,是永远值得我们后代怀念和学习的。

    父母二老在那个艰苦的年代,将我们兄弟六个养大成人,并供上学读书,成家立业,他们吃的苦、受的累,是我们这一代无法体会到的。尽管父亲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地享受今天的美好生活,可是直到父亲去世,他都非常满足,因为他看到,儿子们一个个都成家立业了,并且生活的很好,连重孙子都见到了,他享受了“四世同堂”的人生幸福。他知道这在旧社会只有富人才能享受的人生待遇,他今天也享受到了,他很知足。他感到自己的一生很值,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他没有任何遗憾地闭上了眼睛,离开了我们。

    父亲一生,勤俭持家。小时候,经常听父亲说:“庄稼人只有勤俭二字,才能过好日子。”父亲兄弟姐妹七个,他前面一个姐姐,在三个兄弟中他是老大。听父亲说,我爷爷一直在催八里庄一户姓催的地主家扛长活。常言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父亲14岁时,就挑起了全家的大梁,地里的农活,犁、耙、耕、种样样都会。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什么样的累活、重活都干过,从小就养成了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好作风。

    解放后,父亲一直在生产队当队长,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每天是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这些我都没有印象。那个年代,每天晚上生产队都要给社员记工分。在生产队的饲养棚里放一张桌子,我父亲和会计就坐在桌子边给社员记工分。每户来一个人带着“记工本”先报当天自己家里人参加劳动的情况,生产队会计负责登记,然后再由我父亲盖上他的手章。等将全队三、四十户社员家的工分记完后,生产队的几个干部还要开碰头会,汇总当天工作的进展情况,研究布置明天的工作。等这些工作都做完,已经是夜里很晚了。听我母亲说,每天天还没有亮,我父亲就起床了,他先围着村子捡一筐粪回来,这时候天才大亮,他再敲钟带着社员们去地里干活。

    父亲一辈子从不讲究吃穿,在生活上要求很低。他常说:“吃饭能吃饱,穿衣服干干净净就行了。”在那个年代,父母亲要将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供儿子们读书,给孩子们盖房、娶媳妇。直到父亲七十多岁,不能下地干体力活了,他就买了几头羊,坚持天天去地里放羊。父亲常说的话就是:只要我能动,就不给孩子们增加负担。放羊这几年父亲又攒下了几千元钱。

    父亲还是一个关心集体,爱社如家的人。一个生产队就是一个集体,生产队长就是这个集体的领头人、当家人。我父亲从一入社就当生产队长,直到1976年,我四哥高中毕业回村里当上生产队长后,我父亲才退下来。父亲当了二十多年的生产队长,在他任队长期间,每年,他不但要带领社员们完成上交国家的公粮任务,还要解决一百多口子人的吃饭问题。同时还要拉扯六个儿子,供他们上学读书,成家立业。作为一名生产队长,又是一名六个儿子的父亲,可想而知,他肩上的担子是多么的沉重。

    在我小时候,经常看到这种情境。每到下大雨的时候,别人往家里跑,我父亲却冒雨扛着铁锹往地里跑。这时候,他牵挂的是生产队的庄稼,看看地里排水怎么样,哪块地里排水不畅,哪块地里庄稼被淹了等。他要做到心里有数,发现险情及时排除。

    每到收割的时候,地里、打谷场里到处都堆满了收下来的庄稼、粮食。这时候也是我父亲最忙碌的时候,在家里几乎看不到父亲的身影。他白天带着社员干活,夜里还到田地里、打谷场里巡查。

    父亲曾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令我感动的故事:有一年,种麦子时,天旱,好久没有下雨,我们队的麦子比别的生产队晚播种了几天,眼看着别的生产队麦苗都长出来了,而我们地里小麦迟迟不见出苗。父亲每天都到地里扒开播下去的麦粒看看,仍然不见发芽。父亲着急啊,他担心因为自己的决策失误,万一出不了苗,或出苗不好,耽误全队一季的收成。

    干了半辈子庄稼活的父亲,凭他的经验,他知道,唯一补救措施,就是再将播下种子的地用石磙子碾压一遍。为了确保这块地的麦苗出齐、出好,父亲就叫上生产队的一位单身社员王清林,两人一起拉磙子,整整拉了两个晚上,才将那块地碾压完。这一补救措施,果然奏效,不久,这块地里的麦苗就长出来了。

    当年父亲给我讲这个故事时,我没有太上心,也没有追问,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明白,为什么他不组织全队的社员一起拉磙子?为什么两人利用晚上干?现在想来,最合理的解释就是父亲的自尊心强,自己决策的事错了,怕别人说三道四,或让别人看笑话。干脆,自己干。但不管当时是什么原因,通过这件事能充分地表现出,作为生产长的父亲,那种强烈的责任心和事业心。体现了我父亲为了集体的利益,敢于担当,勇于负责,甘愿奉献的精神。

    父亲更是一位尊重知识,尊重文化,重视读书的人。我一直认为,虽然我父亲是位农民,一天学没上过,但他是位远见卓识,思想开通的人。

    刚解放时,他只是参加过村里组织的扫盲夜校,认识了不少字,后来经过他自己的努力,达到了能读书看报的水平。那时候,上级下发的文件,他都能看懂。我入伍后写的家信,他基本上都能读下来,看明白。

    我们家里祖祖辈辈都是穷人,从我父亲这辈往上,好几辈子里找不出一个认字的文化人。他亲身体会到没有文化的痛苦。他更知道,孩子们如果不上学,不读书,没有文化,没有知识,是永远没有出息的。所以,他无论自己吃多大的苦、出多大的力、受多大的难,都要供儿子们读书。在我们兄弟六个中,除二哥、三哥因当时的历史原因,没能上中学外,其余几个兄弟都是高中以上学历。

    父爱如山。在我的眼里父亲就是一座山,是我们全家的一座靠山。曾有一段时间,大概是一九七五年左右,前面三个哥哥都已经结婚分家另过了,家里只有我父亲一个人在生产队里挣工分,却供着我们兄弟三个同时在上学。四哥、五哥分别在清水、万善两个公社读高中,我在本村里念中学。当时,在生产队干一天活一个工才值3角钱。我们家一年到头,吃的主粮就是用地瓜干面做的黑“窝窝头儿”连吃顿玉米面“窝窝头儿”都是一种奢望。在当时那个条件下,有的亲戚朋友就劝我父亲,你已经五十多岁了,靠你一个人干活,供三个孩子上学太累了,还是留下一个孩子在家里做帮手吧。可我的父亲根本就听不进别人的劝说,他的回答就是,只要孩子们自己愿意上学,能继续上学,我就是砸锅卖铁,也不能让一个孩子失学。父亲就是以这样的决心和毅力,供我们三个兄弟读完了高中。如果不是我父亲咬牙支持我上学,我就没有资格参加后来的高考,更没有我的今天。

    听母亲讲,要说最难、最苦的还数供我大哥在县城读书的时候。那是六十年代初,正赶上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一次,大哥和我叔家的大姐从县城中学回来,两人进门就哭,父亲问他们为什么哭啊?他们说,学校要每人交8块钱的学费,两个孩子都知道,家里没有钱啊,张口向大人要,也是让大人作难,这才进门哭起来。父亲劝他俩:“不要哭,没钱我想办法,一定要让你们将学费带回去。”

    当时家里确实一分钱都没有。那时候,国家困难,老百姓更困难,家家都没有钱,想借都没地方借去。母亲告诉我说:你父亲围着咱家的院子转了三圈,没有找到一件能值16块钱的东西可卖。这时,他见我们家的大黄狗卧在家门口,为了让两个孩子按时交上学费,那天,我父亲卖掉了那只大黄狗,才换回了十几元的学费。可见,当年我父亲为了供自己的孩子上学做了多大的难啊。

    尽管我父亲为了供我们读书自己做了很多难,可是我父亲从来没有在孩子们面前流露过一丝一毫的为难的情绪。别管是谁向父亲要学费,他都是二话不说,很痛快地答应。父亲是坚强的,他是全家人的主心骨,顶梁柱。他从来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从来不想让孩子们替他操心,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在他病重、病危的时候,我们兄弟几个都守在他的床边。从县医院请来的一位副主任医师诊断后说:心、肺都已衰竭,老人已经不行了,并要我们做好后事的准备。这时候父亲的头脑还清醒,还能和我们进行语言交流。有时候,我看他的眉头紧皱,表情显得很痛苦,我问他:“爹,是不是难受啊?”父亲总是很平静地回答:“不难受。”一个处于病危中的老人哪能不难受呢,他是不想让孩子们分担他的痛苦,父亲一生就是这样,天大的困难,天大的痛苦都由他一个人承担。

    父亲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十多年了,但父亲永远活在我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