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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美国贫困问题的挑战，松岭印第安人保留地是一个极端但很有价值的地方。显而易见，过去的付出几乎一无所获，必须尝试新的思路。几十年来，抗击贫穷的努力没有收到我们期望的效果，原因之一是，总体而言，我们用心良苦的干预来得太晚。如果说我们从过去几十年关于如何打破美国贫困恶性循环的研究中学到了一个教训，那就是早期干预的重要性。最理想的是在孩子一两岁之内，甚至生命降临之前就开始干预，这时我们的援助往往成本效率最高，效果也最显著。
怀孕四周时，神经管在胚胎内形成，之后，开始制造脑细胞。子宫内的环境塑造了大脑的发育，这将对孩子产生终生影响。孕期饮酒的母亲重则可能导致孩子患上胎儿酒精综合征，轻则会使孩子留下酒精造成的缺陷。出生时患有胎儿酒精综合征的孩子面部畸形，本人滥用药物的比例也非常高。他们往往有记忆、思考和冲动控制障碍，也常常在刑事司法系统中遇到麻烦。华盛顿大学的安·斯特斯格兹（）研究发现，患有胎儿酒精综合征或有酒精缺陷的孩子长到14岁时，60%已经被学校停学或开除。[4]近半孩子表现出不恰当的性行为，比如在公共场所自慰。一项研究估计，一个出生时患有胎儿酒精综合征的人终身所需花费大约为80万美元。显然，成本效率最高也最人道的解决办法是通过劝告孕期妇女远离酒精，从源头下手，避免问题的发生。
同样，怀孕时也要远离香烟。新生婴儿中，由酒精造成缺陷的占1%；而有20%缘于母亲在孕期吸烟。香烟对胎儿大脑造成的生化影响，有可能在很多年之后，才在孩子们身上显现出来。这些婴儿的平均头围更小，此外，也有人提出，由于尼古丁会增加子宫内的睾丸酮含量，可能导致孩子具有更强的攻击性，特别是男孩。埃默里大学的帕特里夏·A.布伦南（ A.）发现，母亲在怀孕期间每天的吸烟量达到一包时，子女成年后实施暴力犯罪的概率比其他孩子高出两倍。[5]的确，虽然孕期每天只抽一两支烟温和得多，但也会增加孩子日后成为罪犯的风险。
有一种帮助孕妇戒烟的干预项目叫作“孕期减少和戒除吸烟治疗”（ ment，简称“”）。它由一段视频和一个20分钟的一对一疗程组成，既可以在诊所完成，也可以在家中完成；每名参加的孕妇还会收到一份关于戒烟的小册子，总共的花费是25美元。在面向低收入人群的公共卫生诊所进行的随机对照实验表明，参加项目的孕妇中，有14%戒烟[6]，对照组的孕妇戒烟比例则为8%。考虑到做法如此简单便宜，它不失为一种划算的项目。
胎儿时期，另一种将影响终生的重要因素是营养。研究者们发现，胎儿时期发育不良，对几十年后的健康都有影响。比如，有一项研究考察了受孕于斋月期间的乌干达和伊拉克穆斯林[7]，他们的母亲这段时间中白天几乎都在禁食。她们的身体并不会经历“饥荒”，因为日落后可以正常饮食，斋戒的时间也仅持续一个月——很可能在许多母亲知道自己怀孕之前就已经结束了。但是，这项研究表明，在胚胎发育早期和斋月时间重叠的胎儿，成年后残疾的可能性比其他人高20%，有精神障碍和学习障碍的人尤其多。
与之相似，当孕妇暴露在旧油漆和空气污染导致的含铅环境中时，胎儿也吸收了这些铅污染，这将损害他们的大脑发育。一些研究认为，20世纪中期犯罪率的上升，部分原因在于环境中的铅污染恶化；90年代以来犯罪率的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也归功于20年前开始的分步禁铅（减少含铅汽油）的逐渐完成。很多学者相信，淘汰含铅汽油是现代最伟大的公共健康成就之一，它使人类IQ评分骤增，同时减低了犯罪率。然而，即使到了今天，还有大约5%的美国孩子——大部分生活在低收入社区——血铅含量超标，罪魁祸首是油漆和粉尘。
生命早期状态导致的终生影响，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迈克尔·米尼（y）所做的一系列小白鼠实验中得到了证实。米尼教授注意到，有些母鼠总是舔舐幼崽，为它们梳毛；有些则心不在焉。于是，他决定测试舔舐对幼崽的长期影响。他等待幼鼠长大，进行了一连串社交和智力测试，然后将它们的表现和母鼠的抚育方式结合起来比对。小时候得到舔舐爱抚的幼鼠，成年后自信、聪明得多，好奇心也强烈得多。它们在走迷宫时表现得更加出色，也更加健康，寿命更长。
米尼把幼鼠混合[8]，将舔舐幼崽的母鼠所生的孩子换给较少舔舐的母鼠，再把自由放任的母鼠产下的幼崽交给尽职的母鼠。幼鼠长大后，他又进行了相同的测试。结果表明，决定幼鼠行为的不是亲生母亲，而是它们是否得到专注的舔舐和爱抚。基因输给了儿时充满爱意的抚育。[9]
舔舐和梳毛似乎影响了小白鼠控制压力的脑部结构的发展。一只小白鼠在实验室的早期生活是高度紧张的（特别是科学家拿起幼鼠并握着它们的时候），导致它释放出皮质醇这样的应激激素。由三心二意的母鼠养大的小白鼠，体内的皮质醇导致其大脑随时在为迎接压力和危险做准备。而细心的母鼠在幼崽紧张不安时会立刻舔舐安抚它们，从而使幼崽体内的皮质醇得到分解，让它们的大脑免受压力的影响。[10]
过去几十年来的一系列研究表明，人类身上存在同样的模式。科学家们通过唾液测量皮质醇含量，发现婴儿非常容易感到紧张。噪音、饥饿或弄脏的尿布，都会让孩子大脑中的皮质醇含量激增。但是当爸爸妈妈抱起宝贝，紧张情绪和皮质醇几乎就消失了。如果一个婴儿独自躺在摇篮里接受注射，他的皮质醇水平会飙升；如果他正靠在妈妈的怀里，皮质醇水平虽然也会升高，但程度低得多。如果婴儿对母亲产生了情感上的依赖，并且母亲就在他身边，那么在听到噪音或受到威胁时，他的皮质醇水平并不会迅速上升。
哈佛大学儿童发展中心创始人杰克·P.肖可夫（Jack P.）医生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他认为，婴儿时期持续的高水平皮质醇，能使儿童为面对高风险的环境做好准备。皮质醇影响了脑部结构，使人在整个一生中都处于一触即发的“或战或逃”状态中，这种适应能力在史前时代或许有用，但在今天的世界，它造成的结果是小学生对危险过度警惕，以致无法集中注意力；对其他人充满怀疑，以致容易做出先发制人的攻击行为。
肖可夫把这叫作“有毒的压力”[11]，并将其描述为贫穷不断再生的一种方式。贫困母亲往往生在压力巨大的家庭里，面临着无数挑战，并且有相当一部分母亲自己还是青少年，缺乏伴侣的帮助。在这种环境中生长的婴儿未来可能具有较高的皮质醇水平。肖可夫强烈主张，从生命之初就开始干预，那时大脑正在成形，等孩子到入学年龄才插手，是损失惨重的延误。2012年，美国儿科学会对这些发现表示支持，呼吁“整个儿科医生界”在早期儿童护理策略中寻求根本性的改变，以减少有毒的压力及其所引发的终生性损害。
应当注意的一点是，贫困对儿童大脑生理结构造成的影响从脑部扫描中就可以看出来。研究者们让一批5岁儿童参加一系列认知和语言测试，同时扫描他们的脑部。他们发现，儿童大脑功能的差异和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很大关系。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脑功能特化程度较低，特别是在对语言发展至关重要的脑部区域。[12]正如同行评审期刊《神经图像》（）所言：“环境因素可能在大脑结构和大脑功能上表现出来。”神经科学家玛莎·法拉赫（）更直言：“在贫困中长大对你的大脑有害。”[13]
我们和一头淡黄色头发的男孩乔尼·维西见面时，亲眼见到了早期干预的重要性。乔尼今年3岁，住在西弗吉尼亚州阿帕拉契亚山下农村的一辆房车里。他是个友善、好奇的男孩，喜欢拥抱别人，但他发育迟缓，现在还不会说话。乔尼在屋里飞跑时，他的妈妈德菲斯向我们解释道，乔尼患有听力损伤，直到他18个月大时才检测出来，这导致孩子的失聪，而这种损伤本是可以预防的。那时，乔尼的耳朵已经插上了管子。虽然他的一只耳朵恢复了全部听力，另一只恢复了大部分听力，但有一个结果不能改变：在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他没有听到过任何声音。乔尼最终能否讲话，克服婴儿时期遭受的挫折，至今还是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