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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我接一电话，上来就问我挣钱不挣，我说你丫没病吧，我知道你谁呀，对方说连我都听不出来，我说听着耳熟，有点儿像给唐老鸦配音的那人，他说我你大哥，我说我还你大爷呢，他又说我找你写过剧本呀，这么快就忘了。哦，原来是那个被王大鹏逮起来的影视公司老板。
我问他什么时候出来的，他说根本就没进去，上个公司的法人代表是他弟弟，出了事他弟弟顶着，而且合同也是他弟弟签的，所以他至今逍遥法外。他还说最近又成立了一公司，还搞影视，问我想不想入伙，我说上回忙乎了半天，一分钱你也没给我，这种事情你还是找别人吧，他说那件事儿是我不对，不过这次绝对是真的，我要是骗你我就是孙子，你要有兴趣，我们就继续合作。我说，那好吧。
就这样，我又有了工作，跟随一个五人的摄制组拍摄文娱片，制作完成后卖给北京台和各地方台播出，所以我们的名片一律印制“北京电视台编导”的头衔，以便各处招摇撞骗。名片这东西可不就是明着骗。
这里有我两个同校师兄，先我进来一个多月，管技术的，我还他乡遇故知似的没事儿就找他们聊天，可他们对我严冬般寒冷，简直热脸蛋贴到冷屁股上，后来瞧他俩那操行，我也懒得搭理了，形同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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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老板从哪儿弄了一辆“别克”每天都是一个人开着它上班工作，回家睡觉，喝酒洗澡。后来不知道他从哪儿挖来一个野模儿，她整日坐在副驾驶的位置，陪伴老板上班工作，回家睡觉，喝酒洗澡。再后来，这个女孩成了我们的节目主持人。
女孩叫阿灿，人漂亮，文化低。一次我们赶了个大早，去某风景秀丽的河畔出外景，摄像机位摆好了，反光板打好了，话筒吊杆也架好了，只要阿灿把几段串场词说下来就ok，可她的表现让我们大失所望，不足百字的台词，反复说不利索。太阳越升越高，我们缩小了摄像机的光圈，阿灿对着摄像机仍然吞吞吐吐，词不达意。吃过午饭，我们继续拍摄，情况如初，太阳慢慢向西边靠拢，我们又增大了光圈，无奈地看着阿灿对着摄像机语无伦次。终于，在深夜的时候，我们完成了拍摄，幸好出门的时候我们多个心眼，带了照明灯。
老板看了这期节目的样带，并未对内容做出具体修改意见，只是说以后最好白天出外景，别赶在晚上。我们点头说是，有苦难言。老板还说，主持人出镜时一定要打出字幕，让全国人民认识我们的主持人。我心说，主持人是你一个人的，不是我们的。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在拍摄前三天便将台词交给阿灿，台下三天功，台上一分钟，希望她能在拍摄的时候一气呵成，可阿灿根本不往心里去，面对摄像机的表现依旧拙劣。我们不好说她什么，也许她确实繁忙，总被老板使唤，就像我们被老板使唤一样。尽管同为使唤，性质却不一样。
制作节目时，我们自始至终将画面上打上阿灿的名字，老板见有了名字，便不再审查节目质量，我们也算得以过关。
后来公司接了几个广告的活儿，涉及产品从塑身内衣到男士营养液，老板要求一致以阿灿为拍摄主角。我们只好照办，拍内衣广告的时候，让阿灿在不暴露过多风情下，以坐、卧、站、趴等姿势在镜头前搔首弄姿一番，拍壮阳口服液的时候，把阿灿脸蛋画得红红的，一脸的幸福，旁边一个面黄肌瘦、跟柴鸡似的女人不无羡慕地说“我老公工作忙、应酬多，到了家就筋疲力尽，哪像你们家那位。”这时阿灿说“心动不如行动，多亏有了xx口服液，他好我更好！”这样，当我们的节目在电视台播出的时候，不仅主持人是阿灿，连中间插播的广告都是阿灿拍的，阿灿铺天盖地走进老百姓的生活，为人民所熟知。老板得意地说，要的就是这样。然后和阿灿钻进“别克”向灯火阑珊处驶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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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绸道模特公司办了一个全国大赛，阿灿要参加，老板不让，他清楚这里面的暗道玄机，怕她跟别人跑了。但阿灿执意参加，她说你是我什么人，你又不和我结婚，我干嘛要听你的，把老板问卡了壳。他只好说，随便你吧。
比赛那天，阿灿自己花钱买了门票，邀请我们去现场加油，老板找了个借口，没去。
比赛在电视台的演播大厅举行，非现场直播。我们坐在第三排，第一排是评委，第二排是赞助此赛事的各企业老板。
在隆重的音乐声中，女模特出场了，身着晚礼服，仪态端庄，婷婷玉立，台下掌声雷鸣。我们看到阿灿挂着29号牌子款款走来，龇牙咧嘴，倍儿高兴的样子。
女模特第一轮展示过后，开始男模特亮相，观众纷纷离开座位去上厕所、抽烟、打电话，转眼间所剩无几。男模比赛在冷冷清清的观众和稀稀拉拉的掌声中草草结束，女模泳装大赛开始，观众不知从何处突然冒出，现场再次座无虚席。
女模们穿着比基尼在台上扭腰摆臀地走来走去，光彩夺目，还往腿上抹了油，两条腿又长又白，长得跟等着下锅的油条似的。个别女同志因为臀部丰满或裤衩太小，而露出两侧屁股蛋子上的肉，明晃晃的，其中一个模特一定是大病初愈或带病参赛，我清楚地看到她屁股上还有两个针眼，一边一个。
更绝的是，泳装展示的背景音乐居然用二胡民族小调，多数选手面无表情地在台上走过，腰间挂着自己的号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是谁家过不下去了，在卖姑娘。
这一环节阿灿穿了一身火红的比基尼，分外妖娆，表现极为突出，我听见坐在前排的一个老板对评委说：“我去找29号聊聊。”就去了后台。这个老板我们都认识，经常在电视上抛头露面，是某知名民营企业的老总，曾放话，他的企业在未来五年内将成为国际品牌，登上世界的舞台。
不一会儿，该老板回来了，微笑着说：“搞定了，你们控制一下吧。”然后塞给评委一个挺厚的信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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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的最后一个环节是综合素质考察，我们替阿灿捏了一把汗，太清楚她的底子了。但阿灿的表现出乎意料，用口若悬河描述都不为过，让我们惊讶不已。这时候评委回过头向那个老板会心一笑，后者回复了微微一笑，说，非她莫属了吧。
而另几个模特在此环节中的表现都不尽人意，被主持人问得瞠目结舌时，台下居然响起了女观众幸灾乐祸的笑声，评委又回过头跟老板说，没人罩着就是不灵。
本次大赛设立了秀发、肌肤、气质、上镜、网上人气、风度、身材、潜质、亲善、形象、台风等奖项及优秀奖十名，季军三名，亚军两名，冠军一名，所有参赛选手无不手捧奖杯，满载而归，却苦了主持人，一口气要念这么多人名。
阿灿不负众望，拿了冠军，却让我们的老板失望至极。
随后的颁奖仪式，各企业老总走上舞台，满面淫笑地向佳丽们颁发奖品。那个民营企业的老总将金灿灿、看上去沉甸甸的桂冠戴在阿灿的头上，可能是阿灿脸小得可爱，桂冠几次从头上滑落下来，看来冠军不是谁都能当的。但别的不说，至少阿灿有身材有脸蛋，就算对得起观众，不像几家企业的女领导，说不利落“祝本次大赛圆满成功”的话倒也罢了，偏偏还要让模特们簇拥着她风韵不存的身体合影留念，也不嫌碜，怎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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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届比赛让阿灿一举成名，人往高处走，阿灿就自然而然地离开了老板甲，跟了老板乙。她说她也没办法，因为比赛那天，她和那个老板在后台签了一份合同，这份合同能保证她获得季军以上的名次，而代价就是三年内的一切行动听从他的指挥。当时阿灿太想获奖了，想都没想，就签了。
告别那天，前老板说我开车再送你一程吧，阿灿说不用了，我的车就在外面，我们送阿灿出来，见一辆火红的“宝马”跑车正停在公司门口。
后来得知，阿灿同我年龄相仿，生活水平却超前我许多，也算自食其力，劳动所得。男女平等的口号喊了这么多年了，到现在仍旧无法彻底平等，只要女人有模样，能比同龄男人至少提前10年实现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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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灿走了，就没了主持人，原节目也换了，被改为演播室的谈话栏目，每期策划一个主题，都是老百姓特别感兴趣的，然后高薪聘请三个该领域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各抒己见，侃侃而谈，拍完了依然全国播出，节目就叫三国演义。
正好这段时间美伊战争打响，于是选题多以此为主，三个四十好几的男人，正经事儿不干，整天没完没了地拿萨达姆开涮，既满足了自己唾液飞溅的欲望，又挣到钱，我算看出来了，凭张嘴就能吃饭的职业有两种，一种是叫花子，一种是主持人。
除此之外，公司还揽点儿广告、专题片一类的屁活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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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我在机房剪片子，其中一盘外景素材是在东方广场拍的，我在带子上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一闪而过，进了大楼。我倒回带子，重放一遍，那个身影再次掠过，太像雷蕾了。我又倒回带子，将画面定格，这只是一个侧面，我不能完全肯定她就是雷蕾，但是，画面中人穿了一双扎眼的黄色运动鞋，这双鞋我见雷蕾穿过，难道就是雷蕾？
我找到那天的摄像，问画面上的时间，他说是上周五拍的，大约早上八点半，拍完这个画面后，就去了王府井的小吃街喝豆汁，喝完豆汁他看了看表，八点五十，想想没啥可拍了，就回了公司还机器。
那么雷蕾在这个时间进入这座大厦去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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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每天早上八点半不到，我便等候在东方广场的电梯口，目不转睛地在过往的人群中寻找雷蕾的身影，等到八点四十，就坐地铁赶往军博，我的公司在那里，九点钟还要上班。有一天我在门口苦苦等待的时候，居然有人把我当成写字楼的保安，让我去帮他们抬桌子，抬完桌子我差点儿又上班迟到。
这种事情以前也在我身上发生过。和潘娜好的时候，我每天都早早起床，去她家马路对面的早点铺，边吃边等她。自行车铃一响，就代表她来了，听到清脆的响声，我一抬头，便看到她向我招手，于是把剩下的两个包子塞进嘴里，抹把嘴跑出去，和她一同骑车上学。
有些时候不知道谁那么讨厌，好像知道车铃是我们的暗号似的，打这儿经过就按两下，我抬头一看，不是，就低头继续吃，刚吃上一口，车铃又响了，我又抬头一看，还不是，便又低下头喝粥，才把勺拿起来，又听见车铃响了，再抬头一看，依然不是，于是我就不再理会，只顾低头吃自己的，任车铃响遍大街小巷，直到粥足饭饱，才仰起脑袋，看见潘娜背着书包站我面前，怒不可遏：“吃吃吃，就知道吃，我车铃都按坏了！”
还有时候我去的早，而潘娜又磨磨蹭蹭，我吃完了她却迟迟不来，服务员开始撤餐具，边收拾边说：学生，吃完了就走吧，早点儿去学校看看书，别跟这儿耗着，我们这里不宽敞，那边还站俩老头等着喝炒肝呢。遇到这种情况，我只好一咬牙：我还没吃饱呢，再来一碗馄饨！
有一次潘娜生病，没来上学，可是我并不知道，左等右等她不来，服务员已经撤了我两遍餐具，但为了能坐着等，我还是叫服务员再上一屉包子，服务员瞪大了眼说：你再吃可就三屉了！我说：您这儿的包子太好吃了，一会我可能还吃第四屉。
吃完这屉包子，我彻底坐不下了，挺着肚子去找潘娜，当得知她发烧今天不去上学后叫苦不迭三屉包子，一共三十个，还有两碗粥，把我折磨得苦不堪言。晚上回到家，看见妈为我准备了一桌子丰盛的晚餐，我直翻白眼，妈以为我病了，得了厌食症，找出山楂丸给我吃，我说我想吃酵母，妈说看来真病了，发烧不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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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雷蕾就更辛苦了，不要说边吃边等，连坐的地儿都没有，一次我实在是站累了，就打算坐地上歇会儿，还没等蹲下，就过来一个保安说：要饭一边儿要去，出门左拐，那儿有地下通道。我一听就不高兴了：我哪点儿像要饭的，要饭的有我这样的吗！我指着身上的名牌衣服说。保安说：名牌怎么了，要饭的就不能穿吗？看来责任不在保安，在要饭的身上，你们穿的越来越好，一点儿职业特点都没了，太伤我们自尊了。
东方广场门口倒是有咖啡馆，里面也卖早餐，但不是我消费的地儿，假若我天天泡在这里的话，工资连保证我每天早上吃饱都不够。我可能吃了，特别是早点，通常是一碗豆腐脑，两个茶鸡蛋，三张糖油饼，如果是油条就得六根，这都是潘娜培养出来的。
等了几天，我突然感觉自己很荒唐，有一点足以让我放弃这种做法：如果那天雷蕾仅仅是路过此处呢？
于是，我每天多了二十分钟的睡眠，不再去东单坐地铁上班，改从家直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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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某地自清末明初就是贫困县，每年靠国家救济度日，今年又逢百年不遇的暴雨，水灾严重，国家救济显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当地政府想出一计，请来北京媒体，对该情况加以报道，以得首都乃至全国人民的援助。
因为公司刚给当地一家企业拍过广告，赚了一些钱，这次人家打来电话，请我们过去，一切费用对方负责，老板说那就去吧，做人要讲良心，于是我受命扛着摄像机去了机场。
这次行动老板给我指派了一个公司的摄像，我没要，他根本不是摄像的料。上次拍三国演义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女嘉宾，前卫作家，穿了一件薄若蝉翼的衣服，他为了看得更清楚，就把特写镜头推至人家胸口处，倒是真能看清里面胸罩的花边，可是画面没法用，看不见脸，只有一个随呼吸起伏的胸部，白白浪费了两盘带子，他却说没关系，回头卖给哪个av导演用。
我上了飞机一看，全是脸熟的北京记者，摄像机、照相机，长枪短炮，当地政府真挺下本儿。
下了飞机，欢迎队伍分列两旁，我们踩着泛的红地毯，走上大巴，前面警车开路，后面人群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坐了近四个小时的汽车，终于抵达贫困县，一路颠簸，人困马乏。我们被带进县政府宾馆，酒席早已摆好，没看出贫困在哪里。
众人就坐，县长举起酒杯，抑扬顿挫说：“欢迎大家来我县视察工作，鄙县穷山恶水，生活艰难，为表谢意，特备酒席一桌，菜陋饭简，不成敬意，我代表县人民政府、人大常委，敬大家一杯，祝各位身体健康，合家欢乐，事业有成！”然后一仰头，把酒喝了，我也不得不干掉杯中酒，因为刚才县长的义正言辞让人感觉，如果不喝，就是跟政府作对，就是人民的公敌，天理不容，就地正法。
随后，县长边给众人倒五粮液，边倾诉苦衷，山珍海味络绎不绝地端上来，在这里，我吃到许多平生第一次吃的东西。
这哪儿是扶贫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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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众人对饭菜的兴趣远胜于县长的讲话，县长知趣地闭上嘴，笑眯眯地看着大家咀嚼，直到盘干碗净。然后，县长邀请我们出去坐坐，说下面还有节目，几个记者立马来了精神，眼睛开始放光。坐了一天的飞机和汽车，累的，我早没了闲情逸致，就提前告辞，回屋睡觉了。
房间是早已准备好的，为了方便，还是一个人一屋，想的够周全，其实大可不必。进了屋，见桌上摆了一个手提袋，里面装着烟酒茶糖还有招商项目指南和投资手册各一本，明显是让我们带走的。
可是到了离开的那天，为了轻便，我还是将两本书放回桌上，也不知哪里来的兴致，还在墙上题诗一首：意思
烟酒茶糖
我带走
意思领了
剩下的两本书
就不拿了
千万别说我
不够意思
的确，这样做挺对不住人家的，不过，我估计大伙都这样。除了给收破烂的，否则这两本书永远送不出去。
后来，临上飞机，我看有人拎着手提袋去了小摊儿，把东西换成了人民币，说是拿着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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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洗去一路的风尘仆仆，我躺在床上刚打开电视，电话就响了。这种时候打来的电话一般都是挣钱的，我考虑是否接听。身正不怕影斜，脚正不怕鞋歪，我拿起话筒。
“先生，需要小姐服务吗？”一个娇滴滴的声音，听着像东北的。
我问：“都有什么服务？”
“啥都有。”果真是东北的。
“那就聊聊天吧。”我说。
“行，我上去找你。”对方已经迫不及待。
“不用了，就电话里聊吧，姑娘，多大了？”我说。
“大哥，别耽误我挣钱，完了事儿你想怎么聊就怎么聊。”倒是直接。
我说：“这么着吧，你先问问别的屋，如果实在没买卖，你就给我打电话，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聊聊天。”
姑娘说：“光聊天哪过瘾呀，大哥不远千里到了这儿，还不高兴一把，让我上去帮你放松放松。”
我说：“你要是免费放松就上来，我没钱。”
姑娘说：“大哥真会开玩笑，没钱还能住酒店？”
我说：“不是自己花钱。”
姑娘说：“真羡慕你呦，有吃有喝，还能报销。”
我说：“我们是报销，可也不是什么都报。”
姑娘一笑：“你能报销我也没有发票。”
我说：“你怎么干上这行了。”
姑娘说：“我家在农村，从小就坎柴、喂猪、做饭，没钱也没时间上学，现在家里把这些繁重的事物教给我妹去做了，我有了时间但还是没有文化，找不到工作，就趁着还不老出来挣点儿钱，养活父母。”
我说：“那就不耽误你挣钱了，你先忙，没事儿再聊。”
姑娘失望地挂了电话，再也没打来。兴许是做成一桩买卖，不知道该不该祝贺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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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这里是一个鸟都拉不出屎的地方，但第二天我还是大便告捷，在这一点上，我老是这么规规矩矩，有条不紊。
在县长的指挥下，我们跟着几个民兵上救生艇，准备深入水灾实地拍摄考察。几个记者说晕船，不上去了，就在岸上扫扫外围吧。县长语重心长地说，我县人民的未来就在各位的手中，然后给大伙鞠了一个躬，率先走上皮艇。毕竟吃人嘴短，昨晚那么丰盛的款待，不是白享受的，一县之长又已做出表率，还有什么可说的，硬着头皮上吧。
经过近两个小时有惊无险的漂流，终于安全靠岸。原来总说自己不容易，现在见了灾区人民，才知道何谓真的不容易，回北京后我一定要好好写写，一个记者如是说。县长说，谢谢各位，酒宴已经备好，给大伙压惊。
又是一顿饕餮大餐。
饭后，本次行程即将结束，欢送仪式异常热烈，鞭炮齐放，礼花纷呈（尽管在白天），跑旱船、耍狮子，好生热闹。
我们与当地人民依依惜别，坐上去机场的长途车。登机一个半小时后，飞机渐渐驶出一片蔚蓝，天空愈发阴霾，北京快到了。
有人开始唱：“北京的天是不晴朗的天，北京的人民也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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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飞机，我扛着摄像机回公司交差，正好赶上发钱。
第一次领工资的时候，我有一种异常强烈的感受：钱拿在手里的感觉真好，这东西太神奇了，当你把鼓鼓囊囊的钱包放进牛仔裤的屁股兜里时，走起路来都昂首挺胸、收腹撅臀，甚至能感觉到自己的屁股有多他妈的性感。跟谁也不能跟钱过不去。
但领了几次，我又产生了这般感受：暂且不论钱的多少，每月这般周而复始地工作、领工资、再花掉，有什么意思，难道生活就这么乏味吗。
待业的时候，每天在家干点儿自己想干的事情，物质匮乏，精神却充裕。上班以后，物质的匮乏并没有完全解决，精神却饥渴起来。
平心而论，我确实为每月领工资的生活兴奋了些日子，特别是发钱当天，喜悦是按捺不住的，但经历了几次后便感觉无聊，生活的意义仅在于此吗。有了钱又有什么用，况且这点儿钱还远没到随心所欲的地步，即便钱真多到想怎么花就怎么花的程度，那花钱还有什么意思。当然，此话为时尚早，或者就是天方夜谈，但生活的无趣，我已深有体会。
现在的工资是我当学生时候生活费的几倍，那时几百块钱就能让我过得倍儿开心，如今钱多了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的意思不是说钱多得花不出去，在北京有多少钱都不够花的，我的意思是我花了钱却买不来快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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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各个时代的同学中，最有钱的居然是一个连大学都没考上的傻逼，高中时候没有人瞧得起他，长得贼眉鼠眼，肥头大耳，一脸淫荡相，上面都是包，一看就是色憋的，说话娘们儿腔，上黑板做题的时候拿粉笔都是莲花指，还爱招猫逗狗，一副欠揍的样儿。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成为我们班挣钱最多的。据说因为他在家看了几年chinadaily，没事儿就对着镜子用英文自言自语，平时在中关村给人打工，然后就顺利进入国外某著名电脑公司，任技术维护，主要工作就是接听客户电话，为对方排疑解难，如果碰上他也不会的情况，就拿着听筒冲对方喊：“喂，请大声一点，我听不太清楚，请再大声一点，我还是听不清楚！”然后就挂了电话。如果你遇上这种情况，我可以十分肯定地告诉你，接电话的那孙子就是他。
该同学活儿虽然糙，但收入丰厚，经常拿着存折去迪厅找姑娘，看见顺眼的，就对人家说：“姑娘，跟我回家吧。”姑娘瞟他一眼说：“德行。”他不慌不忙，将拿着存折的那只手放到姑娘胸脯上说：“跟我走就告诉你密码。”姑娘接过存折，看看里面的数字，说：“帅哥，今晚我是你的。”
我们无论谁提到他，气都不打一处来，认为苍天对自己极其不公平，或者说对他太照顾了。后来听说这个同学得了性病，他还引以为荣四处炫耀，以此证明自己威风八面，见多识广。
说实话，如果这个同学混得不像现在这么耀武扬威，而是被车撞了或者去要了饭，我们对他的感情不会如此恶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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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存折，我也有一个，刚上大学的时候父母给的，里面存着人民币若干，够我每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有计划地花才够）。开学初的时候，里面的数额比较可观，可到了期末考试，有时甚至期中考试刚过，里面便会空空如也。那时候我在银行的交易窗口经常是绿单子（取款单）进去，人民币出来。
每当我把绿单子递进交易窗口，听到营业员在窗口那边“唰唰”的数钱声音通过麦克风传递出来的时候，便心旌飘荡起来一会儿就可以用这些钱换取欢乐了。
现在自己也挣了钱，虽然不多，却想把它（们）存入银行，并希望这个数字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但雪球并没有越滚越大，经常是红单子（存款单）进去没两天，绿单子又进去了，还有时候入不敷出，拆了东墙补西墙，所以雪球总是大一公分又融化十毫米，勉强维持收支平衡，只有碰上意外之财（揽点儿私活，或者路边捡个三块五块的），才能让红单子进去后绿单子不跟进去。后来我发现，挣我这么多钱还存，简直多此一举。
虽然这样稀稀拉拉挣到的也是钱，但我认为钱不是这样挣来的，怎么挣的，我还没发现，但我必须发现，因为男人挣钱就像女人生孩子一样理所应当。
我的存折上面的数字始终没有超过五位，最悲惨的时候，加上小数点后面的两位有效数字才勉强够四位。我不渴望成为百万富翁，只想先当个万元户过过瘾，但连这一愿望都难以实现。如今这个“万元不是户，十万不算富，百万刚起步，千万才算数”的时代，我想滥竽充数都这么难。
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钱到花时才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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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大学的时候和先于我工作的中学同学吃饭，他们在饭桌上只提两件事情，女人和钱。我对前者倒饶有兴趣，因为年龄到这了，身不由己，而后者在当时并未对我产生吸引力，我自恃清高，认为他们俗不可耐，可现在当他们再约我吃饭的时候，我往往为挣钱（虽说是工作，但要是不给钱就让我干活，打死我我也不干）而忙得不亦乐乎，没空儿，他们就说，你丫现在怎么比我们还现实。
至今有一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是如何完成由一名慵懒的学生到金钱爱好者的转型的，好像就在一夜之间，我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找寻致使自己如此的原因，突然发现，身边的所有人，除了小学生们正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外，芸芸众生无不在好好挣钱天天向上。
记得我直到高二的时候才知道学习是要用脑子的，老师和家长欣喜若狂地夸我开了学习的窍；而现在，我认识到金钱的重要性，是否算开了生活的窍，领悟到其中的真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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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这么说，但我远没到那种为了钱能抛头颅、洒热血，不惜将尊严、人格踩在脚下去获得的程度。没了钱我还能活，活着不是为了钱。
人的欲望无外乎两种，物质的和精神的，前者可具化为金钱，后者能进一步抽象为理想，尽管有些人的理想就是赚钱，但在我身上，两者还是分开的，若干年前，我非常倾向于后者，现在两者出现了对峙，我深信，若干年后或是不久的将来，我一定会义无返顾地选择前者，而现在，我能做到的就是将这件事情延期发生，或索性立即发生。
难以想象，我失去其一，或只拥有其一会是什么样子。假如人类满是欲望，世界将会怎样；假如人类失去欲望，世界又会怎样。
欲望就像发面，时间越长，膨胀得越厉害，因而对我们而言，难的不是改变命运，却是安心满足现状。
当听说有人比自己挣钱多，我心里就开始忿忿不平，决心换工作或要求涨工资；而当听说有更多人挣得比自己还少的时候，涨工资、跳槽的愿望便不再强烈。人就是这么没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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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北京不久，公司就没了业务。北京出现非典，为了减少传染和被传染的几率，电视台每天不再制作和播出新节目，只找些老掉牙但被誉为经典的电视剧打发观众。
没有活儿干，自然就没有钱挣。老板说事已至此，他也没辙，人算不如天算，不想干了，可以回家，要是还想干，就每天准时上下班，只发五百块钱基本工资，他相信sars终将被人类战胜，到那时候，公司必会财源广进。
北京各行业受sars影响，普遍萎靡，躲人还躲不及呢，更不会招聘新人，这时候离开公司不是明智选择。五百块钱是太少了点儿，但面临一场不知何时才能被征服的疾病，与其在家一个人无聊，不如去公司让大伙陪着一块无聊，钱不钱的先放一边。
公交车是不敢坐了，又新买辆自行车，排了老半天队。每天带着口罩骑车上班，一看见路边的宣传栏上写着的：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手挽手，我就心头一惊，这样抗非典，不传染等什么呢。
北京市民戴口罩总动员开始，你戴我也戴，戴了口罩，大街上的每个姑娘看起来都美若天仙，无论鼻梁有多塌、牙有多黄、几个鼻孔、长没长胡子，凡是口罩之内的部位，多丑陋也被美化了，只要眼睛不小得眯成一条直线，都能赢得极高的回头率，对一些女性而言，这在平时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
口罩在北京早已脱销，老歪和白没买到，但为了防患于未然，就自己动手，将胸罩改了口罩。白的内衣多以红黑为主，戴着太张扬，因此她又现买了几个白色胸罩，把背带剪去，将剩余部分从中间一分为二，一副胸罩够两个人防非典用，他俩单独行动的时候，旁人不留意倒看不出什么，但同时出现就显得很滑稽，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儿，然后捧腹大笑。面子诚可贵，生命价更高，为了健康地活下去，他们不顾外人耻笑，我行我素地戴着胸罩做买卖。可胸罩的海绵层太厚，而天气又日渐炎热，老歪戴一会儿就喘不上气来，额头直冒汗，白又特意为他买来超薄型胸罩，一百多一件，看着老歪一剪子下去，白心疼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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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充分利用坐班的八小时，我在网上下载了一部水浒，每天看十章。也不错，有书看，偶尔整理一下片子，还发工资，就是上下班的路上辛苦点儿，可我认为值，在家一天我真不见得能看十章。但时间久了，我又烦了。
两个多星期后，一百二十回的水浒看完了，我又下了一部金瓶梅，没几天又看完了，后来索性把网上名为银瓶梅、铜瓶梅、铁瓶梅、铝瓶梅的文章都看了，只有看看这些，消磨时间，否则就无事可做。这一时期，与我打交道最多的女性就是潘金莲。
从小到大，各类型女人在各个时期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先是西游记中女妖怪，妖娆美丽，本领高强，有杀人不眨眼的，有肚脐眼吐丝的，在我幼小的心灵烙下极深的印记，但那部戏好像除了火了六小龄童，其余人都销声匿迹了，特别是那些饰演艳丽妖精的女演员，难道她们真的成为妖精，在人间蒸发了？
后来一个日本演员，叫内田有纪，我因为看过她演的一部名为热力17岁的电视剧而对其情有独钟，那年我14岁，梦中情人就是她那样儿。
再后来我上了大学，对白领女性萌生兴趣，当时理想中的女子是：长发细腰，却不一定丰乳肥臀，出了门，往大街上一站，看见红色就招手，打开车门就上，管丫夏利还是富康，上车后一句哪哪哪，然后摇下车窗，兀自点上一根烟卷，对司机的搭讪不予理睬，当司机从反光镜里偷看的时候，提醒他不要东张西望，注意前面过马路的老太太，到了地方，留下相应数目人民币，不索要发票，下车熟练“砰”地将车门撞上，扬长而去。
唉，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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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我上学期间打工的经历计算在内，这已经是我的第五份工作，可无论在哪里，做什么事情，我总有一种虚度光阴的感觉，因为我不是在为自己忙碌，而是在出卖劳动力，以此换得生活所需。
事实就是如此，无论做什么，当我们刨根问底追问“为什么”的时候，会倏忽发现，一切行为都是徒劳的，毫无意义。
做什么才不算浪费时间呢，睡觉，只有觉是给自己睡的。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把睡觉看成最讨厌的事情，可能是他咖啡或茶喝多了吧。
这就是我对待生活的态度，我相信每个人对生活都有不同的认识。就好像一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如果砸到我的脑袋，我会扬起头骂一句操你妈的，然后捡起苹果擦擦吃掉，心满意足地离开；如果砸到某个农民兄弟，我想他会赶来马车，不等熟了，把苹果全部摘掉，然后驱车前往农贸市场；幸好这个苹果砸到的是牛顿，也算长了眼睛。
每当工作时候感觉空虚，我就听见尼采说：“一种更高类型的人不喜欢‘职业’，正是因为他懂得召唤自己。”我想说的是，尼采，你丫别再害我了。
我就不信我不能呆在一个地方踏下心来干个不说三年五载，一年半载总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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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旗帜，挂在旗杆上才会迎风飘扬，那么人类生活的支柱是什么：拼命挣钱，养家糊口，封妻荫子，满足自己的种种欲望？还是沽名钓誉，活出个人模狗样，让万人瞩目？或者回报辛勤耕耘、忍受分娩之巨痛而生育了我们的父母，是他们一把屎一把尿将我们拉扯大，为我们换洗尿布，供我们吃穿，接受文化教育，母亲安慰女儿初潮别紧张，父亲告诉儿子遗精很正常，我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有爸妈撑腰，但这些我们一辈子也偿还不清，顶多给点利息。这些都不是我生活的动力，我的生活没有支柱，我是一面无杆可挂的旗子，只能任风摆布。
这段时间，我的幸福就是周五下班路上花5块钱买本小说，回到家不紧不慢地吃完饭，再看会儿电视后，把窗帘拉上，台灯打开，该撒的尿撒了，然后钻进被窝看小说，看困了算，一觉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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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我总抱怨工作没劲，爸说你才上了几天班就烦了，我和你妈工作了一辈子都没抱怨过，你现在回家吃现成的，我那时候还要负责做一大家子的饭，你们现在有电脑了，可以玩游戏、上网，我们那时候有个屁，除了桌椅板凳，就是一杯茶水和两张报纸，三十多年了，我们还不是照样过来了吗。
是呀，他们那时候没有网络，每天都是怎么过来的，坐着发呆，站着唠嗑，还是尽心社会主义建设？真是一代人一个活法儿。
日子就是这样一天天过去，一天的生活从早上睁开眼去上厕所开始，到睡前再上趟厕所结束。
一个周末，在家呆得甚是无聊，好不容易熬到了吃晚饭，吃完后爸点上一根烟说：一会儿你把碗刷了。我撸起袖子，走进厨房，看着眼前的锅碗瓢盆和油盐酱醋心想，真他妈没劲，但这就是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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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肆虐，患者有增无减，人心惶惶，天下大乱。
老板终于实行了人性化的弹性工作制度，每人每周值班两天，其余时间呆在家中，不准乱跑，咳嗽发烧立即拨打120。
我心中窃喜：一周歇五天干两天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饭馆取消了四人以上的大餐桌，毕业生们无心再吃散伙饭，幸好我不是今年毕业，否则该多郁闷。毕业本是一次生离死别的过程，许多人这辈子难得再相见，即便上学时候形影不离，好在我们毕业那年可以大吃大喝，肆无忌惮地抱头痛哭，现在除了豁出命去，散伙饭的壮观景象已难得一见，大家总不能带着口罩，吃着泡面，端起一杯板蓝根互相干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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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严重，闹得我哪儿也不敢去，闷在家里混日子。我又在网上碰到茶杯里的叶子。
她：好久不见，我以为你得非典了。
我：你就不能盼我点儿好吗。
她：最近忙什么？
我：忙着生活。
她：同志辛苦了。
我：你的生活好像挺滋润，傍了大款吧。
她：蒙对了。
我：真的？
她：骗你干嘛，我现在养尊处优。
我：我们劳动人民和你不是一个阶级。
她：有工作了？不是社会寄生虫了？
我：瞎干呗。
她问我在什么公司，我如实回答，反正公司这么多人，她知道我是谁。她问我上班都干什么，我就把公司网址发给她，说这里面涉及到的我们都干。过了一会儿，她说在网站上看见公司的全家福了，问哪个是我。
其实我根本就不在这张照片上，拍摄的时候，我正好去了湖北那个发大水的县城。
我故意把照片上最丑的男人说成就是我，这样见面后才不会让她失望，果然引来她的诧异：啊，你长这样呀！
我说其实我本人比照片上帅多了，她说甭解释，照片上的形象已经比她预想的好许多了，我说，靠，你把我想成什么样了。
我问她长什么样，她说你想知道可以和我见面呀。我正求之不得，早就想看看能傍上大款的姑娘长什么样了，万一哪天我成大款了，也有个思想准备。
我说你不怕传染非典吗，她说你要怕那就算了，我说我不怕，我戴口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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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约好在北太平庄的一家茶馆见面，标志是我把一包中南海放在桌上，而她的面前会摆上一杯白水，里面没有茶叶。
大家都不敢出门，街上没有几辆车，交通顺畅，我比约定时间提前二十分钟到了茶馆，北京如果老这样就好了。
为谨慎起见，进了茶馆我依然没有摘掉口罩，也没有把中南海放在桌上，而是随手从书架上抄了一本旅游杂志，心不在焉地翻看。茶馆里还有几个人，但一定不是她，这几个人都是男的，岁数都不小了。
时间快到了，我开始留意每个进入茶馆的客人。有人进来，有人出去，但没有她。幸好几个单身男士也在等人，我可以夹在他们中间滥竽充数，也幸好没人桌上放着中南海，要不她一会没准儿就张冠李戴了。
这时，进来一个穿t恤衫的女孩，戴着口罩，举目四望，像在找人，我赶忙装作看书的样子，用余光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她看了一圈，没有发现要找的人，便在我斜前方坐下，与我面对面，仅从眉宇间看，她的模样还不错。服务员拿着茶单走过来：小姐，您喝点儿什么茶？她说：一杯白水。
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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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水上来了，她并没有摘掉口罩，只是看了一眼表，或许在埋怨我不守时。其实我早到了，你要是摘去口罩，露出真面目，样子不太难看的话，我就跟你打招呼了。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她表现出不耐烦，我也等不住了，心想把烟掏出来算了，但就在这时，她摘掉口罩，喝了一口水，我发现她居然是潘娜。
我不相信会有如此巧合，就掏出手机，拨打了茶杯里的叶子在网上留给我的电话，同一时间，潘娜的手机响了，她接听：你怎么还没到，我已经在茶馆里了。
声音从我的斜前方和手机中分别传入我的耳朵，真真切切。
北京，这个人口上千万的城市，还是太小了。
我挂掉电话，掏出中南海放在桌上，摘掉了口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