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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我在万寿寺里，在金色的琉璃瓦下。从窗子里看去，这里好像是硫磺的世界，到处闪着硫磺的光芒，还有一股硫磺的气味。我多次出去寻找与硫磺有关的工厂，假如找到的话，我要给市政府写信，揭发这件事，因为硫磺不但污染环境，还是种危险品，不能放在万寿寺边上。结果是既没有找到工厂，也没有找到硫磺，而且一出了寺门气味就小了。事实是：我们正在污染环境，我们才是危险品。面馆里的人还抱怨说，我们发出的气味影响了他们的生意。这样我就不能写这封信了──因为人是不该自己揭发自己的呀。
从医院里出来已经有一个礼拜了。我有一个好消息：我的记忆正在恢复中，每时每刻都有新的信息闯进我的脑海。但也有很多坏消息，这是因为这些记忆都不那么受我的欢迎。比方说这一则：我不是历史学家。我已经四十八岁了，还是研究实习员，没有中级职称。学术委员会前后十次讨论我的晋升问题。头三次没有通过，我似乎还有点着急。到了第四次我就不再着急。第五次评上了，我又让了出去，让给了一个比我岁数大的人。领导说：这是你自己要让啊，可不要怪我们；我只微笑着点了一下头。第五次以后总能评上，我自己高低不同意晋职，说自己的水平不够。第十次发生在我撞车之前，我还是不同意晋升，并且再三声明，我准备在一百岁时晋升助理研究员，并在翌年死去。谁敢催我早日晋升就是催我早死。但不知为什么，他们收走了我的工作证，发回来时就填上了新职称。不管别人怎么说，我都不承认自己已经晋升了中级职称──就是这样，我还被车撞了，这完全是领导给我强行晋职所致──既然我没有职称，也就不是历史学家。但我还不至于什么人都不是：我大体上是个小说家。
在香案底下，我找到了一叠积满了尘土的文学刊物，上面都有署我名字的作品。我还出过几本小说集。今天，我还收到了一张汇款单，附言里写明了是稿费。还有一封约稿信，邀请我写篇短篇小说，参加征文比赛，但很婉转地劝我少一点“直露”的描写──我想这是指性描写。这些事我一点都记不得了。但既然是小说家，那就好好写吧。
我把薛嵩的故事重写了一遍，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中午，那个自称我老婆的白衣女人把它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不置可否地放下了。这使我感到失望。我总觉得，失掉记忆以后，我的才能在突飞猛进，可以从前后写出的手稿中比较出来。现在我正期待着别人来验证。我问她道：怎么样？她反问道：什么怎么样？这使我感到沮丧──她连我的话都听不明白了；或者说，我自己连话都说不明白了。这两种说法中，后一种更为通顺，但我更喜欢前一种。我说：这回的稿子怎么样？她淡淡地答道：你总是这样，反反复复的。说完就从房间里走了出去。按说我该感到更加沮丧才对。但是我没有。她走路的样子姿仪万方，我总是看不够。
在我失掉记忆之前，写到：盛夏时节，薛嵩走过金色的池塘，去给学院修理一具热水锅炉。现在我必须接着写下去。在写这件事之前，我必须说说这件事使我想到了些什么：我自己念研究生时，就常常背着工具袋，去给系里修理东西，我自己还念过研究生，有硕士学位，这使我不胜诧异。系里领导直言不讳他说：他们录取我，不是看中了我的人品和学业，而是看中了我修理东西的手艺──这就提示我，我的人品和学业都不值得回忆，只有手艺是值得回忆的。历史系和别的文科系不同，有考古实验室，文物修复室，加上资料室、计算机教室，好大的一份家业，要修的东西也很多。顺便说一句，领导对我说这样的话，不是表扬我有手艺，而是提醒我，修理东西是我应尽的义务，不要指望报酬了对薛嵩来说，学院是什么地方、要修的是一台什么锅炉等等，只要你把薛嵩当成了我这佯的人，就无须解释。只要让他知道有座锅炉坏了，这就够了，他立即就会去修理。
薛嵩要修的锅炉在一座八角形的楠木大塔上，这座大塔又在一个新月形的半岛的顶端，这个半岛伸在一个荒芜的湖里。在湖水的四周，没有一棵树。湖里也没有一棵芦苇，只有金色透明的湖水。正午时分，塔上金色的琉璃瓦闪着光。我以为，这是很美丽的景色。但薛嵩没有看风景，他走进了塔里。在塔的内部，是一个八角形的天井，有一道楼梯盘旋而上，直抵塔顶。这是很美丽的建筑。但薛嵩也无心去看，只顾拾级而上。在塔的每一层，学院里的姑娘们在打棋谱，研究画法，弹着古琴研究音律，看到有个男人经过，都停下来看他。这都是些很美丽的女人。但他也无心去看，一直登到塔顶去看那个坏了的锅炉。这是因为，这台坏掉的锅炉──说实在的，这算不上是一台锅炉，只是一个大肚子茶炊，是精铜铸成的，擦得光可鉴人──是他的一块心病，是来自内心的奇痒。在茶炊顶上，有一具黑铁制成的送炭器，是个马鞍蹬子一样的东西，用来把炭送进炉膛。这个东西前不久刚修理过，现在又坏了。在折断的铁把手上，留下挫过的痕迹。这是破坏问题在于，谁会来破坏一具茶炊？薛嵩直起身来，看着塔里来来去去的女人们。在这些女人中，有一个爱上他了。所以她总要破坏茶炊，让他来此修理。现在的问题是：她是谁？在塔里那些像月亮一样美丽的姑娘中，她是哪一个？在我已经写到过的女人里，她又是谁？
我依稀觉得，这就是我自己的故事，系里的每件仪器我都修过，这不说明别的，只说明历史系拥有一批随时会坏掉的破烂。考古试验室的主任是个有胡子的老太太，我看过一台仪器后，说道：旧零件不行了，得买新的。她说：你把型号写下来，我去买。我二话不说，背起工具包就走；因为我觉得她不让我去买零件，是怀疑我要贪污，这是对我人格的羞辱──这样走了以后，她更加怀疑我要贪污。对于羞辱这件事，我有这样的结论：当一件羞辱的事降临到你头上时，假如你害怕羞辱，就要毫无怨言地接受下来，否则就会有更大的羞辱。但这是真实发生了的事，不是故事。
有一次，在我的故事里，我走上了一座高塔去修理一具茶炊。在这座塔的内部，到处是一片金黄：金丝捕木做的护壁、楼梯扶手，还有到处张挂的黄缎子；表面上富丽堂皇，实际上俗不可耐。相比之下，我倒喜欢在塔顶上那片铁。它平铺在惺亮的茶炊下面，身上堆满了黑炭。这种金属灰溜溜的，没有光泽，但很坚硬。不漂亮，但也不俗气。
我走上陡峭的楼梯，从喧嚣的声音中走过。这些琴、瑟、笙、管，假如单独奏起来，没有人会说难听，但在一座塔里混成一团，就能把人吵晕。我又从令人恶心的香烟中走过，这些檀香、麝香、龙涎、冰片，单独闻起来都不难闻，混在一起就叫人恶心。这地方还有很多姑娘，单看起来个个漂亮，但都穿着硬邦邦的黄缎子，描眉画目，乱糟糟地挤在了一起，就不再好看。在这座大塔的天井里，正绞着一道黄色、炽热的旋风。我虽是从风边走过，但已感到头晕。
在那片黑铁上，紧靠着茶炊有一道板障，板障下面放了一个大板凳，有个姑娘坐在上面。她可没穿黄缎子，几乎是全裸着的，双脚被铁索锁住。仔细一看，她不是自愿坐在这里的。在她身后的板壁上有个铁环，又有一道铁索套住了她的脖子，把她锁在了铁环上，还有一根大拇指粗细的木棍，卡在她的嘴里，后面有铁箍勒住。至于双手，则被反锁在身后。这个姑娘闭着眼睛缩成一团，在热风里出着汗，浑身红彤彤的，好像在洗桑拿浴──这是全楼最热的角落，因为热气是上升的，又有填满了红炭的茶炊在烤着。她脸上没有化妆，头发因酷热而乾枯，看不出是不是漂亮。但我以为她一定是漂亮的，因为她是这样的不同凡响。陪我来的老虔婆介绍说，学院里规矩森严。这个姑娘犯了门规，正在受罚。我顺嘴问道：她吃豆予了吗？随着我的声音在板壁间响起，那个姑娘朝我睁开了眼睛，张开嘴巴，露出咬住木棍的两排整齐的牙齿，朝我做了个鬼脸。与此同时，老虔婆也宣布了她的罪状：“破坏茶炊”这种罪名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内。
在那个老虔婆的监视下，我解开了脚上套着的白布口袋，踏上那片黑铁，套这两个口袋，是要防止我这俗人污染了学院神圣的殿堂──顺便说说，我给考古室修东西时，脚上倒不用套袋子，只是要穿白大褂──把沉重的帆布工具袋放在黑铁上。就在这时，那双被铁链锁在一起的脚对我打出一个手势：左脚把右脚抱住，在趾缝之间透出一根足趾，上下摆动着。这是一条马尾巴。我知道这是讥笑我的袋子，说它像个挂在马尾巴下面的马粪袋子。这个帆布袋子上满是污渍，不用她说我也知道它像什么。对于这种恶毒攻击，我也有反击的手段。我用左手比成一个马头，把右手的食指放到马嘴里去，这是比喻她像马一样戴着衔口。然后，我拿着一把扳手站了、起来，假装无意地看了她一眼，只见她正作出个苦脸，假装在哭。这就是说，我的比方太过恶毒，她不喜欢了。但转眼之间她脸上又带上了娇笑，含情脉脉地看着我。我不动声色地转过身去，开始修理茶炊。如前所述，我早就知道锅炉会坏，坏在哪里，所以我把备件带了来。但我不急于把它修好，慢吞吞地工作着。那个老虔婆耐不住高温，说道：师傅您多辛苦，我去给你倒杯茶来，就离去了。假如我真的相信她会给我倒茶，那我就是个傻爪。此时，茶炉间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
正午时节，那位白衣女人在我房间里，看我的稿子，和我聊天，这使我感到很幸福。一点半以后，我们那位戴白边眼镜的领导就出现在院子里，不顾烈日当头和院子里的恶臭在徘徊着。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踱步的路线朝我门日靠近。等到两点整，他乾脆就是在我门前跺着脚绕圈子。有点脑子就能猜出来，他是告诉我们，上班时间已到，应该开始工作。不用有脑子你也能猜到，他就是我故事里的那个老虔婆。因为他的催促，白衣女人只好从我这里走出去，回到自己屋里。
在我的故事里，离去的却是那个老虔婆。我马上扑到她面前，迅速地松开铁箍，她就把那根木头棍子吐了出来，还连吐了两口唾沫，说道：苦死了。你猜那是根什么木棍？黄连树根。学院派整起人来可真有些本领然后，我把这个浑身发烫、头发蓬松的姑娘抱在了怀里，一面亲吻她的脖子，一面松掉她脖子上的铁锁，让她可以站起来。然后，轻轻咬着她的耳朵，抚摸着她的乳房。这地方比平常柔软。她说：天热，缺水，蔫掉了。我马上拿出木头水壶，给她喝了几口，又往蔫掉的地方浇了一些。现在我看出这姑娘已经不很年轻，嘴角有了皱纹，脖子上的皮也松弛了。但只有这种不很年轻的姑娘才会真正美丽
我像一个夜间闯进银行的贼，捅开她身上的一重重的锁。看来学院真不缺买锁的钱。这世界上没有捅不开的锁，只是多了就很讨厌──转到她后面才能看到，那一串锁就像那种龙式的风筝。把所有的锁都捅开之后，我就可以和她做ài，在这个闷热、肮脏的茶炉间里大干一场。为此我摊开了工具袋，她也转过身去，蹲了下来，让我在她背上操作。不幸的是，这串锁只开到了一半，楼梯上响起了沉重的脚步声。她小声嚷道：别开了！‘决把我再锁上！于是又开始了相反的过程，而且是手忙脚乱的。但是上锁总比开锁容易，把那个木头衔口放回她嘴里前，我和她热烈地亲吻──她的嘴很苦，黄连树根的味道不问可知。等到那老虔婆走进茶炉间时，她已经在板凳上坐下，我也转过身去，面向着茶炊，作修理之状，如前所述，我早就知道这茶炊要坏，而且知道它会坏在哪里，所以带来了备件。但现在找不到了。怎么会呢？这么大的东西，这么点地方！我满地乱爬着找它，忽然看到那双被铁链重重缠绕的脚在比划着一个手势：右脚的大脚趾指向自己。这下可糟了。那东西锁在她身上了！现在没有机会把它再拿下来
白衣女人离开之后，领导继续在我门口徘徊，谁都不喜欢有人在门口转来转去，所以我起身把窗子全部打开，让他看看我屋里没有藏着人。但他不肯走，还在转着，与此同时，臭味从外面蜂拥而入。所以我只好关上窗子，请领导进来坐。他假作从容地咳嗽一声，进了这间屋子，在白衣女人坐过的方凳上坐下；我也去写自己的小说，直到他咳嗽了最后一声──他咳嗽每一声，我就从鼻子里哼一声，这样重复了很多回，在此期间，我一直埋头写自己的小说──清清嗓子道：看来我们需要谈谈了。我头也不回地答道：我看不需要；嗓音尖刻，像个无赖。他又说：请你把手上的事放一放，我在和你说话。我把句子写完，把笔插回墨水瓶，转过身来。他问我在写什么，我说是学术论文。他说：能不能看看，我说不能。就是领导也不能看我的手稿，等到发表之后我自会送他一份。随着这些弥天大谎的出笼，一股好邪的微笑在我脸上迅速地弥散开来。看来，我不是个良善之辈，我又把自己给低估了
领导和我谈话时并没有注意到，我不是一个人，是一个小宇宙；在其中不仅有红线、有薛嵩、有小妓女和老妓女，还有许多别人。举个例子，连他自己也在内，但不是穿蓝制服、戴白边眼镜，而是个太阳穴上贴着小膏药的老虔婆。假如他发现自己在和如此庞大的一群人说话，一定会大吃一惊，除此之外，我还是相当广阔的一段时空。他要是发现自己对着时空作思想工作，一定以为是对牛弹琴，除了时空，还有诗意──妈的，他怎么会懂得什么叫作诗意。除了诗意，还有恶意。这个他一定能懂。这是他唯一懂得的东西。
在我这个宇宙里，有两个地方格外引人注目：一处是长安城外金色的宝塔，另一处是湘西草木葱宠的风凰寨。金色的宝塔是阳jù的象征，又是学院所在地。看起来堂皇，实际上早就疲软了，是一条历史的脐带领导对我说，我现在有了中级职称，每年都要有一定的字数（他特别指出，这些字数必须是史学论文，不能拿小说来凑数），如果完不成，就要请我调离此地。不是和我为难──这是上级的规定。说完了这些屁话，他就起身从我屋里踱了出去。他走之后，我感到愤怒不已，决定摔个墨水瓶子来泄愤。然后我就惊诧不已：墨水瓶子根本就摔不碎
我把故事和真实发生的事杂在一起来写，所以难以取信于人。如果我说，我们领导教训了我一顿，一转身就变成了一条老水牛，甩着沾了牛屎的尾巴，得意洋洋地从我房里走了出去，两个睾丸互相撞击，发出檐下风铃的金属声响，你也不会诧异──但墨水瓶子摔不碎不是这类事件。我有很多空墨水瓶，贴着红色的标签，印着中华牌炭素墨水，57ml，还有出厂日期等等。你把它往砖地上一摔，它就不见了，只留下一道白印。与此同时，头上的纸顶棚上出现了一个黑窟窿，再摔一个还是这样，只是地下有了两道白印，头上有两个黑窟窿。这些空瓶子就这样很快地消失了，地上没有一片碎玻璃，顶棚上有很多窟窿──隔壁的人大声说道：顶棚上闹耗子！最后剩下了一个墨水瓶，我把它拿在手里端详了一阵：这种扁扁的瓶子实在是种工程上的奇迹，设计这种瓶子的肯定是个大天才。我把它拿到外面去，灌满了水，在石头台阶上一摔，这回它成了碎片。随着水渍在台阶上摊开，我感到满意，走回自己屋里。
我站起来，转向老虔婆，一本正经地告诉她，茶炊坏得很厉害，无法马上修好。那个老太太擦着额头上的汗说：那怎么办？楼下这么多姑娘要喝水越过老虔婆，身后的姑娘在板凳上往后仰，做哈哈大笑之状。我说：我回去做备件，做好了明天再来。现在没有理由再呆在这里。我只好提起工具袋那个姑娘朝我送了一吻，这一吻好似猩猩的吻──这当然是因为嘴里衔着木棍。这一吻可以把我的左颊和右颊同时包括在内。趁那老虔婆不注意，我朝她做了个鬼脸，走出了这座塔，走到外面金色的风景里去，但也把一缕情丝留在了身后。无论是我，还是薛嵩，对已经发生的事情还算是满意。唯一不满的是那黄连树根，谁也不愿把那么苦的东西放到爱人嘴里。假如有一种木头是甜的就好了。我可用它作根衔口，把塔里的黄连树根换掉说实在的，塔里的茶炊设得不好，尤其是送炭器。那地方不该做成马蹬状，而是应该做成滚筒状。当然，做成滚筒状，破坏起来就更难了。
我在金色的风景里徘徊实际上，我是在万寿寺里，面对着一张白色的稿纸。如前所述，我总是用发黄的旧稿纸写小说，现在换上了这种纸，说明我想写点正经东西。在昏迷之中，我已经写出了题目：唐代精神文明建设考。这个题目实在让我倒胃回头看看那座金色的塔，它已经是金色余晖中的一道阴影。很多窗口都点起了金色的灯火。在这个故事开始时，我走上这座塔，假作修理茶炉，实际上是来会我爱的姑娘；在这个故事结束时，我用重重枷锁把她锁住，把黄连木的衔口塞在了她嘴里。现在我发现，我把这个故事讲错了。实际上，是别人用重重锁链把我锁住，又把黄连木的衔口塞到了我的嘴里，我愤然抓起那张只写了题目的稿纸，把它撕得粉碎，然后在晚风中，追随那件白色的衣裙回到家里；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到了午夜──在床上，她拿住了我的把把，问道：怎么，没有情绪？我答道：天热，缺水，蔫掉了与此同时，我在蔫蔫地想着：能不能用已知的史料凑出个唐代精神文明建设考。假如不能，就要编造史料。这件事让人恶心：我是小说家，会编小说，但不编史料
在长安城外的大塔上，在乌黑闷热的茶炉间里，带着重重枷锁缩成一团，我也准备睡了。这个故事对我很是不利：灼热的空气杀得皮肤热辣辣的，嘴里又苦得睡不着。板凳太窄，容不下整个屁股，脖子上的锁链又太紧，让我躺不下来。唯一的希望就是：薛嵩还会再来。他会松开我身上的锁链──起码会把脚腕上的锁链松开。此后，就可以分开双腿，用全身心的欢悦和他做ài。生活里还有这件有趣的事，所以活着还是值得的──这样想着，我忽然感到一种剧烈的疼痛，仿佛很多年后薛嵩射出的标枪现在就射穿了我的胸膛不管我喜不喜欢，我现在是那个塔里的姑娘，也就是那个后来在凤凰寨里被薛嵩射死的老妓女。对她的命运我真是深恶痛绝──这哪能算是一种人的生活呢？不幸的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你别无选择。假如我能选择，我也不愿生活在此时此地。
第二天早上，带着红肿的眼睛和无处不在的锁链的压痕，我从板壁上被放了下来，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这间房子在塔角上，两面有窗子，还有通向围廊的门。在门窗上钉有丝质的纱网。就是在正午，这里也充满了清凉的风，何况是在灰色的清晨。地板上铺着藤席，假如我倒下去，立刻就会睡着，但现在塔里已是起身的时节。现在已经别无选择，只能用冷水洗脸，以后在镜前描眉画目，遮掩一夜没睡的痕迹，以免被人笑话。再以后，穿上黄缎子的衣服，在席子上端坐。在我面前的案上，放着文房四宝，一大叠宣纸的最上面一张，在雪白的一片上，别人的笔迹赫然写着题目：先秦精神文明建设考。很显然，这个题目不能医治，而是只能加重我的瞌睡。现在我有几种选择：一种是勉强瞎制上几句。这么大的人了，连官样文章都写不出，也实在惹人笑话。另一种选择是用左手撑着头，作搜索枯肠状，右手执笔在纸上乱描。实际上我既不是在搜索枯肠，也不是在乱描，而是在打瞌睡。还有一种选择是不管三七二十一，躺倒了就睡。等他们逮到我，想怎么罚就罚好了。但这都不是我的选择。我端坐着，好像在打腹稿，眼睛警惕着在门外巡逡的老虔婆，一只脚却伸到了席子下面，足趾在板缝里搜索着，终于找到了几条硬硬的东西。我把其中一条夹了出来，藏在袖子里──这是一把三角锉。这样，我又能够破坏茶炊。然后被锁在茶炉间里。然后薛嵩就会来修理。然后就有机会和他做ài。性在任何地方都重要，但都不如在这座塔里重要。在这里，除此之外再没有值得一做的事了。
后来，这个塔里的姑娘离开了长安城，随着薛嵩来到了凤凰寨。在这个绿叶和红土相间的地方，岁月像流水一样过去，转眼之间就到了生命的黄昏。她始终爱着薛嵩，但薛嵩却像黄连木一样的苦──他用情不专，到处留情而且，不管是有意无意，反正最后还是薛嵩把她射死了。对此，我完全同意红线的意见：薛嵩是不可原谅的。看着他假模假式的哀痛之状，红线几番起了杀心──假如她要杀他，就可以把薛嵩当作一个死人了，因为那就如白衣女人要杀我，是防不胜防的。但是最后红线决定不杀薛嵩，这是因为薛嵩是个能工巧匠──一个勤奋工作的人。一个人只要有了这种好处，就不应该被杀掉。
上述故事可以发生在薛嵩到凤凰寨之前，也可发生在薛嵩离开凤凰寨之后；所以，它可以是故事的开始，也可以是故事的终结。故事里的女人可以是老妓女，也可以是小妓女、红线，或者是另外一个女人。只有薛嵩总是不变。这是因为我喜欢薛嵩。
这座金色宝塔里佳丽如云，长安最漂亮女人住在里面。进这座塔是女人最大的光荣，但是在这座塔里面，漂亮绝无用武之地。学院也是这样的地方，能进学院说明你很聪明，但在学院里面又最不需要聪明。在这里呆久了，人会变得癫狂起来──我就是这么解释自己。我学了七年历史，本科四年、研究生三年，又在万寿寺里呆了十年半。再呆下去我也不会更聪明。假如那个塔里的姑娘也呆了这么久，她应该是三十五六岁，在女人最美丽的年龄。再呆下去，她也不会更加美丽。
转眼之间已经入秋，塔里的人脱下身上的黄缎子，换上开司米的长袍。我大概是最后换季的人，因为我喜欢秋天的凉意──现在已是深秋时节。深秋时的早晨有种深灰色的雾笼罩着一切，穿过窗纱，钻进网里来──既是雾，又是露水。黄缎子不再娑娑做声，开司米表面也笼罩着一层水珠。此时我正对着镜子更衣。这面镜子有粗笨的镜座，厚重的镜片，都用黑色的古铜制作，镜背上错有银丝的图案，镜面上镀了一层锡──但薛嵩骗管总务的老虔婆说，镀的是银。这座塔里的器具多半是薛嵩所制，因为薛嵩做的东西总是最好的。正因为如此，塔门口就立了一块牌子：不通琴棋书画者，以及薛嵩，禁止人内。如你所知，这块牌子拾了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牙慧。在这座宝塔里，人们认为琴棋书画的层次很高，能工巧匠的层次很低。薛嵩是所有的能工巧匠中最出色者，所以他层次最低；即便他琴棋书画无所不通，也不能让他入内。坦白地说，我认为这种算法是有问题的：就算能工巧匠层次低，能工巧匠中最出色者层次应该是较高才对；不应该把他算成层次最低。但是，我也不想去和老虔婆说理。因为女人给自己的爱人说理，层次已经很低，假如说赢了，层次就会更低。既然如此，就不如不说理。
在那座金色的宝塔下面，所有的苹果树都树起了绿叶，和南方的橡皮树相似；并且挂满了殷红的果实，这些果子会在枝头由红变紫，最后变成棕黑色，同时逐渐萎缩，看上去像枯叶或者状似枯叶的蛾子。所幸这是一些红玉苹果，只好看，不好吃；所以让它们干掉也不特别可惜。全中国只有这个地方有苹果树，别的地方只有“揪子”它也属苹果一类，树形雄伟，有如数百年的老橡树，但每棵上只结寥寥可数的几个果子，吃起来像棉花套子──虽然是甜的。水边的枫树和山毛榉一片鲜红，湖水却变成了深不可测的墨绿色。在这片景色的上空，弥散着轻罗似的烟雾，一半是雾，一半是露水。
在镜子里看到的身体形状依旧，依然白皙，但因为它正在变软，就带着一点金黄色。因此它需要薛嵩，薛嵩也因为这身体正在变软，所以格外的需要它。假如一个身体年轻，清新、质地坚实，那就只需要触摸，只有当它变软时，才需要深入它的内部。看清楚以后，她穿上细毛线的长袍，这件衣服朦朦胧胧地遮住了她的全身，有如朦胧的爱意。但是朦陇的爱意是不够的，她需要直接的爱。
对这个金色宝塔的故事，必须有种通盘的考虑。首先，这塔里有个姑娘，对着一面镀锡的青铜镜子端详自己。她的身体依旧白皙，只是因为秋天来临，所以染上了一丝黄色。秋天的阳光总是带着这种色调，哪怕是在正午也不例外。在窗外，万物都在凋零：这是最美的季节，也是最短暂的季节。所以，要有薛嵩──薛嵩就是爱情。
其次，薛嵩在塔外，穿着一件黑斗篷在石岸上徘徊，从各个方向打量这座塔，苦思着混进去的方法。他在想着各种门路：夜里爬上宝塔；从下水道钻进地下室，然后摸上楼梯；乘着风筝飞上去。所以，塔里要有一个姑娘，这个姑娘就是爱情。
除此之外，还有第三种考虑，早上，这个石头半岛上弥漫着灰色的青烟──既是雾，又是露水，青烟所到之处，一切都是湿漉漉的，冰人指尖；令人阴囊紧缩，yīn茎突出；或者打湿了毛发，绷紧了皮肤。这种露水就是爱情。所以，要有薛嵩，也要有塔里的女人。我自己觉得这最后一种考虑虽不真实，但颇有新奇之处，是我最喜欢的一种，作为一个现代派，我觉得真实不真实没什么要紧。但白衣女人却要打我的嘴巴：我们不是爱情，露水才是爱情？滚你的蛋吧！这就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对方不是爱情，环境也不是爱情。“我们”才是爱情。现在的问题是：谁是那些“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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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系里修理仪器时，经常看到那位白衣女人。她穿着一件白大褂，在蓝黝黝的灯光下走来走去；看到我进来就说：哟，贪污分子来了。我一声不吭地放下工具，拖过椅子坐下，开始修理仪器。这种态度使她不安，开始了漫长的解释：怎么，生气了？──开个玩笑就不行吗？──嘿！我知道你没贪污！说话呀！──是我贪污行不行？我贪污了国家一百万，你满意了吧？我是爱国的，有人贪污了国家一百万，我为什么要满意？但我继续一声不吭，把仪器的后盖揭开，钻研它的内脏。直到一只塑料拖鞋朝我头上飞来，我才把它接住，镇定如常地告诉她：我没有生气，何必用拖鞋来扔我呢。我从来没有贪污过一分钱，却被她叫作贪污分子，又被拖鞋扔了一下，我和那个塔里的姑娘是一样的倒霉。
秋天的下午，我在塔里等待薛嵩。他的一头乱发乱蓬蓬地支愣着，好像一把黑色的鸡毛掸子；披着一件黑色的斗篷，在塔下转来转去，好像一个盗马贼。在他身后，好像摊开了一个跳蚤市场，散放着各种木制的构架，铁制的摇臂，还有够驾驶十条帆船之用的绳索。除此之外他还在地上支起了一道帷幕，在帷幕后面有不少人影在晃动。这样一来，他又像一个海盗。天一黑他就要支起一座有升降臂的云梯，坐在臂端一头撞进来，现在正在看地势。因为没有办法混进这座塔，他就想要攻进来。通常他只是一个人，但因为他是有备而来，所以今天好像来的人很多。
对于薛嵩，塔里已经有了防范措施，在塔的四周拉起了绳网。但如此防范薛嵩是枉然的，也许那架绳梯会以一把大剪子为前驱，把绳网剪得粉碎，也许它会以无数高速旋转的挠钩为前驱，把绳网扯得粉碎。塔里的人也知道光有绳网不够，所以还做着别的准备。如前所述，我在等待薛嵩，所以我很积极地帮助拉绳网，用这种方式给自己找点别扭。
在绳网背后，有一些老虔婆提来了炭炉子，准备把炭火倒在薛嵩头上，把他的云梯烧掉。我也帮着做这件事：用扇子煽旺炭炉子。但做这些又是枉然的。薛嵩的云梯上会带有一个大喷头，喷着水冲过来，连老虔婆带她们的炭炉子都会被浇成落汤鸡。又有一些老虔婆准备了油纸伞，准备遮在炭炉上面。这也是枉然的，薛嵩的云梯上又会架有风车，把她们的油纸伞吹得东歪西倒。塔里传着一道口令：把所有的马桶送到塔顶上来，这就是说，她们准备用秽物来泼他。听到这道命令，我也坐在马桶上，用实际行动给防御工作做点贡献。但这也没有用处，薛嵩的云梯上自会有一个可以灵活转动的喇叭筒，把所有的秽物接住，再用唧筒激射回来。只有一位老虔婆在做着最英明的事情，她把塔外那块牌子上“薛嵩不得入内”的字样涂掉了。这样他就可以好好地进来，不必毁掉塔上的窗子。但这也是枉然的，薛嵩既已做好了准备，要进攻这座塔，什么都不能让他停下来。塔里所有的姑娘都拥到了薛嵩那一侧的围廊上，在那里看他作进攻的准备，这就使人担心塔会朝那一面倒下来
有关这座宝塔，我已经说过，塔里佳丽如云。全长安最漂亮的女人都在里面，所以，能进这座塔就是一种光荣。但是光有这种光荣是不够的。还要有个男人在外面，为你制造爱情的云梯，来进攻这座反爱情的高塔。因为这个原故，那些姑娘在围廊上对薛嵩热情地打招呼、飞吻，而薛嵩正在捆绑木架，嘴里咬着绳索不能回答，只能招招手。因为他是个暂时的哑巴，所以谁是他此次的目标暂时也是个谜。说实在的，我也不想过早揭开谜底。
天刚黑下来，薛嵩已经把云梯做好，坐在自己的云梯上，就如一个吊车司机。但整个升降臂罩在一片黑布帷幕下面，就如一座待揭幕的铜像。他打算怎样攻击这座塔也是一个谜──所有的姑娘都屏住了呼吸，把双手放在胸前，准备鼓掌。我也想看看他这回又有什么新花样，但我不会傻到站在围栏边，因为所有的老虔婆都在围栏边上找我。我混在防御的队伍里，忙前忙后，这一方面是反抗自己的情人，也就是和自己作对，另一方面也是在躲风头。每当有老虔婆从身边走过，我就把头低下去，因为我很怕被人认出来。但这是现代派的劣根性，有个人老是低着头显得很扎眼，招来了一个老虔婆站在我身边。我把头低下去，她就把头低得更低，几乎躺在了地下。最后，她对我说道：孩子，低着头就能躲过去吗？这时我勇敢地抬起头来，含笑说道：要是抬着头，你早就认出来了。
那个塔里的姑娘被认出之后，就在一群老虔婆的簇拥之下来到了总监的面前。她勇敢地提出一个建议说：薛嵩大举来犯，意在得到她。虽然她最憎恶薛嵩，但准备挺身而出，把自己交给薛嵩，任凭他凌辱，牺牲自己保全全塔，这是最值得的。一面说着，她一面憋不住笑，看得出说的是反话。因为自己的情人来大举进攻本塔，对她来说是个节日，所以她很是高兴。总监婆婆表扬了她的自我牺牲精神，但又说，我们决不和敌人作交易，宁可牺牲全塔来保全你一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把你藏起来，不让薛嵩找到。这话本该让人感动，但那姑娘却发起抖来，因为总监婆婆说的也是反话。她赶紧提出个反建议，说应该大开塔门，冲出去和薛嵩一拼。很显然，这个建议薛嵩一定大为欢迎；他不可能没有准备──再说，她也可以趁机跑掉。总监婆婆又指出，我们不能冲到外面和男人打架，有失淑女的风范。然后，不管乐意不乐意，她被拥到了塔的底层。这里有一块巨大的青石板，揭开之后，露出了一个地穴，一道下去的石阶和一条通往黄泉的不归路。假如有姑娘犯了不能饶恕的错误，总监婆婆就送她下去，然后自己一个人上来，此后，这姑娘就不再有人提起。总监指着洞边的一个竹筐说道：把衣服脱掉吧，下面脏啊；好像这姑娘还会回来，再次穿上这件衣服，这就显得很虚伪。
我们知道，总监是舍不得这件开司米的长袍，它值不少钱，不该和这姑娘一样在地下室里烂掉。而她现在很需要这件长袍，因为她冷得发抖：但她没有提出反驳，只是眼圈有点红，嘴唇咬得有点白，但是益增妩媚。她憋了一会气，终于粗声大气他说道：这也没什么；就把衣服脱掉，赤身裸体地站着。然后，总监笑眯眯地看着她说：不是不信任你，但要把你的手绑起来。此时那姑娘的嘴唇动了动，现出要破口大骂的样子。但她还是猛地转过身去，把双手背着伸了出来，说道：讨厌！捆吧！总监婆婆接过别人递过来的皮绳，亲自来捆她的双手，那姑娘恶狠狠他说道：捆紧些啊！挣脱了我会把你掐死。总监婆婆说：这倒说的是。我要多捆几道。于是就把她捆得很结实。然后总监取出一条精致的铁链子，扣在姑娘的脖子上，很熟练地收了几下，就勒得她不能呼吸，很驯眼地倚在自己肩上。顺便说一句、总监婆婆的手指粗大，手掌肥厚，小臂上肌肉坚实，一看就知道她很有力气。她用右手控制住女孩，左手拿起了灯笼，有人提出要跟她去，她说：不用，下面的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就把女孩拖下了右头楼梯──下楼时手上松了一下，让她可以低头看路，一到了底下就勒紧了链子，让那姑娘只能踏着脚尖走路，看着黑洞洞的石头天花板。就这样呼吸了不少霉臭味，转了不少弯，终于走到一面石墙面前。在昏黄的灯光下，可以看到墙上不平之处满是尘土，墙角挂满了蛛网。那女孩想：这个地方怎么会有飞虫？蜘蛛到此来结网，难免要落空。她为蜘蛛的命运操起心来，忘掉了铁索勒住脖子的痛苦
总监婆婆把灯笼插在墙上的洞里，用墙上铁环里的锁链把女孩拦腰锁住，然后松掉了她脖子上的铁链。此后那姑娘就迫不及待地呼吸着地下室里的霉臭气。总监婆婆说道：好啦，孩子，你在这里安全了。没人能到这里来玷污你的清白那女孩忍着喉头的疼痛，扁着嗓子说：快滚，免得我啐你！总监说，你说话太粗，没有教养。看来早就该来这里反省一下──反省这个词我很熟，人们常对我说，但我对它很是反感──女孩说：反省个狗屁。总监婆婆不想再听这种语言，就拿起灯笼准备离去。此时女孩说了一句：薛嵩一定会来救我的。虽然薛嵩本领很大，却不一定能找到地下来，更不一定能在迷官似的地下室里找到她。她把不一定说成了一定，是在给自己打气。但是总监婆婆却转了回来，插好了灯笼说：你提醒得好。万一薛嵩进到这里来，你开口一叫，他就找到你了。所以，要把你的嘴箍起来。然后，她老人家从长袍的口袋里掏出一根黄连木的衔口来。
此后，那女孩就把头拼命地扭到一边，紧闭着牙关；直到总监婆婆狠命地揪住了她的头发，使劲扭她的鼻子，她才说道：我真多嘴！算我自己活该吧于是，她转过头来，使劲张开了嘴巴。总监婆婆以为她要咬她，往后退了退。但她又说：箍上吧。然后像请大夫看喉咙一样张大了嘴，仔细地咬住了黄连木；然后低下了头，让婆婆把衔口的皮绳拴在脑后。再以后，她扬起了头，像个吹口琴的人一样环顾四周。这回总监婆婆真的要走了，但她又觉得必须交待几句，就说：其实，你是个很好看的姑娘。我不想这样待你。那女孩在鼻子里哼出一句话，好像是“操你妈”总监婆婆又说：等薛嵩走了之后，也许我会来放你。因为这是弥天大谎，所以她自己也有点不好意思，女孩又哼了一句，好像是“操你姥姥”然后，总监就离去了，把这女孩留在坟墓一样的黑暗里。
我孤身在黑暗里，品尝着黄连木的苦味，呼吸着地下的霉臭气。生活中重要的是光亮，但这里没有光亮。生活中重要的是风，但这里没有风；生活中重要的是声音，但这里没有声音。地下的寒意从身体的表面侵入到腋下、两腿之间。这种处境和死亡不同的是，我还可以想事情。思维这种乐趣，与生俱来，随死亡而去。当人活着的时候，这种乐趣是不可剥夺的那位白衣女人看到此处说：你瞎扯什么呀！我从来不这样想问题。这评论使我如受电击：我觉得在写自己，但听她的意思，此处是在写她。实际上，她说得更对。我恍恍惚惚地说：这样一来，你就不是学院派了──这句话招致我额头上的一次敲击和一顿斥骂：混帐！我要是学院派，能嫁给你吗？看来，她的确是嫁给我了。虽然我不愿相信，但对此不应再有疑问。
我总觉得，说一个人是学院派是一种赞誉。对于男人来说，这是称赞他聪明，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这是称赞她漂亮。只有极少数的人不需要这种赞誉，比方说，我和薛嵩。那个地下室里的女孩在黑暗中站着，渐渐感到腿上很累，又不能躺下来休息地下室里没有一点声音，寂静使耳膜发起疼来。最后她觉得，反正没人看见，可以哭一会。于是，对面响起了抽泣声。这使她知道对面不很远的地方有堵墙壁。忽然她仿佛听到一声嗤笑，赶紧停止了哭泣，凝神去听，什么都没听到。但是她又觉得在霉臭味里杂有薛嵩特有的体臭──这个家伙经常弄到一身大汗，嗅起来有点馊。于是她使劲去嗅，结果马上就被霉味把鼻子呛住了。然后她就叫起来，但那块黄连木压住了她的舌头，只发出了一阵呜呜的声音。然后她又凝神去听，还是什么都听不到猛然间，没有任何徵兆，她的乳房落进了男人温热的手掌。薛嵩的声音在她耳畔轰鸣着：怎么，不哭了？此后，她就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听，冒了被铁链勒断腰的危险，踢开了薛嵩身上的斗篷，两只脚顺着薛嵩的腿爬了上去，紧紧地盘住了他的腰，和他做ài。
与此同时，薛嵩像驴鸣一样解释着今天发生的事情：外面扮作薛嵩的那个人是他的表弟。他自己早就钻了进来，一直躲在这里，看到了总监老太太怎么把她揪了进来，锁在墙上，又看到了她们俩怎么吵嘴。他还说，今天的计划非常之好，百分之百地成功了。但那女孩早就不想听他解释，她还觉薛嵩的声音像是驴鸣──但这不是薛嵩之过，他并没有把嗓音放大，是这里过于安静之故──假如不是嘴被勒住，她早就喊他闭嘴了。最后，当薛嵩把她嘴上的嚼子解开时，她才说了一句早就想说的肺腑之言：你可真坏呀你！
在薛嵩的故事里出现了一个表弟，使我深为不快。如你所知，我也有一个表弟，而且我不喜欢和薛嵩搞得太相像。午夜时分，这位表弟在塔外面辛苦地工作着。他一会爬上云梯，一会儿爬下来跑到幕后，转动一个满是假人的圆盘，借助一个铜皮喇叭发出众多人的呐喊，敲锣打鼓，并且给到处点着的灯笼添油。直到他听到塔上的姑娘们欢声雷动，才松了一口气，从帷幕后面跑了出来。如你所猜到的那样，那些姑娘看到两个人影从塔下的乱石缝里钻了出来。其中一个披着男人的黑斗篷，长发披肩，身材娇小；另一个则身材高大，一丝不挂，长着紧凑的臀部和两条长腿，小腿的下半部还有一些毛。后一个把手搭在前一个肩上，两人从容不迫地走开。只有看到过薛嵩屁股上的肌肉是怎样的一起一伏，你才会知道什么叫作从容不迫。只有看到过薛嵩站定时的样子，你才知道什么叫作男人的屁股──那两块坚实的肌肉此时紧紧地收在他的腰后，托住他的上半身──我只是转述那些姑娘的看法，其实我也不能算见过男人的屁股。总而言之，薛嵩和他的臀部彻底动摇了学院派对爱情的说法：这种说法强调爱情必须以琴会友，在红叶上写情书，爱人之间用诗来对话，从来没有提到过屁股。当然，姑娘们不会把这个不雅的部位挂在嘴上，她们说的是：我就想有这么个人，把我从死亡中救出来，脱下斗篷裹住我的裸体，然后赤身裸体地走在我身边。因为她们都这样想，就给塔里带来了无数的麻烦；不久之后，这座塔就倒掉了。
从那位表弟的眼里看来，那天晚上的景象就大不相同。薛嵩和那女孩朝黑布帷幕走来，在黑毛毡的笼罩之下，那女孩的脸和从斗篷缝里伸出的手显得特别白。她脸上带着快活的微笑，但笑容里又有几分苦涩。而薛嵩前面的样子，塔里的姑娘们看了更会满意──他上身肌肉匀称，腹部凹陷下去，因为寒冷，阴囊紧缩着，已经松弛下来的yīn茎依然很长很大，像大象鼻子一样低垂着。他自己也觉得这样子不雅──虽然赤身裸体地维护爱人可以得到塔上姑娘们的高度评价，但也会着凉的──就对表弟说，脱件衣服给我！那位表弟动手脱外衣，同时盯着表嫂猛看，她只好假作无意地侧过脸去。总而言之，经过短暂的准备，这三个人从幕后走了出来，和塔里的人告别。女孩大声叫着总监婆婆，这位婆婆本不想露面，但又想，不露面更不光彩，就走到围廊上，假作慈爱他说：本想等薛嵩走后再到地下室去放她，不想她已经脱困，真是可喜可贺；她还想说，今后这位姑娘就交付给薛嵩，希望他好好待她──把虚伪扣除在外，这会是很好的演说词，只可惜那女孩不想听下去，猛地转过身去，把斗篷一撩，露出了整个屁股，总监的演说词就被老虔婆们的一片嘘声淹没了。本来大家是要嘘女孩的屁股，结果把总监嘘倒了，她也只好闭嘴，同时恶狠狠地想道：这个小婊子可真狡猾──这种坏女人走掉了也不可惜。然后就轮到了薛嵩，他把双手放到唇上，给塔上送去一个大大的吻，博得了姑娘们的喝彩声。至于那个表弟，他什么都没有说，因为这本不是他的故事。此后，这三个人就转身行去，把这座彻底败坏了的塔留在身后，走进了长安城这个故事得到了白衣女人的好评，但我对它很不满意。因为故事里的薛嵩敢作敢为，像一个斗士，这不是我的风格。那个白衣女人拍拍我的头说：没关系、用不着你敢作敢为。有我就够了。
秋天的长安城满街都是落叶，落叶在街道两侧堆积起来，又延伸到街道的中间。在街道中间，露出稀疏的铺街石板。人在街上走着，踩碎了落叶，发出金属碎裂的声响，很不好听。但是深秋时节长安城里人不多。清晨时分，在街上走着的就只有三个人。风吹过时，这些落叶发出叮叮咚咚的声音，这就很好听了。秋天长安城里的风零零落落，总是在街角徘徊。秋天长安城里有雾，而且总是抢在太阳之前升起来，像一堵城墙；所以早上的阳光总是灰蒙蒙的。我们从翻滚的落叶中走过无人的街道，爬上楼梯，走过窄窄的天桥，低下头走进房门，进了一间背阴的房子。这里灰蒙蒙的一片，光线不好，好在顶上有天窗，这房子又窄又高，就是为了超过前面的屋脊，得到一扇天窗──就如一个矮人看戏时要踞脚尖。前面的地板上铺着发暗的草席，靠墙的地方放着几个软垫子，垫子里漏出的白羽毛在我们带进来的风里滚动着，薛嵩说：房子比较差啊。他的嗓子像黄金一样，虽然高亢，但却雍容华贵。这也不足为奇，他毕竟是做过节度使的人哪。那女孩说：没关系，我喜欢。她的声音很纯净，也很清脆。薛嵩抬头看看天窗──天窗不够亮，就说，我该帮你擦擦窗户。女孩说：等等我来擦吧，这是我的家啊。每次说到“我”她都加重了语气。但她脸上稍有点浮肿，禁不住要打呵欠。按照学院派的规矩，打呵欠该用手遮嘴，但她手在斗篷下很不方便。于是她垂下睫毛、侧着脸，俏俏打着小呵欠，样子非常可爱──但最终她明白这种做作是不必要的，她自由了，就伸了一个大懒腰，使整个斗篷变成了一件蝙蝠衫，同时快乐地大叫一声：现在，我该睡觉了！
既然人家要睡觉，我们也该走了。薛嵩压低了声音说：要不要我给你买衣服？那姑娘微微愣了一下，看来她想自己去买，但又想到自己没有钱，就说：知道买什么样子的吗？薛嵩当然知道。于是，女孩说：好吧，你去买。我欠你。从这些对话里我明白这个女孩从此自由了，既不倚赖学院，也不倚赖薛嵩──虽然是他把她从学院里救了出来。我非常喜欢这一点。
后来，那姑娘像主人一样，把我们送到了街上。此时街上依旧无人，只有风在这里打旋。在这里，她把手从斗篷下面伸出来，搂住薛嵩的脖子，纵情地吻他，两件黑斗篷融成了一件。薛嵩大体保持了镇定，那姑娘却在急不可耐地颤抖着──可以看出，她非常的爱他。除此之外，她刚从死亡的威胁中逃出来。这种威胁在我们看来只是计划的一部份，但对她就不一样，她可不知道这个计划啊后来，那姑娘放开了薛嵩。他们带着尴尬的神情朝我转过身来。我穿着白色的内衣，在冷风里发着抖，流着清水鼻涕，假装轻松地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可以假装没看见。如你所知，我是那个来帮忙的表弟，在高塔下面狂喊了半夜，嗓子都喊哑了，又敲了半夜的鼓，膀子疼痛不已。最糟的是，在高塔外面陈列着的那些器材──云梯、帷幕、灯笼、火把都是我的，值不少钱。此时回去拿就会被人逮住，只好牺牲了。这件事我决定永不提起，救了一个人，还让她出救命的钱，实在太庸俗。这笔钱她也不便还我，还别人救命的钱也太庸俗。当然，见死不救就更庸俗。不知为什么，我竟是如此的倒霉
后来，那姑娘朝我走过来，拉住我的手说：谢谢你啊，表弟，在我面颊上吻了一下，就把我给打发了。我独自走开。长安城里的凤越来越烈，所有的落叶就如在筛子上一样，剧烈地滚动着。那姑娘的体味就如没有香味的鲜花，停留在我面颊上──这是一种清新之气，一种潜在的芳香，因为不浓烈，反而更能持久。我独自下定了决心：在任何故事里，我都再不作表弟了。
现在来看这个故事，仿佛它只能发生在薛嵩从湘西回来之后。既然如此，我就必须把湘西发生的事全部交待清楚。我开始考虑红线怎样了，小妓女怎样了，田承嗣又怎样了，觉得不堪重负。尤其是田承嗣，他像只巨大的癞蛤蟆压在我身上，叫我透不过气来。癞蛤蟆长了一身软塌塌、疙疙瘩瘩的皮，又有一股腥味，被它压着实在不好受。史书上说，董卓很肥，又不讨人喜欢，但他有很多妾。董卓的小妾一定熟悉这种被压的滋味。除此之外，我一会儿是薛嵩，一会儿是薛嵩的情人，一会儿又成了薛嵩的表弟；这好像也是一种毛病。但我忽然猛省到，我在写小说。小说就不受这种限制。我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我可以是任何人。我又可以拒绝任一时间，任一地点，拒绝任何一人。假如不是这样，叉何必要有小说呢。
后来，那个从塔里逃出来的姑娘就住在长安城里。我很喜欢这个姑娘，正如我喜欢此时的长安城：满是落叶的街道，鳞次栉比的两层楼房，还有紧闭的门窗。长安城到处是矮胖的法国梧桐，提供最初的宽大落叶；到处是年轻的银杏树，提供后来的杏黄色落叶，这种落叶像蝴蝶，总是在天上飞舞，不落到地下来；到处是钻天杨树，提供清脆的落叶。最后是少见的枫树，叶子像不能遗忘的鲜血，凝结在枝头。在整个自由奔放的秋季，长安是一座空城。你可以像风一样游遍长安，毫无阻碍。直到最后，才会在一条小街里，在遥远的过街天桥上看到这个姑娘，独自站着，白衣如雪。作为薛嵩，你看到的就是这样的景象，相当令人满意。但我更想作那个姑娘，在天桥上凭栏而立；看到在如血残阳之下，在狂涛般的落叶之中，薛嵩舞动着黑色的斗篷大踏步地走来。这家伙岂止像个盗马贼，他简直像个土匪我作薛嵩作得有点腻，但远远地看看他，还觉得满有兴趣。
在长安城里看这篇小说，就会发现，它的起点在千年之后的万寿寺，那里有个穿灰色衣服的男人，活得像个窝囊废；他还敢说“作薛嵩作得有点腻”把他想出了这一切扣除在外，他简直就是狂妄得不知东西南北。
在薛嵩到来之前，我走进自己的房间。除了不能改变的，这间房子里的一切都改变了。不能改变的是这座房子的几何形状，窄长、通向天顶，但我喜欢这种形状。以前的草席、软垫子通通不见了，四壁和地板都变成了打磨得平滑的橡木板。当然，推开墙上的某块木板，后面会有一个柜子，里面放着衣物，被褥等等，但在外面是看不到的，头顶的天窗也没有了，代之以一溜亮瓦，像一道狭缝从东到西贯通了整个房间。于是，从头顶下来的光线就把这间房子劈成了两半。这间房子像极北地方的夏季一样，有极长的白天和极短的夜。从南到北的云在转瞬之间就通过了房顶，而从东到西的云则在头上徘徊不去。这个季节的天像北冰洋一样的蓝。这正是画家的季节。
从塔里逃出来之后，我是一个独立的人。也许，如你所猜测的那样，我是一个画家，也许是别样独立谋生的人，像这样的人不分男女，通通被称作“先生”我喜欢作一个“先生”只在一点上例外。这一点就是爱情。薛嵩走进这间房子，转身去关门。此时我体内闹起了地震，想要跳到他身上去，用腿盘住他的腿爬上去女人就像这间房子，很多地方可以改变，但有一点不能改变。不能改变的地方就是最本质的地方。
后来，薛嵩朝我走来，我则朝后退去，保持着旧有的距离，好像跳着一种奇异的双人舞。就这样，我们在房子中间站住，中间隐了两臂的距离；黑白两色的衣衫从身上飘落下来，起初还保持着人体的形状，后来终于恢复了本色，委顿于地。薛嵩仿佛永远不会老，肤色稍深，像一个铜做的人，骨架很大，但是削瘦，肌肉发达，身上的毛发不多，只有小腹例外。这家伙有点斗鸡眼，笑起来显得很坏，但他是个好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这个样子，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他低下头去，动了动脚趾，然后带着一脸好笑抬起头来。他是不会随便笑的──果然，他勃起了。那东西可真是难看哪薛嵩留着八字胡，整个胡子连成了一片，呈一字形。而在他身体的下部，阴毛就像浓烈的胡须，那个东西就如翘起的大鼻子，这张脸真是滑稽得要死
而我自己浑圆而娇小，并紧腿笔直地站着。腿之间有一条笔直的线，在白色的朦胧中几不可见。假如它不是这样的直，本来该是不可见的我像在塔里时那样端庄，不顾他的好笑，毫无表情。但微笑是不可抑制的，水面凝止的风景终究是会乱的──这道缝隙也因此变显著了──如你所知，我在万寿寺里写这个故事，那位白衣女人在我身边看着。她在我脑袋上敲了一下，叫道：变态哪！我也就写不下去了
不管那位白衣女人说什么，我总愿意变得浑圆、娇小，躺在坚硬的橡木地板上，看亮瓦顶上的天空，躺在露天地上，天绝不会如此的遥远，好像就要消失；云也不会如此近，好像要从屋顶飘进来。起初，我躺得非常平板，好像一块雕琢过的石材平放在地板上，表情平板，灰白的嘴唇紧闭，浑身冰冷，好像已经沉睡千年。然后，双唇有了血色，逐渐变得鲜红，鼻间有了气息；肩膀微微抬了起来，乳房凸现，腹部凹陷，臀部翘了起来。再以后，我抬起一只手，抱住薛嵩的肩头。再以后，这间屋子里无尘无嗅的空气里，有了薛嵩的气味。坦白地说，这味道不能恭维，但在此时此地是好的。我的另一手按在他的腰际。就这样，我离开地板，浮向空中，迎接爱情。爱情是一根圆滚滚、热辣辣的棍子，浮在空中，平时丑得厉害，只有在此时此地才是好的。写完了这一句，我愤怒地跳了起来，对白衣女人吼道：你有什么意见可以直说，不要敲脑袋。这又不是一面鼓，可以老敲！这样一吼，她倒有点不好意思。噎了一下，才说：不是我要敲你──像这种事总不好拿来开玩笑。我说：我很严肃，怎么是开玩笑！她马上答道：得了吧，我又不是今天才认识你。你满肚子都是坏水，整个是个坏东西说完她就走了。剩下我一个人发愣，想起了维克多雨果的笑面人。那个人谁看他都是一副嘻皮笑脸的样子，只有他还挺拿自己当真──但我又想不起维克多雨果是谁。我也不知这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假如去问那个白衣女人，肯定是找挨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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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终于明白，在长安城里我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薛嵩。薛嵩也不可能是别人，只能是我。我的故事从爱情开始，止于变态，所以这个故事该结束了。此时长安城里金秋已过，开始刮起黑色的狂风。风把地下半腐烂的叶子刮了起来，像膏药一样到处乱贴，就如现在北京刮风时满街乱飞的塑料袋。一股垃圾场的气味弥漫开来。我（或者是薛嵩）终于下定了决心，要离开长安，到南方去了。
在暗店街里，主人公花了毕生的精力去寻找记忆，直到小说结束时还没有找到。而我只用了一个星期，就把很多事情想了起来，这件事使我惭愧，莫迪阿诺没有写到的那种记忆必定是十分激动人心，所以拼老命也想不起来。而我的记忆则令人倒胃，所以不用回想，它就自己往脑子里钻，比方说，我已经想起了自己是怎样求学和毕业的。在前一个题目上，我想起了自己是怎样心不在焉地“坐在阶梯教室里，听老师讲课。老师说，史学无它，就是要记史料；最重要的史料要记在脑子里。脑子里记不下的要写成卡片，放手边备查。他自己就是这样的──同学们如有任何有关古人的问题，可以自由地发问。我一面听讲，一面在心里想着三个大逆不道的字：“计算机”假如史学的功夫就是记忆，没有人可以和这种不登大雅之堂的机器相比。作为一个史学家，我的脑壳应该是个摸nitor，手是一台打印机，在我的胸腔里，跳动着一个微处理器，就如那广告上说的pentium，给电脑一颗奔腾的心。说我是台586，是不是给自己脸上贴金？我的肠胃是台硬磁盘机，肚脐眼是软磁盘机。我还有一肚子的下水，可以和电脑部件一一对应。对应完了，还多了两条腿。假如电脑也长腿，我就更修不过来了。更加遗憾的是，我这台计算机还要吃饭和屙屎。正巧此时，老师请我提问（如前所述，我可以问任何有关古人的问题），我就把最后想到的字眼说了出去：“请问古人是如何屙屎的”然后，同学笑得要死，老师气得要死。但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没有人知道古人是怎样屙屎的：到底是站着屙，坐着屙，还是在舞蹈中完成这件重要工作假如是最后一种，就会像万寿寺里的燕子一样，屙得到处都是。
说到毕业，那是一件更恐怖的事。像我这样冒犯教授，能够毕业也是奇迹。除此之外，系里也希望我留级，以便剥削我的劳动力。在此情况下，白衣女人经常降临我狗窝似的宿舍，辅导我的学业，并带来了大量的史料，让我记住。总而言之，我是凭过硬本领毕了业，但记忆里也塞进了不少屎一样的东西。无怪我一发现自己失掉了记忆，就会如此高兴根据这项记忆，白衣女人是我的同门。无怪我要说：薛嵩和小妓女作爱，是同门之间切磋技艺──原来这是我们的事。很不幸的是，白衣女人比我早毕业。这样就不是学兄、学妹切磋技艺，而是学姐和学弟切磋技艺。这个说法对我很是不利，难怪我不想记住自己的师门。
我到医院去复查，告诉治我的大夫，我刚出院时有一段想不起事，现在已经好多了。他露出牙齿来，一笑，然后说：我说嘛，你没有事。等到我要走时，他忽然从抽屉里取出一本书来，说道：差点忘了！这书是你的吧。它就是我放在男厕所窗台上的暗店街我羞怯地说道：我放在那里，就是给病友和大夫们看的。他把手大大地一挥，果断他说：我们不看这种书──我们不想这种事，我只好讪仙地把书拿了起来，放进了自己的口袋。这本书大体还是老样子，只是多了一些黄色的水渍，而且膨胀了起来。走到门诊大厅里，我又偷偷把书放在长条椅子上。然后，我走出了医院，心里想着：这地方我再也不想来了。
我和莫迪阿诺的见解很不一样。他把记忆当作正面的东西，让主人公苦苦追寻它；我把记忆当成可厌的东西，像服苦药一样接受着，我的记忆尚未完全恢复，但我已经觉得很够了，恨不得忘掉一些，但如你所知，我和他在一点上是相同的，那就是认为，丧失记忆是个重大的题目，而记忆本身，则是个带有根本性的领域，是摆脱不了的。因为这个原故，我希望大家都读读暗店街，至于我的书，读不读由你。我就这样离开医院，回到万寿寺里。
我表弟在北京呆够了，要回泰国。我纳闷他怎么呆到今天才觉得够：成天呆在饭店里不知有什么意思。傍晚时分，我们到机场去送他，他忽然变得很激动，拉着我的手说：表哥，不知什么时候再见。我敷衍他说道：是呀，是呀；心里却盼着他早点登机。只要他通过了安全门，我们就可以回家去。此后就会再也见不到这个不知从哪里来的、我怎么也想不起来的表弟。他语不成声他说道：还记得吗，姥姥给我们做的蒸糕就如有一个晴空霹雳在头顶炸响，我想起了小时的大灾荒年月。
那时我在空地上寻找苦苦菜，然后，我们俩共同的外祖母，一个慈祥和蔼的老妇人，用这些野菜和着面粉蒸糕给我们吃。除了找野菜，我们俩还偷东西。半夜里出去，偷别人家自留地里的黄瓜、茄子、胡萝卜，假如有可能，还偷鸡、偷兔子。这些东西拿回来以后，姥姥看了就摇头。但她还是动手把这些东西做熟。然后，我和表弟就把这些没油没盐、煮得软塌塌的蔬菜和肉类吃掉。姥姥一点都不肯吃──我和我表弟是两个孤儿，但有一个满头白发，面颊松弛的姥姥。我一点都不后悔忘掉了自己做过贼的事，但我不该忘掉姥姥。我眼里充满了泪与此同时，表弟还在喋喋不休他说：现在我可过上人的生活了，要钱有钱，要老婆有老婆──姥姥在天之灵会高兴的。他一句也没提到我。我看着这个满脸流油的家伙，心里暗暗想道：我把他忘掉，这就对了
晚上我们回家去，坐在出租车里，我闷闷不乐。她问我怎么了，我说想起了姥姥，她也黯然伤神。这倒使我吃了一惊：莫不成我姥姥也是她姥姥？假设如此，她就是我的表妹。按照现行法律，表兄妹是近亲，禁止结婚。这件事使我怦然心动。回到家里，她拍我的脑袋说：可怜的孤儿以后我得对你好一点。这当然是好消息。我问她准备怎样对我好，她说，以后再不敲我脑袋了。这个好消息大小一点了后来，在床上，我亲热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你到底是不是我表妹？回答是：错！我是你姑妈啊。我赶紧丢下她坐了起来，浑身起满了鸡皮疙瘩──我想每个男人在无意中拥抱了自己的姑妈，都会有这种反应。然后，就着塑料百叶窗里漏进的灯光，我看到她满脸笑容，鸡皮疙瘩才消散了。看来她不是我的姑妈──岁数也不像。她说：好个坏蛋啊，提起了姥姥，正经了不到五分钟，又开始胡扯了──真是狗改不了吃屎啊。我正想用这句话来说她──当然，我不会把她比作狗。看来她不会是我表妹：这不像是对表哥的态度。今天的好消息是：我未曾犯下奸污姑母的罪行。坏消息则是表妹也没有了。
早上我来上班时，万寿寺的下水道又堵了。黄水在低洼地带漫着，很快就要漫到院子里来。我终于抑制不住狂怒，走进领导的办公室，恳请他撤销我助理研究员的职务，把我贬作一个管子工；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去捅大粪。我还说，我宁愿自己死掉，也不想见到领导和资料室的老太太们坐在屎里──这种屎里虽然有大量的水来稀释，但仍然是屎。我完全是认真的，但领导的脸却因此而变紫了。他跑了出去，很快又和白衣女人一起走回来；大声大气地吼道：身体既然没有恢复，就不要来上班。那白衣女人朝我快步走来──我不由自主地缩紧了脖子，以为她要打我一耳光──但她没有，只是小声说道：走，回家去
然后，我们走在街上。我就像一只狗，跟着大发脾气的主人，做好了一切准备要挨上一脚，但主人就是不踢。过马路时，她紧紧揪住我的袖口，当我看她时，她又放开，说道：我怕你再被汽车撞了。而我，则在傻愣愣地想着：我是谁，为什么要这样愤怒？她是谁？为什么要这样关心我？我值得她这样关心吗？最后，她把我送到了楼梯口，小声说道：人家愿意坐在屎里，这干你什么事啊；就离去了。剩下我一个人去爬三层的楼梯。爬上第一层时，我对今天发生的一切都不能理解，觉得自己完全是对的──就是不能让人坐在屎里。爬到了第二层，我觉得眼前的世界完全无法理解──那白衣女人说，人家乐意坐在屎里，不干我的事──但别人为什么要乐意坐在屎里？但爬到第三层，手里拿着大串的钥匙，逐一往门上试时，我终于想到，是我自己出了毛病。没有记忆的生活虽然美好，但我需要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