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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江南水乡的一个美丽小镇。说是美丽小镇，其实我压根儿就感觉不出来哪怕一丝半点儿的美丽。
我之所以昧着良心渲染小镇的美丽，说穿了就是往自己脸上贴英镑，多少有些哄抬物价的嫌疑。对于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说，面子问题似乎比什么都重要。我认识好几个体面地开着一百大几十万的大奔招摇过市而没钱加油或者要借钱过年的优秀民营企业家，简直对他们如此种种的所作所为崇拜得四脚朝天五体投地，恨不能发自肺腑地叫一声“干爹”
我一直都很怀疑自己是不是出生在这个所谓的美丽小镇。即使哪个女人随便敷衍张一一先生说我是谁生的哪天生的又生在哪里，我都会傻乎乎地信以为真并对她心存感激。这世界像盘古先生那样生下来第一天就可以挥动偌大一把宣花斧开天辟地的神童毕竟只有一个。当然，孙悟空先生那样生下来便能翻跟头的也算一个天才。其余的人，除了哇哇直哭之外，还是只会哇哇直哭。
按照现在这个自称是我母亲的女人的说法，张一一先生出生在一月一日，所以她们不负责任地管我叫“张一一”要是我不争气地降落在三月八日，今天一定会被诸位称为“张三八”想起来，那该是件多么幸福的事情。
我出生的这个美丽小镇叫做“文星镇”这个名字来历非凡，可能比什么朱仙镇景德镇之类来得还要历史悠久。至于是不是这么一回事，我老人家远没有吴晗们通今博古。
文星镇之所以得名，据说是唐朝还是宋代一非常有名的堪舆家游历至此，失声惊呼其为江南第一风水宝地，称千百年后，此地必有文曲星降生，文星镇由是得名。
千百年来，文星镇虽然出过七个进士，离文曲星总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文曲星的悬念保留至今，使得文星镇的父老乡亲生活得异常滋润。他们仿佛觉得未来的文曲星即使不是自己的儿子那一定就非孙子莫属。有希望和憧憬的日子总是美好的。
文星镇到底得名于唐朝还是宋代，在镇里分成两派。从早晨辩论到晚上，两派人马唇枪舌剑针锋相对，不知道争论了多少年、浪费了多少口水、砸碎了多少杯子、踢坏了多少桌子以及扯烂了多少衣服，却是从无定论。
文星镇的来历，很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媲美李自成是否战死九宫山的又一大悬案。据说连镇里学识最为渊博的张别离七天七夜不拉不撒不吃不喝也没有考证出一个所以然来。
文星镇姓文的人占绝大多数，但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却是作为移民的我父亲张别离。
父亲的爷爷原是省城富商，在那个不平凡的年代里，因为经营药材大发战争财，不料“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后来日本鬼子打到家门口，父亲的爷爷只好狼狈不堪地卷起金银细软携娇妻弱子一路逃亡至文星镇并在此定居下来。水土不服加上积吓成疾，不一年就去见了猗顿陶朱。
父亲的令尊大人不事稼穑不善耕种，终日沉溺于三十二张骨牌当中。待到我父亲张别离男大当婚合该成家立业之时，偌大家业已经赌输殆尽，张府上下可谓是家徒四壁、不饱三餐、清风两袖、不名一文。
值此危急存亡之秋，忽从大地起风雷，欣欣然传来划分阶级成分的号召。嗅觉敏锐天生异禀的父亲伺时而动四处钻营，终于被光荣地划分为前途不可限量的贫农。
所谓时势造英雄。父亲以此为契机，一路青云直上高歌猛进，历经二十余年摸爬滚打，居然荣登文星镇镇长宝座并且蝉联了两届。本来大有希望第三次竞选连任，不料后院起火祸起萧墙，镇长夫人一不小心竟在四十四岁这年生下了第三胎——我张一一先生阁下。
若是还在那个人多力量大的年代，说不定还会效苏联老大哥之颦，弄到一些诸如“光荣的母亲”、“伟大的母亲”之类的表彰。遗憾的是，此时此刻的赤县神州正吹拂着计划生育的春风，于是便或有一直觊觎镇长宝座或有眼红外姓人在文星镇指手画脚的仁兄偷偷地参了我父亲几本。
父亲措手不及，不但丢掉了头上文星镇镇长的顶戴花翎，而且还被勒令作出深刻检查，并处以七十七元七角七分的罚款，真是气上加气。
父亲自从走下辉煌的政治舞台后，不敢闲着，不知从哪座深山宝刹求来了得道高僧的锦囊妙计，乘着改革开放的浩荡春风，倾其所有下海经商，成为文星镇历史上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开始的几年，可能是由于缺乏竞争对手或是时来运转的缘故，敢为天下先的父亲很是发了几笔洋财，一跃而成为文星镇首富。在一片肉麻声中，只读过半部论语的父亲虚荣心极度膨胀，不惜血本花了大几十万盖了一幢让文星镇绝大多数镇民流口水的豪华小别墅，那个曾经被人唾弃的离任镇长“张三胎”赫然又成了文星镇最受人尊敬的主儿。
一向喜欢附庸风雅的父亲闲来无事，在家门口贴了一副上联，叮嘱镇民“有事当前勤问我”声称有谁能够对出下联就奖十张“大团结”（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父亲津津乐道的“绝对”三天后不知被谁趁着天黑在门外糊了一下联“无论如何莫理他”对仗虽不十分工整，却足够把一个想要显摆自己优越感的父亲大人气得不行。
父亲满以为他的财运会如同滔滔江水般永垂不朽，一直发达下去。孰料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江湖上风起云涌，各路英雄好汉纷纷显山露水下海淘金。他们大学里学的是拉摩的侄儿，马基雅维利，玩起商战中的阴谋诡计来，我父亲哪是对手！父亲被连坑带骗了好几次之后，财运是再而衰三而竭，生意一亏再亏，把积攒多年的老本赔了个精光。
父亲不甘心就此收山，东拼西凑借了一大笔钱企图重振旗鼓东山再起。然而，他那一套不能够与时俱进的经营策略和一成不变的生意经终究无法适应你死我活的当代商战。父亲虽然想尽各种办法企图力挽狂澜，奈何能力有限，终归无力回天，再加之年事已高，深感此生无望，于是颇露出点下世的光景来。
虽然是债台高筑，父亲却依然陶醉在对过往繁华的回忆当中，丢不开当初人人景仰的张大镇长和文星镇首富的美丽身份。他一直深信自己高人一等，文星镇事无巨细都应该征求他的意见。事实上，他也是这样做了。东村的儿媳打了公公一耳光，他义正词严地去为公公讨还公道；南村文八爷的烟屁股不小心把文八奶奶的被子点着了，他声色俱厉地痛斥文八爷的罪恶行径；西村六岁的文小明偷了奶奶五毛钱买了冰棍，他兴师动众地把文小明的老爸骂得狗血淋头说什么“子不教，父之过”；北村的文三奶奶虐待从宁夏远嫁过来的儿媳，他也要苦口婆心地对文三奶奶进行批评教育。
父亲无视母亲五次三番叫他少管闲事的劝告，自欺欺人地陶醉在“文星镇的包龙图”的光环中，一厢情愿地认为没有了他文星镇的日常秩序简直无法维持，却不知道自己在左邻右舍表面的唯唯诺诺中，已把男女老少各个阶层得罪殆遍。
这一天，镇上有一对新婚燕尔的小两口不知由于哪方面的稍微不和谐拌了嘴。父亲心想才结婚三天就吵架，这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啊，还不把文星镇给抬起来？快马加鞭赶到事发地点现身说法，无非是要求这小两口严肃而认真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料那从小娇生惯养的新娘子可不是好惹的，把未消的余怒全部发泄到瞎掺和的父亲身上：
“你以为自己是谁啊，人家的家务事都要你来管，你算哪门子葱啊？”
张别离大法官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在新郎和邻居幸灾乐祸的劝勉下悻悻地落荒而逃。
父亲从这一事件之后，大概也估摸到了自己现在在镇上的真实地位，本想收敛一下自己好为人师多管闲事的脾气，只是一旦两杯猫尿下肚，就又忘记自己是谁了。
父亲原本是不喝酒的，听说李白斗酒诗百篇后，开始贪上了杯中物。父亲原本吃不惯辣椒，自从知道毛泽东不吃辣椒不革命后，开始猛吃辣椒。父亲原本也不抽烟，不知道从哪本杂志上知道邓小平烟瘾奇大，于是开始学习猛抽烟。抽烟、喝酒和吃辣椒本来只是个人喜好，极平凡的一件事情，父亲非要把这些鸡毛蒜皮上升到一个自己根本无法企及的高度，非得生拉硬扯地把自己和文豪或伟人联系在一起，好像那些不抽烟、不喝酒或者不吃辣椒的人就低人一等永无出头之日一般。因为父亲常常在人前人后自觉或不自觉地表露出这样一种荒诞可笑的情绪，从而遭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嫉恨。
父亲在文星镇地位的不断下降，这是幼小的我便能感觉得到的。我曾有好几次不小心亲耳听到几个平时当着面亲热而恭敬地称呼父亲“张爹”的大伯大叔私下里说的是他的名字甚至小名。这是我疑惑的开始。
我开始了解社会，是在我十一岁那年，我正读初中一年级。
我永远记得那一天，我书包里小心地平铺着期中考试全年级第一名的奖状，兴高采烈地哼着欢快的歌儿骑着自行车回家，远远地看到我家大铁门前聚集着百十号人。
我下了车，看热闹的父老乡亲给我让出了一条路。我看到母亲和姐姐神色黯然地呆坐在我家小别墅的大铁门前，铁门上两幅白色的纸条构成了一个大大的“x”“x”上写着醒目的“封”字。
我气急败坏地捶打铁门，问坐在门前石墩上的母亲怎么回事。母亲告诉我是因为父亲借了银行二十万的贷款做生意已有三年没有如期交付利息，银行已经起诉到了法院，法院给父亲发了传票可是他没有去，今天公安局开了三辆车来了十多个人，本来是要带父亲走的，可是没逮到他，于是把我家给查封了，她也是刚才从外婆家回来才知道的。
我头脑里顿时一片空白，有一种天塌下来的感觉。我可怜兮兮而又小心谨慎地问同样六神无主的母亲：“妈，今晚咱们睡哪里啊？”母亲牵着我的小手说：“一一好孩子，别怕，一切等你爸回来再说，大不了咱们都住外婆家去。”母亲安慰的话无疑给方寸大乱的我打了一剂强心针，我顿时不那么害怕了，虽然心头还淤积着许多被人瞧不起的难为情。我懂事地从书包里拿出平时最不喜欢的英语书，挨在母亲的身旁坐下。
英语单词我一个也没看进去，耳朵里尽是邻居们的窃窃私语或是高谈阔论。大意无非是批评父亲当镇长时如何巧取豪夺啦，经商发迹的那几年是如何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啦，父亲做生意亏了钱还要打肿脸充胖子啦，不应该多管人家闲事啦，不应该自比什么李白毛泽东邓小平啦，诸如此类。总之，父亲那会儿简直成了一个一无是处可以枪毙一千零一次的秦桧或者万俟什么的汉奸和坏蛋。
已经是晚饭时分，看客们开始一拨又一拨依依不舍地散去，没有一句哪怕假惺惺地劝说我们母子三人起来去他家随便用个晚饭或者将就住上一宿的言语。
文星中学中午的伙食很差，我当时已经有些饿了。我贪婪地向平日那些好像还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左邻右舍投过去一个个无辜的眼神后，我的目标受众似乎是不约而同地视而不见，互相打几个冷皮哈哈之后，如避非典般扬长而去。
他们的冷漠令我童年的记忆不再美好。我分明能够清楚地记得我台湾姑奶奶回来省亲以及我家盖小别墅那会儿他们的谄媚劲儿。他们当时都称我为“一一少爷”争先恐后地献殷勤，可以为我一个非常幼稚的举动忙得不亦乐乎。今天他们的态度怎么判若两人了呢？是不是看到我家没钱了就不理人了啊？他们怎么能这样呢？
在我的疑惑中，年将花甲的父亲骑着他的“本田”摩托车出现在我的视线里。他把车停在铁门前，二话没说，径直走到铁门前三下五除二把封条给扯了，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把铁门打开。
母亲不无忧虑地说，这可是法院贴的封条啊，不会抓你去坐牢吧。父亲说，放你一百二十个心，执行庭的赵庭长跟我是多年的交情，就是他昨天通知我今天不要在家的，他们来这里只是意思一下，这封条是贴给别人看的，没个屁用，你们娘儿几个就别瞎操心了！母亲紧锁的眉头这时候终于舒展开来。
有父亲这番话的鼓励，我和姐姐争着跑进院子扯掉了家门口的封条。就在那会儿，我似乎觉得一向萎靡不振的父亲又成了心目中的英雄。
法院果然没有再来我家找过麻烦，不过家里的情况并没有从此好转。姐姐张宜宜在文星镇中心小学教书的薪水很是微薄，大哥张奕奕接过父亲的枪在a城惨淡经营着“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家族生意。家里的境况眼见是一天不如一天，登门讨债的主儿倒是愈发来得殷勤。母亲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想要说服父亲养点鱼种点菜什么的贴补家用，被父亲声色俱厉地无情扼杀，说是会把老张家的脸全部丢光，他张别离以后还要不要做人。
父亲喝醉酒的次数越来越多，倒在马路边或者睡在家门口的壮举屡见不鲜，甚至开始对母亲和我拳脚相加。我开始厌倦上学，开始和那些以前我一直看不起的差生打成一片，踢足球成为比学习重要十倍的爱好。我还迷上了掷色子和玩纸牌，即使一次又一次输掉吃早餐和中餐的钱也乐此不疲。我的成绩开始一落千丈。父亲对我的堕落好像并不太在意，他也许觉得我考不上大学似乎更好一些，可以早日挣钱帮他还清债务，上大学可是一麻烦事儿。
母亲对我成绩的每况愈下感到非常不安，可是自己没有辅导我的能力，只好变卖压在箱底多年的戒指耳环什么的换一些烟酒偷偷地去孝敬我的中学老师。辛勤的园丁会在收到烟酒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把我叫到办公室谈一两次话，无非是勉励我好好学习，说是以我的资质前途无限光明云云。我也会装模作样地认真好几天，然后趁午休的时候依旧和几个差生跑到后山去掷色子玩纸牌。下午放学后，如果口袋里还有幸存的钞票，我就继续躲进甘蔗地或者深山老林聚众赌博，赢了钱就下馆子，输光了就去足球场发泄体力直到夜幕降临才依依不舍地回家。
我浑浑噩噩地度过了五年的中学时光，高三那年才如梦初醒。通过一年的恶补，再加上高考考场上背水一战的即兴发挥，我居然不可思议地考上了令莘莘学子梦绕魂牵的什么大学。
邮差送来烫金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整个文星镇差点儿蒸发掉。那个暑假，文星镇流传着只要张一一大学一毕业至少就是个副县长的美丽谎言，甚至连我赌博的陋习和孤僻的毛病都变得十分的可爱，到我家取经的家长络绎不绝。这是我父亲张别离所欣慰的，这种让人恭维让人羡慕的感觉久违很多年了。
以前那些担心父亲没有偿还能力的债主开始当着我的面表态说可以迟些日子还啦，父亲曾经的多管闲事在访客的口中纷纷演绎成了主持正义的赞颂。父亲的酒量、烟瘾和能吃辣椒，自然也就成了名人才具备的嗜好，甚至连当初那个依靠踩了父亲一脚李戴张冠往上爬才有今天的李副区长都开始主动上我家示好。这一切的一切，让我觉得恶心。我分明是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一出范进中举的现代版。
惬意的暑假转瞬即逝，很快就迎来去什么大学报到注册的日子。
那天的阳光很柔软，懒洋洋铺满我金色的前程。在文星镇无数双几乎要掉下来的眼珠子的深情注视下，我站在熙来攘往的镇口等车，对每一个熟悉和不熟悉的人敷衍地微笑或挥手。那真叫一个踌躇满志意气风发。
上车的刹那，我顿时读懂了“雄赳赳，气昂昂”的全部底蕴，仿佛觉得自己真的前途不可限量未来尽在掌握。我握紧拳头，几乎淡忘了左邻右舍那些刻骨铭心的冷漠，用一种非常神圣的情感暗暗发誓，四年后，我一定要回来把文星镇建设得比华西村和大邱庄还要美丽和富饶。
我压根儿都没有想到，在什么大学会发生那么多的事情，更没有想到我甚至毕不了业。时间和空间的落差最善于和喜欢做梦的人开玩笑。三四年后，我建设家乡的使命感和壮志豪情，终归是如同雨打浮萍般一点点滑落，直至心碎了无痕。没有任何充分足够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