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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3月有个年轻的妇女坐在我们对面。她穿着一身橄榄绿服装，黑色的披肩将面部包得严严实实，以抵御深夜的寒意。每逢卡车急刹或颠簸过路面的凹陷，她就会出声祈祷，每次汽车的高低起伏总伴随着她的“奉安拉之名”她的丈夫身材矮壮，穿着破旧的裤子、天蓝色的长袍，一手抱着婴儿，空出来的那只手用拇指转动着念珠。他嘴唇开合，默默祈祷。同行的还有其他人，总共十来个，包括爸爸跟我，行李箱放在我们两腿之间，盘膝坐在被帆布包起来的后斗上，跟这些陌生人挤在一起，搭乘这辆破旧的俄国卡车。
我们凌晨两点离开喀布尔，自那时起我的内脏就已经翻江倒海。虽然爸爸没有说什么，但我知道在他眼里，晕车是孱弱无能的表现——这可以从他的脸色看出来，有好几次，我的胃收缩得厉害，忍不住呻吟，他的表情很尴尬。那个拿着念珠的矮壮男人——在祈祷的那个妇女的丈夫——问我是不是要吐了，我说可能是。爸爸把头别开。那男人掀起帆布的一角，敲敲驾驶室的窗门，要求司机停下来。司机卡林是个黑瘦的汉子，一张老鹰般的脸上留着小胡子，他摇摇头。
“我们离喀布尔太近了。”他大喊“让他撑住。”
爸爸低声咕哝了几句。我想告诉他我很抱歉，但刹那间我满嘴唾液，喉底尝到胆汁的苦味。我转过身，揭起帆布，在行进的卡车一边呕吐起来。在我身后，爸爸正向其他乘客赔不是，仿佛晕车是犯罪，仿佛人们到了十八岁就不应该晕车。我又吐了两次，卡林这才同意停车，大部分原因还是因为担心我弄脏他的车，他赖以谋生的工具。卡林是个蛇头，从被俄国人占领的喀布尔，将人们偷偷运到相对安全的巴基斯坦，这在当时可是日进斗金的生意。他把我们载往喀布尔西南170公里外的贾拉拉巴特，他的堂兄图尔在那边接应，负责再送逃难的人一程，他有一辆更大的卡车，会载着我们通过开伯尔隘口［1］kyberpass，阿富汗通往巴基斯坦的重要隘口，长60公里。［1］，去往白沙瓦［2］peshawar，巴基斯坦中部城市。［2］。
卡林把车停在路旁，这时我们在玛希帕瀑布以西数公里的地方。玛希帕——它的意思是“飞翔的鱼儿”——是一处山峰，壁立千仞，俯览着下面1967年德国人为阿富汗援建的水电站。数不清有多少次，爸爸跟我路过那座山峰，前往贾拉拉巴特，那个遍地柏树和甘蔗的城市是阿富汗人过冬的胜地。
我从卡车后面跳下去，跌跌撞撞走到路边布满尘灰的护栏。我嘴里涨满了唾液，那是快要呕吐的征兆。我蹒跚着走近悬崖边，下面的深渊被黑暗吞噬了。我弯下腰，双手撑在膝盖上，做好呕吐的准备。在某个地方传来树枝劈啪作响的声音，还有猫头鹰的叫声。寒风微微拂动树枝，吹过山坡上的灌木丛。而下面，水流在山谷淌动，传来阵阵微弱的声音。
我站在路肩上，想起我们如何离开家园，那个我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仿佛我们只是外出下馆子：厨房的洗碗盆堆放着沾有肉丸夹饼残渣的盘子，盛满衣物的柳条篮子摆在门廊，被褥还没叠好，衣橱里挂着爸爸做生意穿的套装。起居室的墙上仍挂着壁毯，我妈妈的图书仍拥挤地占据着爸爸书房里的架子。我们出逃的迹象很微妙：我父母的结婚照不见了，爷爷跟纳达尔国王站在死鹿之前合影的那张老照片杳然无踪。衣橱里少了几件衣服。五年前拉辛汗送我的那本皮面笔记本也消失了。
早晨，贾拉鲁丁——五年来的第七个仆人——兴许会以为我们出去散步或者兜风。我们没有告诉他。在喀布尔，你再不能相信任何人——为了获得悬赏或者因为受到威胁，人们彼此告密：邻居告发邻居，儿童揭发父母，兄弟陷害兄弟，仆人背叛主人，朋友出卖朋友。我想起歌手艾哈迈德查希尔，他在我13岁生日那天弹奏手风琴。他和几个朋友开车去兜风，随后有人在路边发现他的尸体，有颗子弹射中他的后脑。那些人无所不在，他们将喀布尔人分成两派：告密的和没有告密的。最麻烦的是，没有人知道谁属于哪一派。裁缝给你量身时，你几句无心快语可能会让你身处波勒卡其区的黑牢。对卖肉的老板抱怨几句宵禁，你的下场很可能是在牢栏之后望着俄制步枪的枪管。甚至在吃晚饭的桌子上，在自家的屋子里，人们说话也得深思熟虑——教室里面也有这样的人，他们教小孩监视父母，该监听些什么，该向谁告发。
我三更半夜在这路边干什么呢？我应当躺在床上，盖着毯子，身旁放着一本毛边的旧书。这肯定是一场梦，肯定是。明天早晨，我会醒来，朝窗外望出去：人行道上没有那些阴沉着脸的俄国士兵在巡逻；没有坦克在我的城市里面耀武扬威，它们的炮塔活像责难的手指那样转动；没有断壁残垣，没有宵禁，没有俄国军队的运兵车在市场上迂回前进。这时，我听到爸爸和卡林在我身后讨论到了贾拉拉巴特的安排，持续了一根烟的时间。卡林一再向爸爸保证，他的兄弟有辆“很棒的、质量一流的”大卡车，到白沙瓦去可谓轻车熟路。“他闭上眼也能把你们送到那儿。”卡林说。我听见他跟爸爸说，他和他的兄弟认识把守关卡的俄国和阿富汗士兵，他们建立了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这不是梦。一架“米格”战斗机突然从头顶呼啸而过，仿佛在提醒这一切都是真的。卡林扔掉手里的香烟，从腰间掏出一把手枪，指向天空，做出射击的姿势，他朝那架米格吐口水，高声咒骂。
我想知道哈桑在哪里。跟着，不可避免地，我对着杂草丛吐出来，我的呕吐声和呻吟声被米格震耳欲聋的轰鸣淹没了。
过了二十分钟，我们停在玛希帕的检查站。司机没熄火，跳下车去问候走上前来的声音。鞋子踏上沙砾。短促的低声交谈。火机打火的声音。“谢谢。”有人用俄语说。
又一声打火的火机声。有人大笑，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劈啪声让我跳起来。爸爸伸手按住我的大腿。发笑的那个男人哼起歌来，带着厚厚的俄国口音，含糊走调地唱着一首古老的阿富汗婚礼歌谣：
慢慢走，我心爱的月亮，慢慢走。
鞋子踏上柏油路。有人掀开悬挂在卡车后面的帆布，探进三张脸。一张是卡林，其他是两个士兵，一个阿富汗人，另外的是一个咧嘴而笑的俄国佬，脸庞像牛头犬，嘴巴叼着香烟。在他们身后，一轮明月高悬在空中。卡林和那个阿富汗士兵用普什图语谈了几句。我听到一点——有关图尔和他的霉运。俄国士兵把头伸进卡车的后斗，他哼着那首婚礼歌谣，手指敲打着卡车的后挡板。虽然月色昏暗，我还是能看到他的炯炯目光，扫视过一个又一个的乘客。尽管天气寒冷，他的额头仍有汗珠渗出。他的眼光落在那个戴着黑色披肩的妇女身上，他眼睛死死盯着她，朝卡林说了几句俄语。卡林用俄语简略地回答。那士兵听了之后转过身，更简略地咆哮了一下。阿富汗士兵也开口说话，声音低沉，晓之以理。但俄国士兵高声说了几句，他们两个畏缩了。我能感到身旁的爸爸变得紧张起来。卡林假咳几声，低下脑袋，他说俄国士兵想与那位女士单独在卡车后面相处半个钟头。
那年轻的妇女拉下披肩，盖住脸，泪如泉涌。她丈夫膝盖上那个婴孩也哭喊起来。那个丈夫的脸色变得跟天上的月亮一样苍白，他跟卡林说，求求那个“士兵老爷”发发善心，也许他也有姐妹，也有母亲，也许他还有妻子。俄国佬听卡林说完，连珠炮般叫嚣了几句。
“这是他放我们通过的代价，”卡林说，他不敢正视那丈夫的眼光。
“但我们已经付出可观的报酬，他得到了一大笔钱。”丈夫说。
卡林跟俄国士兵交谈。“他说他说任何代价都有一点附加税费。”
那当头，爸爸站起身。这回轮到我用手按住他的大腿了，可是爸爸将其抹开，拔起腿来，他站立的身影挡住了月光。“我要你跟这个家伙说几句，”爸爸说，他在跟卡林说话，但眼睛直望着那个俄国兵“你问他的羞耻到哪里去了。”
他们交谈。“他说这是战争。战争无所谓羞耻。”
“跟他说他错了。战争不会使高尚的情操消失，人们甚至比和平时期更需要它。”
你每次都得充好汉不可吗？我想，心怦怦跳。你就不能忍哪怕一次吗？但我知道他不会——忍气吞声不是他的本性。问题是，他的本性正要送我们上西天。
俄国兵对卡林说了什么，嘴角露出一丝邪笑。“老爷，”卡林说“这些俄国佬跟我们不同，他们不懂得尊重、荣誉是什么。”
“他说什么？”
“他说在你脑袋射颗子弹一定很爽，就像”卡林说不下去，但朝那个被士兵看中的女人努努嘴。那士兵弹掉手里还没吸完的香烟，取下他的手枪。看来爸爸要死在这里了，我想，事情就会这么发生。在我的脑海里，我念了一段从课堂上学来的祈祷。
“告诉他，我就算中了一千颗子弹，也不会让这龌龊下流的事情发生。”爸爸说。我的心思一闪，回到六年前那个冬天。我，在小巷的拐角处窥视。卡莫和瓦里把哈桑按在地上，阿塞夫臀部的肌肉收紧放松，他的屁股前后晃动。我算哪门子英雄？只担心风筝。有时我也怀疑自己究竟是不是爸爸的亲生儿子。
脸庞像牛头犬的俄国兵举起他的枪。
“爸爸，坐下吧，求求你，”我说，拉着他的衣袖“他真的会朝你开枪。”
爸爸将我的手打开。“我什么也没教过你吗？”他生气地说，转向那个一脸坏笑的士兵“告诉他最好一枪就把我打死，因为如果我没有倒下，我会把他撕成碎片。操他妈的。”
听完翻译，俄国兵狞笑依然。他打开保险栓，将枪口对准爸爸的胸膛。我的心快要跳出喉咙，用双手把脸掩住。
枪声响起。
完了，完了。我十八岁，孤身一人，在这世上举目无亲。爸爸死了，我得埋葬他。把他埋在哪里呢？埋完之后我该去哪里呢？
但我睁开眼睛，看到爸爸仍站着，脑里这些盘旋的念头停止了。我看见又一个俄国兵，还有其他人。他的枪口朝天，冒出一阵烟雾。那个要射杀爸爸的士兵已经把他的武器收好，立正敬礼。我从未像此刻一样，又想笑又想哭。
第二个俄国军官头发灰白，身材魁梧，用一口破法尔西语对我们说话。他为他手下的所作所为道歉“俄国送他们来这里战斗，”他说“但他们只是孩子，一来到这里，他们就迷上了毒品。”他恨恨地望着那个年轻的士兵，如同严父被儿子的行为不端激怒。“这个家伙现在药性发作。我会试试阻止他”他挥手让我们离开。
顷刻之后，我们的车开走了。我听到一声大笑，跟着传来第一个士兵的声音，含混而走调地唱着那古老的婚礼歌谣。
我们在路上默默行进了十五分钟，那年轻妇女的丈夫突然站起来，做了一件在他之前我曾见到很多人做过的事情：他亲了爸爸的手。
图尔的霉运。在玛希帕那边，我不是从短暂的交谈中听到过这句话吗？
大约在太阳上山之前一个钟头，我们驶进了贾拉拉巴特。卡林匆匆将我们从卡车领进一座房子。那是单层的平房，位于两条土路的交叉处，路的两边是平房，还有没开门的商店，种着合欢树。我们拖着行李走进屋子里头，我拉起衣领，以抵御严寒。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有萝卜的味道。
我们刚进入那间昏暗且一无所有的房间，卡林就把前门锁上，拉上那代替窗帘的破布。跟着他深深吸了一口气，告诉我们坏消息。他的兄弟图尔没法送我们去白沙瓦。上个星期，他那卡车的发动机坏了，图尔还在等零件。
“上星期？”有人叫道“要是你知道这事情，为什么还把我们带到这里来？”
我用眼角的余光瞥见一阵急遽的动作。随后有个模糊的身影穿过房间，接下来我看到的事情是，卡林猛然撞在墙上，爸爸的双手掐住他的脖子。
“我来告诉你们为什么，”爸爸愤怒地说“因为他要赚这一程的车费，他只在乎这个。”卡林发出哽咽的声音，唾液从嘴角流出来。
“把他放下来，老爷，你会杀了他的。”有个乘客说。
“我正要这么做。”爸爸说。这个屋子里面其他人所不知道的是，爸爸并非在开玩笑。卡林脸色涨红，双脚乱踢。爸爸仍掐着他，直到那个年轻的妈妈，被俄国兵看中那个，求他放手。
爸爸终于放手，卡林瘫倒在地板上，翻滚喘气，房间安静下来。不到两个钟头之前，为了一个素昧平生的女子的清白，爸爸甘愿吃一颗子弹。而如今，若非同一个女人的求情，他会毫不犹豫地将一个汉子掐死。
隔壁传来一阵敲打的声音。不，不是隔壁，是地下。
“那是什么？”有人问。
“其他人，”卡林呼吸艰难地喘息着“在地下室。”
“他们等多久了？”爸爸说，眼睛盯着卡林。
“两个星期。”
“我记得你说过那辆卡车是上星期坏的。”
卡林揉揉脖子“应该是再上一个星期的事情。”
“多久？”
“什么？”
“要过多久零件才会到？”爸爸咆哮了。卡林身子一缩，但哑口无言。我很高兴身边漆黑一片，我可不想看到爸爸杀气腾腾的凶相。
卡林打开门，门后是通往地下室的破楼梯，一股像霉菌的潮湿臭味扑鼻而来。我们一个个下去，楼梯被爸爸压得吱嘎作响。站在寒冷的地下室里面，我感到黑暗中有很多双一眨一眨的眼睛在看着我们。我看见房间到处有人蜷缩着，两盏昏暗的煤油灯将他们的身影投射在墙上。地下室的人窃窃私语，除此之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滴水的声音，还有刮擦声。
爸爸在我身后叹了口气，把行李包扔下。
卡林告诉我们，应该再过几天，卡车就可以修好了。那时我们便可前往白沙瓦，奔上那通往自由和安全的旅途。
接下来那个星期，地下室就是我们的家；到了第三晚，我发现了刮擦声的来源：老鼠。
待得眼睛适应了黑暗，我数出地下室里面约莫有三十个难民。我们肩挨着肩，倚墙而坐，吃着饼干、面包，配以椰枣和苹果。第一天夜里，所有的男人在一起祷告，当中有个问爸爸为什么不加入“真主会拯救我们所有人，你怎么不向他祷告呢？”
爸爸重重哼了一声，伸伸他的双腿。“能够救我们的是八个气缸和一个好的化油器。”这句话让其他人说不出话来，再也不提真主的事。
第一天夜里稍晚的时候，我发现卡莫和他父亲藏身在我们这群人之间。看到卡莫坐在地下室里面，距我只有数尺之遥，这太让我吃惊了。但当他和他的父亲走到我们这边来的时候，我看见了卡莫的脸，真的看见了
他枯萎了——显然没有其他词可以代替这个。他双眼空洞地看着我，丝毫没有认出我。他耷拉着肩膀，脸颊凹陷，似乎已经厌倦了附在下面的骨头上。他的父亲在喀布尔有座电影院，正在跟爸爸诉苦，三个月前，他的妻子在庙里，被一颗流弹击中，当场毙命。然后他跟爸爸说起卡莫，我零星听到一点：不该让他一个人去的你知道，他那么俊美他们有四个人他试图反抗真主血从那儿流下来他的裤子不再说话目光痴呆
我们在地下室与老鼠做伴一个星期之后，卡林说没有卡车了，卡车没法修。
“还有另外的选择，”卡林说，在一片哀叹之中，他提高了声音。他的堂兄有辆油罐车，曾经用它偷运过几次旅客。他就在这里，在贾拉拉巴特，也许可以装下我们所有人。
除了一对老年夫妻，其他人都决定上路。
那晚我们离开，爸爸和我，卡莫和他的父亲，还有其他人。卡林和他的堂兄阿吉兹，一个方脸秃顶的汉子，帮助我们进入油罐。汽车发动了，停在那里，我们挨个爬上油罐车的后踏板，爬上后面那条梯子，滑进油罐。我记得爸爸爬到一半，从梯子一跃而下，从口袋里掏出烟盒。他把盒子清空，从土路中央抓起一把灰泥。他亲吻泥土，把它放进盒子，把盒子放进胸前的口袋，贴着他的心。
惊惶。
你张开嘴巴，张得大大的，连腭骨都咯咯作响。你下令自己的肺吸进空气，如今，你需要空气，现在就需要。但是你肺里的气道不听使唤，它们坍塌，收紧，压缩，突然之间，你只能用一根吸管呼吸。你的嘴巴闭上，嘴唇抿紧，你所能做的，只是发出一阵窒息的咳嗽。你双手抽搐，晃动。身体里似乎某个地方有座水坝决堤，冰冷的汗水汹涌而出，浸湿你的身体。你想哭喊。如果你能，一定喊出声来。可是你必须吸气才能哭喊。
惊惶。
地下室已经够暗了，油罐更是不见天日。我右看，左看，上看，下看，伸手在眼前挥动，可是什么也见不到。我眨眼，再眨眼，不见五指。空气不对劲，它太厚重了，几乎是固态的。空气不应该是固态的。我很想伸出手，把空气捏成碎片，把它们塞进我的气管。还有汽油的味道，油气刺痛我的眼睛，好像有人拉开我的眼皮，拿个柠檬在上面摩擦。每次呼吸都让我的鼻子火辣辣的。我会死在这样的地方，我想。尖叫就要来了，来了，来了
接着出现了小小的神迹。爸爸卷起我的衣袖，有个东西在黑暗中发出绿光。光芒！爸爸送的手表。我的眼睛盯着那萤绿的指针。我害怕会失去它们，我不敢眨眼。
慢慢地，我对周边的景况有所知觉。我听到呻吟声，还有祷告声。我听到一个婴儿哭喊，母亲在低声安抚。有人作呕，有人咒骂俄国佬。卡车左右摇晃，上下颠簸。大家的头撞上金属板。
“想着一些美好的事情，”爸爸在我耳边说“快乐的事情。”
美好的事情，快乐的事情。我放任自己思绪翻飞，浮现出来的是：
星期五下午，在帕格曼。一片开阔的草地，上面有繁花满枝头的桑椹树。哈桑和我坐在浅及脚踝的野草上，我拉着线，卷轴在哈桑长满老茧的手里滚动，我们的眼睛望着天空中的风筝。我们默默无声，但并非因为我们无话可说，而是因为我们之间无需交谈——那些自出世就认识、喝着同样奶水长大的人就是这样。和风拂过草丛，哈桑放着线。风筝旋转，降下，又稳定了。我们的影子双双，在波动的草丛上跳舞。草地那端，越过那低矮的砖墙，某个地方传来谈话声、笑声，和泉水的潺潺声。还有音乐，古老而熟悉的曲调，我想那是雷巴布琴［1］rubab，阿富汗民族乐器。［1］演奏的莫拉曲。墙那边有人喊我们的名字，说到时间喝茶吃点心了。
我不记得那是何年何月的事情。我只知道记忆与我同在，将美好的往事完美地浓缩起来，如同一笔浓墨重彩，涂抹在我们那已经变得灰白单调的生活画布上。
剩下的路程只在脑海里留下零零碎碎、时隐时现的记忆，多数跟声音和味道有关：米格战斗机在头顶轰鸣；断断续续的枪声；旁边有驴子昂昂叫；一阵铃铛的声音和羊群的咩咩叫；车轮压上沙砾的响声；黑暗中婴孩的哭嚎；汽油、呕吐物和粪便的臭味。
接下来我还记得的，是爬出油罐之后清早耀眼的光线。我记得自己抬脸向天，眯着眼睛，大口呼吸，仿佛世间的空气即将用完。我躺在泥土路一边，下面是怪石嶙峋的坑壕，我望着清晨灰蒙蒙的天空，为空气感恩，为光芒感恩，为仍活着感恩。
“我们在巴基斯坦，阿米尔。”爸爸说，他站在我身边“卡林说他会唤来巴士，把我们送到白沙瓦。”
我翻过身，仍趴在冰冷的泥土上，看到爸爸脚下两边放着我们的行李箱。从他双腿间的三角形望去，我看到油罐车停在路边，其他逃难的人正从后面的梯子下来。更远处，大地在灰蒙的天空下宛如铅板，土路伸延而去，消失在一排碗状的山丘之后。有座小小的村落沿着马路，悬挂在向阳的山坡上。
我把眼光转回我们的行李箱，它们让我替爸爸感到难过。在他打造、谋划、奋斗、烦恼、梦想了一切之后，他的生命只剩下这么点东西：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和两个手提箱。
有人在哭喊。不，不是哭喊，是哀嚎。我看到旅客围成一团，听到他们焦急的声音。有人说了一个字:“油气。”有人也说了。哀嚎变成撕心裂肺的惨叫。
爸爸跟我匆忙走到那堆围观者身边，推开他们，走上前去。卡莫的父亲盘腿坐在围观的人群中间，身体前后摇晃，亲吻着他儿子死灰的脸。
“他没气了！我的儿子没气了！”他哭喊着。卡莫毫无生气的身体躺在他父亲的膝盖上，他的右手软软垂着，随着他父亲的哭泣来回抖动。“我的孩子！他没气了！安拉，帮帮他，让他活过来！”
爸爸在他身边跪下，伸手揽住他的肩膀。但卡莫的父亲把他推开，冲向跟他堂兄站在旁边的卡林。接着发生的事情太快、太短，甚至不能称之为扭打。卡林吃惊地大叫，朝后退去。我看见一只手挥舞，一只脚踢出。过了一会儿，卡莫的父亲手里拿着卡林的手枪站着。
“别杀我！”卡林哭喊。
但我们所有人还来不及说什么或者做什么，卡莫的父亲将枪口伸进自己的嘴里。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声回荡的枪响，不会忘记那一道闪光和溅出的血红。
我又弯下腰，在路边干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