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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小梦！
顾小梦！
老人家像老鬼一样神奇地冒出来，让我的书稿难以结束——结束又开始。
这是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是今年春节前，正是我的书稿（书名定为新暗算）紧锣密鼓地编发之际，某日下午责任编辑阿彪突然给我挂来电话，懊恼地告诉我书出版不成了。我问为什么，他说有人指责我恶意歪曲史实，颠倒是非，玷污当事者的形象。我想跟他幽默一下，说：“这种事就像戒烟一样，我经历得多了。”阿彪并没有受我的感染而放松下来，反而煞有介事地说：“这一次不一样，对方来头很大，如果我们一意孤行出版，他们将把我们（我和出版社）告上法庭。”我问他们是谁，阿彪说是一个姓x的先生。我说我稿子里没有x姓的先生啊。阿彪说就是顾小梦的后人。我的头一下子大了，因为这是我书稿的一个软肋：没有访到顾小梦。我曾想她在台湾也许看不到书，哪知道书未出版，她却已经先睹为快。
怎么回事？
原来，我无意中跟阿彪谈起过顾小梦及其后人的情况（有个儿子是名满当下中国的x大富豪），他们社长知情后很敏感，要求他把我书稿作为重点选题上报相关部门审读。负责审读的同志鉴于顾小梦的富豪儿子是全国政协委员，跟高层有相当的交际，谨慎起见把审稿清样曲里拐弯地转到顾小梦手上，希望她过目给个意见。她的意见就是那样：不能出，你要出就上法庭。
我两眼摸黑从采访到写完，这本小书折腾了我三年，悲壮的下场使我想起竞技场上的一句老话：倒在离终点最近的地方。比李宁玉还惨！李宁玉虽然付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她是个胜者——生得光荣，死得伟大。我折腾三年，只换来一个词：白费心机。我突然想跟年轻人一样地骂人：我靠！
别冲动，冲动是魔鬼。冲动会降低你的智商。我安慰自己，要心平气和，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于是，我诚恳地书信一封，托负责审稿的同志给顾老转去——我想，他既然可以让书稿与老人家见面，一定也可以把我的信转过去。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在我绝望之际，一天（今年两会期间），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自称是顾小梦的女儿，看过我的书稿，有些想法想跟我聊一聊。说真的，她没有恶意指责我，甚至对书稿前半部分给予高度肯定，只是强调后半部分严重失实。最后，她表示她母亲想见我一下，希望我去台湾。也许是怕我不去，她在电话里婉转地告诉我，她是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委员，现在正在北京开会，上午某某某领导才接见过她。言下之意，我要重视她和她母亲的要求。殊不知，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
事情终于有了转机！
于是，我以最快的速度去台湾，拜见了顾老人家。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昔日的美貌已无法在老人脸上捕捉到。人老了（八十六岁），似乎都变成了一个相貌：稀疏的银发，整齐的假牙，昏黄的眼珠，收不拢的目光但老人家开口说话的声腔一下子让我把她和顾小梦联系在了一起。她说话直截了当，有股子得理不饶人的劲头。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凶巴巴的责问：
“你为什么要颠倒黑白，恶意夸大李宁玉，把我写成汉奸！”声严色厉，怒气冲冲，断然没有一个古稀老者应有的慈祥。
我想作点儿解释，刚张口便被她挥手打断。显然她积压了许多话要说，且似乎早在腹中预演过多次，一经开讲，如同在播放录音，铿锵道来，不绝于耳，前言后语有呼有应，根本不容我插嘴。我惊讶于她超常清楚的口齿和思维，这么高龄的人啦，但说话的声音、底气和遣词造句的用心、讲究，一点也不比我差。起码要给她减掉三十岁！我想。她一口气对我这样说道：
“你虽然说写的是小说，可谁都看得出来，你说的就是这件事，这些人，就是我和李宁玉。是我但又不是真实的我！你去问问九泉之下的李宁玉，我是不是那样的？事实完全不是你说的那个样，那个情报根本不是李宁玉传出去的，而是我！你知道吗？”
是她？
你相信吗？
我不相信。
我的不信虽没有说出口，但跃然写在脸上。
“你不相信是不？”老人家看出我的疑议“你认为我想抢功劳？我要想抢功劳会来台湾吗？应该留在大陆当英雄才是。我不要功劳，我只要事实，情报就是我传出去的，这是事实，我不允许你们颠倒黑白！”老人家又是朝我一顿连珠炮“告诉我，年轻人，你为什么要这么诬蔑我？是谁让你这么说的？是不是姓潘的那个老不死！”
她指的是潘老，我不敢否认。
看我点头，顾老哼一声，狠狠地说：“这个老不死的，我猜就是他！他就想把什么好事都往李宁玉脸上贴，有金子都往自己人脸上贴！把他一家人都画成个大英雄，其他人都是汉奸、走狗。卑鄙！无耻！姓潘的，我还没死呢，你就敢这么胡说八道，我叫天劈你！你这个老骗子！老滑头！”
老人家的情绪越来越激烈，话语中不时夹杂着骂人的脏话和发烫的感叹号。好在她女儿在场，及时劝阻，总算把她的愤怒平息下来。平静下来后，老人家把我的书稿找出来，丢在我面前，依然气咻咻地责问我：
“你觉得你写的东西经得起推敲吗？你想过没有，当时那种情况下，肥原可能把李宁玉的尸体送出去吗？他为了抓老鬼能把我们几个大活人都关起来，凭什么对一具尸体大发慈悲？就算李宁玉通过以死作证，让肥原相信她不是老鬼，那种情况下也不可能把尸体送出去。为什么？没时间！晚上就要去抓人，谁有心思来管这事？不就是一具尸体嘛，放一天有什么要紧的？何况你自己也写了，肥原还搜查了她的尸体，干吗要搜查？就是不相信，起码是不完全相信。既然不相信，为什么要送尸体出去？难道不送出去肥原要吃官司不成？”
“这”我小心翼翼地说“通过检查，发现李宁玉身上没藏情报”
“然后就信任了？”老人家一阵冷笑“什么检查？就你写的那种检查吗？那种检查能证明李宁玉身上没有藏情报？笑话！她身上可以藏情报的地方多着呢，肚子里，子宫里，哪里不能藏？如果要彻底检查就必须开膛破肚，没一天时间根本检查不完！既然没有彻底检查就不会有彻底的相信，然后你再想想，你是作家，应该有这种判断力，既然无法彻底信任她，怎么可能把她的尸体送出去？万一她就是老鬼呢？那种情况下，一个重要的会议马上要开，大家都是很谨慎的，稍有风吹草动都可能改变计划。如果按你这么写，要那幅画干什么？不需要，只要能把尸体送出去，什么都不需要。我敢说，李宁玉的同志只要一见她的尸体，不管她在遗言中怎么说，病死也好，车祸也好，那个会议绝对要取消。你不想想，一个好好的人，在这种敏感的时候突然死了，你难道会一点警觉都没有？只要有一点警觉，会议就开不成，就要取消，必须取消！哪怕是搞错了也要取消，这就是地下工作。”
老人的这一番话震动了我。
震动是接二连三的。随后几天，老人家约我去了她建在乡下的别墅（离台北市区八十公里，有些证据珍藏在此）作全面访谈。毕竟年龄不饶人，每次她只能跟我谈一个半小时，其间她时而躺在杏仁色的贵妃榻上，时而坐在朱砂红的藤条椅上，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娓娓道来，带我走进了六十六年前那个我自以为熟悉和了解的世界。但正如老人家所言：我所了解的其实还没有被蒙蔽的多现在，我决定重新写这个故事，只是不知道会不会又有人来指责我不尊重历史。有时候，我真不知道，到底什么样的历史才是真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