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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在生命年轮中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16岁至20岁的时候，我最心仪的作家是法国的罗曼罗兰，最喜欢的一部书是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附带也喜欢这部长篇小说的译者傅雷。说喜欢，其实还不够准确，读那部书时的感动与憬悟，其实已经超出了喜欢，达到灵魂为之震颤的程度。
我的16岁至20岁，正当1958年到1962年。那是一个强调集体主义、批判个人主义的时代。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却是一部宣扬个人主义的作品。这样的作品能在那样的历史阶段在中国公开出版，让我这样的青年人看到，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原因之一，是罗曼罗兰这个作家在政治上左倾，他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对通过革命而出现的新兴国家苏联充满善意，与苏俄作家高尔基友情甚笃，是冲破政权封锁率先去苏联访问的西方作家之一，苏联也投桃报李，一直将他视为西方的进步作家，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诠释，也尽量强调其抨击西方社会和文化的虚伪腐朽一面，把体现在主人公身上的个人主义一分为二，指出其脱离群众斗争的不可取，却也肯定其拒绝同流合污的可贵；原因之二，是中国1949年以前的左翼文化和1949年以后到1960年左右的新中国文化，在对待西方文学的态度上，是取法苏联，步其后尘的，比如苏联充分肯定爱尔兰女作家伏尼契的牛虻，我们也就从俄文转译过来大量印行，其实在整个西方，这不过是本籍籍无名的通俗政治小说罢了，罗曼罗兰可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西方的名气是伏尼契辈无法望其项背的，苏联大力肯定，我们当然更乐得推介；原因之三，是中国左翼文人参加革命的最早动力往往是追求个性解放，完全没能预见到真地加入革命队伍后，最后会推进到革个性的命，他们一度理直气壮地把约翰克利斯朵夫视为反抗资产阶级虚伪腐朽的教科书，而1949后他们当中许多人进入了文化界的领导层，这也就使得这本书一度被普及，像我那样的青年（其实1958年我初读此书时还是个少年）很容易从图书馆和新华书店得到它。
1956年到1957年，报刊上已经有文章批判约翰克利斯朵夫，严厉指出其宣扬的是地道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是与我们所强调的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相抵触的，不过那些批判基本上还是讲道理的。后来中、苏两党的分歧逐步公开化，再后来是文化大革命，大字报式的批判可就蛮横不顾逻辑了，连牛虻也扫荡了，遑论罗曼罗兰的文字，傅雷也在那场浩劫中殒命。改革开放以后，傅译约翰克利斯朵夫重新出版，我激动地去重购一部，那时我已37岁，读时依然心往神驰，不过也增添了许多的沧桑之慨。
现在的年轻人似乎很少有读罗曼罗兰这部篇幅浩荡的长篇小说的。一位女白领要求我把这部书的内容给她“速成”一下，我试制了“方便面”式的“提要”给她，谁知她略尝几口就对我说：“啊，原来主人公以贝多芬为原型，太古典了，那样的个人，承载的社会历史责任也未免太沉重了，读起来我会脑仁儿疼，还是读些轻松的成人漫画，更有利于我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之余润滑心灵。”我也不跟她讨论，只是更痛切地意识到，正如“一朝天子一朝臣”可谓“一茬读者一茬书”
不管别人怎么样，就我个人而言，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已经嵌在我的生命年轮里，再难消除。也无需消除，关于这本书，我不想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框架中去讨论它。书被我消化了，融进了我的生命。我对它心存感激，是因为它使我懂得了，我毕竟是一个独立的自己，我当然要努力合群，要尽力使自己于群体、他人有益，要有社会责任感，但自我的尊严、独立的思考、人格的完整、意志的自由，特别是内心深处的良知积累，是投入群体、交际他人的基础。这种铭心刻骨的“个人”感，不必称“主义”却是生命中最可宝贵、不可出卖、绝难放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