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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女大学生的单相思。那小伙子确实可爱。
话说张秀藻这天早晨捧着小竹笸箩，把买来的早点送进了家门，她因为在门洞里遇上了荀磊，弄得方寸已乱，满心满意想把早点往桌上一搁，推说自己在早点铺里吃过了，便到左边自己的屋里一坐，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谁知她刚进屋，妈妈就告诉她：“刚来了电话——今天飞往法兰克福的班机推迟到下午四点钟起飞，你爸上午不走了。”而爸爸则已经脱去了原来穿妥的出国服装，换上了家常打扮，坐在饭桌旁说：“秀藻呀，你一会儿没事吧？吃完早点，你来帮我整理一下书橱吧——两年没整理过了，今天上午倒是个意外的机会。”
张秀藻真想托辞拒绝，比如说自己不舒服，或者说学校里留的作业还没弄完，但多年来父母对她的教养，使她难以撒出哪怕是这样一种谎来。而她又绝不能说出她是被荀磊弄得心猿意马的真情。她默默地坐到了饭桌旁，接过妈妈递过的热粥，点了点头。
整理书橱！为什么偏偏是整理书橱？
就是在爸爸那高大充实的书橱前，她头一回见到荀磊的。
那是今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她从西郊回来，刚进屋，就听见爸爸在唤她。她走进爸爸妈妈的那间屋，头一眼就看见了一个清俊的小伙子，站在了爸爸的书橱前，手里捧着一本英文书，正翻着。
爸爸从旁介绍说：“秀藻，这就是咱们院的传奇人物——荀磊啊！”荀磊这时把眼睛从书上移开，抬起来径直望着张秀藻。张秀藻吃惊了——这双眼睛为什么这样熟悉，又这样新奇？
是的，荀磊恐怕不仅在这个小院里算得上是个传奇人物，在钟鼓楼一带，乃至在整个北京市，也算得是传奇人物吧？
他比张秀藻大两岁，1960年生人。1960年是什么岁月？“大跃进”带来的恶果不仅使农村里饿死了人，也给城市里的居民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大匮乏。那时候，荀磊的爸爸正是负担最重的时候：他奶奶还活着，要赡养；他妈妈所在的街道工厂紧缩了，又重新成了家庭妇女，而他的两个姐姐当时还小。荀磊的爸爸荀兴旺师傅一个人要养活五个人。那时候荀师傅只有三十多岁，正身强力壮，但他食量大，定量不够，因此上班干活时，当中总得停下几次，好把腰带多扣紧一个眼儿。当时全家都宠着荀磊，但毕竟营养不良，他都一岁半了，还不怎么会说话，而且头颅显得过大，囟门长久发软
正像钟鼓楼下流行过的顺口溜所说的那样，荀磊那茬人是“生出来就挨饿，一上学就停课，出校门就插队，回了城没工作。”咱们党的几次失误和转折后的困难时期，恰好发生在他们个人命运的几个关键时刻，这一事实也毋庸讳言。与这样的命运抗争，克服客观因素带来的缺陷，发挥出主观因素的全部力量，自然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但荀师傅指导着他所有的孩子，特别是荀磊，这样去做了。不管社会上如何乱，他要求他的孩子学文化、“懂人事”、“不许出去瞎起哄”在小学里，荀磊成了乱哄哄的教室中少数能认真听讲的学生。当他下课后居然拿着课本，站到老师面前，眨着一双明亮的眼睛，有礼貌地提出几个没弄懂的问题，要老师解答时，老师心里一阵酸楚，一阵欣慰，把他悄悄引到自己的宿舍，不但回答了他的问题，还诚心诚意地给他补充了一些知识——那都是当时被从教学内容中粗暴删刈掉的。1973年至1976年上初中时，学校里的文化课几起几落，不过总算设置了英语课，那英语教师据说有历史问题，饱受过一番冲击，让他重执教鞭不过是“控制使用”所以他站到讲台上时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市民的子弟们有几个学得下英语的？教了半学期，默写26个字母竟还有一多半不及格。那英语课他最后简直是闭着眼睛教了——下头像茶馆一样，几个连本国语也不要学的学生爽性在教室后头打起扑克牌来而就在这样的混乱当中，他发现总有一个声音跟着他念，那便是坐在第一排的荀磊，他从最贫瘠的知识土壤中，贪婪地吮吸着所能获得的每一点每一滴营养
据薛大娘他们回忆，在那几年里，院里头好像就没有荀磊这么个孩子似的。他一下学便坐在他家所在的那个小偏院里念书，偶尔提个水桶到公共自来水管那儿接水，脸儿白白净净的，见人羞怯地笑着打招呼，懂礼得让人反倒觉得他古怪。又据澹台智珠回忆，有一回她不知为什么事去找荀师傅的爱人荀大嫂——那时她沦落到纽扣厂，大约是家里炉火灭了去借块发火煤——进了他家小院，便看见荀磊坐在小板凳上聚精会神地读着什么，她俯身一细看，发现荀磊读的竟是一叠过了时的台历，她不免问他哪儿找来的这种东西？荀磊脸儿涨得通红，像希望能“坦白从宽”似的说：“珠阿姨，是胡同里拣废纸的胡爷爷给我的——人家扔了不要的。”她从荀磊手里抽出几张来一看，原来那是头年用过的台历，每篇底下都有一点文字，或者引点语录、谚语，或者有点历史、地理知识，或者有点人物介绍，现在回忆起来，那些文字编得都很不精当，很粗糙，而且整体受着当时极“左”路线的制约，可荀磊在实在找不到书读时，他就连那用过的台历也视为珍宝，用心地揣摩澹台智珠因而深深地感动，她内心里萌动着的重新喊嗓、练功的念头，被这偶然的接触激发起来倘若连石缝中的小草也在这样顽强地伸展自己的身躯，那么，已经开过花的小树，难道就甘心在寒霜侵袭中凋敝吗？
如今常有人问荀师傅：“您是怎么教育小磊子的？”他说不出来。真觉得没得说。也常有人问荀磊：“你爸爸是怎么把你教育成这样的？”他也说不出来。真觉得无从说起。一切似乎都是无形的。当然也有令他难忘的一些情景，可那值得一说吗？比如，大约是1969年吧，爸爸带他到厂里的淋浴室洗澡。当时，爸爸同车间的一位师傅，全身的汗毛都很重，他戏谑地用粗大的手指拧了一下荀磊的屁股，荀磊出于本能，声音尖锐地骂出了两句话：“你妈x！砸烂你狗头！”那师傅尴尬地笑着，荀师傅却过来关掉了荀磊头上的喷头，绷着脸，训斥荀磊说：“你说什么来着？你听着：任何时候也不准骂人！更不许学那些瞎胡闹的脏话！”并命令他：“给你大爷说‘对不起’！”荀磊低着头，嘴唇紧抿着，成了一道线，半天不言语。那师傅忙把他那喷头也停了，笑着说：“老荀，你也真是，这年头大姑娘都骂街，谁不说两句‘砸烂’、‘油炸’、‘清蒸’？算了算了算了！”谁知荀师傅竟气得脸色铁青，厚厚的胸脯绷得像两块铸铁，瓮声瓮气地宣布：“我不管它什么年头，我的儿子就得正正经经像个人样！”荀磊抬眼望着爸爸，那是全裸的爸爸，身上有解放石家庄时，作为一个最普通的士兵挂上的彩——锁骨边上一处，腰上一处，他小小的心灵忽然像被电击了一般战栗起来，于是他大声地向那师傅说：“大爷，我不对，我错了！”那师傅听了他这话，看着他父子那情景，猛地转过身去，拧开了喷头，让喷泻的热水，掩盖住就要涌出的热泪
1976年荀磊升人了高中，他要求父亲给他买个袖珍半导体收音机，荀师傅毫不犹豫地给了他钱，让他去买。想到这孩子多年来从未跟家长要过买冰棍的钱，荀师傅心里不知怎的有点难过。荀磊每天用那收音机听英语广播。同学们都觉得他很滑稽：“小磊子想吃天鹅肉呢！吃外语饭，进外事部门，头一条得有门子！就凭他那爹妈哈！”这话后来竟至于当着荀磊的面说，荀磊只是安详地微笑着，他真的是向往什么外事部门吗？其实他连哪些部门算外事部门也不甚了了。他只不过是觉得在那种气氛下，惟有这英语广播讲座还听得下去，况且，他牢牢记住了爸爸有一天讲的话：“技不压身。”
1978年，高中毕业前夕，某外事部门在北京几个区的中学里招收培训人员，条件之一是必须具有优异的外语成绩。学校的那位英语教师竭力推荐荀磊应考。英语教师的“历史问题”那时已经澄清，他只不过是1948年去台湾中学教过半年书，绝不是什么坏人。他到哪儿都是教中学，教英语，说他以此谋生也好，说他以此服务于社会也好，总之对他完全可以放心。他让荀磊天天晚上都到他家，悉心地给荀磊辅导；当荀磊进了考场时，他在那大门外背着手焦躁地踱来踱去，以至于别人以为他得了精神病
考完了，荀磊回忆出全部考题和自己的答法，老师拿笔的手颤抖着，给他预测得分——他能得84分。老师说，这即使不是最高分，也一定在录取线之上了。
但消息不断传来。许许多多的人——不仅考生本人，还有他们的家长及其亲友——利用各种从最原始到最现代化的手段，涌向这个部门的“后门”：请客送礼、以位易位（你给我安排一个，我给你安排一个）、热线要挟、秘书传话乃至坐着小轿车来“御驾亲征”、拿着“尚方宝剑”（某大人物开的条子）来当场“宣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部门中有人敢言，有人敢怒，但“后门”仍然堵不死，一个又一个考得相当差乃至根本没参加考试的人获得了“录取通知”后来有人给报社写了信，信登在了“读者来信”栏，加上了很严厉的“编者按”老师和荀磊捧读那张报纸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这场招考据说以“后门进入率74%”收场。总算不是百分之一百。完全没有后门，没有背景，父母只是最普通的劳动群众的考入者，据说只有荀磊一个人。他是第一名。他的英文考试得了87分，老师还给少算了3分。第二名是64分，他这个第一名同那第二名的差距居然多达23分！连参加招考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后来也说：“如果我们连荀磊也不要，那可真是没有天理良心了！”
考入的这批青年人在国内培训了一年，后来便送到英国学习。荀磊一直保持着第一名的位置，并且总是把第二名甩开相当一段距离。连最嫉妒他的同伴也说他有一种“语言天才”并且有人归结为“遗传基因”“天才”？“基因”？在泰晤士河畔，听着威斯特敏斯特寺的钟声，荀磊回想起9岁时淋浴室中的那一幕，泪水涌到了他的眼眶，又被他咽进了咽喉。他的灵魂颤动着，他感到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爱过自己的祖国——那是具体已极的、实实在在的祖国，有尘土飞扬的小胡同，古老的、顶脊上长着枯草的钟鼓楼，四合院黑糊糊的门洞，门洞顶上挂着一对旧藤椅，锁骨下和腰上有着枪伤的爸爸，爱做鸡蛋炸酱面给大家吃的妈妈，善良的安心于服务工作的姐姐们，以及那些可爱的邻居，从珠阿姨家传出来的胡琴声和咿呀的西皮流水腔，还有英语老师那似乎总是吃惊的表情那就是他“天才”的来源，就是他的“基因”他一定要好好地为祖国做一个正正经经的、有切实贡献的人
在英国的学业结束了。同伴们都迫不及待地要坐飞机回国，因为回去后将有另一场战斗——争取分配到一个可心的下属部门，从事可意的具体工作。荀磊却取得大使馆同意，乘火车回国。他渡过了英吉利海峡，穿越了整个欧洲，并且横切过整个苏联，经过了西伯利亚，历时半月，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钟鼓楼附近的这条胡同，这个古老的四合院他发现这里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门洞里依旧挂着那一对旧藤椅，院中樗树（臭椿）上的蝉鸣还是那么一种声调，公共自来水管水击桶底的声音也还是那么琮有韵可是毕竟也有比较显著的变化，原来里院北房换了一家姓张的来住，据说是位局长，有好几大橱的书，其中还有不少英文书。于是他便在等待分配具体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跑去借书看
张秀藻在自家的书橱前，头一回见到荀磊后，不知为什么，第二天总忍不住同爸爸妈妈议论他。妈妈说：“是个奇迹。他那么个家庭，又碰上这么个年月，居然能自学外语成才，说出去人家怕都不信不过，他这事也许不适于宣传吧？牵扯我们的阴暗面太多了是不是？”爸爸却另有见解：“是牵扯不少阴暗面，而且是大阴暗面，‘穷跃进’啦，‘停课闹革命’啦，‘知识越多越反动’啦，走‘后门’啦，干部子弟特殊化啦可小磊子成才的经历本身，也就说明我们这个社会还有足以战胜阴暗面的光明力量，这个力量有时也许是零散的、不起眼的、无形的可它到底还是有胜利的时候”张秀藻对爸爸妈妈这种一本正经的议论并不怎么感兴趣，她发表感想说：“多聪敏呀——不坐飞机，而是坐火车回来；火车车窗提供给他的，不知要比飞机舷窗能提供给他的，超过多少倍！何况他们去的时候，已经坐过了飞机他说他记了一本乘火车回国日记，真想向他借来看看！”爸爸妈妈都说：“那你就去借吧！”
第二个星期日，她便去荀磊家借，荀磊爽快地借给了她。她当晚便读了。后来又带到学校，每晚偷偷重读一部分。她惊讶地发现，虽然他们以前并不认识，而且各自的生活经历也有那么多的差别，可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却有着那么多相通的地方她把那本日记压在枕下，头一次体验到失眠的滋味，一颗少女的心，在胸腔里被爱慕和向往煎熬着
又一个星期日，她去荀磊家还那本日记，发现荀磊的小屋里还有另一个人，那是一位同她年龄相仿的少女，高高的额头（北京叫“锛儿头”），深深的眼窝，油黑的大眼仁，鲜红的厚嘴唇，个子不高，体态轻盈，头上梳着时下已经不多见的短辫，穿着一件质地、样式一看就不同于国货的衬衫；头一眼望去，张秀藻心里本能的反应是：啊，华侨，要么外籍华人，他们搞外事活动的人，所以有这种人来往可稍一冷静，她就看出那少女同荀磊的关系很不一般，同时心里也就清醒了：荀磊即使已经分了具体工作，也不会把工作对象引到家里来啊“我来给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冯婉姝，这位是我的邻居张秀藻。”分明是荀磊的声音，响在了耳边。
张秀藻同冯婉姝的手握到了一起。当双方把手松开以后，张秀藻觉得脚下的地在往下陷，而头上的屋顶变成了一股烟。她知道一切都绝望了：她仅仅是邻居，而人家才是朋友！
张秀藻心海里波涛翻涌，张奇林竟然一点也没有发觉。他让她帮着整理书橱。在这样一个清晨，当她走进右边屋里时，怎能不勾起她头一回见到荀磊的回忆，那是怎样清晰的一幅似乎可摸可触的图画啊：荀磊就站在那个位置，手里正翻着一本英文书，而窗外的阳光，正斜射进来，铺到了他的肩头
“秀藻，你怎么了？不舒服吗？”妈妈看出来点苗头。但她仅仅是从生理的角度进行观察。
“不，没有。没。”张秀藻挺起胸脯，勇敢地走到了书橱前，镇静地问爸爸：“咱们从哪边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