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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吱呀一声响，刘同进来了。
没什么人支应他。大家管自做自己的事。孙武临窗而坐，把几日后要用的炸药放在脸盆里检验成分。丁立中、李作栋在屋子中间的小圆桌上给钞票加盖印章，起事后，可以散发给市民，建立革命军的信用；王伯雨在一旁整理文件，他还开了句玩笑“这些将来都是革命文献哩”
邓玉麟出去购表未回。起事在即，时间统一是很重要的。
宝善里这儿，刘同是常来常往的。大家并不讨厌他，但也没什么好欢迎的。因为他做不了什么大事。打个杂，跑个腿什么的，又不太好支使他。因为他是刘公的弟弟。
革命党人的经费一向紧张。从前文学社成员多是士兵，于是收“月捐”每月征收会员的饷银的十分之一。共进会因为各种行业都有，不便征收月捐，只能靠会员自愿捐输，没有什么固定经费。
1911年初，谭人凤奉黄兴命来湖北视察，曾交给共进会一千大洋。但还不上三四个月，这笔钱就花尽了。眼见十月的起事日期愈迫愈近，经费问题就变得更尖锐起来。
会中主事者只好各寻各路，有人将家中田地卖掉，以充会费，有人去劝说过路行商，将所带货物捐献入会。总之五花八门，法宝出尽。焦达峰听居正谈到他家乡广济县达城庙有一尊“金菩萨”便约了几个人去盗佛。在六月的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六个革命党人潜入庙里，取走了金佛。
可惜，路上遇见了州里的捕快，怕事情败露，只好将金佛扔进水田里。也不知便宜了哪个农人。
众人正叹惋之间，湖南同志邹永成来武汉，他一听说此事，立即献计，说他姑母住在武昌八卦井，家里很多金银首饰，何妨想法取来充革命经费。众人初时担心影响他们姑侄关系，但邹永成自己拍了胸膛，又想不妨革命成功后补报，便都允了。
计策是找个人配制迷药，这事交给了第三十一标军医江芷兰。邹永成自己去买了瓶好酒，带着药酒去找姑母辞行。当日，孙武、邓玉麟守在邹永成姑母家外，只等里面叫声“倒也倒也”便冲进去搜取革命经费。
哪知一顿饭由午时吃到未时，仍听到里面笑语喧哗，还有人叫“添酒，再炒个鸡蛋”好不容易等到邹永成红头涨脸地出来，只管摆手，说“药不灵，碍事”三人一同走回宝善里，路上大骂江芷兰医术太差，连副迷药都配不好。
邹永成后来又生一计，将姑母幼子骗到汉口，再留信冒充匪人，勒索财物。这次终于到手了八百元。
但革命是无底事业，八百元济得甚事？转手便空。那一段几个主事者日子艰难，孙武、邓玉麟、焦达峰将家中衣物，典当一空，每人只剩得一套内衫裤，每晚睡觉时脱下，便要孙武太太浆洗，第二天又好穿着。外衫更是只有一件公共的，谁要上街谁便穿出去。好在武昌天热，在家穿着内衫裤也能过。
这种困境，直到刘公从襄阳来武昌，才得解决。
刘公家是襄阳巨富，他本人早年在日本留学时，加入了同盟会，还在民报帮过忙。他的表兄陶德琨，新自美国留学归来，也是同盟会员。共进会一商议，决定举刘公为会长，经费也着落在他身上解决。
刘公也有心捐助革命。无奈中国传统家庭，子女未析户别居，用度无碍，手里却没有大笔银钱。正好陶表兄从美国回来，两人便商定一计。由陶表兄出面去劝刘公的父亲刘子敬，给刘公捐个官，说“表弟是日本留学生，朝廷现正在重用留学人才，如能捐个资格，将来定做大官，总督大学士都是有望的，比不得那些只有银钱全无本事的捐班”
刘子敬觉得有道理，便答应给刘公捐个道台，再加捐“遇缺即补”、“指省任用”的花样，算算大概也得一万多银子，陶表兄又添了许多油醋，终于说得老头子开出了二万两的银票。
这二万两银子，给了共进会一万两充革命经费，这才能派人去上海、广州，买枪买炸弹。会中众人对刘公甚是感激，对他胞弟刘同，也就礼让三分。
不料刘同大大咧咧，全不留心。孙武在脸盆里检验配制好的炸药，他倒好，吸着烟卷站在旁边看。顺手一掸烟灰，有火星落在了炸药上，呼哧一声，轰，整间屋子都溢满了浓烟！
孙武离得最近，登时面部受伤，两眼不能视物，右手鲜血长流，清理文件的王伯雨隔得不远，被炸药灼伤右眼。李作栋、丁立中吓了一大跳，幸未受伤。刘同自己倒也没有伤着什么，只是熏了一脸黑。
此时飞溅的炸药已将室中桌椅点燃，浓烟更是自窗户滚滚涌出，已经听见外面有人喊“救火”的声音。众人心知救火队与租界巡捕转眼便到，李作栋赶紧从衣架上扯下一件长衫，将孙武的头面蒙住，王伯雨也如法炮制，一伙人从后门冲出，去法租界同仁医院诊治。
旁边的几间屋里还有共进会的人，这时一齐冲了进来，看看火势甚旺，只好先逃出去再说。会长刘公也在隔壁，他倒还未乱方寸，叫人务必将文件、名册带走，不要落在巡捕手里。
谁知越忙越乱，文件柜的钥匙被上街买表的邓玉麟带走了！手边又没有斧头橇杆，此时亦顾不得许多，先撤吧！
也是险过剃头，刚走到院子门口，一群俄国巡捕已经扑到。当头的一个用俄语大声喝问，看样子是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刘公用长衫下摆遮住面庞，嚷了一声“煤油爆燃”向院里一指，也不管俄国巡捕听得懂听不懂，向外就走，众人随之冲出，巡捕倒也拦不住他们。只有落在最后面的几个人被捕。
这一来，宝善里的炸药、旗帜、袖章、名册、文告、盖印纸钞，全落入俄国巡捕之手。共进会谋划经年，打算在数日后举事的大部分秘密准备工作，尽数暴露于清朝武昌政府面前。
一个小时后，刘同在返回寓所取文件时被捕。刘公、邓玉麟、孙武都认为他保不住秘密，加之名册已经泄露，如今已是生死关头。“如果马上动手，还可死里求生。”孙武说。
邓玉麟立即奔赴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那里是拟议中的军事指挥部。命令迅速拟出：起义，就在今晚！
这是宣统三年，辛亥八月十八日，公历是1911年10月9日。
但还是晚了一步，起义命令刚发出，小朝街已被大批巡防兵、督院卫兵包围，第八镇统制张彪亲自带队。刘复基、彭楚藩、杨洪胜等主要干部被捕。同被捕的还有四十多人。
这是最恐怖的夜晚。军警四出，遍布武昌城中，同时通讯骑兵反复往返督署与兵营之间，起义计划既已全盘暴露，一旦缓过手来，督署必将在新军里按名搜捕。
刘、彭、杨被捕后，即行审讯。湖广总督瑞澂已经认识到事情的重要程度。凌晨五时，一声炮响，三颗人头已经挂在督署东辕门外的旗杆上。
天色渐亮。侦骑四出，被捕的士兵、商贾、报人、市民，一批批地送来督署。这两天，又不知多少颗人头会挂上这高高的旗杆。
他们完了！张彪冷冷地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