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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扯着嗓门对他喊道，有种，你把我拉出去枪毙了！
敲门人，是是马桂花。竟然是是马桂花。她随身还带着两个小分队的男队员。
“顾卓群同志，韩分队长暂时来不了了。他委托我们仨来接你。”马桂花一脸的严肃。与一个小时前，离开我这儿时的那个马桂花相比，眼前这个马桂花，完全跟换了一个人似的，不仅改了口，也称我“顾卓群同志”了，说话间，目光游移不定，还不敢正眼看着我。
我一愣。心猛地往下一沉。怎么回事？
“接我？上哪儿？”我稳住自己，问。
“没事儿。给你换个地儿住。请收拾东西吧。”
哦，连“您”也换成“你”了。咋的了？我匆匆收拾洗漱用品时，那两个同样一脸严肃的男队员已经把我的铺盖卷儿和两只书箱抬出屋去了。一辆硕大的马爬犁子正在门外等候着。然后由马桂花亲自赶着它，那两个男队员一左一右分坐我两旁，完全跟“押送”似的，我们便迅速离开了场部。
我想我们是下了大干沟。在干沟里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干沟里风势凌厉凶猛，跟刀剐似的。然后又放慢了速度，摇晃着，爬上大干沟。走了一个多小时，马爬犁开始剧烈地颠跳起来。接着又下坡。连着拐好几个弯。甚至穿过很大一片玉米茬子地。眼前终于模模糊糊地出现一道高高的渠帮子。渠帮子上长着一排高高的旱柳。然后在一片开阔地上出现了十来间干打垒的土房。马爬犁终于停在了其中一间的门前。一路上，这三位一直保持着沉默，一直没拿正眼瞅我一下。我想，他们这真是在奉命“押送”“钦定人犯”哩？！
可笑！
看得出来，屋子已经很久没住人了。完全是为了今晚“接待”我，才仓促间派人来草草赶着收拾归置了一下。所幸，荒原上历来有这么个好传统好习俗：屋子再残破，取暖用的炉子总是好使的。而且是一个用大铁桶改制成的炉子，只要一点着了，升温特别快，火苗也呼呼地嚎叫得特别欢实；再加上门窗也还算完整，让我忐忑一路的心稍稍得到了点安慰。屋里还安放着一张木板床。我想，这床大概也是为了我才临时拉来的吧。如果真是那样，也可以说是个“特殊待遇”了。否则，扔几捆麦草苞谷杆儿在墙角里，你就凑合着躺下吧。从马爬犁子上下来前，我留心观察了一下，屋子前的雪地上有一片新留下的车马人的杂乱痕迹。说明，赶在我到来之前，确有人先上这儿忙活过一阵。
“什么意思？”等他们把我的东西都搬进屋来后，我板起脸问马桂花“你们那个韩起科呢？他在哪儿？他不是要找我说事儿的吗？”
“”她红红脸，只是忙着替我烧开水，铺被褥，不回答我的任何问题。
“我被拘押了？”我再问。
“”她依然不回答。
“到底咋回事？”我再问。很严厉。并且使用很高的音量。
“”她还是不回答。
于是我抓起大衣，冲出屋去，跳上爬犁子，狠狠地踹了马屁股一脚，抖了下缰绳，大叫一声：“的！”赶着马爬犁就朝来的路上跑去。当然，我是跑不成的。说时迟，那时快，马队副和那两位男队员箭也似的蹿出屋。其实这时，我已经跑出一二十米去了。按说，他们只凭自己的两条腿是追不上我的。而当时除了拉爬犁的那匹马以外，现场再没别的马了。他们只能迈开自己双腿来追。只见那位“马队副”急追两步，便站下，冲着越跑越远的马爬犁拼足力气，尖厉地喊了声“吁——”那叫喊声穿破黑沉沉的夜空，脆悠悠地飘来。传到马的耳朵里。真怪了，马立即收住脚步，任凭我用拳头捶，脚踹，大声威胁，它也只在原地踏步，只是惊恐地扭转头来，用它玻璃弹珠似的大眼睛，不明所以地瞪着我，不断地向空中喷发出带腥臭味的鼻息。不一会儿，他们仨人便追赶上来。我跳下爬犁，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几十厘米厚的雪，趔趔趄趄地大步向场部方向走去。他们当然不依不饶地要拦截。
“顾校长，对不起，您不能走。”即刻间“校长”和“您”又都回到她嘴里了。
“到底咋回事？”我喘着粗气，问。
“我不清楚。真的不清楚。韩分队长只说是让我们把您送到这儿。到底为什么，他没跟我们说。”马桂花委婉地答道。
“这是什么地方？看守所？劳改队？”
“不是不是您千万别瞎想”
“那这是什么地方？”
“这我真的说不清楚。”
“那好，我找他去问问清楚。”我说道。
“这会儿工夫，您没法找到他”她忙劝。
“”我没再理会她，只是抓住两片大衣衣襟，把它们紧紧往身上一裹，大步踩着能没及小腿的雪，挣扎向前走去。但很快我就发现，因为刚才一时冲动，竟然忘了戴皮帽和围脖，这一刻，耳朵和脸颊早已冻得火辣辣地刺疼起来。而我那件棉大衣在这旷野的寒风里，简直就跟纸做的那般不顶事儿。“顾校长”一直紧跟在我身后的马桂花低低地叫了我一声，并且把她的围脖递了给我。我还是没理会她。这时刻，我怎么可能接受她的“好意”？马桂花见我丝毫没有回心转意的迹象，便对那两个男队员使了个眼色。那两个男队员立马上前来架起我两条胳膊，硬要往回拽。我用力推开其中的一个，从大衣里头拔出那把国民党留下的刺刀，对准了他三个，大声叫了声：“你们！你们到底想干啥咧？！”这一下，果然见效。他们站下了。我慢慢往后退去。退着走了十来步，我见他们没再往前追，这才掉转身，继续向场部方向走去，手里仍然紧握着那把冰凉的刺刀。马桂花在我身后叫道：“行，我们不逼您。您穿上我的皮大衣再走。行吗？”我没答理她。她又叫道：“您不愿穿我的皮大衣，也行，那您也别往风窝窝里走啊。”她说的“风窝窝”就是戈壁荒原上特有的“风眼儿”：大戈壁滩上总会有那么一些莫名其妙的地方，吸聚着大大小小的风，都往那处汇集。我依然没答理她，继续往前走。此刻，我已经不能停下来了。因为一停下来，会更冷，更受不了，会冻僵了，冻木了我把刀插回到牛皮刀鞘里，双手交叉起，紧抱住自己，牙齿捉对地叩击，脖子和躯干基本上已失去知觉，耳廓也已从辣蓬蓬地刺疼转为麻酥酥地木胀。而我的走动，也已成了机械式的了左腿右腿左腿右腿说老实话，这时，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但我必须这么走下去。我不能自动回到那个由高福海和韩起科设计来“拘押”我的屋子去。我必须让这些“浑球们”知道，也是在这哈拉努里大戈壁上长大的顾某人，绝对不是一个由得谁们可随意处置的“驴粪蛋”“牛屎饼”更不是个“馍馍混卷子”的二半吊子窝囊废。我不知道又走了多久我知道他们三人一直在我身后不远不近地跟随着。我觉得自己的眼睫毛已经让冰碴碴子冻结了起来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叫了一声：“狼狼群”我哆嗦了一下，用力睁开眼缝去看，远远近近地果然有几盏暗绿色的“小灯”在风雪中晃动。有的蹲坐在高处。有的在左近焦躁地来回流窜。更多的则急迫地在往这儿赶来，远远近近对我采取了一个包围的态势。我屏住呼吸，一下站住了，本能地拔出刀，脑袋也嗡地一下热胀起来。对于我这么一个从小在哈拉努里长大的人来说，狼并不是个陌生的玩意儿。但是一下子跟那么多只狼遭遇，确确实实还是自出娘胎头一回。
“别动别动家伙”马桂花见我拔出刀了，忙扑了过来，抵近我，低声嘱咐，要我收起刀。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跟它们动家伙？”我诧异地问。
三个人谁也没回答我的问题，只是瞪大了眼睛，直直地盯视着狼群的动静。过了一会儿，我也看出一点名堂来了。这群狼其实并不想伤害我们，走到离我们二三十米远的地方便不再往前走了，只是在那儿来回窜动，四处张望，仰头低声嗥叫，完全是一副等待什么人的模样。
“是它们！”这三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好像遇见什么老熟人似的。
“回屋去吧。韩分队长一会儿就到了”马桂花忙上前来对我说道。
“你咋知道？”我忍住周身的寒颤，不信任地问。
“真的。不信，你一会儿瞧吧。”马桂花认真地说道。
“这群母狼先到了，一会儿韩分队长准到。”一个男队员悄悄跟我解释道。
“母狼？”我一怔。
“我们觉着这群狼，就是喂过韩分队长奶的那群母狼。我们见过它们好几回了。每回都这样，它们追踪着分队长的气味，跟他同时在大戈壁滩上出现”一个男队员低声地告诉我。
“胡嘞哩！”我冷冷地瞥了他一眼，斥责道。
“你轻点！”他们三人几乎又一次异口同声地压低嗓门叫了起来。他们不希望我这种不敬的言词传到母狼们的耳朵里，更不希望为此激怒它们。我不吱声了。他们仨人也不吱声了，听便狼的嗥叫此起彼伏，嗥叫声里隐约夹杂着许多的不满和悲忿。再过一会儿，果真有马蹄声急促地向这边响来。而且来人果然就是韩起科，跟他一起来的还有赵光和范东等人。
“对不起。我来晚了。来晚了。马队副，你怎么让顾卓群同志在外头干冻着呢？屋子还没归置好？没笼火？”韩起科跳下马，(这狗屁孩子仍然只穿着那件薄薄的旧呢大衣，)好像啥事都没发生似的，径直走到我跟前，跟我寒喧。这时，再向四周看去，狼群已经不见了，只剩那一下下的嗥叫声，伴随一阵阵风的啸叫，渐趋渐远。
它们果真是那群母狼？果真是追踪着韩起科那小子的气味“跟他同时出现在大戈壁滩上”？
我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噤。
回到屋里，这小子装得很热情，又让坐，又倒水。我让他“少来这一套！”并红胀起脸，让他“马上把高福海给我叫来！”
“我俩先谈谈。”他说。
我冲他大声嚷道：“你去告诉高福海，我是组织派到这儿来工作的。我有正式任命。他没有权力这样对待我，也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他拘押了三百多位退伍军人和他们的家属，现在又要拘押我？他到底想干什么？啊？你把他叫来。我还真不信这个邪！有种，把我拉出去枪毙了嘛！这冈古拉不是谁的独立王国。啊？不能由着他高福海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啊？他高福海以为他自己是什么玩意儿呢？啊？”我狂暴地叫喊着，数落着。而这个狗屁孩子韩起科却一直毫无表情地看着我，那两个男队员几次想上前来打断我的叫骂，都让他制止了。我终于把心中憋闷的所有的愤怒和委屈都发泄了出去，便往一张板凳上一坐，不再答理他了。
稍稍沉默了一会儿，韩起科冲那几位挥了挥手，(天呐，这手势，尤其是这不容对方有任何违抗的神情，跟我在高福海身上所看到的简直是一模一样，)把他们都打发到隔壁那个破屋子里去了。那屋子可能还没个火。
“先要跟你说明一点，我们没拘押任何人，既没有拘押什么退伍军人，也没想要拘押您这位新来的高中校长。今天把你请到这儿，只是想把有些事情搞搞清楚”等屋里只剩下我和他俩人了，这狗屁孩子把两只手往大衣口袋里一插，平静地说道。
“你们想搞清什么情况？”我瞪大了眼睛问。
“你，顾卓群同志，到底是来和我们一起好好地为冈古拉工作的，还是来跟我们做对的？”他说道。
“啥做对嘛？我干吗要跟谁做对？我受组织委派，来这儿当校长”
“是吗？”他冷冷一笑。“需要我给你提个醒吗？”说到这儿，他故意停顿了一下，然后一字一顿地说了四个字：“三、五、零、八。”然后又停顿了一下，直瞠瞠地看着我问道：“还要我再多说啥吗？你在三五零八到底接受了什么任务？嗯？你到底是干啥来的？嗯？”他突然间提出“三五零八”我不禁愣怔住了。果然有人给高福海通报“内部情况”(那个电话！我一下想起了在高福海家时，那个突然从外头打给高福海的秘密电话！应该说，正是这个“秘密电话”完全改变了高福海对我的态度！)
是谁在给高福海通风报信？是谁在背后捅了我这一刀？
谁？！
“不想跟我说点啥？”又沉默了一会儿，他用他那极为标准的“北京官话”平静地追问。
“我要见高场长。”
“高场长让我来跟你谈。”
“我要跟高场长谈。”
“瞧不上我？”
“我要跟高场长谈！”我再次强调。
“那好吧”他冷冷一笑道“那你就在这儿好好地待着吧。告诉你，你还别瞧不起我。我把这话给你撂这儿，你信不信吧：只要我不点头，就没人敢把你从这儿放出去。我可以不理不睬地让你在这儿待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两年，直到觉得让你待够了为止！哼，我太了解你们这些人了。实际上，你们也瞧不上高场长，更瞧不上我们这个冈古拉。这么些年来，你们总是在跟我们做对。跟我们过不去。嘿嘿”他又冷笑了一下“但，你们知道冈古拉到底是什么吗？你们知道，我们为冈古拉所做的一切，所付出的一切吗？”他大声地叫嚷起来，脸色一下变得十分苍白，眼神中的恼怒和委屈，再加上唇边的那一绺冷峻，使这一刻的他看起来几乎跟一个三十多岁的“老青年”一样。
“你爱咋的咋的。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有种，你把我拉出去毙了！我等着哩。告诉你，韩起科，我还真不信你这个邪！”我用更大的嗓门，冲他嚷嚷了一句。这狗屁孩子的“蛮横”还真激起了我天性中潜藏着那一股倔劲儿。
“那好。那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吧。”说罢，一甩门，他走了。
但当门扇哐地一声响过后，屋里只剩我一个人时，说实话，我真有些后悔了，为自己完全没必要的那种“置气”和“叫板”而后悔。我跟一个十六七岁的娃娃叫啥板，置啥气呢？现在重要的是得赶紧设法让自己从当前这个被动局面中脱身出来。上边正急等着退伍军人的消息。如果因为我不能及时提供准确的消息，致使事件得不到及时处置，整个局面万一再发生某种爆炸性的恶变，这种悔恨也许就会跟随我一生，折磨我一生
我默默地望着挂在梁柱上的那盏马灯。在马灯幽暗的光影中默默地谴责着自己。二十年来，我一直是在为自己活着的。在为自己活着的同时，我又一直盼望着能获得这样一个机会，转换自己的人生角色和社会坐标点。冈古拉不是我向往中的理想的转换场所。但正如宋振和这小子说的，它还是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机会来了，但看来我基本上还没有适应眼前这个转换。我还是没有搞懂，或者说，我还没有真正体会到，人生角色和社会坐标点的转换总是要，也必须要伴随一种责任的转换和义务的转换，同时也要伴随一种代价的付出。(而且，这件事做到更深处，它还会必然和必须伴随一种人格和人性的变移和变异。这种深刻又痛苦的体认，则是要等过了许多年，摔过许多跤，碰过许多壁以后，才会慢慢累积成的。)其实，从向冈古拉走来的那第一刻起，我就应该明白，我再不能只为着自己而活着了，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图一时的痛快去嚎叫了
想到这儿，我不仅后悔，还多少又有了些沮丧
怎么办？去把韩起科那狗屁小子叫来，跟他低个头？对他说，刚才我的态度不好，请你原谅。你有什么问题要问的，现在，请赶紧问吧
用这样的方法去挽回局面？
我犹豫不决。
我不是不可以低这个头。我早就告诉过你们，我这人在必要时，是可以低下自己这颗“高贵”的头颅的。我也不是不可以丢这个份儿。面子和虚荣，向来不能左右我的意志和行动。我向来认为大丈夫当能忍受胯下之辱。我甚至认为，没有受过胯下之辱的人，很难成为真正的“大丈夫”但是但是，要我向一个十六七岁的狗屁孩子低头，这实在是一口难以下咽的苦菜团子
十来分钟后，正在两难之中的我，忽然听到门外有脚步声向这儿趟了过来，而且不止是一个人的脚步，忙振作起来。我告诫自己，不管来的是谁，即便来的只是小分队一个极普通的队员，我也要抓住这个机会，让他把韩起科找来，我要跟这个狗屁孩子“重开谈判”决心一旦下定，人也轻松许多，忙躺倒在那个硬板床上，装出一副很不在乎的优哉游哉的模样，准备跟来人周旋。却不料，訇地一声，门被撞开，进来一群人，为首的居然就是高福海本人。在他身后跟着的，有韩起科，有马桂花，还有我早就听说过，却一直还未谋面的两位副场长，朱某人和李某人，还有两位股长之类的干部。也就是说，这一刻，冈古拉地区最高领导层的全体人员一起走进了“拘禁”我的这个破土屋，同时出现在了我面前。我浑身一激灵，忙从床上跳了起来。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高福海早就到这儿了。比我到得还早。只不过在另一间破屋子里待着，在那儿等待着韩起科跟我谈话的结果。(第二天清早起，我走出屋，才看清，附近横七竖八，歪歪斜斜地坐落着好几幢土块垒的房子。还有一大片废弃了的地窝子。几棵历经乱砍乱伐、侥幸得以残存下来的孤树。他们告诉我，这儿就是冈古拉地区有名的丫儿塔荒原。高福海曾数次派出大队伍来开发它，但数次都遭遇失败，最后又不得不从这儿撤出。而眼前的这些残破土屋，便是多年前“征战”此地时无奈留下的“遗迹”)
在接到那个“揭发”我真实来意的“秘密电话”后，高福海当然要下狠心搞清我来冈古拉的真正目的。在此以前，经多方“考察”高福海对我的印象可以说是“极佳”不仅点着名要我来担任他那个冈古拉高级中学校长，据说，甚至已经内定，要把我培养成他的“接班人”日后接任他这个场长兼党委书记的职位。(当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可以说感到万分诧异，也为此感到一百二十万分的震惊。他为什么没选择韩起科，而选择了我？怎么一回子事？我又有何德何能，让他如此看重？再说，在此之前，我跟他完全没有接触。他那些“极佳”的“印象”又是从何而来的？真是完全的匪夷所思，完全的不可理解啊。)
刚才，他听了韩起科的详细汇报后，当即决定，马上过来，亲自跟我做一次“面对面的交锋”
“现在，你还有什么要跟我说的？”他开门见山，问；也不坐，也不寒喧，只是抱着自己的两条胳膊，在离我一两步的地方站定。他不坐，其他的那些人，包括我在内，当然也都不能坐了。
“我想知道，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么偏僻的一个地方来谈问题，而且跟押犯人似的”我稍稍沉吟，镇静了一下狂跳着的心脏，竭力用一种非常平和的口气，开始反问。我知道，这场谈话进行得怎样，最终将决定我在冈古拉的命运。我必须争取一点时间，哪怕只有几分钟，甚至几秒钟也行，来容自己判断一下眼前的局势，决定一下应该采取的对策。当然，最重要的是，再不要犯刚才跟韩起科犯过的那种“浮躁”和“意气用事”的幼稚病。
“这儿偏僻吗？”他淡淡一笑，用揶揄的口吻反驳，并回过头去扫视了一下毕恭毕敬站在他身后的那些老少“助手”们。那些老少助手们自然都立即附和着，用一种谑笑作为回应，表示“这儿其实并不偏僻”
当时我闪过这样一个念头：要不要真真假假地先探一下他的虚实，看看他到底掌握我这边多少情况，再决定怎么跟他周旋。但我立即否决了自己这个极愚蠢的想法。我告诫自己，关键时刻，千万不能搞那种“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小把戏。因为我面对的不是一个只想跟你“玩小把戏”的对手。他曾经非常信任过我，（天知道他的这种信任是怎么来的，）因此，现在最重要的是跟他重建信任。要让他真切地感受到，我对他是真诚的，最起码也是无害的；我到冈古拉来，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踏踏实实地干活儿”这也是我那位可怜的老父亲多少年来跟我絮叨过无数遍的“金玉良言”和“肺腑之言”无数次在喝了酒后，他恳切地对我说道，他知道他这一生过得“窝囊”但，有一点，却是很值得他“自豪”的。他说：“你瞧咧，这一二十年，小小一个底兽医站，走了多少人咧？被整倒的，处分的，调走的，下放的，还有混不下去自己要求那个离开底包括那些个当头头的，走马灯似底咧一茬接一茬换了多少茬？你回过头去掰着个手指头细细地数一数咧，只有一个人最终在这儿待住了咧。谁呢？就是你这个老爸，我。我没被调走，没被下放，也没被除名，甚至都没让点名或不点名地批评通报过整个兽医站可以说只有我一个底人是端稳了这个‘饭碗’咧。我窝囊，但好歹在这个大杂院里为我们家占住了这两间平房。逢年过节，这不起眼底兽医站毕竟还能比别个单位多分一堆羊蹄子和猪下水咧不容易呐为啥呢？为啥我能做到这一点？就那么两条。你给我记住底咧，你老爸就是把握着两条：一、不管谁来当领导，我绝对底无害于他们，也无求于他们，我就是一个死心踏地‘干活儿’的人咧；二、我的确是真诚的，可信任的我对谁，都没有野心。得让他们哪一个都清清楚楚地知道，我这个人哩，不管搁哪儿肯定都没害处。这一点非常非常非常重要啊”这就是我老爹的“人生经验总汇”按说，像我老爹这样的聪明人，不该拿“无求于谁谁谁”这样的话去刺激领导。这话多少让人觉得有点傲慢，有点刺耳。但这就没法办了。因为，它也是我老爹为人的一条底线。他一生信奉这样两句话：低头不当奴才，干活只凭本事。凭着这两条，多年来，他的确成了兽医站医术最高明的人，工作年限最长的人，谁来当领导都离不开的人，又窝在“兽医助理”这个狗屁不是的位置上永远也得不到提拔的人。但他说他满足了，有那么两间平房，还有一个老伴儿能替他生一堆活蹦乱跳的娃娃，逢年过节还能比别人多分那么一堆羊蹄子和猪下水，还有一天两顿的酒喝足矣足矣
过去，只要我老爹跟我叨叨他这套“人生经验总汇”我虽不便当面反驳，但背底里或心底里，却总在不停地撇嘴。而这一刻，我突然觉得——既是本能地觉得，也是智慧地觉得，老爷子的这两条“人生玉律”显得那么地实在，那么地有用了它也许能帮助我渡过眼前的难关霎时间，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应对这个高福海了。于是，我不等高福海再追问，便毫不犹豫地把我所知道的三五零八会议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完完全全地说了出来。我还强调了我这么个观点：不管是谁，参与“三五零八会议”都是绝对正大光明的，绝对没什么错的。“高场长，请您设想一下，突然失踪了三百多人，而且是今年刚退伍的老兵和他们的家属，各级领导各级组织能不着急吗？能不派人来搞清情况吗？不派我，也会派别人。我是一个机关干部，一个在组织的人。古人说，在其位，谋其政。老百姓说，端谁的饭碗干谁的活儿。他们都是我的领导。派到我头上了，我能拒绝吗？这是他们的责任所在，也是我的义务所在，都是理所当然的事。这里，根本不存在跟谁做对不做对的问题。况且，还有北京方面一天几个电报在催着”
“哦，北京那边也知道这档子事了？”高福海的眼睛突然一亮。听口气，他好像并不知道此事已经惊动了国家最高层。看来，那个暗中替他搞“情报”的家伙也不是全能的。要不，就是在故意使坏，对他隐瞒了这个最重要的动态。
他好像并没有因为惊动高层而感到震骇，反而还为此感到高兴。
为什么？
这真是个怪人
这时，他不说话了，只是怔怔地望着我。但看得出，我的“坦诚”打动了他。他打量我的目光中，已经没有了刚进屋来时那许多的猜疑和不满，许多的生分和忌恨。过了一会儿，他突然说道：“明天我带你去瞧瞧这批退伍军人。我让你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你先休息吧。”说着，他带着那一帮子人，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