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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中国留日学生好作一种恣肆狂放的绝句,号称“浏阳体”浏阳指谭嗣同。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云谭嗣同传记,谭在狱中有一首题壁诗:
掌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此即所谓“浏阳体”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曾谈此诗,说日本人曾以诗配谱成歌。大致其时留日学生,无不能诵此诗,亦无不从这首诗中去想谭嗣同的丰采。而“两昆仑”说,则又往往成为谈之不倦的话题。
“昆仑”自是指唐人小说中的昆仑奴,对“保皇党”而言,凡帝党皆为光绪的昆仑奴。所以两昆仑的说法不一:
一、梁启超说:指康有为及大刀王五;去者康而留者王。
二、一九五六年有笔名“忘机”者,在香港一刊物撰文说:“谭诗中所谓之两昆仑,无疑是指死者与行者。以程婴期任公,以杵臼自任。文义甚明。且任公告我,亦如此说。”据此,则梁启超指“去”之昆仑为康有为,自是出于尊师之义。
三、谭嗣同之孙谭训聪,谓“两昆仑”乃指其家仆人胡理臣及罗升。
四、陶菊隐之说最玄,谓昆仑即武侠小说中的昆仑派,指大刀王五及通臂猿胡七。
但据中央研究院院士黄彰健考证,此诗实经梁启超窜易。黄引唐恒戊戌记事八十韵,证明绣像康梁演义中林旭被难前所吟的第二首诗,应为谭嗣同原作。唐恒字照青,河北盐山人,与戊戌六君子之一杨深秀为光绪十五年己丑会试同年。其时官刑部主事,当是派在秋审处任职,所以得参预此狱,且为主办司官之一。诗中叙六君子被难后“吏人返事讫,流涕对我说。役卒呈数纸,云是狱中笔(原注:谭杨入狱均有诗)。”则谭虽有诗,非题狱壁。“演义”中所说记林旭两诗的第一首:
青蒲饮泣知何补?慷慰难酬国士恩。
欲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千里草”指董福祥“本初”谓袁世凯。陈石遗断言此诗确为林作无疑。但不一定为入狱所吟。第二首经黄彰健考证为谭嗣同所作者如下: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据黄彰健释此诗如下:
谭诗第一句:“望门投趾怜张俭”后汉书张俭传“室门投趾”作“望门投止”仪礼士昏礼郑注:“止,足也。古文止作趾。”后汉书张俭传说,张俭“亡命遁走,望门投止重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宗亲并皆殄灭,郡县为之残破。”谭诗第一句用此典故,其意思是说,谭不愿亡命,贻累亲友。
谭诗第二句:“直谏陈书愧杜根”接后汉书杜根传,东汉安帝时“和熹邓后临朝”杜根以安帝年长,宜亲政事,上书劝太后归政。太后执根,令盛以缣囊,扑杀之,幸而刑人不加力,根得诈死,逃窜为山中酒保。谭这句诗的意思是说,未能上书太后,请其归政光绪,有愧杜根。其用一“愧”字,系诗人忠厚之辞。因为照传统道德观念,谭氏处理此事,毕竟应先考虑如何调和光绪母子感情,而谭氏不如此作,此因谭氏认为上书向太后直谏,无济于事。
谭诗第三句:“手掷欧刀向天笑”后汉书-虞诩传:“宁伏欧刀,以示远近。”唐章怀太子注:“欧刀,刑人之刀。”任华怀素上人草书歌:“锋芒利如欧冶剑。”剑亦可称为刀。欧刀之欧,或应释为欧冶之欧。谭这一句诗的意思是:新党既不宜逃,又不宜谏,只有诉诸武力。今所谋既不成功,谭视死如归,亦甘之如饴。
谭诗第四句:“留将公罪后人论”光绪赐杨锐密诏,本嘱咐新党不可违太后意旨。新党不顺从光绪意旨,而拟调军围颐和园,谭氏认为此系为了保种保教而采取的非常措施。谭诗“公罪”二字绝非“功罪”二字之讹。谭这句诗的意思是,谋围颐和园系公罪,其是非得失,留待后人去讨论。
黄说甚精,亦可借此推知梁启超何以窜易谭诗的原因。黄彰健以为:
他们(按:指康梁)捏造谭嗣同狱中绝笔,因此将谭的狱中诗也加以润色改易,以与他们的保皇活动相配合。
此亦一语破的,信而有证。
照原作来看,无论思绪、句法,都是一贯的。所谓“望门投趾怜张俭”的“怜”字,极其精练,此可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谭嗣同看张俭,仓皇逃窜,连累了许多亲友,艰难一死,其情可怜。一方面是以容纳张俭者来看张俭,觉得他可怜,方始收容。而不论从主观或客观来看,谭嗣同都不以张俭为然。著一“怜”字而无讥诽卑薄之意,正是诗人温柔敦厚之处。
左舜生谭嗣同评传中论其为人:
以嗣同的本质来说,他实际是一个天性笃厚、而感情真挚的人。我们看前面所引他追述他母亲如何教育儿女克尽妇德的那篇文字,是何等的悱恻动人。当他在戊戌八月被捕的前夕,逻卒在门,他自己已经视死如归,但仍能从容不迫!为他父亲造出几封告诫儿子的家书,以免他的老父横被牵累,您难道可以不承认他是十足的孝子吗?
这可以充分证明,谭嗣同绝不肯做张俭,贻果亲友。末句所谓“公罪”亦是想开脱家人,表示他的作为并非出于拥护皇帝以求富贵的私心。
梁启超改“怜”为“思”一字之易,意思完全不同了。若谓谭嗣同自己“望门投趾”则他在被收以前,根本并无像张俭那样逃窜的过程,无端有此一句,乃成游词。故知此一句的用意,在向同情光绪的人呼吁,保皇党如今亦受东汉党锢之祸,倘或望门投趾,你们要想一想,当时人如何对待张俭,效其所为。
下一句“忍死须臾待社根”就字面来看,是鼓励某一个人,坚强起来,忍死须臾,等杜根一到,你就得救了。史实是否如此呢?完全不是。后汉书-杜根传叙其诈死以后说:
逃窜为宜城山中酒家保,积十五年,酒家知其贤,厚敬待之。及邓氏诛,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谓根已死,乃下诏布告天下录其子孙,根方归乡里,征诣公车,拜侍御史;初平原郡吏成翊世亦谏太后归政,坐抵罪,与根俱征擢为尚书郎,并见纳用。或问根曰:“往者遇祸,天下同义知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间非绝迹之处邂逅发露,祸及知亲,故不为也。”
由这个典故看“忍死须臾待杜根”加标点则成:“忍死须臾、待,杜根!”易言之即是:“杜根,忍死须臾,等待出头。”此是安慰杜根。而杜根为流亡在外的保皇党,非狱中命如游丝的谭嗣同。
由此而论,去追究“去留肝胆两昆仑”是件毫无意义的事。笔锋常带情感的梁启超,不过假借已死的谭嗣同,为保皇党作一番宣传而已。
清末四公子,陈三立、丁惠康、吴保初皆为名父之子。惟独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碌碌无所表现。此所以能与张之洞同城,安于湖北巡抚之位。谭嗣同十二岁那年,家庭遭遇了一件至惨之事,长兄、二姐,与他的母亲,在五天之内,相继死于瘟疫。时在光绪二年,地在京城。谭嗣同自己亦是绝三日而复苏,故继洵字之以“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