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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我青年时代写作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引起轰动的时候，不少读者问起我，小说里的几位主人翁，后来怎么样了？特别是那些曾经下过乡，后来几经坎坷终于回归到都市里来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都对我说，我们回归的经历，我们初回到都市挣扎生存的经历，我们迟到的婚姻和家庭，都有很多精彩的故事，你仍可以写一写。那个年头，刚刚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自己创业，干个体户。一些没及时找到工作、求得安定的知青，就下海干起了个体户，有的人甚至很快尝到了甜头。他们也对我说，你写啊，写写我们回到城市经商的酸甜苦辣，也是很有意思的。
我知道那确实是很有意思的题材，但我没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接着写蹉跎岁月的续集。最主要的原因是，蹉跎岁月中的一代人，没有续下去的“题材”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回归都市以后的生活还刚刚开始。就如同我们当年，初初下乡那几年，也是激情澎湃，也有很多故事，却产生不了作品一样。
可能是由于这种心理吧，当长篇小说孽债随着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又一次轰动全国的时候，上至担任各级领导的干部，下至里弄里的老头、老太太、老妈妈，碰到我都说，你应该趁热打铁，把孽债的续集写下去，一定会受欢迎。我们都盼望着。
面对一张张充满期待的笑脸，面对一双双真挚的眼睛，除了笑，我一时答不出话来。为什么呢？原因也是相同的，孽债里的五个孩子，或者说这五个孩子代表的知识青年下一代，他们刚刚经历了大起大落的生活，突然之间，又要表现他们长大了的生活，这样的反差似乎是太大了。
实事求是地说，一些出版社、杂志社的编辑，一些影视公司的编导、制片人，一些曾经当过知青的企业老总，都曾找到我的办公室来。有的极力怂恿我尽快写出孽债的续集；有的根据读过和看过孽债的感受，还写出了续集应该表现的主题思想、人物脉络，故事该往哪里发展，要写几对恋爱；更有甚者，连续剧的故事梗概和电视剧每一集的大纲都拉出来了；当然，还有热心的企业家多次表示，只要一有续集，我们立刻投资拍摄。等等。
我一直没有写。不过，我始终怀着浓郁的兴趣，关注着知识青年下一代的生活。
他们在想些什么，他们在追求些什么，他们如今的生活现状，和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些什么不同？理想有什么不同？对待人生、对待世界有什么不同？
有一次，我应邀和浙江大学的一些文科研究生座谈，一位小伙子站起来对我说：“叶老师，我就是孽债的产物。我的妈妈是城里的下放知青，而我的父亲是当地人。但是大返城时，妈妈没有离开农村回上海去。我们一家人现在生活得很幸福。你也应该写写像我们这样的家庭。”
上海的杂志曾经报道过一个引人瞩目的案子。一个远在新疆的知青子女，按政策可以回上海报进户口。由于经济的原因，她没有及时到上海来办理手续。几年以后，当她总算可以承担到上海的费用，回到上海来办理入户手续时，她发现，已经另外有一个人用她的名字报进了户口，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上海人，而且至今仍使用着她的名字在工作。于是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官司。
还有一回，一个在某大型超市担任播音员的年轻女子走进我作家协会的办公室。她说她是一个知青子女，一个“孽债”她现在和自己的丈夫都在上海打工，租了一间房子，还有一个孩子，日子过得还可以。不过她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也不知道母亲是谁，只知道她的母亲曾经是一个知青，爱上了一个当时有工作的男人，但那个男人是有家的。当她的母亲有了她以后，那个男人消失了。母亲在农村里生下了她，把她托付给了一家农民，说是进城去找男人，去找孩子的父亲。从此以后，母亲也一去不复返了。她就是在那户农民家庭里长大。当她中学快毕业的时候，村里人把她出生的真相告诉了她。于是她的世界崩溃了，她再也读不进书，再不想在偏僻的小村庄里生活下去，她借口要进城去寻找父母，踏上了进城打工的路，辗转了几个省会城市，才来到了上海。她洗过碗，当过服务员，干过清洁工、营业员、接线员，最终在超市里当上了广播员。她今天的丈夫也是一位知青子女，她和丈夫还有孩子生活在一起。不过这孩子不是她生的，而是丈夫和另一个打工女子生的。那个打工女子也像她的母亲当年一样，失踪了
我瞠目结舌地瞪着这个还很年轻，说着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女子，怀疑她在对我谈她构思的小说还是她的真实经历。她大概看出了我的怀疑，于是又说下一次我把小孩带来。然后，她又给我讲她丈夫闯荡都市的经历她讲的经历比一部长篇小说的情节还要曲折和多变。那个下午，我只得出了一个印象，这些知青的孩子，融进了当代生活的进程，原来竟也如此艰难。
于是乎孽债2的轮廓在我的头脑里逐渐地有了一些雏型。
既然是孽债2，那就得扣紧五个孩子的命运来展开，那就要同“孽债”这两个字紧密相连，那就得准确地写出这一代孩子融进生活中经历的坎坷、困惑和碰撞。
有一对知青夫妇，他们当年插队落户时，算是幸运的，先后被抽调到当地的中、小学任教。他们在共同的命运中相知、相恋，结婚成家，他们为最初分到的一小间婚房欢喜雀跃。为了教好书，在生下女儿以后，就把女儿送到上海外婆家哺养。多少年过去了，他俩双双面临退休，于是决定回上海来同女儿生活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可是长大了的女儿对父母没有一点感情，外婆已经辞世。外婆留给外孙女什么，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切是天经地义的。用票证购买东西“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岁月虽然过去了没多少年头，但是在他们的心目中，那已是恍若隔世的事情。尽管如此，在他们步入社会生活，融进五光十色的当代社会各个阶层时，面临着恋爱、婚姻、家庭、经商、事业、工作的种种现实，同样会受到财富的诱惑，同样会遭遇欺骗，同样会陷入情感的难以抉择，同样会感到委屈和困惑，同样有种种意想不到的烦恼和苦闷，同样
孽债2，要表现的就是长大了的五个孩子，今天遭逢的这一切。理清了这一思路，一切对于我来说就显得清晰了。五个孩子的个性是我熟悉的，五个孩子的家庭情况及变迁是时时挫在我心上的，甚至五个孩子的未来，我都能看得到。于是乎，从去年秋冬开始，笔记本上的点滴收获逐渐汇拢，人物在我脑子里呼之欲出，一些细节那么鲜明地展现在我的眼前。从元月一日起笔，经过九个月的写作，孽债2成形了。
关于写作本身，也许我还可以多说几句。从1977年早春时节，我的处女作高高的苗岭出版至今，三十年来，我已经出版了五十几本书，如果算上各个出版社为我编选出版的叶辛代表作系列（三卷本）、当代名家精品（六卷本）、叶辛小说散文自选集（二卷本）、叶辛知青作品总集（七卷本）、叶辛文集（十卷本）、叶辛经典知青作品全集（八卷本），那么，一本一本的书，出版将近有九十本了。看起来数量似乎很大，而实际上，对一个劳动大半辈子的作家来说，这是必然该有的收获。记得我初次访问日本时，名作家三好彻问我，出版了多少本书？那时在同行者中，我算是作品较多的，于是我便如实地说，我已出了二十八本书。三好彻说，啊，在中国作家中，你真写得不少。于是我问他，你一共出版了多少书。他说，算上编选的文集，有一百零三本吧。他看到我惊讶的表情，又补充说，在日本的著名作家中，这是一个普遍的数字。作家的一生，就是要在勤奋的笔耕中度过。
可能是插队落户的岁月中，栖身在茅草屋里、土地庙改建的小房子里守着煤油灯写作的日子，在我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我养成了珍惜时间的习惯。只要一有时间，我就愿意坐在书桌前沉思、书写，把稍纵即逝的思绪随时记录下来。有了一块一块的时间，我就愿意进入写作状态。几乎每一个夜晚，我都是临近十二点才入睡的；几乎每一个双休日，我都是在写作中度过的。我们国家实行“黄金周”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了，我可以坦率地说，每个黄金周我都是在从早到晚的写作中度过的。写作当然需要有种种条件，具备种种素质，但是勤奋创作、埋头苦干是最基本的条件和素质。
孽债2的写作也不例外，我利用了每一个双休日，除了推辞不掉的讲座，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用上了。特别是气温高达35c以上的整个暑期，我一天也不敢浪费，天天躲在我市人大常委会406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从早写到晚。可能办公室的空调是从天花板上泻下冷气来的，以至于不知不觉间患上了“网球肘”至今未愈。借此机会我还要感谢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的同志，除了不可请假的会议，他们免去了我的一切活动，使我得以能专心致志沉浸在孽债2的世界之中。
愿每一位关心我的读者，愿每一个当年的知青伙伴，同样能喜欢我的这本新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