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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田振军打了几个月的交道，方笑伟觉得田振军思想僵化，头脑简单，能力水平太一般化了。与这样的人打交道，应该说不费脑筋，但事实上却非常累。因为他和你想的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你想与他达成共识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所以，要么你屈从，要么就是说服他。比如说他在签发工资的时候，砍掉了记者的稿费和编辑费。理由是编辑、记者都有固定工资，他们写稿、编稿这是份内的活儿，不能再拿额外的报酬。这犹如机关工作人员看材料、给领导写材料都是份内的活儿一样，工作量已在工资中包含了，再拿报酬从道理上很难讲得通。再说，同一单位也应讲个平衡，编辑、记者拿了工资又拿稿酬，让干财务、干后勤的怎么办？财会人员制表、报表要不要拿报酬，司机出车、领导开会需不需要拿报酬？同样干着一份革命工作，不应该是两种制度。
编辑费、稿费就在他的这些理由的驱使下一刀砍掉了。
一时间，记者、编辑们沸沸扬扬，说这是滑天下之大稽，哪个新闻单位没有编辑费、没有稿费？这样一刀砍了，以后谁还认真编辑，谁还会认真写稿？
于是，就有人来向方笑伟发牢骚，要求方笑伟主持公道。方笑伟就不置可否地笑笑说，这是田台的决定，现在都是一把手说了算嘛。来人说，方台，你可是电台的老领导了，他们未必熟悉情况，你必须出面干涉一下，否则，这样搞下去，电台会越搞越糟。
对此，方笑伟也非常矛盾。不干预吧，显得我这个二把手太无能，以后大家也不会把你瞧在眼里，觉得你无非是个聋子的耳朵，仅仅当个摆设而已。更重要的是，这样会更加放纵田振军的独断专行的霸气。像这样纯属制度方面的事，即使要废除，也应该上个班子会，征得大家的意见才是。他这样做显然突出了个人的作用，而蔑视了他人的存在。如果对此不加以制止，以后他就会更不把你放在眼里了。但是，如果找他去做说服工作，把这个事儿扳过来，自己也算争回了面子，也在大家心目中有了一定的地位，而倘若扳不过来，谈僵了呢？岂不让人耻笑，反而与田之间多了一层隔阂。
总之，这是一件让他伤脑筋也使他非常憋气的事儿。然而，当他睡了一觉醒来之后，想法却完全变了。我为什么要去自讨没趣呢？为什么要去替他化解矛盾呢？坏事可以变成好事。这件事从表面上看来他似乎没有把我放在眼里，也严重地损害了大家的利益，肯定会给工作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可是，这又何尝不是一件好事呢？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失道寡助，得道多助，他跟大家的矛盾越激烈，对我越有好处，我应该偷着乐才是，为什么要生气？为什么要同他去争那个理？有时候，隔岸观火需要一定的境界。他觉得他在这方面还得进一步修炼。
事实正如他判断的那样，自从停发了编辑费和稿费后，广播质量明显下降。而且，接连出了好几处错。
比如：“莘莘学子”错读为“辛辛学子”。“使市民吃上放心肉，是市委市政府长期探索的问题……”（这还需要长期探索吗？）有人损伤人民币，说“这是对人民币的极大污蔑”。（污蔑是语言上的，不是行为上的。）主持人说：“中国有句古语，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话不是古人说的，是列宁说的。）“九岁的女孩放学回家，突然遇到一位歹徒。”（称歹徒为“一位”，是不是太尊敬了，差点儿叫叔叔了。）养猪专业户的同期声：“我家的猪眼睛是蓝的，跟外国人一样。”还有一标题为“银都市召开大气污染动员大会。”主持人采访造假者：“您就是在这里造假的？”（对犯罪嫌疑人称“您”太客气了吧。）“生活真是富有戏剧性，工作了三十七年的师傅突然下岗了。”（工作三十七年该退休了。）
有的听众听完后，就打电话来责问方笑伟，说你们懂不懂语法，最起码也应该把病句消灭掉吧。这还算客气一点的，有的甚至责问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不能把电台变成垃圾箱。
方笑伟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都非常客气地说：“谢谢你们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因为我是管技术的副台长，不懂行，请你拨打8234567，那是台长的电话，这些事儿由他主管。”放下电话，心里一阵窃喜。他想，朝此发展下去，还会出大错。
后来，果然出了大错。国家某部委的一位领导来银都视察精神文明建设，播出来后，这位领导的名字竟然错了。
这位领导恰巧在小车上听到了这篇报道，大为光火，对市上领导说：“我这次来你们银都可是收获不小呀，名字也被你们的记者随意改了，要是《人民日报》的记者也会改名字的话，我不知道我该有多少个名字。”彭书记、李市长被说得非常尴尬，向领导赔情道歉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完了我们一定要追查责任，严肃处理。”这位领导一看市上的头儿这么认真，怕把写稿的人给撸了，气也就消了一大半，反而宽容了起来，说：“过去就过去了，这也不是什么政治事件，追查啥呀，处理啥呀。以后让他们多留心一些，尤其是人的名字，不要给人家搞错了。”
这件事儿很快就反馈到了电台。
方笑伟听到这个消息后，兴奋得无法自已。
下午召开公务会议，田振军历数了广播接二连三的错误后，非常严肃地说：“今天早上，接连接到了市上领导的批评电话，市委宣传部王部长非常恼火，说这一次市上领导的脸面都让你们丢完了，说你们是干啥吃的，你们要是真不想干了，统统下来，把位子让开，让能负责的同志去干。他要求我们查清这次事故的原因，上报市委市政府。我们今天召开编委会的目的，不仅仅是把这一事故给诸位通报一下，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查清原因，加强管理，坚决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同志们，我们一定要守土有责，各自把好自己的关，你把不好关，出了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你负不起这个责的，就是撤了你的职你也负不起。最近一个阶段，广播质量明显下降，差错越来越多，希望你们记者部、编辑部一定要高度重视，切不可掉以轻心。也希望桑副台长大胆负责，该抓的一定要抓，该管的一定要管，要坚决做到对电台负责，对市委、市政府负责。”说到这里，他有意看了一眼桑学文，桑学文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在场的人都明白，他这虽然是希望桑副台长如何如何，实际上是变相地批评桑学文。
田振军一说完，桑学文就首先检讨起了自己，说：“这几起事故都是把关不严所致，我应负主要责任，并诚恳地接受大家的批评。当然，这起事故也有客观原因，比如说，晚上我已经审完了节目，才接到宣传部的电话，说一定要把这篇有关国家部委领导人来访的消息加上去，这时候已经到了下班时间，我就和责任编辑牺牲休息时间留下处理。等稿子到手，已经六点半钟，我们忍着饥饿一口气干到八点钟，没想到问题就出现了。这是我们谁都不希望的，问题发生了，讲再多的理由也无用，领导他才不管你是上班时间干的，还是牺牲休息时间忍饥挨饿干的，他们注重的只是结果而不是过程。要是在正常的上班时间处理这些事务，情况可能就大不一样了。我这样说的目的并不是推卸责任，其实责任就是责任，是推不了的，我只是一分为二地讲清这个原因，然后承担责任心里也舒服些。”桑学文不紧不慢地讲了这么多，大家都听得明白，他表面是在作自我检查，实则是推卸责任。
本来编委会都是各部室的主任参加，这次因牵扯到事故的当事人，就让责任编辑和撰稿的记者也列席参加了。接下来责任编辑的话说得更明了。
责任编辑何原说：“要说责任，肯定是我这个责任编辑负的责最大，桑台长只能是负点连带责任，从一般道理上应该是这么讲的。但是，从这件事本身来说，我觉得我负不了多少责任，别人按时下班回家吃饭去了，我牺牲休息时间加班加点地干，又不拿一分钱的加班费，还要我们承担责任，这真是不干活不负责任，少干活少负责任，多干活多负责任，牺牲休息时间干活要负大责任。按这样的逻辑发展下去，以后八小时之外，我是绝不加班的，要加班也必须给加班费，按劳取酬嘛。出了错，要扣我的钱。重复劳动，加班加点，又不奖励我们，这不公平。再说，徐建文的稿子写得也太潦草，宋开元的‘开’哪像个‘开’，让谁认都认作是‘井’字。”
何原刚说完，徐建文就接着说：“你想想，我也是快下班的时候接到指示的，他们都上餐厅就餐去了，我却抓紧在会议桌上写，多辛苦呀。也是加班嘛，可能写得有点潦草，这也是在所难免的事，都是加班加点的义务劳动，我们能义务地干就不错了，都是好同志，犯不着互相抱怨，你说是不是？”
本来这是一次非常严肃的会议，却让这两个当事者一唱一和，把会议的气氛搞得一塌糊涂，仿佛这次会议不是分析原因，追查责任，而是把矛头转向了体改上。方笑伟听着他们的发言，心里止不住地一阵窃笑，他觉得太幽默了，太滑稽了，太出乎人的意料了。何原和徐建文，是电台的大拿，平时有点恃才傲物，如果对他们加以合理地使用，充分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也不失为干才，倘若对他们不尊重，他们会以同样不尊重的态度来对待你。自从田振军上台取消了稿费和编辑费之后，他们也曾在会议提出建议说这种做法不合理。田振军却一意孤行，不把他们的建议当回事。没料时至今日，出了问题，他们却用这样的态度，很巧妙地将他们的过错转嫁到了田振军的头上。
看着田振军紧蹙双眉，拼命抽着烟的样子，方笑伟开心极了，真是开心极了。他希望的就是这样一种结果，就是要通过实践让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你田振军无能，你田振军根本不适合当台长，你田振军当了台长，就会把一个好端端的电台搞糟，搞得乌烟瘴气，搞得一塌糊涂。
徐建文的话音刚落，田振军就将烟头狠狠地掐灭，铁青着脸说：“说完了？你们说得都很精彩，十分地精彩。你们不愧是编辑、记者，是高素质的人才，讲出的话就是有水平。按你们的逻辑，八小时之外工作就应该出错，不出错反倒不合情理，是不是这个道理？好呀，你们的道理讲得很充分，桑副台长，你就负责把会议纪要整理出来，形成个材料，上报市委市政府。就说电台没错，我们的编辑、记者更没有错。要有错，只是宣传部错了，他们不应该让我们上那篇稿子，不上那篇稿子，你们也就不加班了，你们不加班了，也就不会出错了，是不是呀？”田振军越说越激动，脸色也就被激动得越发铁青。
一通脾气发完之后，他又留出了时间让大家发言。在场的部室主任面面相觑了一阵，有的想趁机讨好田振军，责怪徐建文和何原态度不端正，应该勇于承担责任，接受批评。有的不想讨好谁，也不想得罪谁，不疼不痒地敷衍了几句。
方笑伟听着这些发言，心里却暗想，这是个什么会呀，本来很明确就是追查责任，杜绝漏洞，结果是查责任的人被责任人把责任推到了他的身上，其他人却成了裁判员。窥一斑而见全豹，从这件事的处理上，足见田振军的能力平平，水平一般。他从田振军向他投来的目光中，分明看到了求援的企盼。他倏然间感到田振军很可怜，堂堂的一个电台台长，却无能力驾驭住这样的一个局面，不知道他这样的正处级干部是怎么混上的？他想，在这种时候，他应该站出来为田振军解个围，给他一个下坡的台阶。尽管他的心里非常恨他，甚至还要比其他恨他的人不知要恨多少倍，但他必须要在面子上维持着他们的和谐。尽管他也希望别人同田振军搞得越僵越好，但他却不想同他搞僵，因为，有好多事儿他还需要他点一点头，否则，就无法操作。他要把对他的解围当作一个交换的条件，隐埋在田振军的生活中，隐埋在他们之间。
等大家发完了言，方笑伟开门见山地说：“我讲两点看法，仅供大家参考。第一，我们一定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这次事故，严肃认真地查找工作中的失误。客观条件要讲，但更多的要从主观上寻找原因。我们从事的这个行业，比较特殊，无论是什么时候，无论是上班时间还是下班时间，只要有重大的新闻需要我们采访，我们绝不能找种种借口贻误工作。同样，我们的新闻需要调整时，也绝不能找种种理由拒绝调整或推卸责任。这是每一个新闻工作者最起码的职业素质，你要不具备这一点，你就不是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何原和徐建文两位同志过去都很敬业，业务能力也很强，工作干得很出色，这都是大家公认的。这次的责任事故虽说你们能找出很多客观理由，但是，我觉得还是你们主观上不够重视，应该从主观上寻找原因。第二，我希望在座的编委会成员都守土有责，把好自己的关，做好自己的事。要对电台负责，对田台负责。根据电台党组的安排，让我分管调频台的工作，我也借此机会向大家表个态，向田台表个态，我不敢保证以后一定不会出错，但我至少要竭尽全力地搞好工作，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这项工作。”
方笑伟在讲这些话的时候，留意观察了一下田振军的表情，看着田振军向他投来了感激的一瞥时，他的心里一下子有了底，觉得这“马屁”拍到正点上了，既博得了田振军对他的信任，同时，也向在场者公开宣称了调频台是由他负责的，使这一比较模糊的概念一下子明朗化了。他觉得应该明朗化，只有明朗化，才能迫使田振军明确态度，好一步步地达到他的目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