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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与古罗马时期
两千四百多年前，在阳光充足气候宜人的地中海北岸，兴起了后人赞颂不已的古希腊文明，它和后来的古罗马一道，被西方人尊为自己文明的摇篮。从这个摇篮中成长起来的西方各民族(为了论述方便我们统称其为西方民族)，他们的文明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心灵中审美意识发展的过程。在历史的阶段性发展中，审美意识的发展表现为不断超越特化的狭隘性的过程。从整个西方社会总体看，这是一个自我超越和升华的过程；而从各个独立的民族看，则是一个从生命的源头出发，在沿着有利于生存的方向的发展中，逐渐地走向特化的过程。在本章中，我们将看到希腊和罗马人是怎样走过这一历程的。
一
如果我们把历史的眼光投射得更远，我们就会发现，把希腊和罗马看作是西方文明最初的起点是不确切的，或起码是不完全确切的。且不说早在公元前6000——前4000年，地中海周围就已经蓬勃升起了诸如埃及、苏美尔及汉谟拉比帝国等许多相当发达的文明。单是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及它的影子迈锡尼文明就比希腊要早几千年，而且这后两个文明又直接影响了希腊的成长。
希腊文明的朝霞正是在它前辈文明陷入特化死胡同时，重新照亮了地中海的新生儿般的目光。
为使我的论述更具历史的逻辑性，在详细分析希腊、罗马走向特化的历程之前，我要首先概述一下比它们更古远的几个文明走向特化的过程。
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一书中，根据考古学的成就，论述了地中海周围古老文明的共同起源——气候变迁的亚非草原。
由汤因比的论述我们得知，在遥远的古代，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半岛上并不是一望无际的沙漠，那时在今天的大漠磐居的地方是广阔的丛林和草原。在这片雨量充沛的天堂中无忧无虑地生存着一群一群的猎人，他们生存的环境和方式大致与今天的非洲猎人相同。
后来这个巨大的半岛由于气候的变迁开始逐渐沙漠化的过程。汤因比把这一变迁看做是对那些猎人的挑战，而且因为猎人们采取了各不相同的应战方式，最终形成了远古时期地中海周围几种不同的文明。
汤因比归纳出六种应战方式。
a、“凡是在这次变化里既不改变他们的居住地点又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的人便只有走上灭亡之路，因为他们不能对于干旱的挑战进行应战。”
b、“那些没有改变生活地点而改变了生活方式的人们，把自己从猎人变成了牧羊人，逐步成为亚非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c、“至于那些愿意改变居住地点而不愿改变生活方式的人们，这些人群跟着气旋区的北移而向北迁移”他们后来成为欧洲大陆上的猎人。
d、“而那些为了躲避干旱而向南撤退到贸易风区域里的人们，却来到了热带的单调气候所发出来的令人终日昏昏欲睡的地方。”
e、“有些人对干旱的挑战的适应办法是既改变了居住地点又改变了生活方式，这一种少见的双料反应乃是从即将消灭的亚非草原上的某些原始社会中创造了古代埃及文明和古代苏米尔文明的富有生命力的行为”
f、另有一群人“他们向北方前进，跨过了海面，创造了米诺斯文明。”(历史研究汤因比)
在做出了以上六种选择而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的亚非猎人中。后来创立了最辉煌的文明的首先是埃及人；其次是苏米尔人和克里特岛人。而他们创立文明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走向特化的过程。埃及人特化在尼罗河两岸，直到近代，仍然靠尼罗河的定期泛滥从事农耕生产；苏米尔人特化在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两河流域，象埃及人一样在几千年的时空中重复同样的劳作，只是它靠近欧亚腹地，因此比埃及更多些外来的入侵及战乱；而克里特人则特化在汪洋中的孤岛上，过着没有战乱的舒适的贸易生活，同古代的其它文明相比，再也没有象米诺斯那样更富于贵妇人的温馨和柔美的民族了。
二
希腊人大约于公元前1500年以游牧人的形象出现在爱琴海岸干燥的石头山上。
如果说离开逐渐干旱的亚非草原的猎人给地中海带来了第一道新生文明的曙光，那么希腊游牧人则给地中海带来了一片新生文明的朝阳。
浪潮般涌向爱琴海的希腊人在一开始时并没有立刻消灭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野蛮的希腊人曾经同克里特人“和平”相处过几百年。这种相处尽管是压迫与被压迫，掠夺与被掠夺的关系(在希腊传说中就有米诺斯王用从希腊拐来的青年男女喂养怪物的故事)。但这毕竟使来自欧洲腹地的希腊游牧人学会了从农业到航海这两大文明手段，并以此武装了自己。最终，希腊人象他们的宙斯神用武力战胜父亲夺取宇宙一样，打垮了克里特人，摧毁了米诺斯王的迷宫“杀死”了那头叫泯诺托的怪物。
这样说来，似乎希腊文明是米诺斯文明的直接继承者。但实际上，希腊人的思想及文化特色与后者是截然相反的。同朴素的希腊人相比，克里特岛的男女要华丽得多；希腊的神是好战的、众多而自由的，克里特岛的神却是个衣著考究的贵妇人和她的男婴，希腊的海格力斯神倚着个被他打偏的狮子，而米诺斯女神却拿着一条温顺的小蛇；克里特人享受了几千年的和平，过着文雅欢乐的生活，而希腊人却是艰苦卓绝，一路征战着来到爱琴海岸的。当希腊人来到时，克里特人、埃及人和苏米尔人及他们的后继者巴比仑人，在他们各自值得骄傲的几千年的发展中，在他们所选定的环境中，在一种千年不变的物质生产与享受中耗尽了他们离开亚非草原时具有的充沛的原始生命力和创造的生机。他们及其文明是被自然和他们的努力所特化了的东西，不能成为新的文明的创造者；他们为新文明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希腊这颗野性十足、生机勃勃的种子一落入这块土壤，便蓬勃而起，生长出一片染遍爱琴海岸及地中海北岸地区的新文明的绿洲。
这是西方社会发展中自然本色第一次对人欲厌足的特化文明的否定。所谓自然本色，就是指那些还没有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中，被特定的物质生产与享受特化了的民族身上的原始生命力，蕴含了未来发展的所有可能。象一张白纸，可描绘新的图画。
大自然并没有特别厚待希腊人，如果说三面临海的巴尔干半岛南部就是希腊人描绘新文明的一方白纸，(实际上是被他们毁灭了的旧文明的废虚)那么，这实在并不是一方上等质地的纸。这里没有尼罗河两岸和两河流域那样的肥沃土壤，爱琴海上空炽热的太阳直射赤裸裸的岩石山骨。整个希腊几乎没有平原，土质单薄的岩石丘陵间散布着星星点点的棕榀树和萄葡藤，在一小块一小块的山间谷地上，顽强地生长着为数不多的大麦和小麦。这里的一切似乎都在提醒人们——你的肚子可不要太贪婪；你的双眼可不要只盯着脚下的土地。
而这两个方面恰好促成了希腊人的高尚与伟大。
希腊人的日常生活相当简单；“三颗橄榄，一个玉葱(我们称为洋葱)，一个沙田鱼头，就能度日；全部衣著只有一双凉鞋，一件单袖短褂，一件象牧羊人穿的宽大长袍。住的是狭小的屋子，盖得马虎，很不紧固，窃贼可以穿墙而进；屋子的主要用途是睡觉；一张床，二三个美丽的水壶，就是主要家具。”(艺术哲学丹纳)如果你以为这只是一般贫民的生活，那就错了。雅典最兴盛时期的公民大会首席长官伯利克里也同样住在简陋的土房中，可就是在这土房中，主人和那些在哲学史和艺术史中都占有一席之地的杰出人物谈论哲学和艺术及城邦的内外事务。
在古希腊的历史上，有阴谋家，有诽谤者及出卖母邦的卑劣人物，但却没有因聚敛财富或挥霍财富而闻名后世的人。在爱琴海沿岸的希腊城邦里，在城邦公民聚集的地方，最常见的场面是十几个人围着某个象苏格拉底那样的哲人谈论或辩论一些比较抽象的哲学问题，或者是为锻练身体而进行的各种体育活动。直至今天，古希腊人仍然可以毫无愧色地在思想和体能两方面的发展上做现代人的榜样。
贫瘠的土地的另一大功劳是把希腊人推向大海。海洋给每个人以自由。“一旦驶入见不到陆地的深海中，逃亡者与追捕者就形成势均力敌的局面，因为最大的古希腊战舰，也追不上驾船能手驾驶的小鱼船。”(人类的艺术房龙著)因此，在希腊的大部分城邦中，即使身为奴隶也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带着铁镣终日被主人抽打着。在古希腊的经济学说中把奴隶看作是家庭成员，城邦公民中那怕是最穷困的，每家也都有几个这样的成员。
希腊人的心灵摆脱了土地的羁绊，在大海上赢得了自由和自信。他们把自己看做是天地间的主人，虽然他们深信有一种先天的命运做为定数制约着自己，但即然这命运之网连同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灵也都收罗其中，那普通人也就不必为此而伤神了。在希腊人之前、还没有那个民族敢于把自己看做是天地万物的主人，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并不是他们的主子，那只是些本领略强于他们和寿命更长久些的兄弟姐妹。
正是由于这样一些高尚与伟大的品格，使为数不多的希腊人在人类历史上创造了最为辉煌的文明。这一辉煌不仅表现在他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形态、文化及思想成果，更表现在它为后世西方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精神源泉。赞美希腊人的成就并不是本书的宗旨。相反，我所要做的是揭示出希腊人走向特化的过
程，也就是他们如何沿着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道路逐渐走向狭隘与保守；如何在逐欲的过程中慢慢耗尽了从欧洲腹地带来的充满创造激情的原始生命力；如何由心灵同广阔的大海相结合的上升转变为陷入小城邦一已利益而不能自拔的堕落。
三
人类的社会形态及精神形态总是受到他所生存的那个自然环境的影响。尽管今天的生产力赋予人类很大的自由，但仍远不能摆脱自然环境的影响。可想而知，在公元前的时代，人类所受到的来自地缘地貌的影响将是怎样的根深蒂固。
这并不是对人类创造力的否定。相反，人类的创造力正表现在他能够在自然给定的环境中创造出一个怎样的人的世界。
希腊人生活的爱琴海沿岸可算是世界上最零粹的海岸。众多的岛屿再加上山谷的隔离，使希腊人很自然地分散成众多的群落。后来这些群落逐渐发展为城邦，其中人口最多的不过二、三十万，最小的就只有几万。希腊人虽然有统一的语言，有统一的文化特征，和统一的信仰，但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活动从未超出过城邦的范围。虽然在波斯人的威胁下他们曾组成过一个松散的城邦联盟，但很快就因为城邦间的利益冲突而瓦解了。
这种城邦式的社会形态不仅仅是自然的产物，它同时也是希腊人的一项前所未有的创举。再没有比城邦更能适合于从事海洋贸易的人们特有的，自由与自主的思想和个人利益的社会形态了。一个城邦就是一个国家，每个公民都可以直接参加关系切身利益的各种“全国”性会议，他可以在会上表达自己的意愿，并根据自己的意愿赞成或反对某一项法规。国家的领导者是每个人都熟悉的，他们都居住在站在一座小山上就可以尽收眼底的小城里，彼此每天都可以见面，公民可以随时在街道上，在码头上或是在剧场和运动场里同领导者交换意见、辩论问题，就象我们今天和邻居或同事之间一样随便。
这种自由和自主的社会氛围使得希腊人的思想活跃，情感激昂。同时他们又有的是空闲时间。别忘了希腊人几乎家家都拥有奴隶。这些奴隶或是被征服的原来的居民、或是在对外战争中掠来的外乡异族，他们为自己的希腊主人操持家务和从事各类劳动。这样希腊人就可以每天从事各类政治和文化活动。他们可以在一天之间充当多种角色，早上是辩论人生和天地问题的哲学家；中午是讨论城邦问题的政治家；下午在运动场上做体育健儿；晚上又坐在月亮下抚琴吟诗成了艺术家。当城邦受到危胁时，他们又操起家中的盾牌和投枪变成卫国的战士；驾船出海时，他们就变成最狡猾甚至是最凶狠的奸商和海盗。
希腊人的这种全面发展不仅是空前的，而且在时至今日的历史中也是绝后的。
希腊人之所以在文明创造中获得了比他们前代人更伟大的成就，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出现恰好是在更古老的文明为他们的创造提供了基础，同时自身又由于特化而丧失了新创造的能力，只能在历史向原始生命之源回归时被冷落一旁，从而为希腊人的新创造留下了足够的时空。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那颗充满原始生命力的心灵在与对象世界的融合中比前代人更上升了一个层次。因为与大海的融合终究是比与大河的融合更为深广的追求，正是这一更深广的追求，才使希腊人获得了远远超过前代人的心灵的自由和创造的天地。虽然克里特人同样是从事海上贸易的民族，但由于他们居住在远离大陆的孤岛上，上千年的平静安逸使他们变得过于柔弱和安于享乐。而希腊则背负广阔的大陆腹地，随时面临着蛮族的入侵，这种危险时时激发着他们的勇气和激情，使他们比克里特人更富于创造力。
但这种创造力并没有永远保持下去，当希腊人竭尽所能地完善着他们利益所系的城邦时，他们也在不自觉中特化在自己的城邦里了。
从个体的角度看，希腊人的确是伟大的和全面的；但从当时人类整体的角度看，希腊人的发展则是狭隘的和片面的。
首先，希腊的发展是建立在对其他民族的掠夺和欺压的基础上。在希腊人的道德观念中，勇敢是主要的美德，而这勇敢的一个主要内涵之一就是对外族的屠杀和掠夺。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希腊的头号英雄阿喀琉斯就以不仅对敌做战勇猛而著称，而且还因对异族的掠夺而闻名。希腊人的自信类似后来的纳粹德国，把自己看得好象鹤立鸡群般地超临于其他民族之上，甚至根本不把他们看作是与自己同样的人。在军营般的斯巴达，竟实行着每年一度对被奴役的“异族”的公开屠杀，以此来锻练本城邦青年的勇敢和尚武精神，而这个被每年屠杀一次的“异族”实际上也是同斯巴达人一样从欧洲大陆腹地迁徙来的同种希腊人。可见希腊人的个体发展的基础是何等的狭隘。正是这个斯巴达居然是老柏拉图构想理想国的蓝本。其次，希腊人个体的发展是建立在把整体社会分割成互相敌对的寡民小国的基础上。散落在山峪海岸和孤岛上的一个个独立的城邦象栅栏一样阻隔并局限了希腊人的心灵在人类和整体社会方面的发展。希腊城邦中的自由与民主都是与公民权联系在一起的。而那些被奴役的异族和别的城邦来的希腊人是不享有公民权的。“甚至在城内出生的希腊人，而他的父亲来自离城八或十英里畦头未耕之地以外的，也不在内。”(世界史纲韦尔斯著)古希腊历史上最为后人推崇的民主政体，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狭隘的公民权的固守，而公民在任何一个城邦中相对于奴隶和无法证明父母是本城邦的纯种后裔的人们总是一个少数的特权群体。因此这种所谓民主政体与“寡头政治”之间的差别远不如今天人们头脑中的政治观念那么明显。
公民阶级垄断政权的一个明显的结果，是这些享有特权的人们的爱国精神具有强烈而狭隘的形式。他们和其他城邦可以结成同盟，但决不会同它们合并，因为合并就会剥夺他们赖以生存的各种利益。(世界史纲韦尔斯著)
希腊城邦公民阶级的狭隘性在城邦间的外部事物上造成了希腊世界的割据和永无休止的混战，而在城邦内部事物上形成一股顽固的保守与僵化了的政治思想氛围。这两个方面在希腊最值得骄傲的伯利克里的雅典时代表现得最为突出。
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这样称颂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
伯利克里时代雅典的成就，或许是一切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事件。突然之间，在胜利和财富和需要重建的刺激之下，出现了大批的建筑家、雕刻家和戏剧家，他们直到今天还是不可企及的，他们所产生的作品左右着后人直迄近代。当我们想到它的人口数量之少的时候，这一点就格外令人感到惊异了。无论在此以前或者自此而后，从来没有任何有同样比例的居民的地区曾经表现出来过任何事物足以和雅典这种高度完美的作品媲美。
如果再加上它所贡献出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我们对它的伟大就更加崇拜了。
雅典的这个全盛时期是两次对波斯的反入侵战争的结果。雅典在这两次战争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而那个希腊世界的霸主斯巴达，在这两次战争中却没有获得超过雅典的功绩和声望。公元前490年第一次抗击波斯的战争是雅典人单独取胜的。一个叫裴迪皮德斯的雅典人在四十八小时内跑了近一百英里，到斯巴达去求援，但斯巴达人并没有参加战争。
几年后，波斯第二次入侵希腊，斯巴达人在温泉关的那次失败的坚守中显示了军人最高的光荣，但最后仍然是雅典的海军取得了海战的胜利并促使波斯人撤走了陆地上的军队。
雅典成了反波斯同盟的核心。“根据盟约规定，任何成员国都有义务提供一定数量的船只或者代役金。”(罗素西方哲学史)大多数城邦都采取了缴纳代役金的办法。这样一来大量的金钱就被集中到了雅典。
伯利克里相信波斯人不会再来，而雅典在战争中又遭受了严重的破坏，于是他决定用各城邦的代役金修复重建雅典城。
伯利克里周围聚集着一批当时希腊思想文化方面的杰出人物，他们中最著名的有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苏格拉底称自己是他的学生，)有雕刻家菲迪亚斯，有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短短的几十年间，雅典成了希腊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成了世界上最富有、最美丽和最文明的地方。
但随着雅典，同时也是希腊文化的走向顶峰，希腊人的狭隘也开始充分显示出它的破坏力。
首先，在雅典的内部，伯利克里的成就和过于孤傲的性格特别是他超出城邦范围的政治胸怀引起那些同样自尊的普通雅典公民的不满。
普通投票者的强烈的自尊感即刻会反对他们四周高耸的美丽的建筑物(不要忘记他们是习惯于自家的简陋的土屋的)；反对向菲迪亚斯那样的雕塑家们所表示的超过受普通推崇的雕塑家的好感；反对给哈利卡纳苏斯的希罗多德那样一个仅仅是异邦的人捐赠款项;反对伯利克里和一个迈利特的妇女结伴和谈话，认为这种(对异邦人的)优遇对他们是一种侮辱。(世界史纲韦尔斯著)
伯利克里的朋友被判罚，并逐出雅典。那位迈利特邦的女人阿斯帕西娅也被控为“不虔敬而且治家无方”(罗素西方哲学史)。伯利克里面临在这位当时极少见的有学识和才华的妇女和他的母邦之间的选择。“前者是他生命的灵魂，后者是他曾经拯救、捍卫、并使它成了历史上比起任何其他城市更美丽、最令人难忘的一座城市。他挺身而出保护阿斯帕西娅，暴风雨般的满腔人类激情支配了他，演讲时，他声泪俱下，他的眼泪暂时挽救了阿斯帕西娅。”(世界史纲韦尔斯著)
但雅典人的情感同伯利克里的距离却愈加疏远了。他们越是把他看作自己的领袖、就越是不能容忍他同一个外邦的女人睡在一起。虽然他们的法规可以阻止他俩成为正式合法的夫妻，但却不能阻止他俩相爱并事实上生活在一起，这在雅典公民中激起极大的厌恶。他们通过喜剧来讽刺伯利克里，在一般人的街谈巷议中那个迈利特邦的女人更是随便怎样唾骂都不过分的发泄对象。
如果我告诉你这些狭隘的心性都体现在希腊的普通公民身上，你也许会不太满意，尤其在那些民粹主义者看来，凡是多数民众的主张总要比少数上层人物的主张更合理一些。但在古希腊却存在这样一种“奇怪”的事实。那引起为今天的民众同情的革命的普通公民们虽然在政治上促成了一种平均主义，但在思想文化上他们却是极其守旧的。雅典人反对伯利克里的哲学家朋友阿那克萨哥拉的主要原因，一是他是个外邦人，再就是他竟然声称世上根本没有神，而且他胆敢把神圣的太阳和月亮说成是一块红热的石头和一团泥土。就是这个不敬神的家伙，第一次把哲学带给了雅典人，并影响了雅典一代哲人如苏格拉底们的成长。但希腊人对于比自己更高明一些的外邦人有着天生的妒嫉。而且对于一切思想文化上不符合祖训的东西都怀恨在心。这样一来，希腊的那些思想文化上的杰出探索，大多数都是由少数今天的民粹主义者看来是反动的贵族或他们的“走狗”完成的。
以伯利克里的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文明发展的黄金时代不仅受到来自内部的扼杀，而且还受到来自外部的破坏。斯巴达人早就对雅典的繁荣与文明看不顺眼，伯利克里治下雅典的灿烂光彩更让那一群终生练武，一文不名的战争机器难以忍受。与雅典截然相反的斯巴达是希腊世界的另一种范本。它所代表的是希腊人荷马时代的古风。
斯巴达公民的唯一职业就是战争，他从一出生就受战争的训练。经过部族首领的检查之后，病弱的孩子是要抛弃掉的；唯有被评为茁壮的孩子才能得到抚养。所有的男孩子都放在一所大学校里受训，一直到20岁为止；训练的目的是要使他们坚强，不怕痛苦，服从纪律。文化教育和科学教育都被认为是无意义的事；唯一的目的就是要造就全心全意为了国家的好战士。
斯达巴公民每人都拥有一块份地和为他们耕种的奴隶、他们从不必为衣食操心，但他们也没有经商的雅典人那种致富的可能。他们用的很少的一点钱是用铁制成的，只能在没有城墙的、乡村一样的斯巴达本邦内通行。他们的头脑非常单纯
，除了使自己的身体更加骄健敏捷，使自己的作战技巧更加精当外他们没有别的欲望，男女之间的性关系也只是为了给城邦多增加一些战士的手段。希腊别的城邦总是处于革命与动乱中，而斯巴达却几百年保持着内部的稳固，象一只休眠在岩石隙中的甲虫。
如果说在国家整体作战能力上再也没有比斯巴达更为成功的典范，那我同时还要说，再也没有比斯巴达那样在自我选定的有利生存的努力方向上特化到如此彻底的例证了。
斯巴达的特化是内外一致的。在遏制内部个体和整体的除作战以外一切其它发展可能的同时，它的外部政策就是坚决反对一切要把希腊各邦联合起来的努力。斯巴达战士的足迹从未印在伯罗奔尼苏半岛以外的任何地方。只要本邦不受到外敌的威胁，其他希腊城邦的命运他们是从不关心的。
正是出于这一狭隘城邦独立致上的特化观念，导致斯巴达对伯利克里领导雅典所做的，向着城邦联合和发展海外贸易及希腊文化的努力怀有刻骨的仇视。并最终导致了雅典与斯巴达之间长达三十年的伯罗奔尼苏战争。这场兄弟之战耗尽了希腊的热血与精力。
雅典被斯巴达的利剑劈倒，一场全部希腊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运动被淹没在血与火之中。希腊人从欧洲腹地广阔森林带到地中海沿岸文明圈的一股清新和富于活力的原始生气，终于干涸在爱琴海岸裸露的岩石上。在此之后虽然有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这师徒二代为希腊文明增添了耀眼的光辉。但他们的工作只是原始生命力勃发的先辈们创造性活动的总结；他们只是把实际生活中已有的东西变成可流传后世的语言和文字；是对一个正在死去的人的盖棺定论。
四
希腊人的心灵在对城邦和作为城邦主人的自我的珍爱中特化到什么程度，这一点我们还可以通过苏格拉底的例证来衡量一下。
苏格拉底是雅典第一位土生土长的哲学家。伯罗奔尼苏战争开始时他已是三十多岁的成年人了。战争结束后不久，七十多岁的老苏格拉底就被他的同胞判处了死刑。据说老人家死得十分安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平静地同学生们讨论着人生和伦理方面的问题。后来时间到了，他象平时喝水一样喝下了鸩酒，把那些哭哭啼啼的人们打发到门外，自己静静地躺在木床上，象平时入睡一样，不声不响地结束了大脑的思考和终生不曾放弃的辩论。
雅典人之所以要除掉这位哲学家，是因为他们实在对他的讽刺与批驳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他们只是后悔，为什么没早一点想到“用鸩死他的办法来使他沉默，要比弥补他所指责的种种罪恶还要更容易些。”(罗素西方哲学史)
如果我告诉你，苏格拉底是因为同雅典民主政治作对才被处死的，你一定会感到困惑。事实上他一直被雅典贫困的和主张绝对民主的公民们看作是反动贵族的帮凶。因为那些贵族从他那里学来一套辩论的本领，使得他们在公民大会的辩论中更加难以对付。在希腊城邦的绝对民主制中，一切公共事物和官职都要靠抽签或用豆子拈阄的办法。天知道用这种象今天对彩票的摇奖机似的方式“选”出的人，是否具有他要就任的那个职务所需的知识。一般公民之所以要坚持这种办法决定，是因为这能保证不让那些受过教育的有钱人或象伯利克里那种杰出的人物常期占据政治优势，并且能保证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执政的可能。
如果今天某一个极崇拜希腊民主的人去参加一次希腊城邦中举行的公民大会，如果他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就会被会场上的混乱随意和完全凭一时兴起而做出决定的场面震惊。有的公民在做出了关系到某个人的政治前途甚至人身存亡的决定后，竟根本说不明白他究竟为什么投赞成票或反对票。
苏格拉底立场鲜明地反对这种盲目的“选举”
他对周围的人问：“如果我想修鞋我要去找谁呢？”
大家回答：“当然去找鞋匠啊！”
“那么，如果我要出海呢？”
“当然去找会使船的水手啊！”
最后，苏格拉底问：“如果我要找人来修理国家这条船呢？”
谁都清楚接下来的问题是：“这能不能用占阄的办法呢？”面对这个问题，雅典公民可就要面红耳赤了。
于是他们就对苏格拉底说：“不用再讲你那套鞋匠、木匠和铜匠了。由于你反复不休地提他们，现在他们已经被你讲烂了。”(罗素西方哲学史)
苏格拉底“可恨”的地方还远不止于此。他每天穿着破烂的旧衣服，光着脚站在街心不停地用他利剑一样的舌头剥下雅典人的骄傲和自豪，并把他们的无知和狭隘象鱼干似的晒在阳光下。
如果雅典的公民们是些每天各忙一项生计的劳动者，他们或许会因为无暇而忽略这位哲人，但他们偏偏是些有奴隶为他们干活的闲人。他们把奴隶制城邦和役使奴隶的自我看作世间最伟大、最值得骄傲的造物。除了用武力保卫这一切外，他们还要通过一切意识形态中传统的东西证明城邦和自我的至高无上的价值。这一证明往往就是靠平日里的街谈巷议和以此为基调的公民大会，因此他们对苏格拉底的街头辩论看得特别重要，一心想通过和他的辩论证明城邦和公民的伟大。而苏格拉底却把他们遵循的一切传统及价值准则都逐一批驳得一文不值。他首先证明每个公民都是无知无智的，然后又说无知无智的公民和奴隶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不象以前那些希腊哲学家，整天抬头仰望、然后对天地万物的本源做一些猜测，无论他们怎样为了万物究竟起源于火、还是起源于水、或者起源于原子而争吵不休，这对于希腊人的实际生活和他们的骄傲自大并没有什么危害。而苏格拉底的一双眼睛却只盯着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他要推翻希腊人可以为所欲为的那个“人世间万物的尺度”的观念，要建立起一套普遍的行为准则，而这建立又是以对传统准则的否定为前提的。这就难免要引起公民们的仇视和愤怒了。
当这些仇视和愤怒终于促成了一场公民大会，对苏格拉底做出最后判决时，雅典人并没有非置他于死地的决心，他们希望通过一项相当重的处罚挽回自己的尊严和面子，并希望苏格拉底要么从此闭上嘴巴要么改变以往的观念。但苏格拉底却再一次讽刺了他们。
他先是提出一项微不足道的罚金提议，然后又把向他提出的指控逐一驳倒。这就更加激起了公民们怒火，并最后判了他的死刑。
苏格拉底坦然接受了这个判决，对那些判他死刑的人们说：“他是被神派遣到这个国家里来的一个牛虻，而且再找一个象他这样的人是不大容易的”(罗素西方哲学史)他接着说：“我敢说你们会感到恼怒的(就象一个突然从睡梦中被惊醒的人那样)并且你们以为你们可以象安尼图斯(雅典的检察官)所建议的那样轻而易举地把我打死，然后你们便可以安稳地度过你们的余生，除非是神照顾你们，又给你们再派来另一个牛虻。”(罗素西方哲学史)
苏格拉底平静地死去了，他之所以那么平静是因为他相信(而且事实上也正是)没有什么力量能打败他和损害他。生命的终止，世间的荣辱对他来说是无所谓好与坏的。但他的死却给雅典公民的额头印上了永远擦洗不掉的耻辱。他们杀死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他们最后一个向新的心灵彼岸发展的可能。他们实际上是宣判了自我心灵的死刑，从此他们象僵尸一样躺在爱琴海的沿岸。等待历史再一次向原始生命力的源泉回归时，从那源头带来孕含了文明新发展可能的种子栽种在他们的尸体中，把他们作为新发展的孕床，象克里特人一样。
五
当希腊人在小城邦的建筑中，在享受由城邦保护的即得利益中逐渐走入特化死胡同，失去了心灵向更深广的对象世界融合所需要的原始生命力的时候。在他们城邦的背后，在一大片相对落后的农业地区，正在凝聚着一股比当初从欧洲腹地森林中走向爱琴海的希腊人更为庞大的群体力量。这就是马其顿王国。同那些较为舒服地在城邦中渡过了几百年文明生活的希腊人相比，马其顿农夫的身上含孕着更为充沛的，可以促成地中海文明新发展的原始生命力。
希腊人在与周围野蛮人对抗的小城邦中建立了高度发展的文明。但在建立的同时他们又用方圆不超过十几公里的城邦把自己的文明囚禁起来，象一群吝啬的守财奴一样不愿让别人加入进来与他们共享文明。
历史象一位有意志的操作者，他看出不能再指望希腊人走出城邦为文明的发展开拓新的更广阔的天地，于是他开始了一次新的向着生命力源头的回归，以求开引出一股新鲜的生命之流。他的目光越过爱琴海北岸的希腊城邦，欣慰地发现在那片更为广阔的土地上，一股新的文明发展的生力军正向地中海沿岸走来。这支生力军在其短暂的冲击中，打碎了希腊城邦的城墙，同时把里面流出的富于营养的文明之水引向当时西方人类所知的整个世界，这个世界包括巴尔干半岛、整个的波斯帝国
和古老的埃及以及地中海东岸的狭长地带。
虽然在马其顿铁蹄踏破地中海沿岸旧有的文明格局前、各种文明间已有了广泛的交流与影响，但那是在几个不同的世界之间少数人对异国它乡的暂短旅行中进行的。马其顿王亚力山大在他的一生征途中第一次使这几个不同的世界合流在一起。尽管他的武力之下的统一是短暂的，但它却永远打破了希腊人的固步自封，它促使地中海沿岸各族人的心灵向他们的敌手大大地靠近了一步，这种心灵的碰撞与融合是以上那些民族心灵走出自我的狭小天地的起点。它在原本各自关闭的民族心灵中强制地契入一个新的观念；象以往那样关起门来过自己的日子的时代一去不复反了。马其顿征服所造成的混乱告诉人们，他们的利益再也不能靠小范围内的某种政治或军事的行为去保障了。一个个的小屋顶被掀开，人们被迫来到更广阔的天地，不管他们愿意与否，他们必须以自己的文化特点加入到空前广泛的社会圈中去孕育更普遍的和更宏大的文明建设。
因此，与其说马其顿的功绩在于它统一的建设性上，不如说是在于它征略的破坏性上。
实际上，马其顿人也与希腊一样是同属于诺迪克种的雅利安人。他们说着几乎同样的语言“在情感上已自愿成为希腊人”(世界史纲韦尔斯著)将马其顿组织成一个强大的王国和作战机器的国王菲力浦青年时代是在希腊渡过的。他在希腊受到当时西方世界最好的教育，他还知道希腊有一个目光远大的人叫伊索格拉底，这人到处宣传统一希腊的思想。菲力浦深知希腊城邦间分割对立的状态对于马其顿的成长和有朝一日用武力统一希腊是大有好处的。对于希腊人的自高自大，菲力浦只是暗地里感到好笑。他们竟把正在强大起来的马其顿看作是连个象样的奴隶也找不出的蛮荒之地，并因此拒绝承认马其顿也是希腊世界的一分子。他们实在无法忍受让那些马其顿的乡巴佬成为象他们一样的城邦公民。
但没过多久，当菲力浦的儿子，我们在第二章中曾经提到过的亚力山大，率领着用新的战术训练出来的马其顿方阵出现在希腊城邦面前时，希腊人只有战败而亡或屈膝降服的选择了。
希腊人在城邦利益的小天地中闷死了自己，使心灵失去同更深广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能力和机会。当马其顿人打碎了城邦强把他们拉入更广阔范围中的民族融合时，他们只是被动的乘客，而不是一种主动的心灵超越升华，这是非审美的融合。希腊人作为个体的全面发展，作为个体心灵的充满活力的存在，终于被希腊内部整体之间，及其同人类其他民族之间由于其狭隘性造成的矛盾束缚到窒息而亡的结局。
马其顿人顺应着历史为消除特化民族或文明阻碍其发展而进行的，向原始生命力回归以寻求新的发展的有生力量的潮流，象当年希腊人一样雄纠纠地出现在地中海沿岸。他们带给地中海一样新的东西——各民族之间空前的融合与统一。
历史以这一回归否定了希腊人在同全世界割离对抗的小城邦中个人的全面发展，开始酝酿更广阔范围内和更多的民族共同而平等地参予其中的全面发展。这一过程是艰难而长久的。西方世界之所以把希腊看作是自己发展的源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高度发达的西方世界中比较全面的个人发展的历史起点，正是建立在对希腊小城邦内个人发展的狭隘性的否定上。
今天整个西方世界中较全面的个人发展是从希腊开始的一千多年时光中，历史一次次打破特化僵局并促进心灵同不断拓展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结果。
我们可以把希腊和罗马时期看作以上整个过程的第一阶段，而希腊小城邦之梦的破灭就是这一阶段中关键性的转则点。
六
马其顿人原始生命力的勃发是一次性的，在十多年不停息的征战中，亚力山大率领他的军队横扫了东地中海沿岸的所有城邦和帝国，在这整个过程中除了在埃及尼罗河三角洲上一个河口处建立了一个亚力山大城外，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可纪念的东西。这个亚力山大城后来成了希腊、埃及、波斯和犹太思想文化和宗教互相渗透融合的交叉点。在发展地中海文化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公元前三百二十三年，亚力山大三十三岁时，在被他征服的巴比伦，在一次狂饮大醉后，突然发烧而死。他那个月牙形环绕在东地中海沿岸的，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的帝国被他手下的三位将军瓜分了。
接下来是一段战乱的历史。直到将近二百年后，罗马人的步兵方阵重新统一了整个地中海沿岸的西方世界，建立起一个把地中海当作脸盆一样抱着的庞大帝国。这是人类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的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帝国。
毫无疑问，罗马人是比马其顿人更为成熟和伟大的民族。马其顿原始生命力只蕴育出一队军人，罗马的原始生命力则首先蕴育出一个共和国。马其顿人打败对手之后陷入不知所措的迷茫，于是日日宴饮狂欢，罗马步兵方阵的后面却有一个在当时西方世界中最完善，最有效的国家政权机构，它把被征服的民族和领土组织在一起，用一条条大路贯通起来，并把它们变成一个个秩序井然的行省。
如果说马其顿是被历史老人带到地中海沿岸却没能长大成人的野孩子，那么罗马则是历史老人带到地中海沿岸的一个新的并终于长成巨人的野孩子。
一般的历史都详尽地叙述了罗马从一个来自亚平宁半岛中部扛着犁锄的野孩子成长为帝国巨人的过程。今天我在此要做的，是分析罗马人在这一成长过程中怎样耗尽了原始生命中的创造力，僵死在特化的棺木中，怎样使一颗向着更广阔的世界融进的心灵窒息在特化的窠臼里。在分析罗马人做为一个个别的民族从原始生命力的源头走向特化的僵局过程的同时，我们还要研究他们的历史在整个西方民族心灵发展历程中的地位、价值和意义。
罗马是由意大利中部台伯河上的一块浅滩发展起来的。最初这块浅滩是台伯河东岸落后野蛮的拉丁人和台伯河西岸有着较高文明的伊特刺斯坎人做交易的地方。后者据说是来自文明发展较早的爱琴海地区。拉丁人在这块浅滩上一方面不断受到伊特刺斯坎人的欺压，一方面又在不断的反抗和交易中从对手那里学来许多东西。历史哲学家汤因比认为，在这种挑战的刺激之下，罗马周围的拉丁人的活力和创造力得到激发并成长起来。后来，当希腊人反抗波斯入侵的同一时代，拉丁人在这块浅滩上组成了罗马共和国。
拉丁人原始生命中的活力和创造力在对内和对外两方面显示出超过希腊人的特点，在内部事物上，作为共和国掌权者的元老院中有一批比希腊贵族更为明智的人，他们总是以让步和妥协平息平民们的不满和抗议，不使其发展成象希腊城邦中那样不间断的互相残杀。在共和国不断成长的上升时期，贵族和平民间的差别在不断的缩小，以致终于在一种较为和平的过渡中使元老院从清一色的贵族统治集团变成罗马平民中“一切有钱的、能干的、奋发的、有影响的人的会议。”(世界史纲韦尔斯)这样的内部政策一方面保证了所有罗马平民都可以从共和国的征服事业中或多或少地分享一份好处；一方面也形成一种较稳固的凝聚力，使罗马军团的战士(他们是由罗马平民组成的)多少知道他们是为了共和国同时也是为自己而战。
在对外事物中罗马也显示出超过雅典的宽广胸怀。
“它懂得同盟的价值；它能够同化外人，在国外和在国内一样，在那些日子里，它至少能以某种公平和稳健来‘互相让步’。罗马的特殊力量就在这里。雅典的民主政治深受‘爱国主义’的狭隘性之害，这是一切国家毁灭的原因。而在罗马的伟大年代里，那些比较精明、比较高尚的元老们，不但情愿以同他们自己的人民群众分享他们的特权作为最后手段，而且渴望在平等的条件下同他们最倔强的敌手结合在一起。他们慎重而稳步地扩大授与公民权的范围。有些城市变成了罗马的一部分，甚至享有在政府里投票的权利。”(世界史纲韦尔斯)
这一切都表明在意大利中部较原始的拉丁农夫开始加入到地中海沿岸文明发展中的初始阶段中，他们的心灵与对象世界融合的能力是超乎寻常的，正是凭借着这种能力，他们建立起了其规模远远超过希腊城邦的共和国。在希腊人把一切个人发展的权力及可能尽力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的尽可能少的公民中时，罗马人却把意大利所有的自由居民都变成了罗马的公民。随着罗马的扩张，罗马人把希腊化的文明带到它从重未涉足的野蛮的远方“意大利北部、西班牙、法兰西与西德的许多地方都开化了。所有这些地区都证明它们自身正如罗马自己一样，也能够享有高度的文化。”(西方哲学史罗素)
尽管罗马人除了建筑以外几乎没有为文化的发展增添新的东西，但他们却让更多的民族平等地参予到希腊式文化的发展中来，这就在空前广阔的范围内促进了各民族之间心灵的融合，同时在空前广阔的范围内为个人的发展创造了相同的文化氛围。
某一民族的原始生命力，在促进人类文明发展中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尚未被特定的逐欲方式特化的心灵所具有的无限的与对象世界相融合的能力，这一能力将开辟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开端或新领域。但每一个从原始生命力源泉处出发走向文明发展之途的民族，他们的心灵与对象世界融合的目的往往都是为了寻求一种最有效的逐欲方式，一旦他们找到这一方式，他们就会在本能的驱使下竭尽全力地完善这一方式以求欲望最大限度的满足。结果他们蕴含了无限的与对象世界相融合的能力的心灵，就被长期束缚在这种特定的方式和它所适应的对象范围内，最终将丧失与新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愿望和能力，逐渐走向特化的僵局。
罗马人在他们保持着心灵与无限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愿望和能力的时期、为西方人类文明的发展开辟了空前广阔的天地。但这一过程，同时也是罗马军团不断地为罗马人带来大量的金钱和奴隶以供罗马人享受的过程。随着这一过程的沿续，罗马人渐渐陷入对金钱和奴隶的无限的追逐中，他们不再把未被征服的民族看作是可以变成与他们一样的罗马公民的尚未结识的弟兄，而只是把他们看作尚未带上铁链的奴隶。长期的实践证明他们的政府和军队是征服和掠夺的最有效的工具，他们相信自己已成为世界的主人，只要有强大的由步兵方阵构成的罗马军团就可以有取之不竭的金钱和奴隶，而只要有了这些，也就有了罗马人享受不尽的欢乐和幸福。
当罗马人征服了整个地中海沿岸，建立起跨欧、亚、非三大陆的帝国后，当他们掠夺了当时西方世界所有值得掠夺的文明财富后，罗马人除了享受掠夺的成果外再不想做任何事情。他们的心灵在对象世界的范围上特化在地中海沿岸地区，而不想也不能再向远方进发；他们的心灵在同对象世界结合的方式上，特化在尽可能掠夺财富和尽可能利用奴隶满足欲望的行为中。人类有史以来再也没有谁比得上罗马的富豪们拥有更多的金钱；再也没有谁在利用奴隶满足欲望方面比罗马人做得更为彻底和无情。
在罗马人努力从事征服和掠夺时，为了保持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他们把自己原始生命力中蕴含的所有创造力都运用在这两方面。等到他们的征服和掠夺停止下来专事享受后，他们在这两方面的创造力也消失了。政治上是专制的皇帝代替了民主的共和，军队中也由用钱买来的蛮族代替了为共和国而战的罗马农民。到这时，罗马人真正成为那个世界上的多余人，成了一具僵尸。
自从人类由原始状态转入文明状态以来，以武力夺取生存的权力和自由一直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正当事业，在这一点上没有那个民族比罗马人更为成功，同时也没有那个民族的心灵象罗马人那样彻底地特化在这一事业中。
第一个能够显现出罗马人的心灵走向特化的事件，是罗马人与迦太基人之间的长达百余年，耗废两代人生命力的三次布匿战争。
迦太基是迦太基人建立在今天的突尼斯共和国濒临突尼斯弯的港口城邦。迦太基人历来是地中海上的霸主，他们从海上贸易中获得大笔财富，迦太基城的繁荣在当时的西方世界中是屈指可数的。这个强大富裕的邻国使罗马人感到既仇恨又惧怕。终于这种感情促使罗马人在一次迦太基人与海盗之间的战斗中不光彩地站在海盗一边而向迦太基宣战。
战争以罗马人的胜利告终，他们要消灭迦太基的原因非常简单——罗马人不能容忍距他们近在咫尺的地方有一个未被征服的富强邻国。既然迦太基人不肯屈服，又在三次战争中给罗马人造成极大的损失。罗马人的仇恨也就理所当然地到了疯狂的程度。当迦太基最终战败时，罗马人烧毁了整个城市，废墟上还用犁翻过来以示最后的毁灭，活着的迦太基人全部沦为奴隶，被带往海峡对面的意大利，罗马人站在犁过的废墟上诅咒说，任何人要想重建迦太基城必遭天谴。
罗马人在毁灭了迦太基人的同时，也断送了在与其他民族之间关系中、心灵同无限广阔的对象世界融合的进程。在对外政策上，地中海沿岸所有文明富裕的城邦要么屈服于罗马，向他纳贡和献上奴隶；要么就同迦太基一样被毁掉，就在毁灭迦太基的同一年里，罗马人还毁灭了希腊本土最后一个充满活力，似乎能与罗马垄断贸易的企图相抗衡的大城市科林斯。
在对内政策上，为饷金和战利品而战的职业军人在对迦太基的战争中取代了以公民身份义务参战的农民。而且罗马有权占有大面积土地的人发现，用大批的奴隶大面积地耕种油料和酿酒作物，比让拥有公民权的农民一户一块地种粮食更能攒钱，于是他们把自由农民从土地上赶走。因为军队已不再是农民的子弟兵，用钱买来的军团甚至干脆由蛮族组成的雇佣军正可以用来对付那些以往需让步妥协的自由农民或一般贫困的公民。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大批失去土地的自由农民纷纷涌入城市，他们依附在一些豪强的门下，作为无业游民，靠豪强们兴之所致的拖舍渡日。这种寄生虫般的生活严重腐蚀了往日勤劳勇敢的罗马公民，使他们成为一群毫无责任心，游手好闲，贪得无厌的无赖。而且整个罗马公民阶层中也早已养成好逸恶劳的习气，因为一切都可以由奴隶替他们做。奴隶角斗士可以满足他们因无聊而要寻找刺激的需求；奴隶建筑工可以为他们建造出象斗兽场那样的宏伟建筑；奴隶农夫可以替他们耕种和收获；甚至从希腊等文化效发达地区掠来的文学、哲学、戏剧等专门奴隶，可以为他们写作或为他们演出。总之罗马人除役使奴隶享受豪华生活以外可以不做任何事情。
被罗马人引入特化僵局的，不仅是他们自己原始生命中的心灵的融合力和由此决定的创造力；同时随着罗马人被特化的还有原始社会中一直传流下来的价值观和道德观。这就是通行于一切动物中的弱肉强食的生存准则。
罗马人在奉行这一准则的成功历史中，把这一准则推行到特化的僵局，空前地暴露出这一准则的残暴性和非人性。长期的屠杀和掠夺不仅给被屠杀掠夺者带来损失，而且也给罗马人造成心灵上的损害；再锋利的刀也有砍钝的时候，再善战的民族也有厌倦的时候。罗马以火与剑征服了地中海沿岸所有文明国家，经历了几百年纵欲无度无所事事的日子，整个罗马都被这种掠夺和享受腐蚀了。到了罗马帝国的末期，罗马社会机体的坏死，通过公民的厌世和遁世情绪充分地体现出来。这时的罗马帝国不仅不能再向未被征服地区伸出富于生命力的藤蔓，相反，它已经因躺在被征服的土地上吸吮了太多的膏脂而腐烂不堪。特化社会机体坏死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在它已有的体制中不能为任何新的发展与变革提供机会和可能；任何有才学、有理想的杰出人物都很难通过参与已有的社会体制的管理活动去完成有价值的事业。于是，整个社会，除了一群秃鹫般的食客仍匍伏在帝国的僵尸上啃吃腐肉外，一般作为社会生长底蕴的下层民众，和有能力把这一底蕴组织成有效的社会力量的杰出人物都已退出了帝国赖以存在的政治活动。基督教的传播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进行的。
基督教教义中，对现世生活中肉欲满足的追求给予了彻底的否定，这是对罗马帝国奉行的价值准则的否定。正如前面我们说过的那样，罗马人在几百年的征服与享受过程中把以往所有民族都曾奉行的这一准则推向了特化的僵局。罗马人空前成功地把当时西方文明世界中一切能供享受的东西全部掠夺在手，在这一点上，任何其他民族都没能达到罗马人那样彻底的程度。同时，一方面这一征服和掠夺的过程，在空前的范围内给当时西方文明世界中所有异族造成了空前的伤害，这就决定了帝国成员中由被征服者构成的那一部分实际上对帝国是毫无善感和怀恨在心的，即然他们不能组织起任何有效的反抗，那么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退出帝国捍卫者的行列就是最自然的选择了；另一方面，罗马人在最成功也是最残酷的征服战争中丧失了罗马初期所具有的与作为对象世界的其他民族相融合的心灵力量，同时，在长期唯利是图的内外争夺杀戳中和长期的最终导致人欲厌足的无度享受中，罗马人丧失了从原始生命源泉出发时所具有的一切活力和创造力，他们在对人世生活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和无度的挥霍后开始厌倦了，这种厌倦甚至导致人口的减少，到了帝国的末期，公民人数不断下降，富豪和权贵被悬空在奴隶和由蛮族组成的军团之上。这就难怪庞大的，曾经战无不胜的罗马帝国会在境外蛮族的打击面前土崩瓦解了。一颗曾经是激情奔涌，蕴含了与无限的对象世界相融合的能力的心灵和一个强健的，充满了开拓性和创造性的躯身，就这样在运用一种有效的手段实现与对象世界结合的过程中，逐渐地由一种追求心灵与无恨的对象世界相融合及追求物欲满足并存的进取或上升，转向单纯追求唯我独享的物欲满足的坠落，并最终成为一具特化的僵尸腐烂在曾养育了他的大地上。
在英国人韦尔斯写的世界史纲中，对罗马人被物欲追求特化得丧失了创造性和开拓性活动能力和激情的状态做了生动的描述：
如果我们把罗马的那两个上升和昌盛的世纪，即公元第一和第二世纪同大约从公元前四百六十六年伯利克里在雅典称雄时开始的两个世纪的希腊和希腊化生活作一比较，我们就会感到惊异——我们不能说罗马处于下风，它却完全没有科学这东西。罗马富豪和罗马统治者的缺乏好奇心甚至比他们的建筑更为牢固和不寻常。
特别是在一门知识领域里，我们本可以期望罗马人是活跃和有进取心的，那就是地理学。他们的政治利益要求他们对边境以外的事态作出扎实的调查，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进行过这种调查。罗马人的游记实际上没有超越过帝国的界限，没有那些象希罗多德(希腊历史学家)关于斯基台人、非洲人等等的敏锐而奇异的记载。拉丁文中找不到可以相比于中国早期文献里有关印度和西伯利亚的描述。
甚至，罗马人似乎没有查问过运到他们市场上的中国丝绸是些什么人缫织的，香料是什么样的人制作的，琥珀和珍珠是些什么人采集的。而查问的渠道是敞开的和容易的；可以想象，道路四通八达，去‘偏僻地方’探险是十分方便的。
古代世界最遥远的地方的宝物珍品都被搜括了去供给罗马人的挥霍。斯基提亚的森林提供了贵重的毛皮。琥珀从波罗的海岸由陆路运到多瑙河巴比伦的地毯和东方其它制品(如中国的丝绸)需求很大然而罗马还是只满足于宴会、勒索、发财和观看格斗表演，丝毫没有意思去弄清楚关于印度、中国、波斯或斯基提亚、佛陀或琐罗亚斯德，或者关于匈奴人、尼格罗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的任何事情，或是西方海洋的秘密。
当我们理解了使得他们这样不关心的社会气氛成为可能的那种缺乏灵感的特质时，我们也就能懂得为什么罗马在它充满着大好机会的时代没有发展任何物理或化学，从而对物质取得更大的控制了。罗马的医生大多是希腊人，其中许多是奴隶——罗马的富豪甚至不懂得购买别人的才智就是糟蹋自己的才智。这并不是由于罗马人中间缺乏天生有才能的人；而完全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和经济情况所致罗马的科学是在财富和军事的压迫的窒息中流产了
如果物理和生物科学是在罗马昌盛的硬土地上枯萎而死的，那么政治和社会科学连发芽的机会都没有过。讨论政治会当作对皇帝的叛逆，社会或经济的调查会威胁富豪。所以罗马直到灾祸临头，它从来没有检查过自己的社会健康情况，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并不要他们的公民以任何精神去为任何事业而战斗。富豪们侵蚀了他们普通居民的人心，他们满足于他们口头的饭食。军团里充满了日耳曼人、布立吞人、努米迪亚人等等；直到最后有钱的罗马人竟以为他们能收买蛮族人来保卫他们并抵抗外来的敌人和内部造反的穷人。
象这样一个极端特化的帝国。它的灭亡是很自然的，首先在精神上战胜它的基督教，随后在武力上战胜它的是那些被称为日尔曼人、哥特人和匈奴人的蛮族侵者。
西方世界的历史在通过这两种力量否定了罗马帝国的特化僵局后，又开始了新的、范围更为广阔的发展。蛮族的入侵打破了罗马疆界对所有西方世界各民族的隔阂，促成了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基督教的传播打破了罗马帝国人们之间穷富尊卑及文明人与野蛮人之间信仰观念上的差别，促成了空前的社会各阶层及各民族间心灵上的平等和统一。
从此，西方民族以一个整体姿态开始了从原始生命力源头出发，向着有利于生存的方向发展并走入特化的过程。这当中不再有某个象希腊或罗马人那样的民族特化的历史；特化和消除特化的过程就整个西方世界内部而言，是通过某些阶级或阶层的发展史表现的。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们将分析基督教这个社会阶层逐渐走入特化僵局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