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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又拜读了环球时报的一篇奇文重建良善社会得靠底层平民，文章的作者是一位叫刘迪的人，我不知道刘先生现今是什么身份，但从这篇文章的文法看来，刘先生应该是读过书识过字的人，之所以这样理解，是因为我不知道刘先生这样的人应不应该算作知识分子，因为他的这篇文章满篇透着对知识分子的轻蔑与曲解，同时根本不了解普通民众在当今中国的生存方式，与生存状态，而这又是一个知识分子所具备的基本素质，因此刘先生似乎不应归纳到知识分子一类。
之所以有开篇一段，是因为刘先生的这篇文章实在有意思，与前几日这家报纸鼓吹的腐败适度容忍论有一拼，最近的中国接连发生了几件感动人的事件，刘先生似乎抓住了什么药引子，又要为病重的中国开一剂济世良方了，在他看来主流良善的社会要靠平民阶层，用他的话来说当今中国的“知识阶层已经沦为权力的附庸，与资本的奴仆”因此要想社会良善“我们就要把热情投入到普通民众身上”看到这里我很糊涂，这里的“我们”是谁，是权力，还是资本，能让“权力附庸的知识分子”靠边站的又是谁，很模糊，全篇文章的模糊不仅在这一处，文章的开篇例举了张莉丽与吴斌的事迹，接着提出了要反思社会冷漠与不信任，结果又把希望寄托在了社会的主体普通民众身上，我请问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民众已经冷漠与不信任，何来希望，这里的希望到底是什么，是制造冷漠与不信任的人的苟延残喘吗？抑或是号召普通民众都学习张莉丽与吴斌，可张莉丽与吴斌毕竟是个案，他们之所以让人感动就是因为他们做到了普通人不能做的事，良善社会依靠这样的个案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建立的，必须应该有一个合理的制度，确保社会主流的正义性，而当今中国恰恰最需要的尽快建立的就是合理健康的社会制度，没有合理健康的社会制度，整个社会良善的基础就不会存在，刘先生看到了吴斌与张莉丽，可刘先生是否在看到这两位平民英雄的同时看到更多的社会乱象呢，制造这些社会乱象的根源又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催生了这些社会乱象，是权力的肆意挥洒于资本之中，所表现出来的无限贪婪地不受约束，一句话权力的不受制约制造了这一切，每个人都是权力造就的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受害者，而每个人（不仅仅只有知识分子）又不得不谄媚于权力顺从于权力，权力的泛滥让中国变成了一个顺民社会。
最让我不可理解的是，刘先生居然公开鼓吹社会倒退，把发生的这一切不合理现象都推到所谓的“现代国家的建立”上，这是一个更加模糊的概念，何为现代国家，是权力与资本主宰一切的国家吗？知识分子附庸谁根本就是一个伪命题，一个国家的进步难道说不依靠知识的力量吗？只有权力的无限膨胀才会让知识进入一个扭曲的空间，而制约权力一切自然会回到正常轨道，至于资本，当权力得到约束的时候资本还会乱窜吗？这篇文章的最大败笔就是过分强调了人的作用，没有脱离阶级斗争的理念想问题，把一切问题归结到社会族群间的阶级对立，我想说一个社会中任何一个阶层都会有好人有坏人，关键是社会制度的完善能否让好人继续得到保护，让坏人为做坏事付出代价，这样的社会才是一个向善的社会，建立这样的社会才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这就是公民社会而不是顺民社会，公民社会是健康的是积极向上的，而顺民社会，是堕落的，社会中的任何人都会对权力与资本奴颜婢膝，张莉丽与吴斌只能是公民社会的道德模范，绝不能用在顺民社会做贞节牌坊，否则那将是社会的倒退，而这一切都与知识无关，与阶层无关，而只与社会制度有关。
没有弄清社会制度与人的关系，就是这刘迪篇文章的致命伤，让整篇文章充满了浓重的反智色彩，还是那句话好的社会制度会让坏人依法办事，坏的社会制度会让好人走上犯罪道路，除此之外列举再多古今中外的例子都是徒劳，这个社会的权力一天不被制衡，社会就会一天天的冷漠，以及充满不信任，只有制约权力建立民主与法制的社会，我们的社会环境才会是良善的，才会是一个良民良知社会而不是一个良民证社会，善良不是培育的，而是发自内心的，他是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明白自身权利与义务的普通公民的基本素质，而建立社会公正制度保障的公民社会才是我们的终极目标，这需要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每一个社会中的人的努力，人为制造割裂与对立只会把社会引向动荡，让国家重新陷入分裂危机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