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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看到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嘹亮的歌曲，走出高楼林立、鲜花簇拥的校园时，不免想起自己当年在中、小学读书时的情景。
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十几年，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由于多年内战外患的蹂躏，真是千创百孔，百废待兴。那时国民教育体系尚未健全，特别是农村，许多儿童因失学而流浪街头。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天灾加人祸，致使人们食不裹腹，生命朝不保夕，更不用说上学读书了。1964年以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复苏，人们的生活逐步得到好转，农村教育才渐渐纳入正规，但家长对按时让孩子入学的意识还是不强，每年都是老师组织学生对全村进行生源调查，老师再根据学生摸到的情况，利用晚上的时间到学龄儿童家中走访，动员家长让孩子入学。
我是1964年的夏天入的学，当时7岁多点，记得滕老师和刘老师在麦假期间曾上我家动员了三次，过麦以后，我终于背着母亲亲手缝制的书包第一次走进教室，从此开始了我十多年的学生生涯。
那时，小学生只有语文和算术两种课本，农村学生每年放三次假，即麦假、秋假和寒假。麦假后新生入学。那时书费和学费总计才几毛钱，学校对生活比较困难的学生还要给予减免，那时学的科目虽少，但教材还算正规。
1966年的夏天，我刚刚升入三年级，新课本发下来不久，记的语文刚学过第一课社会主义好，也就是当时传唱的歌词“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学校接上级通知把课本收了回去。从此，有序的教学制度被彻底打乱，每天就是学毛主席语录，组织“破四旧”活动。记得有一天我们刚到学校，老师便一声令下，要学生各自回家拿祭伺用的“神主匣”和“家谱”不一会儿全部集中到学校院内一起烧毁了。当时，凡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建筑雕刻，瓷器用品等全部砸毁。接下来就是写大字报，开批斗会，游行宣传，忆苦思甜，斗“四类分子”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给“四类分子”和“走资派”糊高帽戴上开批斗会或游街。上至国家主席，下至生产队长，凡是管人的都成了“当权派”都要过关挨批，甚至置以死地。
学生在任何时期往往是各种运动的急先锋“文革”期间更不例外。当初，中学生的组织成员称“红卫兵”小学生称“红小兵”天天戴着红袖章标志。“红卫兵”似乎成了天皇老子，手持红白棍，想整谁就整谁，稍不高兴就要打人，当时的顺口流是“红棍儿白棍儿，打人没事儿”流行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各行各业都被搅地没了秩序，到处是一片无政府状态。老师也被称为“臭老九”学生稍不如意老师就要挨批斗。
乱了一阵逐渐平稳了一些，又发了新的课本，但内容也是全新的，全是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歌颂时代英雄的内容。学校管理也比较严格，冻天有早自习，夏天在学校午休，主要是预防学生私自下河、下湾洗澡发生危险。一直到1969年底小学毕业。
记得升初中时还实行考试，印象最深的是一道算圆面积的文字几何题，大意就是一只羊拴在草地上，绳子有多长，羊最多能吃多大面积的草。1970年春，我们村有15名同学升入在梁院办的联中，就一个班，有五十多个学生，由于受“文革”影响，前几年没有正常招生，也有上几届压下来的学生，所以年龄结构差别很大，我是最小的，还不到13岁，有的比我大五、六岁之多，起初学习还算正常。
到了1970年下半年，教育战线掀起了学习贯彻毛主席“五七指示”的新高潮，对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而今依然背诵如流：“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主席说的毕竟是“以学为主”啊，兼学的东西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本意是不错的，可就是硬被那些脑袋发热的人把主次给颠倒过来啦“开门办学”成了时尚“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行成一股热潮。我们公社南片十一个村的初中班，集中到我村东南五里以外荒凉的盐碱大洼办起了学校。
1970年8月3日，杨庄“五七红校”宣布成立，当时有四个初中班，两个初一，两个初二，学生一百多个，老师十几个，还有两个贫下中农代表，占有土地达六百多亩，当然都是周围村凑的没人种的盐碱破地。学校唯一的建筑物就是在一个废弃的土窑顶上搭的席棚，算是老师的宿办室，而且还是“你那棍子我拿绳”建起来的。老师对当时的情景描述的是：“你拿棍子我拿绳，土窑顶上搭席棚。大雨下了整十场，场场棚漏滴嗒汤”学生的课堂就是那六百亩“广阔天地”“伙房”就是在土窑坡上挖了一个锅头，按上一口大铁锅，给学生热一下自带的熟食“炊事员”就是各班轮流挑体质弱小的学生来做，而且还得自己拾柴生火。如此还引来许多其它中学的师生徒步几十里前来学习参观，我们当时还颇有自豪的感觉。那时，我们每天“上学”都是肩背粪筐、手提粪叉，在路上给学校拾着粪走。同学们全部到校后，先做一件带点文化气息的事，那就是集体列队做“四个首先”：一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二是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三是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四是唱一首革命歌曲。然后再去拉犁、拉耙，开恳荒地。那时对好一点的地种上了麦子、棉花等，土质较差一点的盐碱地种上了抗碱作物，象胡萝卜、枸杞等。还开了一个“校办工厂”就是扫碱土淋硝。当然原料是就地取材了，而且是取之不尽的。产品销往河北故城的大营村，作为他们那里搞皮毛加工用的一种化学原料，每斤卖三分钱，也算学校的一项收入。农活少时，还要组织学生拔草，晒干后垛起来，等到冻天卖给生产队喂牲口。
那年秋末，天气渐凉。万物开始凋零。为了让师生冬天有个遮风避寒的地方，学校在土窑东侧用小板打垛了几间土草房，也算师生有了工作和学习的场所。农活少了，学习成了主要内容，但每周还要有两天的劳动课，那就是挖沟修渠。当时正值三九寒天、地动三尺的严寒季节，师生们依然干得热火朝天，挥汗如雨。
1971年春天，我们自己打坯，到二里地以外的唯一近邻---公社砖瓦场，用小推车推来砖瓦，在老农的指导下，又盖了十多间土坯瓦房，算是有了正规建筑。同时还买了两头耕牛，大大解放了劳动力，还买了一头毛驴和小拉车，算是有了运输工具，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力，还养了几头猪和一群鸡。那时学生不向学校交任何费用，有时学校还犒劳学生一顿免费午餐，也算作劳动报酬吧。下半年，邓小平同志恢复职务后，教育环境有了很大改善，抓学习的气氛逐渐浓厚。特别是1972年春我升入高中以后，每周都要进行一次考试，虽然条件很差，宿舍教室合一，我们坐在被窝卷上，抱着书夹子当课桌，但同学们学习还是很认真的。后来又修了几排房才有了正式的教室，也配上了课桌，学习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可时隔不久“四人帮”一伙又搞起了“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教育回潮”的运动，刚刚恢复的教学秩序又被彻底搅乱了。学习的紧张空气顿时烟消云散，把精力又转移到了办批判专拦，写批判文章，谈心得体会，接着又是批林批孔，批儒家思想等。总之，正常的教学秩序又被一个个政治运动所代替，使教育事业再一次受到重创。
不管怎么说，还是没有了建校初期的＂以干为主＂，一些强体力劳动，象耕耙地被畜力代替，或是请附近的生产队帮忙。比如我们村，当时在全县农业生产搞的是比较好的，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拖拉机有三台，其中一台七十五马力的链轨拖拉机，曾多次帮助学校耕过地。学生也只是利用劳动课搞田间管理，象浇水、追肥、松土、初草等。这时师生也增加了许多，达到了四个年级，七个班，其中高二两个班，高一一个班，初一、初二各两个班，总人数达三百之多。那时班级按部队称呼，班称“排”也就是说当是有七个“排”班长称“排长”各“排”轮流劳动。
那时，初、高中学制都是两年，还是文革初期改的冬季招生，到了1973年冬，我们本该高中毕业啦，这时国家又恢复了夏季招生，这样又推迟了半年，可课程已经学完，只好临时增加了一些实用内容的课程。一是在公社卫生院请来大夫讲医学常识、针灸技术；二是请来县广播站的通讯报道员给我们讲新闻报道的写作方法等。这样又对付了几个月，于1974年5月30日高中毕业回乡，从此也彻底离开了相伴三年多的那片盐碱地，投入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回村后，同伴们曾一度戏称我们从盐碱地毕业的学生为：“顶白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