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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逃跑得真快，一眨眼，父亲离开我们二年了。都说人类是一个容易忘记过去的人，曾经以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事情，现在，时间像傍晚的一阵风，把它们吹散了。
最后一次见到父亲，是他的骨灰。那是一个多么阳光明媚的早晨，在接到婶婶的电话以前，没有任何的预兆表明这一天会是黑暗而令人恐惧的。突然，就觉得整个世界正在倒塌。手不停地在颤抖，然后麻木地挂断电话。
简单地收拾行李。在等车、坐车从福州回家的过程，我一直没有明白人的生命如此脆弱。到达龙岩，最后一趟班车都结束了。坐在候车室，看外面的天空渐渐暗下来，五彩缤纷的灯光将这个被群山包围的城市分割，失去了原来的朴素。这是一个陌生的城市，这些年来，它仅仅是一个过客暂时落脚的地方。陌生，常常使人感到恐惧，像父亲的突然离开，陌生得让他的儿子露出惊慌错愕的表情。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父亲了。一直到九点，终于和另外三个陌生人合租了一辆的士。车像发疯了的一只狗，在弯曲的山路喘息着前进。车内的音乐，是福建交通广播电台的一档节日往日情怀。以前经常听这个节日，感人的故事和优美的音乐，只是没有想到今天自己成了主角。
爱如潮水。父爱如山，沉重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其实，从小到大，我都不喜欢父亲，在中学一段时间，还常常和他顶嘴。这个时候，父亲会站起来拍桌子，抓扫把或一切可以砸人的东西，追在我的后面，骂我是一个不孝顺的儿子。
父亲活得挺窝囊。在姐姐没有离开以前，我一直这样认为。因为在我看来，他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父亲喜欢喝酒，但没有分寸，常常控制不住自己，喝得烂醉如泥。酒，成了父亲和母亲天天吵架的火药桶。
在我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酒精中毒。大年初五，父亲口吐白沫，在床上挣扎。只读过小学的母亲和我们三兄妹都吓得脸色苍白，村里的赤脚医生已经使用了所有的办法。最后还是叔叔，马上叫人开了一辆拖拉机，紧急送到镇医院。后来，镇医院也不行，只好送到县医院。第二天早晨，我一个人哭着去大山脚下的姑姑家告诉父亲的情况。第一次，我感受到了死亡的恐惧。左手上一个巨大的伤疤，也是在父亲住医的时候，劈柴留下的。皮肉分开，鲜血直流，却怎么样也哭不出声音。
那一场大病，家里欠下一屁股债，而父亲的身体也越来越差，到父亲走的时候，瘦骨如柴，只有八十几斤。在农村，一个男人瘦成如此，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有时打电话回家向母亲汇报情况，母亲总是忘不了提醒我一句。酒少喝点，烟一定不能抽，自己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母亲开始控制父亲喝酒。家里的一切收入都由母亲安排。而父亲，开始和我们玩猫和老鼠的游戏。父亲的酒可能藏在床底下，或者后屋的稻草里面。酒是父亲从小贩上赊来的，到秋收的时候用谷子换。最后，我对酒的判断，嗅一嗅，就知道父亲的酒藏在哪里，搜出来然后上缴给母亲，接着又是父母每天必修的吵架。
一直到现在，也不明白两个水火不相容，性格相反的人，怎么就走在一起，而且生活了一辈子呢？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母亲在大厅哭得喉咙快发不出声音。见到我，紧紧抱住我。这个坚强一辈子的女人，同样也没有想到事情来得汹涌。在父亲的遗像前磕了三个响头，眼泪早已泛滥一片。这些年来，父亲一直没有照过相片。灵堂上摆的一张，还是父亲在军队的照片。父亲常说，我是属蛇的，长命百岁。在客家农村，一直有这样的说法，蛇是长命富贵的象征。可怜的父亲，活了一辈子，忙了一辈子，没有享受到一天福，就突然离开了这个世界。
巫婆一直念叨不停，带着哥哥和我在大厅转来转去，给父亲的灵魂超渡，上天堂。一切仪式都结束，整个村庄已经安静地没有任何地声音。不久，哥哥也趴在椅子上睡着了。哥哥是几天前从广东赶回来的，经过几天的折腾，人都瘦了一圈。这个时候，我就一直看着父亲的照片，希望能看出什么来，希望父亲能和我说上几句话。然而，没有人可以回答我心中的困惑。或者说，有的问题本来就是没有答案的。
台风来了，屋顶上的瓦打碎了，母亲小心翼翼地爬上去收拾；水稻该喷药的时候，母亲背着七八十斤的喷雾器在六七亩来回忙碌几天；收割水稻的时候，母亲一个人踩着笨重的打谷机几乎农村所有的重活，父亲都沾不上边。这个时候，看着同学的父亲，看着母亲，心里不是滋味，对父亲的恨意由此产生。
可是，他是我的父亲，我不仅继承了他的姓氏，身体里还流淌着他的血液。1984年，父亲为了我，选择了在今天看来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举动：男扎。确切地讲，我并不知道这样的手术会有多大的影响，但有一点，村里几乎做过这样的手术的男人，后来的身体都不好，都不能干重活累活。
在我懂事的20世纪90年代初，我看见一支计划生育队活跃在中国的农村。他们就像日本侵略者，（这样的比喻似乎有些不妥）但除了这样的比喻，我想不出更贴切的词语来形容。躲计划生育的人，或进了大山，或躲到远房亲戚，而计划生育队捉不到人，就撬开门锁，扛走粮食或值钱的东西，拿着竹竿扫掉人家的瓦房。这个时候，就完全可以理解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父亲，除了这样的选择，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
长大以后，我很少和父亲真正地坐在一起交流想法。只有在晚上的新闻联播，我们才有共同的话题。或者在父亲喝了点酒，两个人坐在一起，才会说起一些父亲的往事。有时，会以骄傲的口气对我说在军队和“文化大革命”时的趣事。
——我像你们这个年龄的时候，早就上山修水库、犁田去了。
——当时学会抽烟，可以坐在田埂上偷懒不干活。
——我娶你妈的时候，只用了一条手帕。
父亲从来很少关心我的学习成绩，不给我任何的压力。只有一次参加家长会，回来后就兴奋地问我，老师说，你有机会考一中，有没有把握？
记得那是中考前的一次摸底考试，我的成绩相当不错。按照同桌的说法，由二等公民上升到一等公民。对于一个背朝黄土面朝天的农民来说，读书是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考上一中，就等于一只脚踩进了大学。父亲常说，大学毕业出来的都是国家干部，捧得都是铁饭碗。
时代变化得太快，现在自己都毕业一年了，想起父亲的话以及天天忙碌而对未来感到迷茫，就觉得十分惭愧，对不起父亲。然后在自己喝酒的时候，也能渐渐体会出父亲的烦恼和无奈。父亲没有叔叔的运气好，高中毕业分配做了老师，现在已经是中心小学的总务处主任；也没有其他村里的人从军队退役后在村里镇里混了干部的职位，甚至原来早就要退伍，因为毛泽东的逝世、越战的紧张，一次次推迟退伍的时间命运，找不出任何解释的可能。有时，你明明知道前面就是一个沼泽，但除了前进，没有退路。我想，年轻的父亲一定也有过许多理想，但残酷的现实，渐渐改变一个人，而父亲选择的，仅仅是在酒杯里看清楚人生的沉浮。
后来，姐姐的先天性心脏病。一天的医疗费要几百元。父亲为了钱，跑遍了可以借钱的地方。父亲一下子老了。当姐姐从医院接回家的时候，一个人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家里已经没有钱给姐姐治病了。我们在等待死亡带走父亲的女儿，我的姐姐。在那一段时间，父亲没有怎么喝酒了，烟却抽得更多了。早晨在他的房间打扫卫生，地板上都是抽了半截的纸烟，还有一口口浓痰。
姐姐不可避免在03年走了。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真正改变自己的想法。父爱同样也是伟大的，只不过选择却是另外一种方式：默默地奉献，像屋檐，给我们遮风挡雨。然后，上了大学，开始劝父亲，少喝点酒，少抽点烟，享福的日子就快要到了。
享福的日子没有到，父亲就走了。走得相当突然。母亲对我说，你每一年的暑假都会回家，偏偏这一次没有。父亲常说，你这个大学生的话，我这个做农民的，一定得听。这么多年，母亲管不住父亲，我做到了。可是，做到了又有什么意义呢？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
父亲的坟墓葬在水库的山岗上。几米远，就是姐姐的墓。父亲的墓没有葬在朱氏的风水宝地，他要永远陪着他的女儿。而在父亲走后的第一个春节给父亲和姐姐扫墓，母亲一边烧香，一边对她的女儿唠叨。
你再也不用怕那些老鬼抢走你的东西了。
母亲买了很多东西。钱自然不用说，房子、车子、手机以前没有享受过的东西，现在都有了。当风吹起那些燃烧的东西，我的心里早已分不清楚是什么滋味了。
后来，把父亲的事情对茶茶说了。虽然相隔遥远，在看见她的眼泪一直往下掉的时候，眼泪也泛滥成灾。心里一直想，这是一个多么好的女孩，以前自己怎么不就懂得珍惜呢？难道真的所有的东西都要失去以后才懂得珍惜吗？
父亲走后，我一直想写点什么。可是，把稿纸拿出来，却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父爱如山，压得人透不过气来。现在，心里平静一点，拿出一年前写的长诗父亲，默默地朗读，仿佛看见了父亲一个标准的军人立正姿势站在眼前，微笑着似乎要告诉我一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