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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评价自己的一生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的思想基本上是与我格格不入的，一方面因为时间关系，后人已经站在了他上面又很多人的肩膀上；另一方面以其为首而又深受其影响的儒学已经基本上可以确认为不符合现时社会所需。但对孔子本人，我还是充满敬仰的，作为一大学说的创始人，与其同时代的人相比，他还是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下面就其这一段自评的文字与个人经历结合，说说一个人可能的成长历程。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十五岁确立志向，无论在任何时代都算早熟了。自幼丧父，十七岁丧母，可见其确为一天才。普通地看，今人基本确立发展方向在高中毕业后，十八九岁左右，且多数都是在父母授意下决定的。这在其后两千多年的人来说，已经是太晚了。当然这个志向一般是作不得准的，个人经历，十八岁时曾扬言，不从文哲，人生何意？但后来的经历证明，这是一句短见的话。
“三十而立”对于孔子那样的家庭，三十岁立身社会并不算早了，当然他的“立”的标准要比今人高很多。就现在而言，多数男人稳定的“立”于社会的时间多数也在这个年龄，而很多女性则更晚。个人对“立”的标准是，对自己，家庭，社会有了一定的责任感。据说在这一点上西方人要明显早于国人，没有考证不敢妄言，但私下里以为这个论断是对的。我“立”的年龄大约在二十五岁左右，属于逼出来的。
“四十而不惑”不或指对耳闻目睹的事不再迷惑。对一个思想家而言，四十岁才达到这个境界似乎有些晚了。这与孔子的，或者说中国哲学的特点有关，对自身德艺的修养关注得多，而对身外的世界关注得少。孔子周游列国时尚对日头中午小早晚大这样的事没什么感觉，可见中国哲学的不完整性。当代人若说到这一点，多数会觉得自己是在三十岁以前甚至更早做到的，这与孔子三十而立呈倒置，这一方面是一种错觉，一方面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结果，知先于行了。无论事实如何，每个人对周围发生的事都会在三十岁之前有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多数人的这种观点会保持终生。
值得一提的是，对很多人而言“不惑”已经是成长的终点了，带着对这个世界的所谓不惑而我行我素，无所用心。后面的步骤多是在进入人生的总结期后才达到，而这样的人往往在最后会觉得庸碌一生，虚度了光阴。所以我觉得，无论你觉得自己的世界观如何的完美，思考并尝试进入他人的世界也是有益的，因为心理学表明，虽然你的很多观点能让自己满意，但未必经得起客观的推敲。
个人达到不惑的年龄比较特殊，大约在二十岁左右，与下面的知天命基本在同一时间。因为很多关于世界，人生的观点都是在那时确立的，而后面的时间都用来忙于生计，客观地沉淀观点。
“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就是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有普通规律的道理。在此之前，孔子可能只算得上一个政治家，有自己一惯的政治方向和准则。而在此之后才称得上思想家，因为发现了一些普遍的规律。对于今人而言，很多前人大哲在这方面思考得已经够多了，我们多在吸取，而非创新，只需据为己有即可，所以时间也会早得多，除少数人要在进入老年才去总结外，多数人会在三十岁之前完成。当然所谓知也多是主观感觉，客观意义如何，还是那句话，最好是经常与人碰撞，从中检验。不敢拿出观点与人碰撞的，一方面是不自信，一方面也可能是已知不足，但懒得改进了。
“六十而耳顺”所谓耳顺是指对耳闻目睹的事能迅速做出反应，立刻在自己的思想树上找到合理的定位。当然这些需要作出反应的事是指那些抽象的事理，而非数理化公式。就我在网络中近一年的观察，能做到这一点的人在社会中已经不多，所以难以用准确的年龄段来定位，已经接近了很多人悟性的极限。如果主观地限定一下，应该在四十岁之后。一方面这个能力的建立需要时间的沉淀，另一方面中国的特殊环境决定，很多人的思想系统本身就建立在一个不稳定的基础上，加上一些刻意的填补，能理顺的人已经很厉害了，想要耳顺就太难了。
个人做到这一点的时间当在三十岁以后，而且也还是一种主观的感觉，是否真实还有待于验证。
“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在七十岁的时候，言行与客观规律和个人准则达到了高度统一，即知行合一。这一方面要建立在对自身信仰高度信任的基础上，也要建立在自身理论近于完美的基础上。对孔子而言，我相信除了上面这两点以外，还与其所处的特殊的时代有关。在一个蒙昧的时代，在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一个特立独行的思想者如孔子，如亚里斯多德，他所得到的尊敬和瞩目是空前的，所以他们能沉醉于自己的理论而不自拔，也是可以理解的。
理论上，人类终也会有知行合一的一天，当然这需要人们认识和理解世界的能力大大地提高。有人可能会说，人类的本性决定，没有制约是不行的。我也难以否认这一点。但是，人类的思想是高于自然的事物，未尝不能创造出高于自然规律的东西。在人类充分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之后，所有的选择都在人类自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