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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见到杨先瑜的名字，是在民间文化的调查表上。
一个老人，一个人生活了一辈子，写了很多诗词，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有关人员这样介绍他。
这位在深山笔耕不止的老人，是什么在激励他？他有着什么样的人生？我一定要去见见这个人。
七月流火，被山里的清风消解。同伴的摩托车在简易乡村公路上巅跛，上山，下山，再上山，不知转了多少个弯，终于到了杨林桥镇的凤凰岭村。
一幢普通的青瓦盖顶的土房子，座落在一个小山坳里。屋前竖着五棵笔直的塔柏，屋后松柏杉连成一片苍翠，一片静寂。场院里没有鸡鸣狗吠猪叫，随着我们的招呼声走出来的，是一个清瘦的老人。老人的衣着显旧，但不邋遢，如果没有前面的介绍，只是路上偶遇，我也能从他的身上看出书卷气，这就叫腹有诗书气自华吧。对我这个不速之客，老杨一脸茫然，自我介绍之后，老杨舒展出一脸和蔼的笑。
“你就是梅子，我见过你呀。”这次轮到我茫然了。“屈乡文苑上有你的照片，不过真人好像瘦一些。”
原来，他是村里的义务邮递员，二十多年来，村里的书报杂志信件都送在他这里。我们的每一期屈乡文苑他都会一篇篇仔细地看过。
三间土屋，堂屋里堆着几包肥料，一堆刚从地里刨出来的土豆，裹着新鲜的泥土。一张小方桌，放着书报纸笔，一台老式海燕牌收音机，收音机陪伴了老人二十多年，破旧不堪，基本只是个摆设。堂屋一边卧室，一边厨房，长期烟薰火燎，墙壁和不多的家俱都已看不出颜色。院坝里长满了狗尾巴和刺儿叶，一把锄头丢在场边，主人可能想除掉坝子里的杂草。紧挨着坝子，是老杨的责任田，一亩多地，种着玉米和大豆。
这是一个曾经很兴旺的屋场，它随着老杨家的兴衰而归于最终的沉寂，老杨，是家庭在故土的最后守护人。而他，也已步入人生的暮年。凤凰岭的杨家，称得上五代书香，杨家的老太公，在地方上是出了名的文秀才。老杨的父亲杨有存，这位黄埔军校恩施分校的学员，抗日战争时期，响应曲线救国的号召回到家乡，出任桂花乡的乡长，在杨家湾兴办学校，学校聘用教师，教授国文、数理化。这是杨家教书育人事业的延伸，是一次更有意义的延伸，从此现代文明开始在这片朦昧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有人做过统计，解放初期，最先当上干部，走出杨林的人，大多数是杨家湾学校的学生。对于没有土地的人来说，仅靠教书是养不活一大家人的，所以在教书之余，杨有存开过药铺，煮过酒，都是自己亲自操作。常常，给病人抓几付药以后，又匆匆赶往课堂。可这一切，却成了可以致人死地的罪名，也成了杨家悲剧的根源。历史从不改悔自己的过错，人却得无条件地接受这过错带来的一切磨折。一个胸怀报国之志的书生，作为父亲，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担忧过八个儿女的未来吗？父亲的死，是老杨一辈子的心伤吧？“他死得好，不然文化大革命也要给整死，那更惨。”老杨这样说道，这是从深重的痛苦里酝酿出来的由衷的欣慰吗？
1958年，老杨以地主子女的身份，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宜昌一高工专预科班学习，是学校里小有名气的笔杆子。三年后，美好前程终被政治动乱毁灭。二十一岁的老杨回到老家，有时种田，有时给学校代课，人们都说，老杨这样的人才，是不会长期呆在农村的。“他回来只搞得三天。”有人这样给他预言。
“可我偏偏就搞了一辈子！”老杨笑着说，不知道这笑是苦笑还是对生活释然的笑。
曾经，老杨也自信，他不会就这样被生活遗忘，他也能像其他的有知识的年青人一样得到注意和重用。可他的子女身份成了一道阻碍他的高墙，随着运动的逐年深入，离开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留下的根倒是越扎越深。年老的母亲，失去依靠的嫂嫂，需要抚养的侄儿，生活的担子重重地压在了肩膀上。二十六岁那年，经人介绍，老杨有了平生第一个女友，可是女方的哥哥不同意这门亲事“你找不到婆家了？要找这样的人家？”年青的老杨想不明白，除了成份不好，自己哪一点不如人？知识分子的自尊心使他再也不想提婚娶一事。
1978年，一律取消地主子女帽子，老杨感觉自己终于获得了解放，可这解放对老杨来说来得太迟了，老杨这年已四十岁，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去如逝水。这时老母已殁，和他同样富有才干的三个兄弟基本都是妻离子散。
“为什么不再找个老伴呢？”
“已习惯了，不找了。”
老杨的话淡淡的，让人总以为这里面有故事。一幅精神的枷锁，一幅生活的重担，已让一个男人不堪负荷，能够活到今天，并重新提笔写东西，在没有多少生活经历的我眼里已经很了不起。我倒真希望老杨有过浪漫的故事，这不是对老者的唐突，而是隐藏于心的一点良好愿望：生活也曾眷顾过温暖过不幸的人。
老杨年青时主要写一些讴歌时代的新民歌“那都是闹着玩的。”1985年，老杨重又拿起荒疏了二十多年的笔，写诗词、对联、歌词，内容大多还是一些紧跟时代的东西，老杨戏说自己是政治诗人。单从老杨的阅读和欣赏水平来看，我不能同意他对自己的这一评价。记得第一次跟老杨见面，他谈到了北岛、顾城和舒婷的诗，从一个山野老者口里听到这些朦胧派诗人的大名，当时的感觉不是惊奇，而是怪怪的，仿佛时光在这个小山村并没有发生流动。八十年代，文学的黄金时代，老杨重新拿笔诠释生活，应该说恰逢其时，可这种诠释却显得有些艰难，他写的那些文字，严格地说，都称不上文学创作，以他曾有的文名和才气，似乎不当如此。有人也许会追溯其中的原因，笔者却不愿去深究，因为深究下去，都是一些令人心酸心痛的往事。
老杨也曾作过努力，这就是他的长篇小说修桥，在我的一再要求下，老杨拿出了纸页已经发黄的文稿。小说写于八十年代，讲述改革开放的初期，一个村支书带领全村人修桥的故事。小说的语言风格、故事内容，给我的感觉跟八十年代初看乔厂长上任记时一样。小说写到七、八万字时停止了，还是因为生活。老杨的这一停顿，几乎就是通向纯文学之路的停顿，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他还曾想过写屈原的剧本，委托人帮他收集资料，最终也不了了之。如果有一个较好的身体，有稳定的生活来源，有一个基本的写作环境，或者仅仅有几个理解他支持他的写作上的朋友，那会怎么样呢？世上没有如果，只有现实，现实的条件决定了老杨只有选择精短的诗词对联小小地满足自己对文学的爱，充实自己孤单的生活。可我还是忍不住想说一个如果：如果老杨不是65岁，而是56岁，我就要鼓励他再写几年，把自己的一生用文字的形式留下来。
十多年来，老杨创作了700多幅对联，150多首古体诗词，30多首歌词，100多首新民歌。这些东西多数发表在中国楹联报、中华诗词、词刊、宜昌日报上。在老杨的卧室外墙上，挂着一块已看不出颜色的方扁，里面襄嵌着一些获奖证书。老杨从柜子里抱出十几个红本本，说：“还有一些不知道弄哪去了。”一本本翻开，发证的单位头衔都还不小。有当代老年杂志社的二等奖，全国春联大赛的三等奖，湖北省人民广播电台发的二等奖，获了多少次奖，老杨自己也记不清，他只把握一条，凡要出钱的奖不要，凡要买书的入选不参加，老杨说自己没那个经济能力，也没必要图那些虚名。他有几十本选了他作品的书，都是免费赠送或付了稿费的。看着那些书和证，就看到了老杨的另一种生活，他活在现实的凤凰岭村，但他更多的时候生活在自己营造出来的一面网中，这面网与外面的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外人眼里，眼前的老杨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可在村民的眼里，老杨与他们有着太多的不同。他不爱打牌，不爱串门，大多数时间都在读书看报，写字。他刻得一手好版画，原来的宜昌报就曾用他刻的版画作报头。他还写一手不错的毛笔字，过年时，请他写春联，没有毛笔，扯一团旧棉絮，蘸上墨水，照旧写得龙飞凤舞。他在村民的心目中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农民，而是一个值得他们敬重的有学问的人。我感觉这种敬重除了老杨本人的修为，也与他的家族历史是分不开的，那些自以为是知识分子的人，大概从不曾设想过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生活吧！
老杨一年只种一个月田，总是太阳落山以后或者月亮好的夜晚进行他的耕作生活，而且从不种小麦。一度，人们把这看作他与众不同的怪僻之一，事实上只不过他是过敏性皮肤，地里的湿热和小麦的麦芒，都会导致过敏，而他没有钱治病，只有用这种笨办法避免。为了省钱，老杨还发明了一个用白醋治感冒的土法子，据他说非常灵验。现在老杨的日子比过去清闲多了，退耕还林以后，就家门前一亩来地，就是不种田，还林的粮食也够他生活。种这一亩来地，因为有两笔开支是怎么也省不掉的：一笔烟钱，一笔人情钱。烟是他的伴侣，已陪了他一辈子；人情是他的为人，乡里乡亲，有点什么事，不到场不行。他坚持自己的身体没有病，可他一顿饭吃不完二两米，在他简陋的厨房里，找不到蔬菜和佐料，冷锅冷灶，看不到人间烟火的痕迹。笔者去了三次，三次都是这样，他的生活太需要有人照料。
“到敬老院去，行不行？”老杨直摆手“那样的地方，我不会去的，你看我这里空气多好。一个人过惯了。”老杨似乎看出我为他的担心，笑着说：“我这样的人，说去就会去的。”有一个平安无疾的离去，这不是老人对生活最后的期望，他还有一个期望，在有生之年能将所有的文字结成一个小集子。
“户对青山迎日出，门纳千杆竹。燕子不嫌贫，屋矮檐低，偏把新巢筑。凭窗放眼花千树，翠绕烟霞布。陋室起吟哦，香墨一池，留得芳春驻。”我默默地为老杨祈福，但愿他的一池香墨，永远留得芳春驻。简陋的生活，孤寂的人生，不懈的追求，每次的拜访，每次的离去，都加重着我心里的难过。我无能力给老人补偿什么，逝去的年华和理想，是什么东西都补偿不了的。
这是一个与无常的命运和世俗的生活作过彻底抗争的人，他付出的，是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