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7章 外围的外围

南无臭蛋 / 著投票加入书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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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围的外围】

    朱温迫近凤翔,江河日下的关西集团无力与之正面硬刚,只能利用手中的政治牌——昭宗,“挟天子以令诸侯”,矫诏天下群雄起兵勤王。

    河东李克用欣然响应,却被“三围太原”,打到怀疑人生,再也不敢造次;西川王建,以勤王之名,行侵吞山南之实;江淮双雄被内忧(徐许之乱)掣肘……

    在此期间,另有一位小同志积极帮朱温进一步扫清了外围,他就是金州昭信节度使冯行袭。

    冯行袭,原为均州下级军官,黄巢之乱时,智勇双全,擒杀匪首孙喜,使均州免遭匪患,继而逐刺史而自居,被时任山南节度使刘巨容表奏为均州刺史,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开启了辉煌人生。

    当时,僖宗避乱幸蜀,均州作为襄、汉、蜀的重要交通枢纽,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同时又有崇山峻岭,地形复杂,而天下的贡赋都要经过此处运往蜀地,于是就在均州以西滋生了大量土匪强盗,专门劫皇纲,他们啸聚山林,活动猖獗。冯行袭到任后时间不长,就把他们全部消灭。

    同样的,史书上并无剿匪过程的具体描述。我们可以试着展开:这些盗匪十分胆大,并不像小土匪那样打家劫舍,而是专门劫皇纲,打劫运往朝廷的贡赋,胃口大、胆量大、实力大,很难说他们的背后没有保护伞。或者说,这些强盗很有可能就是某些军阀扮演的,这种情况屡见不鲜,但多见于暗杀政治人物如宰相王铎、国舅王瑰、准宰相王柷等。

    这样的强盗集团看似无法撼动,但只要揪出背后的保护伞,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

    显然,冯行袭没有与之同流合污,将其一一铲除,或者是和平招安,总之,他选择了为朝廷铺平道路。

    此举换来了朝廷的欣赏,给他升官厚赏。

    再后来,凤翔李茂贞染指山南地区,派养子李继臻攻占均州以西的金州。当时的李茂贞也是刚出道不久,实力和威名很有限。冯行袭立即出兵赶走了李继臻,将金州抢到自己手中,从而被委任为昭信防御使,总部设在金州。

    随后,“倒杨运动”中,冯行袭又押对了宝,在金州、商州一带击败杨守亮的部队,从而被升格为昭信节度使。

    如果冯行袭不是刻意为之的话,那就只能说他运气爆棚,每次朝廷看谁不顺眼,他都能上去踩两脚。

    而这一次选择站队朱温,则是他的苦心经营了。

    同样是因地利之便,宦官韩全诲派到华东地区的使节,都要途径金州,并打算把金州作为勤王之师的集结地。如此一来,就会把冯行袭卷入这场纷争,而且还是被关西、宦官集团裹挟。

    面对阉党的强行捆绑,冯行袭知道自己已经无法置身事外了,虽然这是他多年来的行事准则和安身立命之秘诀。事到如今,冯行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要抱紧朱温的大腿,与朝不保夕的阉党划清界限。

    冯行袭将关西集团派来的二十多位宦官全部扣留、诛杀,然后把他们的人头和随身携带的“诏书”、“敕令”悉数送与朱温,并派节度副使亲自晋见朱温,表示归附。从此坚定不移地站在朱温的羽翼之下。

    实际上,这批使节即便到了江淮地区,也是无功而返。江淮双雄无力抽身,而其他小角色既无力也无心千里迢迢远征朱温。

    然而冯行袭截杀使团的动作依然具有极其深远的政治意义,这是冯行袭主动纳上的投名状,虽然冯行袭地盘狭小、实力有限,但他所处的地理位置是非常重要的,是襄、汉、蜀的交通咽喉,更是长安的南大门。

    此后,随着朱温的日益崛起,冯行袭知道自己押对了宝,于是更加竭忠尽智地辅佐朱温,也教导自己的儿子要全心全意忠于朱温。

    朱温也非常喜欢这位识时务的俊杰,累功封爵至长乐郡王,死后追赠太傅,谥号“忠敬”。

    低调而犀利的冯行袭,帮朱温进一步肃清了外围,换来了一生荣光。

    西川王建名为勤王,实则侵吞关西集团的地盘;河东李克用心有余而力不足;江淮双雄掣肘于内患;家门口的冯行袭又成了朱温的看门恶犬……

    凤翔阉党们的日子不好过了。

    【车驾在凤翔】

    宦官韩全诲把昭宗挟持到凤翔之后,回鹘部落派来使者,表示愿意出兵帮大唐削平内乱。昭宗饥不择食,打算同意引进外援。

    韩偓极力反对,说戎狄都是人面兽心,不可信任!这些外籍雇佣兵历来垂涎于中原的繁华富庶,当他们见到我们城池凋敝、军备废弛、内乱频频之后,一定会蠢蠢欲动,为祸中原。

    昭宗这才幡然醒悟,急忙回复说“只不过是几个小小的盗匪而已,不劳大汗费心,谢谢”。

    韩偓虽是被崔胤提拔,又跟崔胤一起谋诛宦官刘季述、平息“少阳院政变”、迎接昭宗反正,但他并没有成为崔胤同党,而是一心忠于昭宗。在崔胤谋诛宦官的时候,旗帜鲜明地公开反对,在阉党迫帝西迁的时候,也没有跟崔胤一起留在长安,而是连夜西追圣驾,主动投往凤翔,坚定不移地跟昭宗站在一起,生死与共。

    昭宗的“凤翔流亡政府”急需组建一套文官班底,但韩偓等现成的扈从官员却被排除在了核心权力圈之外。因为阉党们需要的是一个服务于宦官而不是昭宗的文官集团。

    宦官韩全诲不出意外地在凤翔进行了大清洗运动。

    一是打击政敌。

    例如韩偓,虽然他反对崔胤诛杀宦官,但他的出发点是巩固皇权,而不是维护宦官,所以韩偓也在宦官的打击之列。韩偓的本职工作是帮皇帝起草诏书(翰林承旨),宦官韩全诲在翰林院安排了两个宦官,负责监视翰林学士们,防止其讨论国事,更负责审查他们起草的诏书,防止他们“胡说八道”。

    再如卢光启,昭宗初到凤翔,刚刚得到大力提拔(总中书事,兼判三司,进左谏议大夫,参知政事),就被免除了一切实权,给了个太子太保的空头衔,靠边儿站。

    二是提拔亲信。

    在为数不多的主动投奔凤翔的扈从官员中,也存在个别的投机倒把分子,例如韦贻范。

    韦贻范非常聪明地把宝押在了阉党和关西集团身上,积极向韩全诲、李茂贞等行贿,而韩全诲和李茂贞也急于寻找文官集团的代理人,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各取所需,韦贻范被火箭提拔为宰相。

    一日,昭宗跟群臣宴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李茂贞与韩全诲等人悄悄溜走。昭宗忽然问韦贻范,“朕为何巡幸至此啊?”

    韦贻范仓皇失措,支吾道:“臣在外,不知道。”

    昭宗很生气,继续追问。

    韦贻范索性装聋作哑,直接无视。

    昭宗怒不可遏,“你怎敢当着朕的面瞪眼说瞎话?”酒桌上鸦雀无声,昭宗又厉声说道:“你既然已经通过不正当手段当上了宰相,就该秉公执政,如果胆敢乱来,朕一定依法办你!”

    随后,昭宗回过头来,对韩偓小声(但所有人都能听到)说道:“真该狠狠揍他二十大板,这种人怎么也配当宰相呢?”

    韦贻范则举起酒杯,向昭宗敬酒以缓解尴尬。

    昭宗同样选择了无视,没有举杯回应。

    韦贻范接下来的做法永载史册,他直接把酒杯杵到昭宗嘴上,真正的“灌酒”,“喝酒吧您呐!”

    韦贻范仗恃背后的韩全诲、李茂贞,狐假虎威,欺君之甚,遗臭万年!

    韦贻范是通过行贿当上的宰相,他自然要把变本加厉,把钱赚回来。在任期间,韦贻范肆无忌惮地受贿、索贿,这也是昭宗厌恶他的主要原因之一。

    事不凑巧,韦贻范刚当宰相四个月,他的母亲就去世了。按照惯例,韦贻范是要丁母忧的,为母亲守孝三年,这期间不得担任任何官职。

    三年,韦贻范等不起,他的“投资者”们更等不起。这些行贿者们每天都会排着长长的队伍,堵门维权,要求韦贻范返还贿赂款。鼓噪喧哗,不胜其烦。

    韦贻范急于复出,于是在阉党和李茂贞那里上蹿下跳,要求重新出任宰相,以兑现“投资承诺”。

    迫于阉党和李茂贞的压力,昭宗不得不让韩偓起草征召韦贻范复出拜相的诏书。

    韩偓果断拒绝,“我宁可断腕,也绝不起草这份诏书!”并且上疏,指出韦贻范丁母忧不过才两个月,命他复出,实在是骇人听闻,有伤国体!

    这不是韩偓的小题大做,在封建礼制之下,“丁忧居丧”是有严格的规定的,不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而是有法可依的,上升到了法律层面,唐朝的法律就有明文规定,据《唐律疏议》:居丧期间提前换下丧服的,“徒三年”。

    也不要单纯的理解为现在的“三年有期徒刑”,虽然意思比较接近,但这个“徒三年”的惩罚程度要比“三年有期徒刑”严厉的多。

    隋朝以后,逐渐形成了新的“五刑体系”,分笞、杖、徒、流、死。视其情节严重程度来施加。

    而“徒刑”之下,分五等,分别是一年、一年半、两年、两年半、三年。“徒三年”是“徒刑”中的顶格罚。罪过再大一点,就要用“流刑”了,即流放;再大了,死刑,不解释。

    在“徒刑”服刑期间,需要在服刑地点进行劳作,比如矿场,而且对每日的劳作成果也有着明确要求。

    所以说,仅仅是提前脱下丧服,就要吃顶格处罚的“徒刑”,可见古人对丁忧居丧的重视程度,绝不仅仅是舆论谴责这么简单。

    另外,再看两条法律规定:如果居丧期间“忘哀作乐”,接着奏乐、接着舞的,同样是“徒三年”;哪怕是“遇乐而听”,驻足观望别人蹦迪,也要“杖八十”,“杖刑”,大竹板敲后背、臀、大腿,起步价是六十,每次加十,共五档,顶格至一百。

    对于国家公务员,相关要求更是繁琐而严格。而丁母忧的韦贻范居然要重回相位,简直就是天理不容。所以韩偓拒绝起草这份诏书。

    翰林院的两位监视宦官勃然大怒,对韩偓发出死亡威胁,“你想死吗?”

    韩偓根本不吃这套,懒得跟着俩阉人废话,直接把衣服一脱,倒头睡觉。

    两位宦官气得浑身发抖,又无可奈何。

    死亡,只能对畏惧它的人产生威力,对于杀身成仁、舍身取义的人来说,则是一种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