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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后，一直给大宾帮忙跑腿，没几天发现自己确实也帮不了什么忙。大概过了有一个月左右，我觉得我继续待在上海只会是大宾的一个累赘，赌场继续开张似乎不大可能。上海离家很远，一直没能适应上海口音，听着满街“阿拉”、“侬好”，“我是外乡人”的感觉越来越强烈。
一次喝酒，我跟大宾说我想离开上海，他当时反对得厉害，但也没犟过我。他见留不住我，给我买了一部手机做分手礼物。1997年还是满街大哥大配传呼的年代，小型手机很少人用，价格贵得吓人，带号一共要一万八千（估计现在扔在地上都没人捡）。大宾说他随时准备东山再起，那时候，还需要我来帮他。
于是我就接受了这份厚礼，又盘桓了几日，和这些朋友举行了几场告别宴，我离开上海，回到了离家近的一座城市，租了套房子，算是有了落脚的地方。
1997年，满街都是赌博机，游手好闲的我天天去那里玩，扑克机是死活不玩的，就去摇摇37机，10块钱换100个币，打发空虚无聊的时间，输了就输了，从来不和机器较真。
在游戏厅里慢慢又认识了一些人，那是一些投机的人。他们整天待在游戏机房里，也不正经去玩。但对哪些机器吃了多少分、吃了多少币、哪些机器啥时候爆过，研究得很清楚。一旦有机器吃的分多了，机器上的人离开，他们立刻占上去玩，事实上，他们费尽心思，也没捞到多少。
渐渐地彼此都混熟了些，经常一起去喝点扎啤吃点烧烤，这些人还是些小赌徒，没事的时候就凑一起玩“斗鸡”。
斗鸡是一种很普及的赌博方法，一副扑克，打法类似梭哈，三个一样的最大，依次下去就是同花的顺子、同花的杂牌、杂牌的顺子、杂牌；要是两家出一样的牌的时候，就比牌面最大的一张牌；三张都一样大的时候，则要比花色，依次是红桃、黑桃、方块、草花。有的地方也叫“斗智”，我觉得这个叫法更形象。一副牌多家玩都可以，三个人、七个人都可以玩。每人发三张牌，每人只能看到自己的牌，根据自己拿到的牌的大小决定下注还是跟注。你可以通过跟注的过程去试探别人；也可以通过察言观色来估计对方的底牌。整个过程就是斗智的过程，但是发到手里的牌的好坏也是输赢的关键。你分到了一手烂牌，任你演戏演得再好，人家底牌好，是不会被你轻易吓唬走的。
刚玩的时候，我每次下注的金额是1块钱。不要以为这个赌注小，底钱1元，封顶10元，只剩最后两家的时候才可以看底牌，要求看的那一家必须压双倍才可以去看；如果觉得牌好，可以在1～10元之间任意下注。下家要跟也必须押同样的注，也可以先闷一次，紧跟着的下家必须双倍跟，一局下来激烈的时候也能达到几百元。
开始大家都漫不经心地玩着，打发时间，图个乐乎。总有不认识的人加入进来，我也从不出千，一切听天由命。
直到有一天发现有人在我眼皮底下出千，我将计就计，狠赚一笔。那天，被打发去买扑克的人拿回来了一副魔术扑克，这东西我在赌场工作的时候接触过不少，我也不去说破，反正你认识，我也认识。
可能他眼神不够，只认得自家的牌，我可是全场都认识，也乐得捡现成的。我经常把自己的扑克故意收拢在一叠，这样他想看我的牌，也只能认出一张来，有时候他们故意碰到我的牌，想碰开看清所有的牌，我也装糊涂，从来不去说破。
我在场上就很容易认出联手搞鬼的人，也知道他们里面哪些是凯子。当然了，我可能也被当成凯子。
但是那些凯子也有不甘心就这么输的，想尽办法，比如把牌故意掐个边做记号什么的，我从不说破，我仗着认牌比他们快，每天都能赢个百十来元。我赢来的钱一分不留，都是请大家吃吃喝喝。一来，在这样的局上我从来不用手法；二来，大家看我经常赢钱但是从没把钱拿走，他们都愿意和我交朋友，都说我斗鸡玩得好，我呢，也乐得大家奉承我。
大概请了他们20多天的客，他们可能发现想赢我的钱不容易，就慢慢淡了。这期间，他们拿了多少种这样那样的扑克，我都不记得了。
从这个局里，我认识了三元。
三元是附近最繁华的步行街上的地头蛇，个子不高，但很壮实。据说他蹲了好几次监狱，也没有正经工作，养了几个小姐，专门在电影院陪人家看电影，他和几个哥们在电影院附近暗地里盯着，防止遇到有人不给小费的事情发生。小姐陪人进了电影院，他没事就跑到电影院附近的游戏厅里晃。
玩得久了，就经常一起去喝酒。有一次，我俩都喝得有点高，他搂着我的肩膀，舌头也大了，说：“老三，看得起我的话，咱哥们真心交个朋友。”
我还算清醒，有点不以为然，说：“你拉倒吧，还和我交朋友？差点把我当凯子。”
他喝了不少，却一点也不糊涂，竟有点不好意思了。我看他不好意思，也有点后悔说出这个话来。
“老三，哥们那会儿糊涂呀，真不是特别想搞你，大家说你从外地过来，看着像有点钱的，大家都这么说，我也不能拧着。结果呢，我们搞了半天，都让你赢了。老三，我为啥想跟你真心交朋友，知道不？你这人讲究，不是那种认钱不认人的jī巴人，赢了多少也不拿走，都给兄弟们花了，我就看重你这样重情义的讲究人。老三，你不跟兄弟好，就是看不起我三元。”
喝了点酒，又给他这么捧，心里受用，借着酒劲，跟他好顿吹牛皮，几乎把我自己吹成了赌神。
从此往后，三元有意无意地帮我张罗局，最后和一个开练歌房的小老板接洽上了，小老板经常去玩斗鸡，玩得挺大，底钱100，封顶1000。拿这个小老板的话讲，本来想凭脑子赢钱，可是输得自己体格扛不住了，想捞点回来。这些年我发现，凡是想找人去出千捞点的人，大都是那些输得很多的人，正常赢钱的人才不会去找人走偏门。
在他练歌房的小包间里，我简单地给他演示了几把，他看了高兴得很，连说没问题。由他带我去，我扮作他练歌房的啤酒供应商。刚好我也有点小钱，不怕没本钱。
跟三元商量的结果是，我和练歌房老板上去玩，三元他们负责外围，怕赢了钱拿不走。赢了钱分三份：我一份，小老板一份，三元他们一份。
那个局设在洗头房里。那家洗头房共两层楼，一楼洗头、洗脚、洗面；二楼一半是员工的生活区，一半是做按摩的小包间。
我跟小老板事先约好，我假装溜达到那附近，一时兴起进去洗头的，“恰好”遇到有“生意合作”关系的小老板，然后他带我一起上桌玩。1997年赌博出老千不是很多，所以大家都没怀疑我。
开始我没玩，只是站在旁边看。有人让出地方让我上来玩，小老板也吵着说：“你赚那么多钱干吗？这点小局能输几个，快点来吧。”我推说对这个赌法不熟，要先看一会儿。
那个时候我对各种赌局都很谨慎，一定要先确定有没有人耍鬼。看了一段时间，确认扑克没问题，也没有用针挑过的痕迹，场上的人也都没问题。稍微有点小问题的就是有个家伙把四个A的背面都故意用指甲压了印，淡淡的，不仔细看很难发现，每次A发到了他家总是先闷几次，这些小把戏当然瞒不过我的眼睛。
看了一会儿，大家总动员我玩，我半推半就也跟着下了注。斗鸡的规矩是赢家发下次的牌，每次发牌的时候，我都把一些需要的牌放到下面，发的时候看需要把大牌发给小老板（我自己洗牌发牌我自己大，很容易让大家发现问题的），大部分时候是发两家大牌或者三家大牌，但是发给小老板的都是最大的，然后给他提示。别家也是大牌，自然要跟了。他看到有人跟，就把牌拿起来看看，然后再选择跟。这样拿了大牌的人会以为他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牌，自然愿意和他斗下去。我在场上扮演一个看热闹的角色，偶尔也要故意跟几次才放弃。这样的一局就可以斗回来几万，当然也不能总这样去搞。
一下午小老板就赢了7万多，我则输了几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