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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四回谋大局中国求美援当汉奸南京建伪府
中国的抗日战争处在国际局势大变动的复杂环境中。正确把握国际局势的发展趋势，利用各国之间的矛盾，为中国抗战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无疑是抗日战争中外交策略的重要方面。在坚持正面战场对日作战的同时，蒋介石密切关注着国际形势的发展，捕捉每一个有利于中国抗战的转机。
中日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期间几乎每日都在发生战斗，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难以自拨。在正面战场上，从199年到1941年间，中日接连打了南昌会战、三次长沙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上高会战等十余次重大战役。每次会战，日军都不能达到预期的战役目标，最后又不得不退回原地。同时，日军出动大批飞机，对国民政府后方重庆等地，进行了疯狂的轰炸，给大后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中国军队也没有能力进行全面的反攻。
面对这样的对峙局面，中日双方都需要从国际方面寻求盟友，从而打破这一局面。从全球局势看，美国的趋向十分重要。1940年6月，蒋介石让没有担任职务的宋子文，以“私人代表”身份出使美国。宋子文的主要任务就是获取美国的支持。他充分利用宋氏家族与美国的特殊关系，致力于“在总统左右树立各方助手”，除了与美国财长摩根索等政府要员建立深厚私交外，宋子文还审慎挑选了一批同政府部门有密切联系的人员，如退役军官、政府职员、以及罗斯福的远房亲戚。这些人后来成为“援华院外活动集团”的最初班底。
对于宋子文的做法，美国人理解为：这“反映了他的家族爱搞阴谋政治活动这一特点，也反映了中国流行的信念，即认为有权有势才能支配所接受的援助”。
当时，美国虽然号称“中立”，其实是在做参战前的准备工作，并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支持英国与希特勒抗衡。罗斯福心里十分明白，具有战略眼光的罗斯福此时正在谋划新的世界，他要确立美国的国际霸主地位。因此在他看来，绝不能让英国倒下，要让德国在与英国的战争中进一步削弱，还要让英国在战争中进一步衰落，最终成为美国在欧洲的跟班。美国国会内的多数人，仍然抱着发生在远东的中日战争与美国无关的观点。
1940年9月日，日本出兵占领越南北部，大大刺激了美国。9月5日，美国同意借给中国500万美元；次日，美国又宣布了对日本禁运废钢铁。蒋介石抓住这个机会，召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要求美国再多提供贷款，此时美国尚未认识到，中国抵抗日本对远东乃至世界和平的重要作用。
1940年9月7日，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在柏林签订了结成军事同盟的《柏林协定》，规定三国彼此承认德意在欧洲和非洲，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建立“新秩序”的特权。而且每一个缔约国保证，如果遭到当时还没有介入战争的国家的进攻，就互相支援。协定明确把苏联排除在外，其目标无疑是美国。
获得这个消息，蒋介石很兴奋，他对身边的人说：“德、意、倭三国同盟，果已实现，此在抗战与国际形势上于我实求之不得者，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
三国盟约的订立，使法西斯国家与英美等国双方阵线渐趋明朗，国民政府不失时机地展开了外交攻势，试图以中、美、英结盟来对付日本。
11月9日，蒋介石分别接见美国驻华大使詹森和英国驻华大使卡尔，当面交出一份中、英、美三国合作方案。蒋在方案中提出三项原则和四项具体相互协助项目：中国坚持执行九国公约规定的门户开放政策；反对日本独霸亚洲的所谓“大东亚新秩序”；在认定中国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作为远东及太平洋地区之和平基础。
四项相互协助项目是：发表宣言后，英美两国即共同分别借款与中国，以维持中国之外汇与法币信用。此项借款总额为美国亿至亿美元；由美国每年以信用贷款方式给中国战斗机500——1000架，但本年（1940年）内先运华00至00架。此外，由英美两国供给中国其他武器；英美派遣军事与经济、交通代表团来华，组织远东合作机关；英美与日本，或英美两国中任何一国与日本开战时，中国陆军全部参战，中国全国空军机场，联军亦可使用。
尽管美国拒绝了蒋介石结盟的建议，但罗斯福担心“蒋汪之间正在进行一些活动”，要求摩根索迅速向中国提供1亿美元贷款，他对国务卿说：“这是生死悠关的大事，如果我不去做，就可能意味着远东爆发战争。”
美英两国为了保护自己在东南亚的殖民利益，一直避免与日本交战。罗斯福认为：美国在太平洋的安全，要维护一个独立中国政府的存在，它最好既不受日本控制，也不受苏俄控制，在战争结束后，只有美国来取代大英帝国在亚洲的地位。
日本加入法西斯轴心国联盟，进占越南北部，直接危及英国通往新加坡、马来亚、印度的殖民地生命线。为抵制日本霸占东南亚，英国随后也贷给国民政府1000万英镑。
美国《时代》杂志社社长说：“中国为1亿美元答应把11万5千名日军牵制在战场上，让日本庞大的海军继续封锁中国海岸，使侵略者向邻近的美国势力范围的进攻放慢了速度。按照这种价格，这笔买卖是非常合算的。”
同时，史丁生和马歇尔同意调拨100架歼击机帮助保卫滇缅公路。这些措施旨在使中国能继续战斗下去，有助于制止日本向南攻击法国、荷兰和英国的领地。
1月9日，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把中国列入民主制度的范围，并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抗战。他说：“在亚洲，中华民族进行的另一场伟大的防御战争则在拖住日本人。”“我们有些人乐意相信欧洲和亚洲的战争同我们无关。然而，不使欧洲和亚洲战争制造者得以控制通向本半球的海洋，乃是对我们最为生死悠关的问题。”
“经验证明，任何人都不能靠抚摸把老虎驯服成小猫，不能姑息残忍行为。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伟大兵工厂。”
月底，罗斯福要求外交、财政部及陆海军各部门，寻找可行途径，向中国尽可能提供军事援助，他本人同陈纳德等商谈了各种秘密空战计划。
1941年1月6日，罗斯福向国会提出《军火租借法案》，此法案是为援助英国而提出的，但国会允许总统向其认为对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租借武器和物资。月15日，罗斯福发表讲话说：“亿万中国苦难人民，在抵抗割裂其国家的奋斗中，已表现出非常的意志，他们通过蒋委员长要求美国的援助，美国已经说：“中国应当获得我们的援助。”
美国宣布租借法案适用于中国后，蒋介石即催促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援助兑现。月1日，宋子文向美国正式提出三项具体援华办法：帮助中国建立有一千架飞机的现代空军，由美国提供飞机、技术训练和飞行员；帮助训练并装备中国陆军0个师；帮助中国修整及建设滇缅公路等对外交通补给线。4月6日，罗斯福打电报给重庆国民政府：“业已批准4500万美元的对华援助，包括有铁路、交通器材、卡车、汽车、兵工器材等类。至于飞机和其他项目正在研究中。”
已经走上了不归路的汪精卫了解到，日本军部与“兴亚院”的真实意图，无非是借汪建立一个与“满洲国”一样的傀儡政权，用中国人代日本人奴役中国人民时。汪大失所望，感到十分尴尬，气得嗷嗷叫，经常对左右人员发泄积淀的怒火，特别是褚民谊之流。
继近卫之后的平沼内阁，对汪伪的态度非常冷漠。此时日本侵华战争，因占地之广，防守之难使日本兵力明显不足，伤亡不断增加，日本军队已经深陷在困境中苦苦挣扎。为了有效地巩固在中国的“战果”，他们一方面从事战争，另一方面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又亲赴香港与重庆方面进行密谈。侵华大本营“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也派今井武夫在香港与宋子文商谈。
汪精卫以为日本会在“近卫原则”下，既主动撤兵又不要赔款，到头来是，日本人压根就没有正视汪精卫之流的存在。199年9月1日，周佛海在华北日军最高司令官多田骏的宴会上，发表了“一部分日本人欲杀余，一部分中国人亦欲杀余”的悲怆演讲。从侧面暴露出卖国贼们像丧家之犬一样的悲怆心境。
急于登上宝座的汪精卫只好屈膝忍辱，提出日本政府只派特派大使，也不呈递国书。
日本政府不阻止汪伪政府发表宣言，但日本不发表宣言响应，既不同意，又不反对，模棱两可，令汪派哭笑不得。气急败坏的周佛海有苦难言，如果得不到日本人的支持，则宁可不成立汪记政权。最后，影佐祯昭等与汪精卫直接面谈，决定日汪两方同时发表宣言，可日本政府不发表承认汪伪政权条件，仅仅保证不出近卫声明。
月底，日本出尔反尔，仍坚持只派特使而不递交国书。汪精卫此时也只有让步，只要求日本先派出特使，作为事实上的承认，再派出全权大使，作为“法理”上的承认。
先于汪伪之前成立的“临时政府”及“维新政府”都有背景、有支持者。北方的“临时政府”，有土肥原及日本军部为其打气撑腰。汪伪政权要成立政府，就只有与他们同流合污，而不是独占鳌头。
199年9月1日，汪精卫不得不对“维新”、“临时”两政权及其首脑人物王克敏、梁鸿志发表声明，本党为完成重大使命计，对于既成政权，消除已见，更谋群策群力，共济艰难，实为事理所当然。深信从此必能相与致力于和平之实现，宪政之实施，此所引为欣慰者也。宣言的发表，宣告了三个伪政权已是一丘之貉了。
“国旗”问题又成为难点。
汪伪政权自然想欺世盗名沿用青天白日旗，日方反唇相讥。日本对华作战的意图，就是打倒青天白日旗，汪伪政权仍旧悬挂青天白日旗，日军军心一定会受影响。
汪派为了保住已是汉奸卖国贼的假面孔，认为“国旗”决不能变，汪伪政权的出现不称“建立”，而是“还都”。日方与汪伪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最后周佛海亲自赴日才获得一个非驴非马，滑稽可笑的折衷办法：在原青天白日旗上，另加三角形飘带，以避免作战时混淆了目标，飘带上书“和平、**、建国”，不与国旗缝在一起。周佛海还要求最起码在政权门前悬挂旗帜，三角飘带不要在青天白日旗之上，而用两个小竹竿交叉此三角飘带，置于青天白日旗之下。从而解决了旗帜问题。
汪精卫登场日期定在1940年月0日。月19日，汪精卫率领陈公博、周佛海等前往紫金山，表演了向孙中山的祭告仪式。
根据青岛会议达成的协议，月0日至日，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汪伪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等；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代表王克敏、王揖唐、齐燮元等；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代表梁志鸿、温宗尧等；国家社会党代表诸青来、李祖虞，中国青年党代表赵毓松、张英华；伪蒙古自治政府卓特巴扎布、陈玉铭，以及其他方面代表。
会议授权汪精卫决定中日新关系调整方针；通过国民政府成立大纲，拟定伪政府名称为国民政府，首都定于南京，国旗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另加三飘带标志；伪国民政府于月0日成立。会议决定了伪国民政府各院部会及“绥靖”主任人选。并以重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伪国民政府主席，在林森未到任前，由汪精卫代理。
1940年月0日，汪精卫率伪国民政府各院、部、会首脑，前往原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大礼堂举行宣誓就职典礼，宣告汪伪国民政府成立。
汪伪国民政府在继承法统的口号下，其组织机构完全采用了国民政府的组织形式。国民政府下设五院：行政院长汪精卫、副院长褚民谊，行政院内政部长陈群、外交部长褚民谊、海军部长汪精卫、军政部长鲍文樾、财政部长周佛海、教育部长赵正平、司法行政部长李圣五等。司法院长温宗尧、副院长朱履歙；监察院长梁鸿志、副院长顾忠琛；考试院长王揖唐、副院长江亢虎。
汪伪国民政府政权机构，主要有华北政务委员会、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广东等省政府及南京、上海、汉口个特别市政府。还有一个以徐州为中心，包括个县的苏淮特别行政区，后改为淮海省。
汪伪政权还设有庞大的中央和地方军事机构：中央最高军事机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参谋本部部长杨揆一、军事参议院院长任援道、军事训练部部长萧叔宣、政治训练部部长陈公博。地方军事机构有：开封绥靖公署，主任刘郁芬；武汉绥靖公署，主任叶蓬；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齐燮元；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任援道；苏豫边区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胡毓坤；闽粤边区绥靖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黄大伟。
汪伪政权，是作为日本推行侵华政策的工具而存在的傀儡政权，由于日本仍致力于对重庆国民政府的诱降活动，因而没有立即予以承认。
1940年10月，伪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推举汪精卫正式出任伪国民政府主席。11月9日，汪精卫在南京正式出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并发表就职通电。
11月0日，汪精卫与日本驻南京大使阿部信行签订《日本国与中华民国间关于基本关系条约》。规定：两国应在其领域内铲除共产主义分子及其组织，驻扎必要的军队于蒙疆及华北的一定地区，实行两国间紧密的经济合作，开发华北及蒙疆的特定资源，尤其是国防上必须的资源，对其他地区国防上必须的特定资源的开发，对日本提供必要的便利。对长江下游地区的通商贸易，及日本与华北和蒙疆地区间合理供给物资方面，尤应紧密合作。这一条约，远远超出了卖国条约“二十一条”。
同日，日本、汪伪和伪满还签署了《日满华共同宣言》。宣称三方互为善邻，紧密合作，以形成东亚永久和平之轴心。互相尊重其主权及领土，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同时，日本宣布：日本正式承认汪伪国民政府，汪伪国民政府正式承认伪满洲国，伪满洲国正式承认汪伪国民政府。德国也于当日宣布承认汪伪政权。
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全国人民纷纷声讨其叛国行为，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汪伪洪流。国民政府于1940年9月6日，明令重庆为陪都，否认了汪伪国民政府。英、美等国也否认了汪伪国民政府。
国民政府在重庆，同时发表了对汪伪政府100多人的通缉名单，汪精卫居榜首，汪伪的院部会长，副院长以及所有部、次长都列入其中。
应该说汪伪政权的建立，在中国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也没有影响中国的抗战大局。在这战略相持阶段，中国的抗战力量正在不断加强，而日本侵略军则面临着内外交困，前后受敌的局面。日军一直想摆脱这一局面。那么，它能够做到吗？（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