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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命的正面和反面,我们听过太多的言论,看过与此相关的著作、散文、纪实,可这些长篇大套的理论,反而不如我6岁的侄女的问题来得精辟。
这个梳着双羊角辫,被父母奉为掌上明珠的小丫头,从4岁起就被送到了双语幼儿园。某一日,他的父母外出,就找我担起看护她的责任。
不过她也从来不烦我,我靠在床角看书,她就拿英语字母的玩具拼版,在地毯上随意组合。
忽然,她眨巴着那一双充满了童真的大眼睛,推推我的肩膀,指着地上的那几个字母说:“小叔叔,你瞧,这个字,l-i-v-e,是活着的意思。”
“是啊,”我有些好笑,小丫头咋还来教我呢“洋洋,你真聪明呀。这就是live,怎么了?”
然而,令我深感诧异的是,她将这几个字母,倒过来,拼成了一个单词,问道:“那么,叔叔,live倒过来,变成了e-v-i-l,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我无语,evil这个单词的意思,是邪恶。可我要如何给一个六岁的孩子讲明白,什么叫做邪恶呢?!
我叹了口气,她却穷追猛打,末了,我无可奈何地傻笑起来:“洋洋,live是活着,那么把它反过来,不就是死了吗?”
万幸,伟大的幼儿园英语老师,没有把“死”这个单词教给她,天真的丫头信以为真,却缠着让我把“死”这个概念讲明白。于是,我开始说起她家以前养的那条小狗,死了,就是去另一个世界了,就是跟她拜拜了那一天我到底胡说八道了些什么,实在想不起来,然而,live和它的衍生品,evil,却让我大吃一惊。
毫无疑问,终结他人的生命,侵犯他人的生存权利,干涉他人生命的自由,无疑都是邪恶之举。那么,结束自己的生命,算不算邪恶呢?
我并非第一次接触自杀案例,在杨洁之前,我也见过自杀者亲属的悲痛欲绝,感受过自杀者子女无依无靠,进而丧失了生活的信心。然而,时至今日,我仍觉得对于自杀的奥秘其实一窍不通。我所了解的,仅仅是前人的知识和自身的经验。关于自杀,放大到整个世界范围,仍是个包裹着重重疑团的未解之谜。
如今,在茶楼之上,我不能长久地思前想后,李咏霖的问题直截了当:前妻杨洁到底会不会真的自杀?
我回答不上来,只好绕开了话题:“这样吧,有些事情要先说清楚,不管杨洁女士是真想死,还是有什么企图。每隔十分钟,你都要再给她拨一个电话,打通为止。”
李先生点头表示同意,这时候,两位漂亮的女士很知趣地起身告辞,说好以后再联系;接着,老威也假惺惺地要站起来。
“你就别走了,”我自作主张地把他留下“你能帮得上我的忙。”于是,老威屁股还没完全抬起来,就又坐下了。
我又转向小姐姐夫妇二人:“你俩也别走了,你们和李哥很熟,而且有车,也会派上用场。”
于是我那小姐姐和她那韭菜成精的老公,也都留下了。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李咏霖想到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如果电话打通了,我想跟她谈谈复婚的事情,她就是因为这事才闹着要自杀的。”
“不,这个不行,说点别的。”
“那要不然跟她说说女儿,女儿以后没了妈妈,怎么办?”
打亲情牌吗?我略一思考,仍然摇了摇头。
“嗯这个”李咏霖有些纳闷了“那还能说些什么”
“说说吃的吧。”
“啥?”不光李咏霖目瞪口呆,连老威看我的眼神,都有了质的变化。
“对,说说吃的,她喜欢吃吗?”
“哦,那倒是喜欢。”
“喜欢吃啥,日料、韩餐、鲁菜、粤菜?都行,随便说,要么就说说你们以前没吃过的东西。”
“这这合适吗?”
“没什么不合适的,她喜欢化妆吗?或者游乐场,还有什么别的没有?”
“您,您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啊,我说得挺明确,说说她感兴趣的东西,什么都行。不过要注意啊,说的时候,要小心,别让她因此联想到你俩以前的不愉快,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明、白、了”他一字一顿。我知道他肯定听懂了,却怀疑他是否会照着做。
老威很不客气地点我:“你,出来!”
我就知道会是这样悻悻地跟随他出了门。
前情提要:在如何接听前妻电话的问题上,老威对我的说法表示怀疑
“你抽什么风?”他开门见山。
“我没抽风。”
“那你出的这是什么主意?说吃的,都快死的人了,还吃什么吃?”
我笑了:“她不是快死的人,死与不死,是攥在她自己手心里的,又不是癌症晚期。”
“就算是这样,可说那些吃的喝的玩的有什么意义啊,她会觉得你不重视她的自杀!”“对,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啊?”这一次,换成老威如坠云里。
大概是我打肿脸充胖子的自信,把他给震慑住了。事实上,我对此完全没有把握。
处理自杀时的紧急状况的手段,通常被称之为“危机干预”这是一门看似空洞的学问。我们可以在书店、图书馆看到这一类的书籍;如果你的英文够好,也可以去浏览国际学术网站。也就是说,我们手头可以找到的危机干预的知识。然而纵观下来,能教给你具体怎样解决自杀危机的作品,实在是一本也没有
我一点儿也不会因此责怪那些书籍的作者,相反,我会赞成他们的敬业精神。因为,稍微有一点儿让人产生误解的知识点,就可能造成整个自杀干预的失败。
因为人是非常复杂的动物,而自杀又是疑团重重,未经揭示的秘密。所以,书籍完全无法涵盖这种复杂多变的情况。
人们有一个常见的误区——看起来还特别有道理——就是给自杀者打出亲情牌。
亲情牌看似很有道理——是啊,自杀者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他会有父母,有亲人,有朋友,如果他结婚生育,那么还有子女。一旦他死了,不就等于将这些亲人弃之不顾了吗?
所以,用亲情,特别是用来自于子女的那份亲情,似乎是个行得通的办法。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想象中那么乐观。因为你无法推测出,自杀者是不是已经深刻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最重要的是,搞不好,那正是她选择自杀的诱因。
我曾经见过一个失败得一塌糊涂的单亲妈妈,这个评价,是她给予自己的,而并非外人。现实中,她做得还不错,可她却总是放大孩子身上的缺点,并完全归咎于自己的教育失误。然而在金融危机并未席卷全球的时代,她不巧又失了业,这一次,问题就不单单指向教育,而要指向生计了。于是,她做了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决定,把自己辛辛苦苦积攒的几十万元,全部转账到了父母的账户上,而后服药自杀。据她的遗书显示,她似乎把女儿一直成长到18岁,甚至包括上大学的钱,都计算好了,而她的积蓄,则刚刚好,稍有富余。这是足够拿出来让女儿活下去的钱,却不足以多一份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她把女儿的未来算计得清清楚楚,连通货膨胀率都给包括进去了,然后欣然赴死。
从那以后,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别把自杀者当做病人!他或许非常理性,只不过思考的方式和常人有所不同罢了。而这些,则是任何书本里不曾提及的。
另一个常见的误区,是不假思索地满足自杀者提出的条件。假如我同意李咏霖先生,答应在杨洁闹自杀的节骨眼上,去谈论复婚的事宜,那么无异于宣称:自杀有理,自杀积极!自杀可以解决像复婚这样重大的问题,那么自杀显然是一个可以沿用下去的好办法,像一切人类习惯那样,自杀会一而再,再而三即使在自杀者即将实施自杀的前夕,这样做也是没有好处的,因为你在提醒她,自杀是个好办法。假如她已经站在了楼顶,那么这一念之差,就可能造成毁灭性的结局。
我没有时间和老威具体探讨这些细节,所以只能这样草草地解释,好在他的领悟力很强,没什么需要争论的,我们推门而入。
“对了,”一见到李先生那心急如焚的样子,我脑子马上飞快转动起来“哦,对了,如果电话打通,那么你上来还要问她在什么位置,可不可以见面谈谈,如果她能作出回应,那我们立刻赶过去;如果她置之不理,你再说些她感兴趣的话题。”
消灭了纷争,大家行动起来也就没什么问题了。好不容易挨到了第一个十分钟,李咏霖给杨洁的手机打了电话。
电话是按了免提的,这样我也可以听到谈话内容。可是很不凑巧,一直到电话那头响起熟悉的提示,始终无人回应。
我眼瞧着李咏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说:“再打一个。”
会不会接,谁也不知道。危机干预可谓瞬息万变,你永远也无法预知下一步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