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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没有冰箱，记忆中的猪肉是五块钱一斤，卖猪肉的那个人我要叫他们姨姥爷，我也不知道怎么排的辈儿，总之我知道他和姥爷一个辈儿，妈妈要叫他点什么。五十块钱可以买上一大包猪肉回家，用黑色的厚塑料袋包裹着，妈妈让我帮忙拿的时候，我都觉得好重好重。
若是赶上冬天就可以储存好久好久，若是夏天就需要尽快吃掉，而夏天的时候母亲不会买太多，只会买上一小块，大概是巴掌那么大的一块吧！
记忆中的大多数菜里面是没有肉的，小时候吃得最多的两道菜就是鸡蛋炒大葱和炒土豆丝，可能也不怎么能吃到鸡蛋，所以我并不会像其他小孩儿那样有特别喜欢吃鸡蛋的时候。那个时候家家都会养上几只鸡留着下蛋，三天两头吃上一顿炒鸡蛋、煮鸡蛋或是鸡蛋羹。但是奶奶家没有养鸡，他们总是会去养鸡场买上许多鸡蛋，每次都会买很多。厨房里有一只坚硬的大纸皮桶，那一大桶全部都是鸡蛋。但只有在奶奶家吃饭的时候会看见那些鸡蛋的影子，那些吃着没有味道的饲料鸡蛋似乎也只有在奶奶家会吃到。
每次母亲做大葱炒鸡蛋的时候，我都会让她多放大葱，多多的放大葱。记忆中经常做的事情就是揪起一根外皮干瘪尾巴露出嫩叶的大葱尾巴，一手倒立拿葱，另一只手三下五除二几下子就把一只完整鲜嫩的葱剥出来了。明明没有几颗鸡蛋，却还是狠狠地多剥了好几根葱，那个时候我特别喜欢葱被烹熟之后的香甜感。若是炒土豆丝的时候用上了几根瘦肉丝爆锅，到了吃饭的时候，我会夹给妈妈，妈妈会夹给爸爸，爸爸会再夹给我，轮上一圈之后总会让急眼了，推给谁都不要，要“撕吧”、推搡好久，那块肉才会安稳地落入一只碗里。
偶尔才可以有零钱去小卖部买零食吃，那个年代的零钱大多都是一毛、两毛的纸币，五毛钱的硬币或者是红棕色的一块钱纸币。无论买什么吃的我都要让妈妈吃第一口，我总觉得只有我一个人在吃零食，爸爸妈妈都吃不到。买上一根大雪糕，妈妈说不吃，我便会骗她这个雪糕有点怪味，让她尝尝是怎么一回事，趁妈妈张嘴的时候使劲儿塞进去。
小时候的猕猴桃都是成箱卖的，小小的一箱，和现在的小型鞋盒子差不了多少的尺寸，外面是很喜庆的红色包装。每天晚上上床之前会有一只猕猴桃吃，不知道为什么小时候从来也没见过硬的猕猴桃，全部都是软的，一点一点把皮剥开，许多汁水顺着手淌下，咬上几口多甜少酸，觉得奇怪猕猴桃中间还有一根长长的芯儿，吃起来也没什么味道。
有时候爸爸干完活回家已经是深夜了，他的脸上也全是灰，他喜欢去小学门口的那一排副食商店去给我买上一袋散装的饼干回家。我见过那种饼干售卖的样子，都被装在一只只大大厚厚的玻璃罐里，店主问你要哪一个他就开启哪一只罐子，挑选之后上称算钱。而我小时候最爱吃的饼干就是厚厚的、方方正正的、有点酥脆的绿豆味饼干，掰开之后有点淡淡的绿色，嚼在嘴里绿豆的味道很浓。圆形的动物饼干，很薄很脆，每一只上面都有不同的动物图案。然而我觉得最好吃的，还是老姨以前总给我买的外表挂着像雪饼的糖点的饼干，不过后来很少能够吃到。
有好几次父亲晚上都给我带吃的回来，套着两层崭新的红色塑料袋，装着很大一袋饼干，随手放在橱柜下面，我想吃的时候便可以去拿。不知从何时起，只要父亲回来，我就期盼着父亲有没有带吃的给我，手里是否有塑料袋的声响成了我警觉的唯一标准。有时候我发现带回来的塑料袋里面裹的不是吃的，而是一些干活用的零件或者是其他的东西，我就会失望了。
1999年
这一年过年，我五岁了，过年的时候妈妈说会给我压岁钱，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意识到什么叫“压岁钱”。我抬起被罩衣裹紧紧的笨重的衣袖，从妈妈的手里接过来一个卷儿，卷在最外面的是淡灰色的十元钱。
我美滋滋地把钱放在二堂姐用毛线给我织的那个小兜儿里挂在脖子上，把最外面的扣子扣上，可还是显得蓬松不紧实。
我漫不经心地玩耍着，一转身拍拍钱包，钱就不见了。我无比惊慌失措地寻觅着，快哭了地边走边喊着：“我的压岁钱不见了！我的压岁钱不见了！”回到家和妈妈说她给我的压岁钱没了。
后来别人告诉我说钱是让二伯捡去了，我就赶紧去找他，我表现出想要他给我的样子。他没有立刻给我，而是把这一小卷钱直接丢到了奶奶家的窗台上，伴着冷笑中的一句“哼！”二伯转身离去，我漫长的反射弧从他的身上转到了窗台上。
那是天微阴的寒冬，窗户上还订着等着开春换掉的窄木头条，我踮起脚尖用稚嫩的小手去拾起那属于我的压岁钱。我感受到了那冷如冰寒入骨，已经看不见油漆痕迹的水泥窗台，同时也感受到了那强烈的细缝中刺进的寒风温度。虽然只是露出一点锋芒，但我却感觉这扇窗外面却像是有着“千军万马”，千万根细针一般的来势汹汹。
在一个寒冷的清晨，天空是均匀、清澄的淡蓝色，妈妈穿着洁白的棉大衣，拉着裹得跟肉球一样的我去街里。路过供水所旁，我抬头望了一眼天空，笔直的电线上一群黝黑的胖得圆滚滚的小燕子成群结队地飞着。
妈妈说“等我大闺女长大了，要好好学习，要考大学，咱们上北京去念大学！”
我抬头问妈妈“妈，那是不是我努力了就一定能考上大学？”
妈妈望着我，笑着说“不是啊！不是一定努力就会考上，也有可能考不上，但是不努力是一定不会考上的！”从那天起，我似乎就明白了，很多东西不是光努力就会实现的。
妈妈对我的教育非常严苛，但又非常自由。从小她就告诉我人和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无论是人还是动物，一切有生命的东西，我们都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把他人当做我们自己。她还告诉我，要对自己严格，要做对的事情，不要做不对的时候，如果自己可以把自己管好，那就不会犯错误。若是犯了错误需要自己深深地检讨，怎么才能保证下次不会犯。
所以，可能我与生俱来就会有一种严格的自我检讨体系，看见别的小朋友打着滚似的要礼物，我认为不好。看见别人朝爷爷奶奶撒娇笑着脸就可以要上一块两块钱，拽着胳膊谄媚好久可以要到五块钱，然后大快朵颐地吃上大包的零食，酣畅地喝上汽水。我没有一丝丝馋意，心里只觉得不好、不可，那样子是实在是不好看。
而我若是和妈妈提起，妈妈便会告诉我，不是自己的东西咱们不要，问我若是想要吃什么东西可以拿钱给我去买。
吃饭的时候不许吧唧出声，要细嚼慢咽，也不可翻菜、抢菜，不可将胳膊随意放在饭桌上，这便是母亲对我严格的吃饭规矩。这样的规矩让我多年吃饭的时候抢不过别人，后来我自己做了个实验，我若是使劲儿地和别人抢，还真是抢不过。
姥姥家有许多家禽，也总会有人送给姥爷一些肉酒干果，所以姥爷家的餐桌上三天两头会有飘着一层油汪汪的各种肉或者是骨头。可是我伸手夹菜的时候，还是青睐于素菜，吃饭的时候也是一小口一小口地吃。若是大哥或者是舅舅想让我多吃一点，会突然丢到我碗里一块肉，我很少会吃，很多时候是送给妈妈，即便吃也喜欢就着素菜或者是就着蘸酱菜吃。可能我不争不抢的性格就是从这时起养成的，当别人都抢着夹肉的时候，我觉得不好吃，也不想去抢。
有一次，妈妈带我去医院，回家的时候我朝妈妈要了一张贴纸，我们当地后来叫做“粘贴”的儿童玩具。那是一张厚厚的方方正正的白色纸卡片，上面覆盖着一层光滑的塑料膜，我买的是米老鼠图案的，米老鼠揭下来之后也是坚硬的透明塑料。这大概是质量最好的贴纸了，想贴在哪里就贴在哪里，而且贴上之后防水不烂，永不褪色。
那是我第一次喝大瓶的娃哈哈AD钙奶，一打有四瓶，每只瓶子都很大很粗壮。除此之外妈妈还给我买了一个玩具，那是一根长长的吸管带一个弯儿，另一头是一个底座，底座上面放了一个小球，只要我在吸管的另一头一吹，另一端的小球就会跳动起来。
老姨那里总会有些时尚的玩意，平日里她的穿着也最为时髦，姥姥家不仅干净、明亮、温馨，还有许多在奶奶家总也见不到的玩意。现在超市里也会卖那种背包果冻，就是一个透明塑料的小双肩背包，里面放些果冻，那样的背包塑料都非常地薄。然而十几、二十来年前的果冻包装是非常结实的。老姨给小妹买的果冻背包是单肩的，上面除了印有玫瑰花图案外，还印着我永远也忘不了的“喜之郎”字样。包包的样子很结实，是那种怎么背都不会烂类型的。而我每次去姥姥家，都会爱不释手地背那个包包，感觉自己背上包包就是大人了。
从一出生我的脑门儿的正中央就有一块红色的心形胎记，总听母亲提起，当初我出生的时候，有好多邻居都来看我脑门儿上的那块红色印记。
邻居们七嘴八舌地说：“这孩子长得好看啊，白胖白胖的，你看脑门儿上的那个小红点，好像个小太阳。”
而母亲总是担心是血管瘤，或者她是觉得女孩子的脸上不应该有胎记。
五岁那年是我第一次坐火车，那个时候火车上的座椅套还是军绿色的。车上有好多人，车厢里充斥着香烟的味道，斜对面的年轻叔叔拄着一根拐棍，戴了一个黑色的帽子。姥爷坐到他旁边的位子和他聊着天。
我在妈妈的怀里，指着那位叔叔喊爸爸，非说那是爸爸。
等到了医院，医生拿出一个像保温杯一样的东西，从那里面拿出像牙签一样的东西，不停地点着我的脑门，只是感觉很疼很疼，但我没有哭，一动也没有动。走到哪里都是妈妈背着我，趴在她的背上总会觉得很踏实、很温暖。
和妈妈还有姥爷一起去劳动公园，坐在一个高高的地方，然后一直向上升。我的胆子很小，一动也不敢动望着对面坐着的妈妈。
“来，到妈这儿来。”
“我不敢。”我就这样望着站在下面的姥爷，他带着黑色的帽子、长长的围巾和呢子大衣。
在火车站买的草莓还有沙琪玛，还记得那个时候还是摆摊用刀现场切的。那个沙琪玛吃起来就会有一种很重的刀锈味道，这或许是我到现在都不怎么爱吃沙琪玛的原因吧。
姥姥把洗完的草莓放在白瓷盘里，洗过的小草莓还沾着水，咬在嘴里是酸酸的、水水的、有点甜。从前只是在电视里面或者是食品袋上的草莓，第一次吃到的时候，觉得是那样得新奇与特别。
我第一次去二伯家，我那个时候胖得还像个墩儿呢！妈妈把我抱到他家里屋的小炕上让我在那儿待着。
二伯母也是个干净立正的人，虽然是小小的房间，东西都是井然有序地摆放的。炕里是壁柜，墙上都是订上去的布。那是我第一次看见那个塑料的东西，上面有个心形的小镜子，可以放洗漱用品。从那以后的好长时间我都想有一个像那样的小镜子。
在他家外屋卖货的地方放着一张桌子，那天伯母买的是糖三角，我忘记做的是什么菜了。吃糖三角的时候，如果糖流出来了我就舔干净，从一个地方开始吃就要好好吃，要是有渣儿掉在桌子上了我就捡起来吃干净。那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喝那种汽水，是黄色的橙味，二伯母在里面放根吸管让我喝，后来回家的时候还给我带了两瓶回去呢！
我和大大咧咧男孩子性格的堂姐真的不一样，母亲每次想起这件事的时候就和我说：“这给你二伯母稀罕的呢，说你吃糖三角吃得干干净净的。”
我说要给妈妈剪脚指甲，把她那一只脚放在怀里都觉得好沉呢，我就抱着一点一点剪，后来时间久了她就睡着了。母亲都没有想到我竟然这么坚持，一直剪到半夜。中间有一会儿，她微微睁开眼睛，偷瞄了我一眼，冲我笑了笑，我也对着她笑了笑。
在别的孩子会把家里的东西弄得乱七八糟时候，我就绝对得不会，而妈妈也会十分地信任我。别的小朋友拿着扫把乱舞的时候，我就真的可以把地扫得特别特别干净，真正的一尘不染，只不过就是速度慢了点。妈妈让我去倒半杯水，结果我就真的特别认真地去衡量杯子的大小，真的就倒了特别合适的半杯。
在东北，上了年纪的老人会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住上几天。而恰逢家里来客人的这几天，总是能吃到一些好吃的，不必说是一定能喝上饮料，炖鱼、炒肉和花生米这些菜都是会吃到的。在那个年代，整张桌子的菜也就三十块钱开销。记忆中，家里有次来客人，吃了一盘那种肚包的香肠，“小球”被切开两半，然后每一半又被按在菜板上被切成片，吃起来特别有嚼头。
那个时候谁家有喜事随礼一般是三十块钱、压岁钱也是一样的，有少数家庭条件好一点的会随五十块钱。二姑奶在我塞了三十块钱，爸爸一个劲儿地往外推“二姑，你看你来就来呗！你还给孩子这玩意干啥呀？你拿回去奥！要不我真生气啦！”
“三子，你说你咋这样，我给我大孙子钱咋地了！你把手给我拿回去！”
在我们那片与内蒙交界的地区，像蒙古一样大片的野甸都是比较多的，所以很多户人家都是会养羊的。人们也会经常在酒桌上聊一下关于这些的话题，比如谁家的母羊产下了多少羊羔，存活了多少、怎么护理母羊和小羊羔......那种优秀的、长得强壮高大、羊角特别大，用来和母羊交配产崽的公羊被称为“耙子”。有的人家羊养得不多，优秀的羊数量少，往往就会去养羊数量多的人家去借一个“耙子”来用。而我那个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个词，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就童言无忌地在酒桌上问了父亲一句“爸，啥是耙子呀？”
记得那天，我被父亲一把拽着肩膀甩到了一旁。我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回家的路上，我边在前面走，父亲就在后面不停地用脚踹我的屁股，一直踹到家，打开家门还不停地踹，我就一直哭。后来，都到十来岁了，在大舅家看见舅妈说要给“耙子”的羊角锯掉一块，因为怕它会顶坏其他的羊。我就问舅妈什么是耙子？舅妈说，耙子和母羊在一起才能生出小羊啊！
而那个时候，处理伤口都是用紫药水，偶尔妈妈会用棉球沾上一些涂在我的脑门儿上，那是一种凉凉的沙沙的感觉，伤口还没彻底长好之前很多时候是很疼的，我也从来不喊疼。护士长奶奶的老公刘爷爷每次看见我就逗我“胡杨啊！你那脑门儿上的疤（愣）咋整呀！长大让你爷给拿钱做美容去啊！”
不知道从何时起，我对父亲就只有恐惧，我不明白为什么他突然就会发火，也不明白为什么他说不让做的事情我们就必须不许做，他说让做的事情我们就必须要做。而他的面色只要一凝重，只要强硬去要求做什么，妈妈便会不自觉地紧张起来，脸上很少有一丝喜悦；若是我和妈妈做了让他不喜欢的事情，比如家里有些许凌乱，偶尔的一顿饭做晚了，或是我玩的玩具或者是剪纸弄得有点乱了，他的表情一凝重，母亲细微的呼吸便瞬间变得似乎困难起来了，母亲便立刻会有种无地自容恨不得马上找个地缝钻进去的感觉。父亲的脸上表现的是一种不容人可以有失误的严格，瞪大了眼睛，决绝对对彻彻底底地指责，而这会使人有种坠入深渊、深陷泥潭无法自拔、无法呼吸的感觉。
也不知道从何时开始，我便开始恐惧和父亲说话。在每次准备和父亲说话之前，我都要把自己想说的话在心里对着自己说上好几遍，再三确认自己说出来不会让父亲不满意，不会有问题之后再说出来。
那个时候的紫药水是一小塑料瓶的紫色药剂，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棉签，只有白色大块的棉球，把棉球捏在手里，往额头中间点一点、按一按。药水有点酒精、也有点木屑的味道，没有太浓的药水味。爸爸说用不用他帮我涂，我说不用。
每次妈妈带我去医院，妈妈都告诉我医院是最脏、细菌最多的地方，叫我不要碰门把手。记忆中每次都是妈妈用力握着那只粗壮厚厚的铁把手，我就只管慢慢走进去。虽然我的衣服很多都是别人给的旧衣服，但即便是旧的，妈妈都会把白衣服洗得雪白，把粉色的衣服外套洗得粉嫩，洗得印花字母图案都掉了。这个时候看的不是这件衣服是否时髦，而是真的很干净。出门之前总要撕下一段干净的卫生纸，叠好之后放在兜里。最早不时兴戴像现在这种一次性口罩，都是那种厚厚纱布的，两边带两根绳，我们娘俩的习惯是出门必戴口罩，即便我嫌口罩闷也必须要戴。
那个时候的卫生条件没有现在好，医院的医疗垃圾就往火车站下的平地一倒，太平间门口正对着街道，记忆中每次路过的时候便会听到许多声音，若是碰上刮风的天气，垃圾堆便会乱舞起来。而冬天的大街上总有冻得或大或小的冰块。
而妈妈总是会引导我去发现生活中的美，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培养我发现美、挖掘美、享受美的这个过程。地上泼水冻住的画面，妈妈指着地上问我：“大闺女，你看这像是什么？”
“妈，它像一只小狗。妈妈，你看这个像竹子！”而我若是能够把冰描绘成什么，妈妈定会对我赞不绝口地夸奖，而我有了妈妈的表扬和肯定，内心之中便会觉得自己很棒很棒。
2000年
把脑门儿上的那块胎记处理掉之后，2000年的秋天，我终于和其他的小孩一样地上了幼儿园。
为了遮住脑门儿上的那道疤，妈妈总是拿口红在我的脑门儿中央点一个红点儿。那红点儿一直点到我上一年级，记忆中上了一年级了母亲也就没有再给我点过了。
第一天放学回到家，妈妈在给我换衣服的时候发现我的腰都磕青了，问了我才知道是被一个小男孩从秋千上踹下来了。记得平时特别含蓄温柔的妈妈都有些着急了，带有指责意味的语气和别人讲：“这孩子，那腰都被踹青了，也不知道告诉老师，也没哭！”
幼儿园的田老师对每个孩子都是特别细心有耐心的，都是手把手地教我们学写字，打算盘。而她看见妈妈的时候的总是说：“这孩子这手，适合学钢琴啊。”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小镇，别提是钢琴了，就是电子琴的学习班也是寥寥无几。而妈妈总会握着我细长白皙的手说：“可惜啊，咱家没有那个条件，让我闺女学钢琴多好！”老姨家有一部长得特别像小电脑的计算机，里面有万年历、也有简单的音乐，键盘只能打出“嗖、咪、发......”几个音，而我没事的时候就喜欢拿手指戳着那几个按键，模仿着人们弹钢琴的样子。
（我慢慢长大，总是能听见周围人对于我的那双手的夸赞。还记得上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欢欢摁住我的手指，大喊“哎！你们快看看她这手指头，太好玩了。”我的手指除了细长、白的另一个特点就是指甲长得小，我总是笑着说“还没长开呢！”，还是婴儿时的形状一直到现在，指甲小小的，而且还不好剪。）
每次给别人看我小时候的照片，大家都会问我，为什么小时候那么胖，长大了却那么瘦。总会听妈妈说我小时候可胖了，可自从上了幼儿园就“压住火了”，开始变得瘦弱起来了。
似乎到现在我都不大爱吃香蕉，但每次看见那焦黄、硕大而粗壮的一排排一根根的时候，我都会有种莫名的欢喜。妈妈说，她去接我放学回家，我立刻就拿小手把眼睛捂上了，她不知道是为什么，一个劲儿地问我。我就指了指一个正在吃香蕉的小朋友，因为我知道妈妈没钱。母亲每次提起没能给我好的生活的时候，总会提起这件事，也总会说觉得特别对不住我。
我的脑子很笨，用笨得像头熊一样来形容我一点也不为过，干什么都比别人慢半拍，反应慢。每次想起“珠脑速算”的时候，总觉得应该是“猪脑速算”。大于号和小于号上了中班才分清。
所以，上了大学以后，我算一百以内的加减法还用笨法子数手指头的时候，脑子反应慢的时候。总会有人说我“哎呀！那到底是咋考上大学的啊？不易啊！”我高中数学从来不超过50分，就靠别的科目拿分，所以，即便我别的科目学得再好，我数学学得不好，总成绩也永远一般。
记得上初中的一次，幼儿园老师看见我就逮住我不撒手：“哎妈呀！哎妈呀！你上小班的时候不是老笨了吗？哎妈呀！这孩子现在学习能这么好？”就是这样一句话，几乎传遍了整栋宿舍楼，全班同学都知道我算数不好。
妈妈有的时候忙，就会让爷爷或者是别人老早地来幼儿园等我放学。可是有一天，我怎么等都等不到，眼看着一个一个的小朋友都和家长回家了，最后就剩下我们两三个孩子待在幼儿园。
老师说，“你就和雪儿妈妈一起回家吧，你们两家是邻居。”我的记忆是零碎的，只记得那天，风很大，快落日的夕阳是橘红色的。感觉那个时候的自己很小很小，大人的样子是那么那么得高，那天，我没有拉着妈妈的手回家。
除了学生家长，幼儿园里几乎不会来什么其他的人，而在供电所上班的舅爷每个月都要去那里收水费。记忆中的他总是穿着夹克西装带着一个黄不拉几中等大小的包，他习惯伏案在一张课桌上，基本是在靠后的位置上，一边从包里拿出一沓厚厚的单子，一边用笔不停地写着。那个时候，我会告诉同学们“那是我舅爷！”
我喜欢蜷着身子睡觉，把膝盖抵到脑门儿。再或者就是把两条腿摆开最大的角度。
“摆好姿势再睡！”
“行，摆好姿势再睡。”妈妈有时候也拿我是没有办法的。
我从来不向妈妈要好吃的，漂亮衣服，因为我知道她没钱。有的时候妈妈问我想不想吃，我会故意装出不喜欢或者是不想要的表情。不过我的“表演”也有失败的时候，她会猜出来，然后一把把我搂在怀里。
那个时候，孩子可以选择在幼儿园吃，基本都是一菜一饭，老师家吃什么，你就跟着吃什么，一顿饭一块钱。不过大多数的孩子都是夏天的时候回家吃，冬天的时候家长给带点儿方便面、饼干、面包什么的对付一口。也可以用饭盒提前装好饭和菜的，幼儿园都会提前给热好，基本都是铁饭盒，到了吃饭的时候校长会用厚厚的湿抹布垫着把饭盒端到每个同学的座位前。
只有老师才坐椅子，普通同学都是坐长条的凳子，而小孩子淘，把凳子弄翻弄倒也是常有的事情。很多小朋友都钻到凳子底下，桌子底下去打滚，其中一个同学站了起来，手里拿了一包银闪闪的小包装方便面调料，然后问“你们谁吃汤料？”几个孩子都喊吃，都把小手伸出来了，有调料的那个孩子就会把调料包撕开一个特别小的口子，然后在每个人的手上倒那么一点儿，小伙伴儿们就会抱着手去舔手心里的调料。至今还记得，那味道很咸，有点像中药味，但又有点甜。
幼儿园里的玩具设施基本都是铁焊的，上面再刷上五颜六色的油漆。有一个大转盘，同学们上去之后找位置坐好后，等着老师使劲儿一推，然后伴随着欢呼声，这些同学就会被转起来。记得那个时候，班里有个最大的胖子，那吨位可以顶上好几个同学了，没人玩儿那个转盘的时候，他可以一脚着地，双手把着使劲儿，然后一抬腿，自己可以带着自己转一圈。
平常日子很少能够吃上什么水果，有很多同学都是家里吃什么就跟着吃什么，唯一的零食就是中午在幼儿园订的一人一根的雪糕。记得有一位同学在外面剥了一个桔子，是那种绿皮的，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过那个颜色的桔子，平时基本都是在深冬至过年的时候才会吃到的桔子不都是黄色的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青桔子一定不好吃。直到现在自己也不大喜欢吃青桔子。
院里的秋千都是厚木板上面栓上粗麻绳，秋千的位置距离幼儿园的围墙比较近。小孩儿都比较天真，荡秋千的时候都使劲儿用脚蹬一下地，然后紧紧握住俩麻绳，甩着膀子使劲儿荡，看谁荡得高，荡得远，看能不能荡到院墙之外。
那个时候流行一个古装喜剧，里面有黑豆和白豆两个角色。而供水所斜对面的小卖部里面恰巧有白巧克力豆和黑巧克力豆。我和妈妈去买东西的时候看见过，一听电视剧里面喊就特别想吃。老姨告诉我“外闺儿，等你老姨夫下班回来了就给你买奥！”后来，我们几家在老姨亮堂堂的家中吃饭的时候，老姨悄悄和我说，拿出来吃一包，另一包藏在了淡蓝色的电视罩下，我偷偷看了一眼觉得特别开心。
我从小就要比一般孩子长得高一些，也就是俗称的傻大个儿。家里平时没有什么客人，不过年不过节的时候，凳子都是放在东边的仓库里的，所以记忆中每年爷爷都会带着我们几个孩子去仓库里取板凳。哥哥比我大四岁，我看见他那么能拿，一只手上挎一个他又发现自己还能拿，就又拿了一个，实在是拿不了四个就拿着那三个走了。
那个时候我才六岁，奶奶家都是找木匠打的新的实木的大凳子，那一个就比较沉，而且棱角也没有打磨，只刷了一层油漆，凳子底下的部分还是有没刷漆的部分，会翘起来刺，我就管那个东西叫毛毛。才比凳子高不了多少的我就可以一边挎上一个，一小步一小步地挪动着，那个还没有磨平的凳子菱角咯得我胳膊上红色的一道道痕迹。
我把凳子拿进屋，放在地上，就有人问我“胡杨，过年几岁啦？”我说“六岁。”
记得那一年家里包地种西瓜。有一天中午地面的沙土都热得滚烫，大哥带着我去瓜地，说摘个瓜吃。我们摘了一个瓜下来，大哥“啊~”的一声，一拳头砸在西瓜上，然后大力气把瓜掰开，可是里面不是红色的，而是白色的。大哥掏了一口放嘴里，说了一句“老妹儿，没熟！”我们两个又不知道该把剩下的瓜放哪儿，那里有一颗被砍掉的大树，切面的四周已经长出来许多树枝出来了，大哥就是把那个还没熟的白瓤西瓜藏在了那里。
后来大人们发现瓜好像被摘了，瓜地也有人来过。后来这些“神探”们就分析脚印，一个大一个小，一看就不是大人的，问我们两个小孩，我俩很快就承认了，这个“案子”终于破了。
我喜欢玩儿过家家，妈妈不要的破菜刀，不要的瓶瓶罐罐都是好东西。找来一块木板就是“菜板”，把瓶瓶罐罐里面装上土就是“盐”了，抓来一些草放在板子上，用菜刀去剁，这就是做饭了。可是小孩子难免有毛手毛脚的时候，一不小心就剁到手了，还好问题不大，是左手的一小块指甲差点剁掉。我起初感觉疼，可是挺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可以承受了。就学着妈妈的样子去爷爷的酒缸里用杯子淘点酒出来忍着疼洗一洗。因为我怕妈妈看见了会心疼，所以就没有告诉妈妈。我那个时候太小了，那怎么能瞒得住啊，妈妈抓起来我的小手，问我“咋整的啊？”我不知声，她回头看看我玩儿的那套东西“菜刀剁的？”我点了点头。至今比较清楚的，大拇指上的指甲盖被切得裂开了一小块，记忆中颜色比较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