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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二十四章失败源于懦弱
空军参谋长维耶曼将军1938年11月25日在一次参谋长会议上透露了一点真实的情况。他强调空军特别需要经常更新物质装备，声称他们决不能等到一种飞机原型十分完善之后才开始大量生产。他又说，目前他们正在生产的飞机，其原型还是1936年所用的。在提出1939年度空军预算时(1938年12月29日)，报告起草人宣称，如果要想赶上德国的产量，那就一定要以每月生产五百架作为目标。但是在1939年2月1日，空军部长只能宣布产量增加到每月一百架，虽然他答应到4月底产量将再翻一番。同时他还宣布在美国又定购了一百架战斗机，连前共二百架，另外还向一家荷兰厂商定购了五十架。
确实，那些负责法国防务的人正在逐渐认识到，单靠法国自身的生产能力是再也不可能为它提供一支实力充足的空中舰队了。假如钱可以筹集得到的话，实际上比较好的办法也许是把本国工业一笔勾销，而用美国的飞机来装备空军。在1938年12月5日的一次国防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达拉第宣布悦，一个从未有过的机会出现了，那就是到1939年夏季可以获得一千架最新式的美**用飞机；他强烈要求，他们应该竭尽一切力量来利用这个机会。财政部长雷诺宣称，不管怎样，所需要的饯(二十五亿法郎)必须在为1939年防务开支规定的二百五十亿中筹划——这就是说，要牺牲其他军种的经费。他又提议，可以取消一部分现在已交给法国工业的定货单，数额相当于向美国定购的数字。但是这一提议遭到拉尚布尔的强烈抵制，理由是这样将对他想用大量定货来导致的生产的上升节奏产生灾难性的影响。最后决定向美国购买六百架飞机，而不是一千架。这倒不是因为筹不到那么多的钱，而是因为维耶曼将军坚决认为，不可能为更多的飞机配备所需要的飞行员和空勤人员。甘末林后来宣称，从法国高水平人力资源的角度来看，他觉得这种论点是十分费解的；但是他在这一点上的一切劝告都没有成功。不过，这也是事实，即报告起草人1939年1月10日就1939年度空军预算向议会财政委员会提出报告时，曾要求大大增加空军人员。他宣称，现有的四千名军官和七万七千名士兵是远远不够的。后来在里翁审判中拉尚布尔也提到了这方面的困难。他说，除了需要保留后备兵力外，战争爆发时法国第一线空军力量微弱的主要原因是缺乏飞行员和空勤人员。
在里翁审判中对拉尚布尔提出的起诉书控告他：第一，应对法国空军质量的低劣负一部分责任；第二，尤其是当他完全了解实际情况时，仍然同意法国参战。在这后一条罪状中谴责他在1939年8月23日国防委员会开会讨论法国是否应履行它对波兰的承诺和是否处于能这样做的状态时，竟毫无根据地提供了过分乐观的报告。但是拉尚布尔1942年3月6日在里翁声称，他只不过是表示了，相信空军力量至少已经达到“必不可少的最低水平”他理直气壮地完全否定了检举人关于德国空军在1939年9月有一万架现代化飞机的估计。对于检举人提出的那个法国空军的数字(即一千四百一十架，其中只有四百九十四架是现代化的)，他抱怨说他们没有把很大一个数目的、据他说是留作后备力量的现代化飞机计算进去。他承认四百九十四架是确实已作好准备，可以立即参战的第一线现代化飞机的数目；但是断言，到战争爆发时，按照当时的计划应交货的一千八百七十八架飞机中，总共有一千六百二十五架已经造好。真实的情况则似乎是，这些飞机中的大部分是不适宜于参加空中作战的，不是由于结构上的不完善，就是因为某项装备或武器有缺陷。确实，正如首席法官所指出的，由于使用了大量模棱两可的话，所以按照互相矛盾的意图来讲空军实力的可能性是几乎没有底的。这样，飞机就可以被说成是“可用于作战”、“列入工厂产品”、“已验收”和“现已查收”——每个术语在不同主张者的口里都可以有不同的含义。不过，拉尚布尔的确承认“五号计划”执行得很不好。但是他不承认自己负有责任，而是把责任完全推到总参谋部身上。
事实上，空军总参谋部在这最后几个月的紧急关头，似乎确实沉浸于一种盲目乐观的情绪之中。在慕尼黑事件时期对他的空军如此突出地表示悲观的维耶曼将军，当情况稍有好转时，就立即转到了另一个极端。1939年5月当波兰陆军部长卡斯普尔祖斯基来到巴黎，试图同法国签订一项军事协定时，维耶曼竟答应，如果战争发生就让法国空军从波兰基地起飞，立即在波兰前线参战；这种轻率举动使得甘末林大为吃惊。由于甘末林的劝说，维耶曼承认，考虑到法国空军的状况，他这么说是太鲁莽了，并同意要设法把承诺的调子降低。但是只隔了一两个星期，在6月16日的一次参谋长会议上维耶曼又宣称，三四个月以后，法国就可以每个月输出四十架战斗机，直到总数达到二百架时为止。他在8月26日给拉尚布尔的一封信中还说，六个月以后，假如生产能力没有因敌方的行动而减弱，苏联也没有援助轴心国，那么法英两国的联合空中力量将能有效地抵抗轴心国的空军。
结果，法国的飞机制造厂并没有遭到轰炸，苏联也没有供应飞机给轴心国，意大利则直到法兰西战役快结束时才参加战争，甚至在那时也没有给予空中支援。然而。当战争来临时，法国和英国的联合空军仍然敌不过德国的空军，而且法国显得比英国更不妙。英国空军的一部分力量必须留在国内，而派到法国去的那一部分空军，发现它自己实际上是在毫无援助的情况下孤军奋战。的确，现在到了关键时刻，维耶曼和空军部长(现在是洛朗-艾纳克)却显露出一种焦虑不安的心情，这与不久前的那种自满情绪是很不相称的。例如，1940年4月11日在战时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讨论把整个前线移入比利时境内，以便直接援助比利时人时，据甘末林说，维耶曼和洛朗-艾纳克两人似乎是最不愿意去迎战强敌的。看来，那些负责法国飞机生产工作的人，说得轻些，是一直在自己欺骗自己，对于这一点，他们现在也在开始明白过来了。
前面已经指出过，在英国政府的政策中有着一种内在的矛盾，它一面试图重整军备，一面却仍致力于普遍裁军，而同时又企图对重整军备所针对的那些人采取绥靖政策。慕尼黑会议时期的举国毫无准备的可悲状态，曾使得舆论大为震惊，强烈要求采取措施以防止这种情况的重演。但同时又有一种不合逻辑的想法，认为并不需要采取什么措施，因为象1938年9月那样的危机决不会再出现了。张伯伦自己立即明确表示，他并不认为可以对他从慕尼黑回来时说过的“我们时代的和平”抱侥幸心理。“不要让别人以为，因为我们在慕尼黑签订了这项四强协定，我们此刻就可以放松我们在这个方案上应作出的努力了。本国的裁军决不能再是单方面的事了。我们曾那样尝试过一次，结果是差一点给我们自己招来一场灾祸。”然而，由于他长时期以来一直梦想实现世界裁军，所以重整军备对张伯伦来说，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主要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罢了，要用它来使英国在将来的一些裁军会议上的发言能成为最有权威性的声音：
一方面，我们必须重新下定决心，来弥补我们的军备和防御性预警方面还存在的不足，这样，我们就能作好准备保卫自己，并使我们的外交更有力量；不过另一方面我也确实看到了接近裁军这个题目的新机会已展现在我们面前。我相信，它们在今天至少是和以前任何时候一样的有希望。
我们至少可以这样说，张伯伦对重整军备的看法是相当消极的。他坚持认为，重整军备纯粹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这样，对一个理应全力以赴的运动就势必会起一种麻痹的作用。对首相在1939年2月讲的下述这些话所产生的效果，不可能给予过高的评价：
我们的军备尽管庞大，是防御性的军备，而且只是为了防御。如果确实别人并不比我们更具有侵略意图，那么，我们就必须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我们在堆积这些毁灭性的武器都是出于一种误会。我十分相信，其中大有真理存在。
又过了不到一个月，由于布拉格的被侵占，幻想完全破灭的心情弥漫全国，张伯伦受到的打击也并不比别人轻些。1939年3月17日在伯明翰的一次演说中他宣称，自由甚至比和平更为可贵，英国现在可能要被迫为它而战。为认真对待这种新的倾向，对波兰和其他国家提供了保证。迟迟未能作出决定和引起激烈争论的一些措施，如征兵和成立供应部，都匆匆地付诸实行了。用丘吉尔的讥讽话来说，直到现在政府才“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达成了一项令人高兴的妥协，那就是一切可能的准备工作都不得妨碍本国的贸易或以大规模的措施来激怒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现在，尽管继续声言相信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相信自愿的努力比强制好，相信自由放任经济优于国家管制，可是政府却发现，不得不逐渐地牺牲这些珍贵的原则了。但这样做，就不可避免地要与它的政敌和组织起来的劳工发生冲突。虽然也许不能为张伯伦政府过迟采取这些必要的步骤开脱责任，但至少对于它的行动勉强可给予一定的谅解。要知道甚至连国民志愿服役这条道路都是多么的坎坷不平，而要达到征兵这一“坏到无法形容的”步骤，那是还要再向前走很长一段路的。
慕尼黑危机使得英国民情激昂，人人都愿为国效力。但是对于如何组织并引导这一股巨大力量的问题，政府方面却有些惊慌失措，而民众也不无疑虑。1938年10月13日，约翰？西蒙爵士在谢菲尔德的演说中曾提到，在危机期间，政府大臣们收到潮水般的群众来信，都是请求给予指示，他们到何处去服务才最有价值。他强烈要求迅速将这股潜在力量组织起来。但是他认为有必要再加一句：“我不是在争辩自愿与强制哪种办法好的问题，虽然我要顺便说一句，那就是，强迫与组织并不是一回事。”然后，齐特兰勋爵1938年11月1日在上院说道：“如果政府发现，无论是工业还是人民的服役，建立在一种自愿的基础上就不能得到它所希望的结果，那么它肯定会准备采取另外一种意见的。”然而，在目前，普遍的看法是，当和平还能维持时，强迫是不必要的，也是没有用的；而如果战争来临，那就非用强制的办法不可了。1938年12月20日政府向下院提出一项提案，要求批准在志愿的基础上实行国民服役制，并由议会在3月底检查一次实行的结果。这项提案以二百七十票对九票获得通过。
国民服役制的自愿性质，以后继续为政府所强调，一方面是为了抚慰外国的**者们，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消除国内那些“民主自由”捍卫者的疑虑。12月30日，全国劳工委员会宣称，工人运动的政治和工业两个部分都对“国民服役制的基本上自愿的性质”感到满意，它们将协助在全国各地建立国民服役委员会的组织。然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们，和他们的法国同志一样，却倾向于把他们自己看成是集体安全思想的唯一维护者。根据f？w？佩西克？劳伦斯(代表东爱丁堡的下院议员)的说法，他们是最早的和唯一真正的“绥靖主义者”：
不管某些尊敬的反对派议员巧言善辩地讲了些什么，我们是绥靖主义的党。我们在首相和支持他的尊敬的议员们主张绥靖以前早就献身于绥靖主义了。我们为绥靖主义而献身，当它是真正的绥靖主义的时候。我们反对媾和条约中的报复性条款。我们批评首相的绥靖尝试，不是因为它是绥靖主义，而是因为它来得太迟了，而且又是在可以用一个完全不同的词来更加确切地形容它的这样一个时刻。
艾德礼可以怀着同样的思想向金斯利？伍德爵士生产飞机的功绩泼冷水：
不管这位可尊敬的先生(金斯利？伍德爵士)工作得多么辛苦，他不能给我们任何安全。我们是在制造不安全。我们应当正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如不完全解除空中军事装备，我们就不可能获得安全。如果尊敬的议员们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觉得不管怎样一切都很安全了，那我将感到十分遗憾。我认为这完全是幻想。
然而，实行征兵，无疑使张伯伦在原则方面的牺牲，同他的政敌受到的牺牲差不多一样大。张伯伦于1939年4月26日宣布了政府的决定，但并没有引起国际危机或被赶下台。因此人们也许会认为，他在进一步采取看来对防务有利的步骤时，会觉得不必去考虑国内政敌或国外真正敌人可能的反应了。但是仍然有一步是他不可能让自己迈出去的。他本来可以邀请丘吉尔和艾登给予有力的合作，从而进一步加强人们对英国的团结和决心的印象。但是他畏畏缩缩，还是不敢让两个被希特勒诬蔑为战争贩子的人入阁。他在一封大约是这个时候写的私人信中写道：“我们越是接近战争，他的(丘吉尔的)机会就越多，反之亦然。如果还有缓和紧张局势、恢复同**者们的正常关系的任何可能的话，我也决不愿去冒这肯定会被他们视为挑战的风险。”
在法国，达拉第和博内也是既想重整军备，同时又要追求和平，他们企图用很象张伯伦在英国使用过的那些论点来调和这种矛盾。1938年10月，博内在马赛举行的激进社会党代表大会上宣称：“法国必须恢复它的实力，这样，如果有一天裁军的问题重新提出来的话，它就可以有一个平等的发言权了。”但是对法国来说，经过这么多年的混乱和疏忽以后，而且它仍然面临着社会动荡和经济不稳定，这时要增加生产和恢复实力，就需要采取甚至比英国采取的更加激进的步骤，和比英国所需要的更加大的民主原则的牺牲。然而象在英国一样，当全国试图加快重整军备的步伐时，一次又一次地都被空话和装模作样的姿态搞乱了，这只能减损人们对这个问题必须抱有的紧迫感。就是这样，达拉第1938年10月4日在就慕尼黑协议发表的声明中说：“一切希望法国得到拯救的法国人，现在必须把自己看作是处于一种为和平和为他们的国家服务而持久动员的状态之中。”——把“和平”放在“国家”之前是意味深长的。1938年12月6日，博内和里宾特洛甫在巴黎签署了一项法德友好宣言。博内这时写信给法国驻华盛顿大使说，宣言将成为“对国际绥靖事业作出的一个立即见效的贡献”虽然法国新闻界总的来说对这个宣言并不热情，但还是有一部分报纸欢迎它，因为它对实现缓和有心理上的影响。当然也正是缓和最有可能会损害本来进展已经很缓慢的法国重整军备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