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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奖励栓柱的“开窍”，中午吃饭时四哥特意给他多分了一个馒头，另外还让苍蝇从床下小仓库里找出一盒劣质烟和两根火腿肠递给他。这让栓柱高兴得差点掉出眼泪，那种感恩戴德的表情，比发了他一个漂亮媳妇儿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四哥偷偷跟我说：管号子不能光凭着打就能管出来，就像郑强，那是个打死都不认输的主儿，你越打他越跳。怎么才能管好号子？还得说是用心去感化，让他觉得你是真心待他。四哥说你就瞧好吧，以后这栓柱给你卖命的可能性都有。我问他为啥，他说就因为昨晚上苍蝇给他洗脑的时候你救了他一次。我又问那你呢，他会不会给你卖命？四哥一撇嘴：当然会了，从我认识栓柱那天起我就没见过他吃火腿肠！在这个鬼地方，几块钱就能收买一个人的全部。从这个意义来说，这儿比外面要干净太多倍了。
下午四哥被叫到监道分配服刑期间的工作，回来的时候给我们带来了两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第一个好消息是，曹队原来是刚刚从刑警队调到监狱局的，因为一来看守所就被局领导发现刑讯逼供，当天中午就被撤了回去。第二个好消息是四哥没有被分配到劳动号，而是代替了原来监道里老黄的工作——放饭、送物资。这样一来七班的烟和其他物资就有了固定来源，要知道老黄仅仅在为监仓里的人买肉菜就赚了非常多好处！不过这两个消息并没有让我们高兴太久，因为四哥带来的坏消息是：刀疤被取消缓刑了。他见到刀疤的时候，几个劳动号正在三队的管教室里给刀疤上镣。
“刀疤都颓了，看见我连话都不会说，直接就哭开了。”四哥叹着气。
从九班新进来的二审已决死犯张树杰光着膀子坐在地上，一脸忧郁地说：“唉，我估计是和我一批了。”
“不可能，”邢耀祖摆摆手，“刀疤都三起三落了，这回肯定不会等别人。大概就是这几天的事儿。对了四哥，我进来前看报纸说最近中法开始搞注射死，不知道刀疤会不会被注射？”
四哥叼着一根烟摇头，“应该不会，以前注射的都是贪官之类的，罪大恶极的一半都得吃花生。不过注射也算好一点了，起码没那么可怕，而且还能留个全尸。”说着，他把这几天的进账单拿到手里，“你说也怪了，咱们班咋就不来个贪官呢？送的也多，咱们得的也多啊！”
邢耀祖一皱眉头，“贪的都上其他队啦！妈的，别让我遇到贪的，否则我还砸！反正我前面的案子已经死了，怕个球！”
晚饭前四哥开始第一次做他在服刑期间的工作——放饭。这项工作其实很简单，开饭前一个小时出去，开饭后一个小时回来。中间无非就是跟着几个劳动号的小杂役去厨房盛饭，然后分到各个监仓，如果有病号，还要登记第二天的病号饭。晚上四哥回来的时候，身上的几个兜里满满当当地装了一堆瓜子花生，而且还大声豪气地说：“以后我就在厨房吃了，盛饭不用留我的。”
我对四哥的那些花生瓜子毫无兴趣，等苍蝇帮他把那些东西分给别人后，我凑上去悄悄问：“哥，下午再见到刀疤没？”
四哥冷漠地摇摇头，“那上哪儿看去？中午看到他是因为他在走廊接判砸镣，他再从三队出来就得上法场啦！”
“那我能有机会见他不？帮他写个遗书也好啊！”
四哥看了一眼周围没有人，悄悄趴我耳边说：“我看你还是先别关注刀疤的事情了，咱号儿刚来的那个张树杰可能这几天就得上路。刚才寇队让我告诉你，有空的时候帮他把遗书写了。”
张树杰是前几天队里临时调监时换到我们号里来的，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审已决，正在上诉的沈桥。
说起来张树杰的案子，号里没有一个人说他死得冤的：这个憨货原来是个工人，从进厂的那一天开始就憋着要把厂里财务科给抢了。为了实现这个抢劫的“梦想”，他东拼西凑地借了几千块钱从外地买了一把仿六四手枪和十发子弹，又站在财务科门口踩了一个多月的点。终于有一天，他看到出纳拎了一只铁箱子走进财务室，于是想都没想拎着枪就冲了进去。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天正赶上派出所的几个民警跟着厂里保卫处的人检查财务室的安全设施，这小子一进门就看到了警察了，情急之下拉了个女出纳就把枪抵在她脑袋上。千不该万不该，这时候一个年轻的警察当即喊了声：“把枪放下！”吓得他当时手一哆嗦，右手食指不自觉地扣动了扳机。顿时，女出纳的脑浆溅了他一头一脸。
从他进到七班的那一天开始，四哥和邢耀祖就达成共识：这小子就是第二天上法场，头一天号里内部也不给他准备任何东西。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七班的新人，而是因为他这个法犯得太傻，傻在第一他就不该开枪杀了那个女出纳；第二他根本就应该去抢银行，那里的钱更多。
一听说要帮张树杰写遗书，我赶紧摆手，“哥，这样的人我也没办法。咱们号里一点脸都不给他，这时候我又得去跟人家交心。没点物质的东西我咋完成任务啊？一旦到时候他不信任我，几句话不对炸号了，那我可就真的担待不起了。”
“炸号？”四哥逍遥地坐在床上吃着花生，“说实话，我还真没见过第二天就要上路的人头天晚上还有力气炸号的。再说了，这么个新收你管那么多干啥，直接问他要不要写遗书，不写就不管。省点力气吧，到时候刀疤肯定得见你。”
“寇队让吗？再说了，要是他俩一批呢？”
他面无表情地靠在墙上，抓起一把瓜子递给我，“不可能！今儿中午我才看到刀疤砸镣了，死刑复核能那么快下来吗？还是多管管咱自己号里兄弟的事儿吧。我觉得你以后就只负责遗书就成了，没必要净给自己找那么多麻烦事儿。”说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转身和邢耀祖聊天去了。
自从我送走了赵立志后，几乎全二队都知道我是为死犯服务的，所以张树杰自打进来那天起就刻意地躲避我，就如同躲避死神一般。当我拿着自己的一盒白沙，朝着他的方向走过去的时候，他似乎已经明白了自己时日已不多。
他嗫嚅地问我：“小哥，我该上路了吧？”
我赶紧一摆手，“没有没有，想跟你聊聊天就等于你要上路了啊？我听说你的二审开庭不是才过去不长时间吗？早着呢。”
他低下头叹气，“不早了，我在九班的时候也见过几个上路的。基本上从二审下来到上路，中间多上时间我心里有谱。唉，算了，这样活着等死也不是个事儿，早死早托生吧！”他精神黯淡，良久才抬起头问：“小哥儿，你找我啥事？”
我一时语塞，不知道说什么好。半天才憋出一句：“呃，你可能不知道，七班家信都是我负责帮大家写。如果你有困难的话，我可以帮你写个信。”
“遗书是吧？”他脱口而出。
我默不作声，他怪异地一笑，“这里能写信的就两种人，一种是在这里已经判了服刑的，另外一种就是死犯。你现在说帮我写家信，不是遗书是个啥？”
我赶紧把手中的白沙递给他，他感激地冲我一点头，然后缓缓地抽出一支点上，“算了，我也不想写了。自打我出了这个案子，我家里人心都凉了，没人管我。”
“怎么会！”我气急地说，“怎么说你都是你父母的骨肉，咋会没人管？”
他一本正经地冲我摆摆手，“这你就不知道了，小哥儿。我从十几岁开始进少管所，到现在出这个案子，大牢都坐了四次了，派出所更不知道一共去过多少次。娘老子早就不管我啦！”他面部僵硬地笑，“我上班的时候我爹说最后一次管我，找了一堆关系把我弄到他厂里接他的班，结果没俩月我就把那女人的脑袋给崩了。现在那女人家里正跟我家打民事赔偿的官司呐！你说他们对我心里还有热乎气儿吗？唉，我这儿子当的，命都要没了，还得给家里留下一堆债。”
他抽了一口烟，没等我劝他好歹留下点字，就开始跟我聊他的成长史，说自己小时候如何幸福快乐，如何被几个坏小子带去第一次偷附近铝厂的铝锭，后来又怎样抢钱、扒窃，最后怎么弄到那支枪，怎么被抓到。开始我还打算找个空隙插进去，把话题引导到遗书这个方面。可他没有给我任何机会，滔滔不绝地聊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我放弃了引导话题的想法，无奈地看着他为自己短暂的一生忏悔。
等了好久，他终于停下不说了。我第二次提醒他：“兄弟，真不打算写点啥？”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你让我想想，我是真不知道给他们写点什么。”他低下头掰着指头，“算日子也该到了，今天中午没改善伙食，应该是明天晚上改善。可能后天早上我就得上路了。也或许这一次和我一块儿上路的少，不改善生活了……”他忽然抓住我的手，“小哥，你说我是不是明天早上就得走？”
“不能！”我被他吓了一跳，“我虽然来的时间不长，但是号里的规矩我还是知道的。别瞎想了，还是赶紧写点东西吧。”
从晚上七点多到十点半，张树杰坐在地上盯着墙壁足足发了三个小时呆，因为我知道他的时间不多，可能随时都会有写信的要求，所以拿着准备好了纸和笔陪着他一起呆坐了好几个小时。当他终于决定要下笔的时候，我的腿都麻了。
“写吧，小哥儿。你帮我取个硬纸板子，我垫着自己写。”
我赶紧把稿纸递给他，又从床底下找出几个监规的纸板，“不用我帮你吗？你这么写可能不太方便。”
他摇摇头，“不用了。我爸我妈都好久没看见我写的字了。我也没啥想写的，无非就是让他们保重身体之类，没啥长篇大论。”我点点头起身离开，让他有一点自己的空间——寇队曾经跟我说过，如果死犯打算自己写遗书的时候，最好让他自己待一会儿。
熄灯铃早就响过了，监仓门上面那盏昏黄的白炽灯有气无力地散发着自己的亮光。除了值班的苍蝇和小康，还有我和张树杰之外，其他人都早已睡着。我伸了伸懒腰，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抽烟。这时邢耀祖坐了起来，“咋不睡觉？”
我冲他一笑，递给他一支烟，“张树杰写遗书呢，我得陪着。”
他接过烟，瞥了一眼床铺下，不屑地说：“操，整的还挺讲究的，他这样的枪毙二十次都不算多！”我一摆手，“话也不能这么说，好歹他在这世上活了一回，临走了不得给爹妈留几个字啊！”
邢耀祖冷冷地一笑，“就他？操，他给那个女的留字的时间了吗？”他拿过我手中的烟头对着他的烟点着，“你别看我也是作人进来的，但像他这样的，我就是个看不起！挟持个女人，算啥本事？有能耐别装逼，直接挟持老爷们儿去！”
我叹了口气，岔开话题说：“我估计就是这几天了？但是这一次监道里好像没啥消息。没听别的班说要上路啊？”他一摆手，“有。晚上四哥去监道口检查新收，回来跟我说三队和一队这一次加起来有七个，咱们队最少，就张树杰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