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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各自分头出工。被退回来的谷子再次被晒,好交上完成任务,好分粮食。
社员们纷纷要求准备分粮食,社长说,遵照广大社员的意见,今天把分粮食的账目做出来,可望明天分粮食。反正粮食也不多,大家克服一下,分了粮食也要节约吃。
胡映田吹哨子出工的时候,来到胡为强家,对胡为强说:“强哥,下午要整理分粮食的账目表格,人手不够,要安排一个人帮忙。这统计数字要一定的文化,我们社里现有的劳力也没有人有文化。说来我们社里只有你家胡天健读书中学,现在在家里,我想叫他去协助会计做这统计制表,你看如何?”
胡为强还没有听完,就高兴的很。统计分粮的账目,是个知识性的脑力劳动,不需要多少体力,轻松,而且很体面。自己的儿子能做这样的事情,胡为强从心底感到自豪。再说,胡天健只是临时帮忙,也不算正式上工,以后还照常上学。
心里这么想,也不好喜形于色。胡为强说:“只怕健儿没有做过,做不来。”
“有什么做不来的,只是简单的计算和统计,然后列表,对于中学生来说,还不是容易的事情?”胡映田说,“也给工分你家的,不是白做的。”
“不是这个意思,”听说胡映田要给工分,护卫强生怕说自己是要工分,连忙接过话,“我家健儿能读书,也是社里人的包含,沾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光,做这点小事情,还要什么工分。就叫健儿去吧。”
“还有,你家胡玲今天下午就在仓库里晒谷子,帮助收拾仓库。”接着,胡映田又说。
晒谷子也是比较轻快的事情,平时,像这样的事情,是照顾病人和体力弱的老年龄劳力做的,现在却叫胡玲做。胡为强心里自然也是高兴。
但是,这样的明显的照顾,也容易招徕其他社员的嫉妒,胡为强有意推托,可是想起女儿吃不饱,正在长身子,也舍不得失去这样的机会。因此,即刻回答说:“噢,那我就叫玲儿去。”
胡映田走后,胡为强分别找了胡天健和胡玲。胡天健自然是很高兴,满口答应。胡玲却说:“爹,社长总是照顾我,怕是别人有意见,我还是不去。反正在田地里大家做事情也是敷衍的,我就去田间劳动。”
“玲儿,你想想,在外面不管怎么说也比在仓库里晒谷子辛苦,想怠工还有那么多的人看着。现在映田叔叔有心照顾你,你不去,将来你就别想做轻活儿了。”
胡玲还是不肯点头。顷刻,轻声嘟哝:“听人家说,映田叔叔喜欢动别人的媳妇……”
这话一出口,胡天健大吃一惊,怎么在社会主义的社长还以权力谋私的?
周银芝却是不动声色,似乎是见惯不惯,胡为强眼睛向外面一看,厉声批评说:“不许你胡说,让别人听见了,看怎么交代?一个闺女家,乱说话。只管自己的事情,不要去听别人的嚼舌头,更不许在外面乱说。”
周银芝看父女俩话不投机,接话说:“人家胡映田是社长,平时与女社员开开玩笑也是有的,不足为奇,更不是我们普通社员管的。再说,我们家也是姓胡,同宗同祖的,是他的侄女呢,也不要太往坏处想。玲儿,你还是去,不然还说你不服从分配。”
话已经说清楚了,胡玲也想做轻巧的事情,又有不听从分配的帽子压着,也就不再坚持,答应去晒谷子。
来到仓库,会计文新良已经在列名单。
整个社一共二十八户,人口一百七十三人,每家有多少劳力,多少非劳力,工分是多少。按照这个先把分粮食的数字列出来,就可以分粮食了。
因为高级社初成立,每个社员的工分底子还没有评议出来,这次分粮食工分数量是一个重要指标,现在分粮食在即,因此胡映田就先把每个社员的工分底子估计出来,然后,再晚上召集社员评议通过,算出每人的工分,才好最终分粮食。
人口这一项目是容易的,把劳力除开,列表起来就可以了。劳力一项目,就比较麻烦,要分主劳力和辅助劳力,劳力强的,属于轻壮年,就要分多点。关键一项目,就是劳力的工分数目。这意味着劳力强,工分底子多,那么,分得的粮食就意味着比别人的多。
因此,工分底子是很关键的。
比如说,一个人上工一天,分底子是九成,那么,这个人就分得九斤谷子。而另外一个人分底子是八分底子,那么,这个人就分得八斤谷子。
胡天健负责写最简单的人口表格,正在写着,时不时问问文新良一些问题。
1967年没有简化字,还是用的繁体字,胡天健在大学里练习过毛笔字,临摹了柳公权、颜真卿和王羲之的真迹,毛笔字比赛得过全校第一名,因此,无论是字体还是字种,都是没有话说的。只是有个别的字不会写。
到了下午三点的时候,胡映田对文新良说:“新良,现在谷子应该干了,你去招呼称一称,把公粮这事情做好了。”
文新良应诺,出去叫晒谷子的胡玲收谷子。
不多时,文新良进来,说:“社长,谷子似乎少了。”
“啊,少了,少了多少?”胡映田吃惊不小,问。
“早成你是知道的,一共是出了一千两百三十斤谷子,粮站开回来的收据上是七百六十七斤,外面的谷子我一称,只有三百四十五斤,加起来是一千一百三十二斤,应该还差九十八斤谷子。”
胡映田一听,站起来,脸色刷地白了,问:“你不会称错了吧?”
“怎么会?”文新良说,“要不,我再称称。”
胡映田说:“嗯,再称一称,说不定你记错了码子。”
“也不会的,才这几担谷子,怎么会错。”
“嗯,你说的也是,三百多斤谷子,错了也没有这么厉害,很显眼的。”说是这么说,胡映田还是坚持要称,“我们还是称一称再说。”
一称,还是三百四十五斤。
“这还得了,被人偷了九十多进谷子。”胡映田与文新良走进来,声音低沉坚定,“要查出来,否则,以后还怎么管理。”
那么,是谁偷了这交公粮的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