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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9年版的《纽约时报杂志》中，加拿大幽默作家斯蒂芬·利考克写道：“只要让我听某一个国家的笑话，我就能够告诉你这个国家的人民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彼此如何相处，以及他们将会经历什么事情。”我们所收集的数据可以让我们探究不同国家在幽默上的差异所在，从而能够以科学的方式验证利考克的观点是否正确。当然了，我们并不是第一批研究这个主题的学者。
在第一章里，我描述过英国著名心理学家汉斯·艾森克教授在占星术和个性研究方面所做的开创性研究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艾森克逐渐对幽默心理学产生了兴趣，并针对英国、美国和德国杂志上的卡通漫画做了一项特殊的调查。实际上，仅仅获取相关的素材已经被证明遇到了诸多棘手的问题。大批的美国杂志因货轮在大西洋上失事而沉入了大海，许多英国的资料因英国博物馆遭受轰炸而被摧毁，而可以获得的德国素材又仅限于英德两国陷入敌对状态之前出版的杂志。尽管面临重重问题，但艾森克还是经受过了考验，并最终成功地从各种杂志上搜罗到了75种卡通漫画，这些杂志包括英国的政治漫画类杂志《笨拙》、美国的知识分子类杂志《纽约客》和德国的《柏林画报》。
随后艾森克把德国的漫画翻译成了英文，并把它们拿给英国人看。他首先会请每个人评估这些漫画的好笑程度。艾森克发现这三个国家的漫画在好笑程度上其实相差无几。接下来，他请参与者猜测所看的漫画是来自英国、美国还是德国。实验者会分析漫画的好笑程度和参与者猜测的漫画国籍之间的关系。与被认为来自英国和美国的漫画相比，人们普遍认为来自德国的漫画得分都比较低。深入的分析更为大家对漫画国籍的刻板印象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在分析人们认为来自德国的漫画时，艾森克发现里面有众多的负面元素，其中包括胖女人、穿着打扮很糟糕的女孩以及老式的家具。
在研究的第二部分，艾森克请英国、美国和德国的志愿者（事实上他们都是因战争而逃离家园的难民）对相同的笑话和打油诗进行评估。该部分的研究结果显示，与英国人和德国人相比，美国人会觉得这些素材比较好笑，但不同国家的人觉得好笑的笑话在类别上并没有太大的差异。
来自笑话实验室的数据完全支持艾森克的研究结果。不同国家的人对笑话好笑程度的看法可谓大相径庭。最难被笑话逗乐的是加拿大人。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由于这些笑话的质量并不是很高，所以我们可以说加拿大人有比较独到的幽默感。相反，他们也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幽默感，所以觉得什么事情都不好笑。德国人觉得笑话的好笑程度比其他国家的人都要高。在刊登我们研究结果的非德国报纸和杂志上，几乎每一家都对这种结果的真实性提出了质疑。一家英国报社把德国人认为最好笑的笑话讲给了伦敦德国大使馆的发言人听，据说他听后笑得非常厉害，以至于把电话的话筒都掉了，通话就此结束。其他就没有太大的差异了。总体而言，来自同一国家的人会普遍认为同一则笑话好笑或者不好笑。喜剧演员和音乐家维克多·保格曾经说过笑话是人与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如果他的说法是对的，那么只要不同的族群因同一种笑话而发笑，或许就可以因此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在我们的实验即将接近尾声时，我们已经收到了4万多则笑话，来自70个国家的35万多人对各种笑话进行了评分。这项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实验让我们赢得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并登上了《纽约客》杂志的封面。美国人投票选出的最爆笑的笑话是下面这一则：在阅兵时，上校注意到有些事情不太对劲儿，于是就问少校：“巴里少校，琼斯中士的队伍里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他们看起来怎么好像都在乱扭乱跳啊。”
“报告长官，”巴里少校观察了一会儿后说道，“似乎有只鼬鼠在咬他的士兵（私处）。”
戴夫·巴里的号召看来非常奏效，他成功地让跟鼬鼠有关的笑话登上了美国最爆笑笑话的冠军宝座。感谢上帝，他对非美国网民的投票比较没有影响力。我们对手头的海量档案库进行了仔细浏览，并找出了其中最好笑的笑话。在参与实验的所有人中，有55%的人觉得下面的这则笑话非常好笑：两个猎人走在森林里，其中的一个人突然倒地不起。他看起来已经没有呼吸了，两眼翻白。另外一个人急忙拿出了手机，呼叫紧急救援服务。他喘着粗气地说：“我朋友死了！我该怎么办？”接线员回答说：“请冷静，我能够帮你！首先，让我们来确认一下他真的死了。”一阵沉寂后，接线员听到了一声枪响。打电话的猎人回来继续说道：“好了，现在怎么办？”
起初，排在首位的还是有关福尔摩斯、华生和帐篷神秘失窃的笑话。但就在不久前，有关猎人的这则笑话已经取代了前者的冠军位置。我们联系到了福尔摩斯笑话的提供者杰夫·安南达帕，告诉了他这个坏消息。杰夫欣然接受了失败的结果，同时他还打趣地说：“我真不敢相信竟然在最后一轮比赛中被打败了！我本来是可以赢的……我想重新比一次，这一次我要使用下流的笑话了。你听过女演员和大主教的笑话吗？”
数据库中的资料显示，摘得冠军桂冠的笑话是由来自英国曼彻斯特的精神病医师古帕·格萨尔提交的。我们联系了古帕，他解释说自己有时候会给患者讲那个笑话，好让他们振作一些，他说：“这则笑话会让大家感觉好一些，因为它能够提醒患者，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人在做比他们更蠢的事情。”
我和英国科学促进会在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最后一次租用了巨大的小鸡服装，我的一位博士生有幸成为巨型小鸡的扮演者（参看图片）。
我们把冠军笑话印在了巨大的横幅上，向等候已久的媒体揭晓。媒体访问了当初帮《蒙蒂·派森之飞行的马戏团》创作世界上最爆笑笑话短剧的喜剧演员泰瑞·琼斯，请他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觉得这则笑话非常好笑，但可能笑点有些过于明显了。另一名记者访问了好莱坞明星罗宾·威廉姆斯，也请他谈谈对冠军笑话的看法。和琼斯一样，威廉姆斯也表示这则笑话还不错，不过他又解释说全世界最爆笑的笑话可能比较下流，所以你不会对彬彬有礼的人讲此类的笑话。
为期一整年的搜寻全世界最爆笑笑话实验到此结束。我们真的设法找到了这样的笑话吗？事实上，我认为所谓全世界最爆笑的笑话这种东西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如果我们有关幽默的研究能够告诉我们什么的话，那就是每个人感兴趣的事物都是不同的。女人喜欢男人看起来比较愚蠢的笑话，老年人会对有关记忆力减退和听力下降的笑话发笑，无权人士会拿威权人士开涮。没有哪个笑话能够让所有人都捧腹大笑。我们的大脑就不是那么工作的。从很多方面来说，我都觉得我们找到了世界上最平淡无奇的笑话——那种每个人看了都会微笑但很少有人会捧腹大笑的笑话。不过，很多探索历程都是如此，过程本身要比目的地更为重要。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我们探索了什么会让我们发笑、笑声如何能让你变得更为长寿、幽默能够如何将不同的国家团结在一起，此外，我们还发现了世界上最好笑的喜剧型动物——鼬鼠。
研究结束五年后，我收到了好朋友大脑扫描科学家艾德里安·欧文的电话。他说自己刚刚看了一部有关喜剧演员和《暴徒》共同创作人斯派克·米利根的纪录片，并说节目中提到了我们冠军笑话的早期版本。那部纪录片叫作《我跟你说过我病了》，名字源于斯派克的墓志铭，片中含有从1951年的英国广播公司节目《伦敦娱乐》中节录的《暴徒》片断：迈克尔·班汀：我一进来就看到他躺在那边的地毯上。
彼得·塞勒斯：哦，他死了吗？
迈克尔·班汀：我觉得应该死了。
彼得·塞勒斯：你是不是最好确认一下？
迈克尔·班汀：好的。稍等。
（随后传来两声枪响）
迈克尔·班汀：他死了。
要追踪某则笑话的来源通常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因为笑话的最初版本可能早已消失在时光中。斯派克·米利根在2002年去世，但在纪录片制片人的帮助下，我联系上了斯派克的女儿赛尔，她确认那素材十有八九是她父亲写的。于是我们宣布已经找到全世界最爆笑笑话的作者了，于是笑话实验室再度登上了媒体的头版头条。
在后续的采访中，几名记者问了我一个我每次提及笑话实验室都会碰到的问题：在那一年里涌入档案库的上万则笑话中，我最喜欢的是哪一则？我每次给出的答案都是一样的：一只狗走进了电报局，拿了一张空白的表格，然后写下了电报中的文字：“汪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工作人员仔细看了看表格，然后很有礼貌地告诉那只狗说：“这里只有九个字。你还可以再加一个‘汪’，反正价格都是一样的。”
那只狗看起来很迷惑的样子，随之回答说：“但是那样就毫无意义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这则笑话，反正它就是能让我发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