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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睡床，法里德睡地板，我额外付了钱，让老板取来一条毛毯，给法里德裹上。除了月色从破窗倾泻进来，再无其他光线。法里德说老板告诉过他，喀布尔停电两天了，而他的发电机需要修理。我们谈了一会。他告诉我他在马扎里沙里夫长大的故事，在贾拉拉巴特的故事。他告诉我说，在他和他爸爸加入圣战者组织，在潘杰希尔峡谷抗击俄国佬之后不久，他们粮草告罄，只好吃蝗虫充饥。他跟我说起那天直升机的炮火打死了他父亲，说起那天地雷索走他两个女儿的命。他问我美国的情况。我告诉他，在美国，你可以走进杂货店，随意选购十五或者二十种不同的麦片。羔羊肉永远是新鲜的，牛奶永远是冰冻的，有大量的水果，自来水很干净。每个家庭都有电视，每个电视都有遥控器，如果你想要的话，可以安装卫星接收器，能看到超过五百个电视台。
“五百个？”法里德惊叹。
“五百个。”
我们沉默了一会。我刚以为他睡着，法里德笑起来。“老爷，你听过纳斯鲁丁毛拉的故事吗？他女儿回家，抱怨丈夫打了她，你知道纳斯鲁丁怎么做吗？”我能感到他在黑暗中脸带微笑，而我脸上也泛起笑容。关于那个装腔作势的毛拉有很多笑话，世界各地的每个阿富汗人多多少少知道一些。
“他怎么说？”
“他也揍了她，然后让她回家告诉她丈夫，说毛拉可不是蠢货：如果哪个混蛋胆敢揍他的女儿，毛拉会揍他的妻子以示报复。”
我大笑。部分是因为这个笑话，部分是由于阿富汗人的幽默从不改变。战争发动了，因特网发明了，机器人在火星的表面上行走，而在阿富汗，我们仍说着纳斯鲁丁毛拉的笑话。“你听说过这个故事吗？有一次毛拉骑着他的驴子，肩膀上扛着一个重重的袋子。”我说。
“没有。”
“有个路人问，你为什么不把袋子放在驴背上呢？他说：‘那太残忍了，我已经压得这可怜的东西不堪重负。’”
我们轮流说着纳斯鲁丁毛拉的笑话，全都讲完之后，我们再次陷入了沉默。
“阿米尔老爷？”法里德说，惊醒睡意蒙的我。
“怎么？”
“你为什么到这里来呢？我是说，你为什么真的到这里来呢？”
“我告诉过你。”
“为了那个男孩？”
“为了那个男孩。”
法里德在地上翻身，“真叫人难以相信。”
“有时候，我也无法相信自己竟然来到这里。”
“不……我想问的是，为什么是那个男孩？你从美国漂洋过海，就为了……一个什叶派信徒？”
这句话让我再也笑不出来，睡意全消。“我累了。”我说，“我们睡觉吧。”
法里德的鼾声很快在空荡荡的房间响起。我睡不着，双手交叉放在胸前，透过那扇破窗，望着星光闪闪的夜空，想起人们对阿富汗的评论，也许那是对的。也许它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
我们走进伽兹体育馆入口通道的时候，喧哗的人群正在纷纷入座。阶梯状的水泥看台上挤满了几千人。儿童在过道嬉闹，上下追逐。空气中散发着辣酱鹰嘴豆的味道，还有动物粪便和汗水的臭味。法里德和我走过那些兜售香烟、松子和饼干的小贩。
有个骨瘦如柴的男孩身穿斜纹呢夹克，抓住我的胳膊，在我耳边低语。他问我要不要买些“性感的图片”。
“非常诱人，老爷。”他说，机警的眼睛四下扫视——让我想起一个女孩，早几年的时候，在旧金山田德龙区街头，她竭力劝我买毒品。那男孩拉开夹克的一边，让我匆匆看一眼他的性感图片：印度电影的明信片，上面是媚眼如丝的女演员，穿着全套衣服，躺在男人怀里。“多么性感。”他重复说。
“不了，谢谢。”我说，把他推开，继续走。
“他要是被抓住，他们会用鞭子打得他父亲从坟里醒过来。”法里德低声说。
当然，票上没有座位号码，没有人礼貌地指引我们到哪一区、哪一排就座。从来就是这样，即使在旧时君主制的那些岁月。我们找到一个视线很好的位置坐下，就在中场左边，不过法里德那边有点挤，推推搡搡的。
我记得在1970年代，爸爸常带我到这里看足球赛，那时球场上的草多么绿啊。现在则是一团糟。到处都是洞和弹坑，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南边球门门柱后面，地上有两个很深的洞，球场根本没有草，只有泥土。等到两支队伍各自入场——虽然天气很热，所有人都穿着长裤——开始比赛，球员踢起阵阵尘雾，很难看到球在哪里。年轻的塔利班挥舞着鞭子，在过道来回巡视，鞭打那些喊得太大声的观众。
中场的哨声吹响之后，他们将球员清走。一对红色的皮卡开进来，跟我来这城市之后到处都看见的一样，它们从大门驶进体育馆。一个妇女穿着蓝色的蒙头长袍，坐在一辆皮卡的后斗上。另外一辆上面有个蒙住眼睛的男子。皮卡慢慢绕着场边的跑道开动，似乎想让观众看得清楚些。它收到了想要的效果：人们伸长脖子，指指点点，踮着脚站起。在我身旁，法里德低声祷告，喉结上下蠕动。
红色卡车并排驶进球场，卷起两道尘雾，阳光在它们的轮毂上反射出来。在球场末端，它们和第三辆车相遇。这一辆的车斗载着的东西，让我突然明白了球门后面那两个洞究竟起何作用。他们将第三辆卡车上的东西卸下来。意料之中，人群窃窃私语。
“你想看下去吗？”法里德悲哀地说。
“不。”我说，有生以来，我从未有过如此强烈地想离开一个地方的渴望，“但我们必须留下来。”
两个塔利班肩头扛着俄制步枪，将第一辆车上蒙着眼的男子揪下来，另外两个去揪穿着长袍的妇女。那个女人双膝一软，跌倒在地。士兵将她拉起来，她又跌倒。他们试图抬起她，她又叫又踢。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永远不会忘记那声惨叫。那是跌进陷阱的动物试图把被夹住的脚挣脱出来的惨叫。又来两个塔利班，帮着将她塞进深没胸口的洞。另外一边，蒙着眼的男子安静地让他们将他放进那个为他而掘的洞里。现在，地面上只有那对被指控的躯体突出来。
有个矮胖的男人站在球门附近，他胡子花白，穿着灰色教袍，对着麦克风清清喉咙。他身后那个埋在洞里的女人仍不停惨叫。他背诵了《可兰经》上某段长长的经文，体育馆里面的人群突然鸦雀无声，只有他鼻音甚重的声音抑扬顿挫。我记得很久以前，爸爸对我说过一段话：那些自以为是的猴子，应该在他们的胡子上撒尿。除了用拇指数念珠，背诵那本根本就看不懂的经书，他们什么也不会。要是阿富汗落在他们手里，我们全部人就得求真主保佑了。
当祷告结束，教士清清喉咙。“各位兄弟姐妹！”他用法尔西语说，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今天，我们在这里执行伊斯兰教法。今天，我们在这里秉持正义。今天，我们在这里，是出于安拉的意愿，也是因为先知穆罕默德的指示，愿他安息，在阿富汗，我们深爱的家园，依然存在，得到弘扬。我们倾听真主的意旨，我们服从他，因为我们什么也不是，在伟大的真主面前，我们只是卑微的、无力的造物。而真主说过什么？我问你们！真主说过什么？真主说，对每种罪行，都应量刑，给予恰如其分的惩罚。这不是我说的，也不是我的兄弟说的。这是真主说的！”他那空出来的手指向天空。我脑里嗡嗡响，觉得阳光太过毒辣了。
“对每种罪行，都应量刑，给予恰如其分的惩罚！”教士对着麦克风，放低声音，慢慢地、一字一句地、紧张地重复了一遍。“各位兄弟姐妹，对于通奸，应该处以什么样的刑罚？对于这些亵渎了婚姻的神圣的人，我们应该怎么处置？我们该怎么对待这些朝真主吐口水的人？若有人朝真主房间的窗丢石头，我们应该有什么反应？我们应该把石头丢回去！”他关掉麦克风。低沉的议论声在人群中迅速传开。
我身边的法里德摇摇头，“他们也配称穆斯林。”他低声说。
接着，有个肩膀宽大的高个子男人从皮卡车走出来。他的出现在围观人群中引起了几声欢呼。这一次，没有人会用鞭子抽打喊得太大声的人。高个子男人穿着光鲜的白色服装，在午后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的衬衣露在外面，下摆在和风中飘动。他像耶稣那样张开双臂，慢慢转身一圈，向人群致意。他的脸转向我们这边时，我看见他戴着黑色的太阳镜，很像约翰·列侬戴的那副。
“他一定就是我们要找的人。”法里德说。
戴墨镜的高个子塔利班走过几堆石头，那是他们适才从第三辆车上卸载的。他举起一块石头，给人群看。喧闹声静下来，取而代之的是阵阵嗡嗡声，在体育馆起伏。我看看身边的人，大家都啧啧有声。那个塔利班，很荒唐的，看上去像个站在球板上的棒球投手，把石头扔向埋在洞里那个蒙着眼的男子，击中了那人的头部，那个妇女又尖叫起来。人群发出一声“啊！”的怵叫。我闭上眼，用手掩着脸。每块投出的石头都伴随着人群的惊呼，持续了好一会。他们住口不喊了，我问法里德是不是结束了，法里德说还没。我猜想人们叫累了。我不知道自己掩着脸坐了多久，我只知道，当我听到身边人们问“死了吗？死了吗？”，这才重新睁开眼睛。
洞里那个男子变成一团模糊的血肉和破布。他的头垂在前面，下巴抵在胸前。戴着约翰·列侬墨镜的塔利班看着蹲在洞边的另一个男子，手里一上一下抛掷石头。蹲下那个男子耳朵挂着听诊器，将另外一端压在洞里男子的胸前。他把听诊器摘离耳朵，朝戴墨镜的塔利班摇摇头。人群哀叹。
“约翰·列侬”走回投球板。
一切都结束之后，血肉淋漓的尸体各自被草草丢到红色皮卡车的后面，数个男人用铲子匆匆把洞填好。其中有个踢起尘土，盖在血迹上，勉强将其掩住。不消几分钟，球队回到场上。下半场开始了。
我们的会见被安排在下午三点钟。这么快就得到接见，实在出乎我意料。我原以为会拖一段时间，至少盘问一番，也许还要检查我们的证件。但这提醒我，在阿富汗，直到今天，官方的事情仍是如此不正式：法里德所做的，不过是告诉一个手执鞭子的塔利班，说我们有些私人事情要跟那个穿白色衣服的男子谈谈。法里德和他说了几句。带鞭子那人点点头，用普什图语朝球场上某个年轻人大喊，那人跑到南边球门，戴太阳镜的塔利班在那儿跟刚才发言的教士聊天。他们三个交谈。我看见戴太阳镜那个家伙抬起头。他点点头，在传讯人耳边说话。那个年轻人把消息带给我们。
就这么敲定。三点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