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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住在偏僻的乡村,几间灰色低矮的土坯房,和大多的人家一样,一个勤劳泼辣的母亲,一位结实下苦的父亲。弟兄三个,那时是比较少的,通常每户有五六个孩子,多的十几个,人多力量大吗。可能你家东面有个鸡窝,几支芦花鸡在泥土中打滚儿或咯嗒嗒争窝下蛋。若是院子足够大,会种上几棵榆树,树梢高出房顶许多,你整日坐在院子里看着树上的鸣蝉发呆。院子西面有个羊圈,那是那时唯一能家庭饲养的家畜,维系着一家人油盐酱醋的开销。
母亲是个整劳力,在生产队挣工分,又要操持家务,难得抽空去供销社。至于头绳、过年蒸馒头用的红颜色、窗花、中秋扣月饼用的模子,可以到远在几十里外的集市去买,或站在巷口等。那时,禁止个人商业活动。年节近时,才能见到推车卖糖葫芦的老人出现。“堆儿”的吆喝声常让我们满口生津,在巷口探出头,远远目送老人远去。整个冬季老人们的吆喝声划破沉寂的乡村。换娃娃的推着木质的手推车,每边绑个笼子,弹子、泥模子、娃娃、摔炮、各种图案的毛片、会摇头的手摇鼓、泥鼻、塑料喇叭错落有致地放在笼子里。老然已近迟暮之年,吆喝声沙哑悲伤,常有孩子跟着唱:
碎乱头发――换头绳儿――
废铜废铁――换娃娃――
那时家里很穷,只是当来了客人,母亲突然发现没了酱油或是少了一包花椒,便冲院子喊一声:“谁去供销社?”
我愿意去。
大哥心粗,不是忘了找钱就是把瓶子打破。弟弟还小,认路都成问题。母亲掏出三角或五角钱,我便拿着去了。一路上飞奔,像是出笼的小鸟。难得理直气壮地进入供销社,给平日里白眼看人的售货员一个回击,有点像孔乙己了。
我们村的供销社和全国各地的一样,几间青砖瓦房,粗重的木质门窗上涂了一层厚重的绿漆。供销社大多以所在村为名,屋檐下灰地红字“发展农业生产,保障供给”或“加快好省地建设共产主义”正门左边钉上门牌,白地黑字“某某村供销合作社”我们家住西街口,去供销社先要过一个坑塘,塘内常年有水,塘岸壁立,高约三米,岸边长些柳树、榆树、椿树、刺槐,枝繁叶茂。塘水深约两米,水色深绿,是鸭鹅嬉戏的乐园。紧邻塘岸筑有女墙,塘边小路仅两尺有余。两人对行须侧身而过。村里人说,街口曾有一位老婆婆,一生积德行善,相夫教子,一次来坑边洗菜,失足落入水中,不救而亡。淹死如此好人,坑塘便生出了许多怨气,以后每隔三十年,就会有人阴差阳错地淹死在塘里,说是“讨替代”
每次过塘边,母亲总是叫我小心,不要被水中稀奇的东西吸引。在乡下,水鬼多化身为小孩模样,一群群在柳树下顿铜钱,见人走近,便悄无声息地潜入水中,水面上留下系着红头绳的小辫子或其它一些诱人的东西,小孩子若被迷了则凶多吉少。我小弟就发生过危险,不是因为水鬼,是捞掉在水中的罐头瓶,好赖没有大碍。心里嘀咕,每次路过总是侧着身子,不敢向水中望,若突然被树枝触到,便蹬蹬蹬跑过去,常惊动胆小的青蛙跃入塘里。
一路走过坑塘,路南是一个大饲养园,路上总会听到驴和马嚼草的“咔咔”声。看饲养园的是一个姓孙的哑巴,个子不高,每天忙个不停。那时想,一个人一辈子不说话,也听不到别人讲话真是天大的不幸。后来才渐渐明白,这种“不幸”让每个人欣羡不已。我们为摆脱耳聪和嘴利的纠缠,整日烦恼不已。牲畜里有只大洋马,是队长从天津赶大车时买来的,比平常的毛高大许多,驾辕套太小,拉边套又不走正道,没少挨鞭子。听牲口贩子说,这马原本是苏联战马,上了年岁,跑不动了,辗转来到乡下,天生不是种地的料。这一说倒让大洋马赚得轻闲,当忙时砘砘地,农闲时便拴在坑边的木桩上。本草纲目中说,白马肉有毒,不能食。队中有老中医,深谙其理,让大洋马得以摆脱卸磨杀驴的宿命,安度晚年。伯乐如知此事,不知是悲是喜。
再往东走,路南边有三个土仓。土仓的圆形仓筒足有四五米高,墙体上部遍粘高粱瓤子。一个土仓中部用白灰写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另一个写着“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顶子锥形,用木板钉成,又敷上灰泥,与远近村舍融为一体。在供销社附近玩,每有飞机声响,总担心美国或台湾轰炸粮仓而藏匿于巷口,久久不敢露面。几次想窥探仓内秘密,但窗口太高,终不得见。
一个孩子在村庄游走,见证了许许多多风物,或新奇或神秘,后来他慢慢把它们串连成记忆的珠串,让乡村的历史在狭小而又宽阔的心中延续,像一股涓涓细流潺潺不息。
供销社邻街而建,正门向南,正屋后一片仓库,里面尽是些盆坛锅罐,我始终不明白那里放着些什么。
午后的阳光斜插进屋里,一道道光柱在货架上游弋。屋里充斥着各种味儿,有时浓得发粘,让你透不过气来。有刚打开的人丹味,酱豆腐和臭豆腐坛中窜出的霉味,掉落柜台上的红糖被阳光烤融,散发着糖味,袋装饼干纸袋中渗出的油油的清香味,散装酒滴在地上的酒精味,布匹开包后的樟脑球味,也许还有吃奶孩子的奶腥味,或是收工回来买火柴男人的汗腥味。若你的鼻子足够灵敏,还可以嗅到年节时带鱼、海米碎渣残留的腥味。
你向西边柜台看去,水泥台面上摆了几个用红泥封口的黑色坛子。坛子里装满直沽、二锅头牌子的零酒。一个白铁皮的漏斗倚在――的长柄酒匙上,中间摆放几个塑料点心匣,里面的红糖块如砖石,匣边摆着砸糖的铁锤和铲子,右边是一大筒酸杂面。一次我见一男孩儿只用一角钱,就买了满满一纸包,便向父亲要了钱去买,结果只购得了半纸包,味道怪怪的,放在水里怎么搅也不下沉。我怀疑是用酸枣核磨的面,村西王家坟有片酸枣林,成熟时我常摘来吃,味道远比它好。柜台里面是几层货架,摆满了瓶装的直沽、夜郎村、安酒,还有茅台。那时节茅台并不金贵,大约卖到二到三元的光景。战斗、墨菊、烟斗、恒大、前门、绿叶、牡丹,各种牌子的香烟挨挨挤挤地立在架上。泊头火柴成包地码在一角,火柴盒上的字太小,看不真切,那是我们的最爱,弹、拍均可,字儿多的先玩,运气好一天能赢几十张。看着、想着,常忘了自己来供销社的目的。
有时不买东西我也常来看看。正对门口的货架上似有一种魔力,拴在你的视线,扯着你的脚步。反正也不花钱,不过眼神怯生生的,充满艳羡和无奈。浏阳小红炮摆在货柜角上,红色的包装纸已有些褪色,上面撒满尘土。粗壮的二踢脚成捆地站着,常常勾起我对逝去春节的留恋和下年春节的企盼。糖果占去了大半的位置。上海产的大白兔奶糖,天津产的核桃大小的糖瓜,小包装的高梁粒大小的糖豆,弹子样光滑,颜色不一的糖球,透明玻璃纸裹着的方形水果糖,粘满白糖的京糕条、绿瓜条,黑色的酒心巧克力,圆形、扁形的棒棒糖,还有一些筒装的食品,里面可能盛着小薄饼干、玉米薄片,也可能似棉花糖、山楂片。这些物品只可远观,虽近在咫尺,却相隔万里,我想这便是诱惑。我们都或多或少在诱惑中汲取了前进的动力。
有一种玻璃瓶装的饮料叫格瓦斯,打开后会喷出一股黑色泡沫,沙沙作响,闻来味道甜而略带酒味,那是一种奢侈品,一直没钱买来品尝。参加工作后,常耿耿于怀,试着在超市寻找,已不见其名,成终身憾事。至于汽酒、香槟啦,长大后虽领略了其中滋味,已无儿时快感。
为母亲买完物品,零钱便归我所有,这种便利已为我们这一代人共知。踮起脚搜寻,几个糖豆,也许是两块便宜的水果糖,便啪地丢上柜台。我并不急于吃,回家后和哥哥弟弟分了。回报是他们有了好吃的也忘不了我。一个豆儿、一块糖,那时竟甜蜜了我们整整一个童年。
如果回家想找点儿刺激并不难,你可以从供销社的后面绕过去,穿过大街,走进悠长的小巷。巷口很多,其中有两条死胡同。兴冲冲走进几十米,才发觉前面是堵墙。日后的梦里我常常梦见自己走进人生的死胡同,找不到攀爬的缺口,黑暗中撞得头破血流。回家入死胡同,只需原路返回,再重新选择入口,可人生能有几次这样的机会?
倘若胆子足够大,东起第三条小巷最是恐怖。“我不是胆小鬼”说说可以,做起来确实不容易。巷口很窄,两边墙高门重,只有中午阳光才能射进。临近出口,有一幢破败的房框子,断墙上斜搭一扇草帘子,下面摆着一副木棺材。每次走过,我总是放轻脚步,生怕惊醒棺材中的灵魂。其实那只是一口棺材。藏摸摸时胆大的伙伴曾躲到里面去过。我曾为自己的怯懦害羞,可还是不愿在这小巷口锻炼。
供销社是我儿时的天堂,是村庄通往世界的中心。每天都会有新奇的物品运入,又不断地走进千家万户,走进每个孩子的童年。我相信村里的供销社是这几十里的中心,是维系我们快乐的根源。我愿意承担去供销社的任务,愿意做一个幸福的承担者。我把这种快感传递给每个路遇的人,包括沉默不语的生硬建筑。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如供销社来去的路,我在完成差事的同时,看到许多厚重的门子开了关了,贴上了不同颜色的对联,涂抹了新的油漆,那些深巷的院子里或静默或嘈杂,压根都是我旅途的一部分。我匆匆来去,像表盘上一根迅行的秒针。
供销社知青的面孔不断地变换,有的回城,有的不知什么事又重新下地干活,有的在深夜里熟睡后再没醒来。我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人还会有这么复杂的经历。突然间刚刚连接的纽带断了,和善的眼神倦怠了。我还和供销社维持着某种关系,包括变换的物品、变换地面孔。
供销社倒塌了,在一个雨夜。我们像一群失去了春天的蜜源蜜蜂,把那些残存的蜜酿成酒,苦苦地支撑心灵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