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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橘黄色的灯光洒落四周,柔和温暖,如同纽约冬日的阳光。我坐在光晕之中,微笑地望着表弟,望着他一面摸挲着我精心装裱过的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证书一面艳羡地“哇,哇”尖叫着。他趴在墙上的背影,那修长有力的身躯,宽阔厚实的肩背,分明告诉我,这个昔日跟在我身后喊着“小表姐”央求庇护的小男孩已经长成了一个可以为其他女孩遮风挡雨的男子汉。

    光阴流转,似短而长。许多事情乍想似乎只是发生在昨日,等到想要在记忆中寻找细节的时候,才发觉像收藏的年代久远的字画不小心沾上了雨水,变得模糊一片,湮没难识。有些时候,情形却又恰恰相反。在某个落日熔金的傍晚,走在路上匆匆回家,或是在某个细雨迷濛的清晨,在街头等着公车,脑海中会突然浮现出多年前的场景。记不清那是何年何月何日,也忆不起当时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只是那个傍晚、清晨、落日和细雨是如此得熟悉和真切。时空变换,相隔多年的两个片断却在我心头留下了相同的投影,不禁让人觉得昔日重来,一切仿佛只在片刻之前。

    有这样的心境,是因为身体在渐渐老去,毕竟连表弟都已大学毕业工作了。我的家是沪上典型的大家族,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都有好几个子女,到了我这一代,表的唐的兄弟姐妹自然少不了。这许多人当中,我和这个表弟算是最为亲厚,大概是因为幼时两家父母都忙,于是我们二人在外公外婆家一起度过了不少时光。我自小功课优秀,在家中的女孩子里算是一个异类,我家的电话也成了表弟的求助热线,从小学至中学,我充当了他的半个家庭教师。表弟高三那一年,为了他的备考、择校与专业,那时已在美国留学的我也没少花费在越洋长途上。理科成绩不错的他,选择了当时很流行的电子工程专业,考试时发挥得很好,如愿进了沪上一所很不错的学校。四年之后,顺利毕业,应着当时的潮流受聘于一家外企。二十几年的生活顺利安逸。正当我以为他要娶妻生子,步入另一个人生阶段的时候,年前接到了他的一通电话,我才意识到这小子也开始不安于现状,准备要开始折腾自己的人生了。

    听着千里之外的那一头年轻、焦躁、带着迷茫的声音,我并不觉得丝毫讶异。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啊,我们这一代人不都是这样吗?在父母的呵护之下,小学读到中学,然后大学是唯一的选择。根据自己成绩的排名和当时专业的热门程度选择一个要为之花费四年甚至更多时间的领域,即便当时对这个行当未必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了解。大学的生活对大多数年轻人而言是舒适安逸的。走出校门的那一天,对很多人来说,也只不过是一辆火车在两条早已铺定的铁轨上的一次转接。但毕竟直面了更广阔更真实的世界,要开始思考自己的生活,开始为自己的人生作个选择。可是这个时候,生命的三分之一已经过去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开惯了有轨列车的司机中有多少人能够有勇气背起行囊,迈出车厢,去旷野中走一条新路?怀疑的念头在很多脑海中也只是在夜深人静之时闪一闪就过去了,第二天醒来还是继续原来的生活。所以,我们这一代人,读书虽多,受教不少,心智却远未成熟,心理年龄普遍滞后于生理年龄,缺乏探索自我的勇气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注定了要在兜兜转转寻寻觅觅之中走自己的路。

    挂断了电话,我便开始思索如何帮助他实现一次生活的突围。我首先想到了自己的经历。来美国读书和工作对中国现下的这一代年轻人而言依然是开拓人生的一个很好的选择,不管将来他们是要长留于此还是回归故土。我不是一定要他复制我走过的路,但在我眼中这是一条对他而言相对简易和可行的途径,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给我打来那通越洋电话。以他的兴趣和背景,时间漫长和录取严格的博士班肯定是不合宜的,那么只有硕士班可供考虑。专业呢?每天八九个小时窝在一个小小的隔板间里摆弄电路印制板已经将他原本应该火花四溅的人生彻底短路,再耗费两年时光兼交上一大笔学费目的只是为了回到一个放大的隔板间去无异于让他饮鸩止渴,所以电子工程是第一个要剔除的。可是,在应该接受通识教育的四年里学了一堆大大小小的专业课的毕业生,除了本专业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呢?我不得不把眼光投向几个不对录取者的专业背景设限的硕士班。首当其冲的是在国内正办得如火如荼的工商管理。对一个有了数年商业实践或企业管理经验的人,美国一个排名前二十的商管硕士班不失为一个有价值的教育机会:认识一群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地域的聪明而有历练的人,每日里团队式的讨论一个个来自于真实世界的经营或管理的问题,既用现代西方的商业理论印证过往的摸爬滚打,又可以为将来的发展积累下丰沛的人脉。但是如果缺乏了必要的准备,像表弟这样,虽说工作了数年,平日里却连人脸也见不上几张,既不满过往的工作,又不知将来要做什么,在七嘴八舌的案例讨论中还不早早地迷失掉了原本就模糊不堪的学习的初衷,最后带走的除了一堆空洞的理论之外还能有什么?我不得不再为他勾去一个选项。想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与数年之前的情景是多么的相似,只是那时要突围而出的换作了自己而已。我感到一些欣喜与安慰,原来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要面对这种困顿。很快,我的“卑劣”被自责的情绪压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何况还是一个我关心的人。

    几天之后,在给表弟的电话中,我平静地讲述了自己这些年来的生活。告诉他我如何在经济学博士班读到第三年的时候失去了对学术研究和校园生活的兴趣与热情,陷入了对前途的迷茫和对人生的焦虑;如何在一番挣扎之后沉静下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背景和寻找职业的目标,最后选择了“金融工程”这个在传统的金融行业中新兴的交叉领域,作为学习和工作的方向;然后又如何进入哥大,经过一年艰苦的学习拿到硕士学位,在竞争严酷的曼哈顿金融区中找到了一个属于自己的职位。

    我不想给他这样一种感觉,一个外人正在替他安排今后的人生,但我确实相信我走过的路、做出的选择也会是他获得成功的捷径,而且如果他愿意尝试,我会以数年累计下的经验与人脉给予一切可能的帮助,为他铺平这条对于其他人而言可能是遥不可及的道路。

    和我预料的相去不远,在三言两语打消了他对一个陌生学科的恐惧和对自己能力的怀疑之后,表弟很快就接受了我的建议。十几年过去了,小男孩长成了男子汉,依然没有改变的是对我这个大姐姐的信任与依赖,我的心中不禁一阵暖意涌动。

    从那以后,表弟的生活注入了新的元素,也填塞得满满的。在八小时工作之后,还要准备toefl和gre这些入学申请必需的考试,这对一个已经离开校园一段时间过惯了上班族的不紧不松的生活的人而言,不能不算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好在,工作,啃书,睡觉,工作,啃书,睡觉,这种惯性似的繁忙生活在将他的体力和时间耗尽之余,也让他再也无暇胡思乱想,为平淡无趣的生活抱怨连连。在身子挨到床沿之前,眼睛已经睁不开了,出现在梦中的也尽是一团团回旋飞舞着、分都分不清的英文单词,他恐怕是没有什么时间去思考其他更多东西的。

    在这一年当中,我们的沟通也异常简单起来。他报告给我的是,又念完了哪本书,又上完了哪个补习班,模拟考试的成绩又提升了多少分;我说得最多的是,继续加油,再坚持一步,这就是一场体力与毅力的比赛。他有时也会抱怨这种日子过得很辛苦,可是我听得出,那是一种农民伯伯劳作了一整天后看着田里又窜高了一茬的麦苗,心中憧憬着秋风扬起时的感叹。

    充实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在中央公园的霜叶渐渐落尽、野鸭越飞越少时,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了抑制不住的兴奋喜悦的声音。有了两个不错的分数,表弟所需的硬件终于都已经齐备,剩下的就是一些联络学校、撰写文书、完成申请材料这些被我称之为软件的工作了。我自己,和我的那些朋友之中,有的尽是这方面在行的高手,他自然不必为此太过操心。

    正当一切有条不紊地进行时,表弟无意中向我提到他的公司将要在年尾时派遣两个中国区的员工到美国总部接受短训。我即刻意识到这将是一个为他的申请成功增加砝码的好机会。以我在美国求学的经验,与录取委员会中的教授当面谈上一次往往比写上一堆电邮还要管用,让对方清楚地感受到你对申请的专业的浓厚兴趣和强烈企图心,也常常可以抵消背景不足的劣势。正因为如此,一般美国学生都会在递交申请之前参加那些列在申请清单上的院校举办的说明会,或是在来年春天结果公布之后实地考察一番有幸获得录取的学校再决定最后的取舍。可惜,绝大多数的中国学生因为签证、旅费等原因在入学之前都很难有机会真正地了解自己选择的学校、院系、甚至导师,也失去了一个在申请过程中表现自我、赢得印象分的大好时机。如今,当这些有可能不再成为遗憾的叹息,自然没有眼睁睁坐失良机消逝的理由,我竭力怂恿表弟向公司争取一个受训名额。

    也许这小子平时的表现不错,人缘也很好,或者用了其他什么办法,他最后确实成了赴美者中的一员。当他应付完训练课程匆匆从圣荷西飞到纽约城的时候,我们在异国的相逢比预期中的早了半年。没有太多的时间享受亲人聚会的乐趣,我必须赶在圣诞假期到来之前完成预定的计划。

    哥伦比亚大学的金融工程硕士班学制短,名声大,最重要的是哥大与华尔街同处一城,毕业生就业时占尽了地域的优势和校友的关照,几年下来找不到工作者凤毛麟角。在这座满目红尘的都市中的这片常青藤早已成了众多学子的上上之选,也是我为表弟设定的第一目标。据我所知,哥大的这个系每年都会收到数十倍于录取名额的申请,面对堆积如山的材料,审查委员会的教授们恨不得一分钟做完一个决定。如果不是真的有完美无缺的学术背景,申请者的运气,或者更准确地说,吸引到的教授的关注度便对成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陪表弟拜访了昔日我在哥大的几位老师,希望他们在还未开始审阅申请材料之前脑海中已经留有一些印象。我又让他随我参加了每年一次的同学聚会,在座的昔日同窗都已经是在华尔街上各个金融公司站稳了脚跟的事业有成人士,其中必然有一些会成为他毕业时的工作推荐人。

    忙完了这一切,已经到了平安夜。我们在中国城享受了一餐祖国的美食,回到我的公寓。连日奔波,终于可以坐在柔和温暖的灯光下,我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望着眼前这个兀自憧憬着未来而兴奋不息的大男孩,我突然有一股莫名的惆怅与嫉妒,这种充满激情的生活不知不觉间离我似乎已经很久很远了。

    二

    圣诞节之后,新年接踵而至,中间的这个礼拜成了约定俗成的假期,公司的上上下下大多不见踪影,几个轮值的前台后勤也是晚来早走,心不在焉。一年将尽,辛劳多时的人们,自然要抓住最后几天好好享受一番;蹉跎岁月的,既然三百多天都已浪费了,也不会在乎最后的一点时光,何况在这个国度用节假日来加班赶工多半还会引来异样的目光,索性多疯狂几天,到来年再图奋起吧。于是,整个纽约城进入了一年之中最欢乐最繁忙的时刻,如同一首漫长的乐章在尾声时达到了百器共鸣的高潮。

    表弟行程紧凑,三十号便要踏上回国的班机,只余下两三日的时间游玩这座久负盛名的城市。两三日,实在是太短了,即便闻鸡即起,戴月而归,也只能是匆匆赶到一个地方,停留片刻之后,再急急赶往下一个目的地,在点点线线之中完成一次阅读地图般的接触。换作是我,要亲近一座城市,总得留下足够的时间。我喜欢走进一家书店,买下一本类似中国的地方志的小书,然后找一家可以露天而坐的咖啡馆,啜饮着咖啡,观赏着街道行人,慢慢读完这个城市的历史、风俗和人物。从第二天起,再去一一拜访那些给这座城市带来荣光的地方,或是自然的,或是人文的,更多的是二者融为一体的。这样,当我离开的时候,带走的就不再是一张张定格的风景画,而是一个个流淌的鲜活故事。好在,他大有机会明年搬来这里住上一年或许更久,用“来日方长”来释去今次的遗憾再恰当不过。

    当在去看百老汇名剧歌声魅影的路上我把这些告诉表弟的时候,他大笑起来,说:“这是上了年纪的女人才会有的旅游法。我还是喜欢行色匆匆,来去如风。”

    很少从这小子口中听到这么文雅的用词,大概是把哪句歌词念了出来。既然讥讽我“上了年纪”那我就要倚老卖老,在他年轻挺直的背上狠狠拍打了几下。

    他往前逃开几步,又回转头给了我一个坏笑,不知死活地说:“我来以前,外婆可是千叮咛万交代,要我问问侬朋友谈阿哪能了,啥辰光可以”

    “侬勿要帮我搞,管侬闲事,没大没小。”我当然知道他要说什么,妈妈和外婆在电话中没少催问过。

    看他依然在挤眉弄眼地笑着,我立即反击:“勿晓得啥人开春辰光打电话拨我,讲工作阿忒没劲了,生活阿忒没意思。真作孽阿,像只偎灶猫一样,半死勿活”

    听着我摆出了他年前的可怜事,小子灿烂的笑容有些僵硬。哼,扳回一城。

    相处了几天,我们又似乎找回了少年时的默契,看来时光的河流没有沉积下多少泥沙,在我们之间筑起厚重的隔膜。

    一路上,嘲笑嬉闹。好在身处异国,行人中懂得汉语的很少,听得懂吴侬软语上海方言的更是稀罕。如若这是在淮海路上,我们一定已经挨了不少白眼,耳中飘进一句“年纪勿小了,骨头还介轻”的评价。

    到底是年轻人,没有长性,表弟的注意力很快被吸引到了其他地方。前面是一座街心花园,在城中颇有名气,天气晴朗时,那儿常聚集了一群街头艺术家和小生意人,很多外来的游客驻足流连,本地人也常来消磨掉一个午后。今儿日头煦暖,海上吹来的风也没有那么凛冽,又是圣诞和新年之间的黄金礼拜,花园四周俨然已成了一个小小的集市。

    “表姐,我去看一下喔。”给我打了个招呼,表弟就像一头饿着的小牛犊欢快地跑进了自己喜欢的草料栏子。

    这里的摊贩多是席地而设,铺展在地的都是一些稀奇古怪的小玩意儿,天南地北东西两岸的都有,大多是在那些摆满了呆板的明信片、水晶座、咖啡杯、钢笔架等等的礼品店里看不到的。我也搞不清楚他们从哪里找来这些不同州的“土产”不过,外来的游客可是有福了,尤其像我表弟这样的。小时候,他每到一个新地方总爱买些小玩意儿,拿回来分送给那些远远近近的朋友,我国内家里的玻璃橱中还摆着不少他的心水之选。这几日,出门时他的瘪瘪的挎包到回家时总是会鼓起不少。这个幼时的习惯,他竟然保持如旧。

    现在等着被他喂进那只宠物似的挎包空瘪的大肚子的是一堆仿制的印第安人用品。有手工粗糙而图案生动的披毯,编织出了游鱼、飞鸟、奔跑的羚羊、静立的梅花鹿,更编织出了印第安部族对自然的亲近与依恋;有在祭祀的舞蹈和部族的战斗中使用的木刻面具,用黑、蓝、红、白四色描绘出了族人心目中神灵或恶兽的形象,让外人一窥他们神秘独特的宗教信仰;还有一些用来自高山大海的宝石和贝壳串成的饰物,宣扬着这个古老而落后的民族对美的永恒追求。

    看着这些支棱着长腿挤在地摊前、在阳光下闪耀着不同发色的青年,我不禁感叹:“在某些方面,人啊,都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我看了下表,离歌剧开场还有好些时候。既然表弟一时半会走不动路,我也四处闲逛起来。

    花园的西头三三两两地摆着几个画摊,对从小醉心绘画的我来说足够消磨掉多余的时光了。一个摊子上卖着纽约各处的风景建筑画。这些画作印在精细的白纸上,再贴到米黄色、花纹凹凸的厚纸板上,然后包裹一层薄薄的塑胶膜,比起普通的明信片来增添了不少艺术气息。再走几步,一个上了年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在给一个白人少女作素描。画布上已经呈现出了一个优美的侧面轮廓,画者手中的炭笔正利落地勾画着少女瀑布一般倾泻在肩上的长发。粗粗落落的线条,流淌着青春勃发的动感;再看看,也颇像老人额头、指上满布的皱纹,深刻凝滞,显露着岁月风化过后的深邃与空茫。

    原本想一直看到这幅素描完成,但是怕打搅了老人。虽然想想街头画匠应该早已习惯了围观,但至少我在幼时每次画画都不愿有人在一旁注视,因为那样,既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使我无法全力捕捉对象身上的可画点,又阻碍了它们投影在我的记忆中,唤起一些深藏的感触。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我看见对面两个黑眼黑发的卖画男子,耳中隐约传来几句他们操着地道中文的交谈。

    我踱步过去,好奇地打量他们的卖品。油彩、水粉、炭笔素描,种类不少;静物、风景、人物肖像,题材也广泛。这些画装饰粗糙,看着却很清新,和先前几处满摆的机器印刷的明信片似的画儿大不相同。

    “这些是你们自己画的吗?”我开口问道。

    两人含笑点头,其中高个子的一个还用带着北方味的卷舌普通话招呼着:“随便看吧,说不定有你喜欢的。”

    我一幅一幅翻拣着,随口同他们闲聊起来。两个人都是爽直的性子,看上去很爱同别人分享自己的往事。平顶短发、身材高挑的一个,毕业自中央美院,在广告和出版界做了几年美术设计之后(用他自己的话,是“疯玩了一番之后”),潇洒地挥手作别享乐生活,到美国来继续追逐艺术之梦了。另一个中等个子,留着过耳的长发,身上的文艺气质更加浓郁一些,出国前已经是浙江美院的讲师,因为妻子赴美攻读东亚研究的博士,他就半陪读半深造地又作回了学生。两人同在新泽西拉特格斯大学的美术研究所,乘节假日的闲暇时间来纽约城出卖自己的习作。

    听完了他们的故事,我也看完了大部分的画作。瞥见角落里还有一打叠在一起尚未铺展开的,我一边拿过来翻阅,一边回答着他们好奇的问题。

    那高个子的青年又问了一句什么。我没有听清,也没有想到去作答,我只盯着手中的一幅油彩。

    画中是夕阳下的一条古旧的弄堂,那种二三十年前上海随处可见的两层楼的老式弄堂,即便是现在,在浦西老城区的“下只角”依然可以找到。薄暮的余晖洒落在西边的弄堂口,给水门汀染上一层淡淡的金色,那里成了图中最明亮的地方。金色的光芒中,一个少年单膝跪在墙角,正将一幅图画缓缓卷折起来。他正对的青苔斑斑的墙面裂着一道长长的缝隙,缝隙旁画着一个火焰飞腾的图案。飞腾的火焰,用更鲜亮的色彩绘成,大得也似乎有些失了构图的比例。弄堂里面,暮霭沉沉,用了灰暗的色调。暗景里,自西向东,画出了三个门户。大门掩起,窗口露出屋中的一角,不见人迹。在最近的一户二楼大开的窗户旁,却端坐着一个少女,正埋头在一张用木板夹着的纸上勾画着什么。在她面前的窗台和窗下延伸出的铁架上,摆着几盆寻常的花草,不寻常的是窗边挂着的一个可乐罐似的东西,一头包着塑料膜,用橡皮筋箍起,另一头牵着一根丝线,平伸出来,消失在前方,想是连到了对面的弄堂。

    这是一幅画吗?对旁人,它或许是;可是,于我,却怎么像是往事穿越了时光隧道在今时的投影?投影如此真切,真切到让我怀疑此刻周遭一切的真实。往日里,某个落日熔金的傍晚,或是某个细雨濛濛的清晨,都或许会突然唤起我平时深埋的记忆,可那只是一颗彗星,倏忽划过天际,在我的心空留下一道匆匆逝去的光痕,还没等我仔细搜寻,就消失不见了。如今,我落入了整个银河,许许多多的星辰在四周飞旋,来而又去,去后再返,清晰转成模糊,模糊又变回清晰。我不用去搜寻,我只是目不暇接。

    “表姐,表姐,我们要迟了吧。”

    当我从记忆的漩涡里抽身回到纽约冬日的阳光下的时候,表弟已经蹲在我身旁不住地轻声催促。我回过神来,下意识地笑了一下,算作回应。我看了一下腕表,确实,已经是要用小跑的速度来入场了。

    “这幅画我买下了,请问多少钱?”

    “一般卖十五块的。既然你这么喜欢,大家又都是在纽约的中国人,十块钱好了。”高个子青年答道。

    我从皮夹里抽了一张二十美元递给他,告诉他不用找了。

    他们似乎有一些惊讶,互望了一眼。其实,更惊讶的人是我。我看着对面卖画的两个人,试图找到一些时间不曾改变的东西。我知道,这样的打量已经有些唐突,可是那两张面孔为什么都像是我人生中的初见呢?

    “这是你们哪个画的?”

    两个人都摇头。

    “这打画是帮朋友代卖的。”高个子说。

    “那你们认识作画的人喽?”

    “这些画是阿明拿来的吧。是他画的吗?”他转头去问同伴。

    “不是阿明,是他的一个朋友,在明尼苏达还是密歇根念美术的,今年圣诞节来找阿明玩,听说我们这两天要来纽约城卖画,也贡献了几幅出来,让阿明拿给我的。我看了,觉得是人家用心画的,和我们这些随手涂鸦纯粹拿来卖钱的不一样,所以也没摆出来,原本想拿回去还给人家的。”长发青年淡淡笑着,向我说出因由“我在这儿呆了一上午,见了不少买画看画的,觉得吧,也就你一个有眼光,识得艺术的优劣。”

    从初二后就搁下了画笔的我,哪里分辨得出艺术的优劣。长发青年啊,不怪你走眼,因为你又怎么能了解我从这幅画中读到了什么而要珍而重之地买下,不过,我已经相信了你出国前是浙美的讲师,至少,我可以分辨卖画的和作画与教画的不同。

    “我我很喜欢这个人的画风。嗯,你们知道他是国内什么地方来的吗?”我想着自己的措辞,如何可以更多地打听画者的生平又不会显得太过突兀。

    两人彼此看了一下,都摇了摇头。目光中,蕴着好奇。

    我一时语塞,一是失望,二是不知再该从何问起。

    “表姐,真得要迟了。”

    我低头看表,小跑已经要改成一路飞奔了。在美国,尤其是纽约百老汇看歌剧,迟到是很不礼貌的事。我感激表弟还记得时间,提醒了我,却又有些懊恼他的催促使我不得不结束与卖画人的交谈。

    卷好了画,挥手作别,走出老远,我回头望,阳光下,那两个卖画的青年正在说笑谈论着什么。谈论我吗?一个异国都市中遇到的奇怪的买画人。

    三

    当舞台上克里斯蒂娜顶替卡洛塔献唱“think of me”揭开了自己人生悲喜剧的序幕的时候,我的气息还没有喘匀。这已经是我第三次看歌声魅影了。每次陪来纽约城玩的朋友领略百老汇歌剧的风情,这出一定是首选的曲目。如同饮酒,每看一次,沉醉一回,愈沉愈香,越醉越迷。可是,今天我久久不能入戏,即便早已平息了奔跑赶场的喘息,即便周围的乐迷有些已经听得闭上了眼睛,泛起了泪光。在别人的故事中落自己的泪,我也时常如此,可是今天怕是做不到了,因为此刻我脑海中上演的是自己人生的序幕剧。

    我出生不久,因为文革荒废了求学岁月的父亲开始与时间赛跑,光荣地成了工农兵大学生,妈妈三班倒,没有人有暇照顾我。我住到了外公外婆家,直到读小学才回去父母的身边。外公外婆家在杨浦区,老弄堂房子,所以我的童年是在上海的弄堂里度过的。长大以后,每次看到有关弄堂的文字和图像,都会抓来细读细看,印象最深的是沪上作家王安忆的长恨歌开篇描写上海弄堂的整整一章。不过,那不是我印象中的上海弄堂,不是说名满天下的女作家写得不好,只是那是王璐瑶长大走出的弄堂,不是我的。

    我印象中的上海老弄堂,是一个门牌号码下,上下二层楼,前后两扇门,住着四五户人家。前门进来,是一条靠墙的狭仄过道,过道一侧的第一扇门开进去是一间宽敞的大屋,称作“客堂间”顾名思义,应当是迎宾待客的厅堂,现在却成了一户人家食宿起居的所在。沿着过道往里走,遇着第二扇门,关着的是后厢房。这间屋子夹在中间,光线幽暗,晨昏不分,原本作卧房用适合不过,如今可苦了其中的住户,大白天也得亮着灯,每月多耗几度电。走道尽头,陡然现出一片天地。那是一个小小的天井,不大的地方,硬是塞下了一只大水斗和数个水泥灶。几户人家用水用火,洗漱做饭,全在这里了。水斗上方高高低低的水龙头,有几个滴着水,便有几家人在此繁衍。灶台上铺着的水泥青石板,早已染上了烟火色,好像深深浅浅的雨墨云遮蔽了澄澈的天,就等着雷公电母一就位,豪雨倾盆而下。那是婶婶婆婆一擦火柴,油锅滚沸,香气飘溢,沿着走道,散入了四邻。灶头好几家,左右并排放,善用了有限的空间,而且住户们早就熟悉了各自的作息,似有意似无意地错开了汲水生火的时间。上班的人迟不得,拿着退休老保的阿公阿婆便让出了正钟点;年轻后生喜欢夜生活,晚归晚出,老人家则讲究养天年,早睡早起,也是互不相扰。从早到晚,天井里总是不缺忙碌的身影,却又见不到几个人挤作一堆转不过身的窘况。以老上海人的精明伶俐,深谙“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的应世哲学,自然不会找不出一个在同一片屋檐下客客气气、融融泄泄的安居之道。纵使有一两个毛头新迁户,不懂得约定俗成的规矩,给其他人家添了麻烦,一次、两次、三次,数次之后“拎不清”的坏名声就在弄堂里传播开了。新住户进进出出,就会多多少少觉察到邻居们眼角冷冷淡淡的余光,背后蟋蟋嗦嗦的私议。一般明白事理的,也就会到了意,改了行止,不会让这暗中的不满扩大成明白的口角。与天井相连、与过道正对的还有一扇门,里面是底楼的最后一间房,叫做“灶披间”这离灶头最近、原先供人吃饭的屋子,不大也不小,外门开出去便是弄堂间的空地,所以也是这个门牌的后门。天井里还有一道窄窄陡陡的楼梯,通上二楼。楼梯短短,也就二三十阶吧,顶头是一个小平台。平台靠灶披间的一侧有一个“亭子间”人若飞鸟住在空中的亭子里。屋子一上一下,只隔着一层楼板;名字一雅一俗,差了天地。亭子间对过,还有一段更短更窄的楼梯,七八阶而已,那里门后藏着的可是楼里最大的一间屋子-“前楼”前楼铺的多是木地板,脱了鞋,轻轻地走。动静大了,叮叮咚咚,楼下的后厢房、客堂间里就听得一清二楚了。前楼开有四扇窗,窗下便是前门外的水门汀。送电报或挂号信的邮差根本用不着进门爬楼梯,在底下一声叫,楼上就得了消息,拿着图章匆匆赶下来。楼上住户都在窗外安了铁架,摆上一些小巧的花草,更大的用处是将一根根长竹竿从自家的铁架直搭到了对面的架子上,做成了一个空中晾衣场。那底楼的住户呢,岂不是没了这个便利?才不会。弄堂的墙壁之间、门牌与门牌的相连处,横着一道道铁梁。梁子不高也不低,高了,够不着;低了,晾晒的长裤打着了行人。每到晴天,阳光初现,家家户户就把夜里收在过道顶上的竹竿都搬了出来,套上昨日未干的或今晨新洗的衣裤,架到了横梁上。这活儿徒手不成,得用一件叫“乌杈头”的东西。那是一截抛得光光的木杆子,顶头绑着一个铁制的分岔,活像一个头小尾长的英文字母“y”或中文字“丫”用的时候,分岔口对准了竹竿头,向上用力一顶,往前轻轻一送,再缓缓放下,竹竿便从梁上到了手中。至于这名字的由来,也许以前在乡下,把手的木杆多用乌木做成,顶上分岔又状如树杈,故而得名。随着江浙的移民汇聚到了这座城市,这“乌杈头”就从木屋竹舍流传到了砖瓦弄堂,绵延至今。到了这里,想是最高明的建筑师也不得不赞叹这些弄堂居民善用空间的本事,原本一个门牌一个住户的天地里最多时竟然塞下了五户人家。这还没有完,横向的地方用尽了,顶上的天空却是无穷的。前楼之上就是房顶,在屋脊处尚有约一人高的空隙。有人就想出了点子,打通了屋脊下的顶层,沿着两侧的坡度硬是搭出了一座小阁楼,再竖起一架木梯,直通前楼的门口。摆上一张床,两个木箱,一台电视机,前楼的人家凭空多了一间唤作“三层阁”的小卧室。少年人手脚利索,爬上爬下方便,三层阁常常成了他们的小窝。三层阁的灵魂在屋脊上的两扇“老虎窗”(“老虎”是“roof”的谐音)。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一扇窗前射入,黄昏的最后一道霞光从另一扇窗后消退,弄堂的晨昏在这里作最后的牵手告别。三层阁的狭小逼仄在所有房间中无出其右,但那里却是整栋楼的最高点,小窗外的世界广阔无垠。白日里,探头出去,就若置身于海上,但见层层叠叠的黑浪起伏绵延,无边无际。一阵风铃声过,白白点点的海鸥从海面疾掠而过,那时某户人家放养的鸽子。时不时,远处隐约传来断断续续的汽笛声,这却是真的,沿长江而下或是从东海泊来的轮船在黄浦江上进港靠岸了。到了晚间,窗户里可以吹进江上刮来的海风,凉凉的,湿湿的,咸咸的,将阁楼里的憋闷之气一扫而空。夜深人静,大人睡着了,老人睡熟了,少年郎趴在老虎窗口,对着幽深的星空,想着隐秘的心事,琢磨自己什么时候可以离开这一尺见方的蜗居,在天穹地庐的旷野中奔跑。多少在弄堂里度过孩提时代的少年,在这一扇小小的天窗口,开启了追逐梦想的旅程,完成了现实与理想的第一次思辨。

    我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年没有再住过上海的弄堂了。外公去世后,外婆年事已高,几个子女很不放心,商量之后,把她接回了家,挨个轮流住上一年半载,外婆的弄堂房子也出租给了别人。从那以后,每至逢年过节,几家人不用再往弄堂里钻,改在宽敞明亮的新公房里团聚。出国之后,这样的家族聚会也无法出席了,代之以一通在众人手中辗转的越洋连线。原本以为弄堂已经从我的生活中永远消失,旧时的记忆也渐渐淡漠到混沌不清,竟然就在这一刻,在富丽堂皇的异国歌剧院里,一群不同发肤颜色的人中间,舞台上变换着或悲或喜却永远离奇如传说的故事,狭小、逼仄、琐碎、平民、染满了烟火色的弄堂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事无巨遗,纤毫毕现,仿佛我从未离开过,今早刚刚从中跨出。

    “music of the night”的音乐再次响起“幽灵”的声音一回比一回魅惑,少女的沉沦却一次比一次少。在地底反复吟唱的悲歌终究敌不过天光下一次脉脉的诉说。人是向往光明的动物,只能在黑夜中绽放的“夜之歌”在写就的那一刻就已经沾染上绝望的气息,纵使迷惑了感官,控制了思想,却始终无法触及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那最柔软的地方又在何处?

    我垂下头去,以手支额,眼前蔓延开朦朦胧胧的天地。

    那里升起晨曦

    飘荡的生命凝成朝露

    恋上一株青草的诱惑

    轻轻吻落,苦乐难说。

    时间溶成树脂,层层包裹;

    青春化作微尘,点点混着。

    日出月落,潮起风过

    百年,筑成一块琥珀。

    阳光下的杰作

    纹路交错,七彩闪烁。

    穿越坚硬的外壳

    最柔软的核

    却是那茎草稞。

    轻轻一触

    尘封的露水变成泪珠滚落。

    弄堂是我幼时的居所,那里谱下了我童年的基调,也承载着我心中最柔软的核。在数十年后不经意的瞬间我才陡然明白。

    清晨来临的时候,整个弄堂从睡梦中苏醒。外婆牵着我的手,我替外婆拎着小菜篮子,走出家门,去买菜了。马路上,市场里,总能碰上一堆相熟的阿婆阿婶。“侬早”、“侬好”的开场白之后,当天的小菜经开始流传:“今朝东边摊头个肉交关便宜。”“今朝苏北人个虾邪气新鲜。”“今朝公家菜场个青菜看上去黄哈哈,勿灵格,莫买,去自由市场。”就这样,一路遇,一路说,一路买,几乎每次都能将又好又便宜的小菜装进篮子,满载而归。弄堂里一天的生活就在菜篮交错、言语相传之间热热闹闹的开始了。

    黄昏到来的时候,弄堂里进入了一天中最欢乐的时光。除了寒风穿堂和落雨湿街的日子,家家户户门前都搬出了躺椅、板凳、小桌,在弄堂间的空地上摆起了场子。闲谈,串门,看报,读书,打牌,搓麻将弄堂的居民们白天里散落各处,忙碌着各自的谋生事,此刻聚在同一片天空下,享受着生活的乐趣。这时候,我最常做的是搬一张小板凳,坐在辛劳了一天的外婆身旁,同她说话,或是听她与邻居的闲聊。外婆的文化水平不高,不能为我讲那些书中的童话故事;阅历也十分有限,没有什么曲折离奇的往事可以回忆。我最多听到的是她在浙江宁波乡野间的早年生活和她与外公迁居到上海后抚养六个子女的点点滴滴。有时,她也会讲上一两个她们当地流传的故事,都是简短而带着劝谕的意味,后来我读到百喻经,隐约发现了一些相似,又随即联想到离外婆的故乡不远就有一座香火鼎盛的江南古刹(阿育王寺),才明白这些故事的源头。外婆口中的无论虚构的故事还是真实的回忆,都是平淡似水,可那时我总是依恋不已,每次收起板凳回屋睡觉时总是会抱怨夜幕降落得如此匆忙。即便到了如今,幼时听到的东西早已剩不下什么,在许多个不经意的傍晚,飞扬的晚风清洁我的身体,燃烧的霞光温暖我的脸颊,我心中默默念及的依然是夕照中的弄堂,促膝而坐的祖孙,和她们喃喃的细语。外公则生性沉默,年老之后更是不爱说话,这时候在藤椅中常常一坐就是个把钟头,姿势都很少改变,似乎周围的一切流动都与他无关,他坐在那里,只占据着弄堂一个宁静的角落。年幼的我根本猜不透他在想些什么,也不敢去打搅他,只有在和他下象棋的时候,才看得到他活跃的神情,说“落子无悔”时的豪迈。所以,在那个父母将我接回的清晨,当我带着简薄的行囊跨出门槛,从迷离的双眼里看到外公静默地坐在门边朦胧的雾气中老泪纵横时,我登时目瞪口呆。我人生中最为酸楚的一场离别最终打下了惊心动魄的烙印。从那天起,我开始疑惑地思考我对他人的理解。很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有些感情如同沉寂的火山,只有在它再次喷发的时候才能让世界感觉到它内部熔岩的炽热。

    弄堂的晨昏足以勾勒出我童年生活的面貌。在回到属于自己的家和已经有些陌生的父母身边之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进入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终日紧闭的双重保险的大门,急促如踩着钟点的父母的脚步,一月之后依旧识认不全的左邻右舍,简短而又稀疏的有客来访,我似乎被突然从一个喧嚣的尘世抛入一家清修的道院。每个晨昏,风穿过房间的声响入耳成了我孤独迈向成人世界的足音。

    好在,很快我开始了求学的生涯。置身于一群同龄人中间,我的疏离感被填充了很多。学校里,除了学生,还有老师,严格负责的老师,从第一堂课就教育我们要“刻苦学习”的老师。一个“苦”字,省去了多少言语,道出了全部意旨。听不懂课堂的讲解,并不稀奇,因为要苦学;碰上了毫无兴趣、总不开窍的科目,就投入更多的时间,因为要苦干;面对着随我们被颠来倒去排列张贴的名字而颠来倒去的友谊,硬起心肠,因为要苦追。难怪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界荣享“hard worker”的美名,我们从小就被教会了以苦为乐。

    我不可逆转地成长。童年在那个雾气弥漫的清晨从我身后沉睡未醒的弄堂那里远去,只有在每年假期里我固执地要求回去小住时停下她消逝的脚步。这种挽留也在我升入初中之后因为日益繁忙的学业和外公外婆日益衰老的身体而宣告放弃。人们总是说时间一去不返,其实岁月漫长得如同静止,在时间中流逝的是我们。

    “all i ask of you”的旋律在管弦乐中缓缓升起,戏近尾声。少女救赎式的一吻终于将冰封的夜空融出一缕晨光。幽灵唱着“it’s over now, the music of the night”缓缓地走向舞台一角孤独的王座,在另一侧少女和她的情郎携手的背影消失在幕后。

    无论多少爱恨,我们在此分手,他日如若相逢,你是否还能识得我的歌声?

    我不知道幽灵绝望而魅惑的歌声能否在少女的记忆中飘荡,但不久之前我才知晓我幼年时的梦想始终在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埋藏。

    如果只能用三个词语描绘我全部的童年,除了弄堂、至亲,最后一个我会选择画笔。如果不是在初二的时候那新开的平面几何课一时搞住了我的脑筋,弄得我应接不暇,如果不是父亲一番意味深长的说话“首先要顾好文化课,在游刃有余的情况下再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老实说,我也从不指望咱们家里能出一个艺术家。”今天的我或许依然在跋涉着追逐童年时的梦想。这条追逐的道路,我不知道可以走多远,也不知道是行得快还是慢,但我想我不会在原地停留不前。

    自小我就被说成是一个安静的小孩,因为我的语言是无声的色彩与图案。就像幽灵用音符来寄托他的人生,gaston le肉x用文字来书写他的情怀,我恰好选择了画笔来记录我的世界。一打白纸,一支画笔,就可以用去晨昏间漫长的白昼。一个人作画也许是寂寞的,两个人一起涂抹就肯定不会。我幸福得在弄堂里的一群同龄人中找到了一个画伴。这个男孩子不仅和我有同样的兴趣,连经历都有几分相似。他的父母是从上海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到安徽去的老三届知青,在广阔无垠的天地中锤炼了几年之后,幸运抑或不幸地被招工上调到了当地的省会城市合肥,因为这样反而错过了后来知青返沪的政策。也许是他的父母和我的爸妈一样都忙于读书工作,也可能是出于将自己无法完成的心愿寄托在下一代身上的考虑,这个男孩子也是出生不久就被送到了祖父母的身边,直到八岁那年回去父母定居的城市。男孩和我一样都不知道我们的身上正背负着父辈沉重的冀望和这个特殊的时代正在我们的成长之路上打下磨灭不去的烙印,我们只是每日里聚在一起,用线条勾勒眼中光怪陆离的世界,用颜色渲染少年人莫名其妙的心情。

    两家的老人都睡得早,天光一黑,我们就被各自抓回了家,不甘不愿地上了床。男孩子到底是男孩子,鬼主意多,不知他从什么地方学会了做一种叫传音筒的手工,就是找四个一头镂空的铁皮罐子,两个紧紧地蒙上薄薄的塑料膜靠在耳边作听筒,两个留空对着嘴巴当话筒,两对传音筒的底部都用丝线相连,一端在他住的亭子间,另一端在我住的前楼。弄堂间的距离是如此得近,两个人在各自的窗口大了声讲话都听得清,可是当这个原始的通话器架设成功,我们还是兴奋得雀跃不已,因为我们觉得终于可以在不能见面的时候用它来传送只属于两个人的悄悄话。

    两个充满了幻想的少年人还煞有介事地结下了一个秘密约定,彼此交换绝不给第三者看的画。喜欢故作神秘的少年翻遍了整条弄堂,终于在西边弄堂口苔藓斑驳的老墙角找到了一条又长又深的裂缝,作为约定中传画的驿站。从此,一张张对折了的信封被塞进又抽出,遇上落雨飘雪的日子,外面还精心地包裹了油纸。那堵在风雨中独自憔悴的老墙如果知道自己沧桑的皱纹反而作了两颗年轻心灵间连接的纽带,一定会大感与有荣焉。作画的少年一天一天长大,最初的约定始终延续着。有一天,两个人心血来潮地想到将来他们中的一个或两个终会离开这里,于是他们勾着手指又作下了一个约定:无论将来走到哪里,都不会放下手中的画笔,为了让对方知道一幅出现在某一本出版的画册里、某一个公开的展览中或是某一个城市的景观墙上的画是出自自己的手,两个少年一起设计了一个共同的标记,决定把这个只有他们两人明白的图案画在他们每一幅希望对方能够看到的画上。这个奇特的火焰飞腾的标记最先被画到了那堵见证了这个约定的老墙上,随后又被标在了少年们持续交换着的几十幅画中,直到那个男孩子去了一座遥远的城市,断了音信。那个女孩子最后一次看到这个标记是很多年以后在一个异国的街头随手翻到的一幅画上。

    舞台上,众人终于寻到了幽灵藏身的地下室,他们揭开了王座上幽灵的黑色斗篷,斗篷下只有一只苍白的面具。

    四

    “姐,你早点回去吧,我入闸了,到候机室里等。”表弟托运掉行李箱,转过头对跟在身后的我说。

    “也好,在里面等放心,安检有时慢得很。”我陪他往安检口的方向走。

    “姐”

    “嗯?”

    “过去这一年你帮我做的,我心里都记得。”

    声音潮潮的,像纽约冬天那些下雨的日子里弥漫的阴湿的空气。这不是我喜欢的天气。我想说个玩笑驱散它,却一时想不出,只得拍了拍他的肩膀。

    “这些年每次过节,一大家人聚在一起,就缺你一个,大家就会开始说,不知你一个人在美国生活得好不好。姐,如果明年我申请得到纽约的学校,还可以来跟你作个伴儿。”

    只怕你一出机场,就不知恋上哪个美国美眉了,还会有功夫来搭理我!终于蹦出一句玩笑话,刚刚想说,看到他双手插在兜里低着头走路的样子,又咽了回去。

    沉默了一阵,我问了他一个一直盘旋在脑海中的问题:“你从小到大有没有想过自己这辈子到底要做什么?”

    “嗯其实,我小时候最钟意摆弄那些标本,土壤、岩石、植物、还有昆虫。那时我一直想着,将来长大了能够走遍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去考察当地的地理、环境,看看每个地方,有什么样的泥土,什么样的石头,有哪些植物生长,哪些动物栖息。等老了,走不动路了,就坐在家里,整理那些采集来的标本,把他们编成一本实物地图册。”

    怪不得,每次他旅行回来,包里总有一堆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姐,你忘了?当初高三的时候,我有段时间想填地质专业,我老爸老妈不同意,还打电话来问你。”

    印象中似乎是有这么一回事。舅舅当初来问过我的意见,我的回答应该是,地质这个专业太冷,就业也不好,建议表弟再考虑一下。

    沉吟中,听到他在我耳边说“姐,美国有五十个州吧。你说明年我来了以后有多少个地方可以去玩啊,吼吼!”到了入闸口,表弟将他的挎包向后甩了甩,张开手臂,给了我一个充满力量的拥抱。直到他的背影消失在人流中,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硬硬的骨架在我身上留下的感觉。

    步出肯尼迪机场,沐浴在午后慵懒的阳光下,我有些昏昏欲睡。钻进出租车,报上公寓的地址,就微闭起眼睛,想着用这个清闲的下午补一补几天来缺掉的觉。

    车过百老汇大街时,我告诉司机在街口放我下来。司机匆忙减速,有些狼狈地停在路边。看着他不悦的神情,我付了比平时多一倍的小费。

    沿着熟悉的街道,我走回到前日买画的花园。黄金礼拜未过,今日天公依然作美,小花园里熙攘如旧。为人作画的老者正在挥动着炭笔,记录另一张生气洋溢的面孔;对面两个黑发黑眼的青年换成了一个金发碧眼的少年。

    在花园里踱了一圈,找不到前天的卖画人。我回到原点,问那个白人少年,是否知道两天前在此摆摊的人今天搬去了何处。他耸耸肩,摊开双手,对我一笑,露出白得发亮的牙齿。看着我有些怏怏的表情,热情地推销起自己的画来。

    离开花园,我在街上闲逛。经过一家礼品店,进去买下了一个摆在橱窗里的考究的镜框。逛到红日西沉,我搭地铁去了法拉盛,在最钟意的一家沪菜馆用了晚餐。

    到家的时候,已经是纽约城灯火璀璨与星河争辉的时候。我用新买的镜框装裱起前日买下的画像,摆在挂着我的哥伦比亚大毕业证书的墙上。

    这时候,仿古的座钟敲响了九点的钟声。我想起与妈妈约定的通话,赶忙拨出一串号码,号码所在的城市正是这一年的最后一个上午。

    “妈,我下午把阿弟送上机了。”

    “事情办得怎么样?”

    “很顺利,申请材料都寄掉了,该见的老师也都见了。”

    “望他明年运道好,能被录取。整整辛苦了一年”

    “妈,你不要担心,该做的都做了,没问题的。明年二月底三月初就出结果了”

    “你外婆起床了,来跟你说两句。”

    “囡囡?”电话那头传来外婆软软的带着宁波口音的沪语。

    “外婆,我把小阿弟送上飞机了,依明朝就到上海了。学堂个事体也都办好了。”

    “唉一个还没回来,一个又要去了。美国真是有介好,让倷第帮后生一个一个往伊面跑。”

    “外婆,侬最近身体好伐?”

    “一时好一时坏,搿抢还可以。我都八十岁了,讲勿准个。只要倷第帮小辈顺顺利利,开开心心,我就精神一点”

    “外婆,今年春节去啥人家里过阿?”

    “去侬大舅舅家里向。今年是侬外公个十周年,要请和尚来念念经,上上供,依家地方大,摆得开。唉,眼睛一眨,已经十年了”

    “姆妈,电话里向勿要讲第种事体了。”

    “是个,是个”

    “外婆,我今年春节也会回上海过个。”

    “是伐?呒没听侬姆妈讲起过阿。请假会勿会影响到侬个工作?”

    “勿会个。我已经积下来两个礼拜个假期了。”

    “那最好勿过,最好勿过。侬再勿回来一趟,我就怕看不到了”

    “外婆,侬还记得以前弄堂里向住阿拉家对过个陈阿婆伐?依有个孙子从外地来个?”

    “记得个,记得个。侬小辰光和依个孙子老要好个,整天在一道画图。依后来跟侬一样也回去读书了,好像寒假暑假里向还回来过个。”

    “对个,我小学升初中那一年暑假还碰到过依个。外婆,侬晓得依后来个情况伐?”

    “后来阿,依好像高中毕业从安徽考到上海来读大学了。再后头,陈阿婆搬走了,就勿大清爽了。”

    “外婆,我春节回来,想跟侬一道再到老房子伊面去看看。”

    “回勿去了,阿拉个老房子已经没了。侬勿记得啦?两年以前那一片弄堂就全部拆掉了。”

    啊,两年前已经拆掉了!不知是爸妈一直没有向我提及,还是我自己听了忘记了?我坐在橘黄色的灯光里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