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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重视姓名之学，由来已久。史料记载，姓名在原始社会就已出现，其时民智尚未开化，起名纯粹为了区别上的便利，发音越方便越省事越好。汉语最好发的音是元音，元音里最好发的是“阿”（a）音，所以原始民族起的名字里，绝大多数是以“阿”开头“阿”什么的，但单纯一个“阿”无法区别不同的个体，还须与其它字组合成一个连贯的意思。自然而然的，他们选择了自己最熟悉的事物，什么阿大阿二，阿猫阿狗阿花阿草
历史的车轮徐徐向前滚动。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名字的内涵也逐步的在扩大。孔圣人有曰：“名正言顺，名不正则言不顺。”说文解字对名字的解释则是：“名，自命也，从口，从夕，夕者冥也，冥不相见，故以口自名。”姓名悄悄摆脱了原来单纯的区别功能，承载了越来越多文化上的东西，进而成为国人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象征。随着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君子求名，小人逐利”的思想深入人心，所谓“士可杀，不可辱”人的名节、名声、名望比天还大。于是乎，围绕着“姓名”发生了不少有趣的事。
农村百姓喜欢给后辈起什么“二愣子”“狗腿子”好听点也不过是什么“嘎子”“翠花”实在难登大雅之堂，但朴实的老百姓自有一套道理——名贱命不贱，上苍慈悲会可怜这些穷苦孩子的。一辈子不图什么大富大贵，只求少点风雨，少点折腾，和和顺顺把路走完，心也就安了。
饱读诗书的士人阶级，在起名上则是另一番景象。短短一两个字，响亮，文雅，吉利缺一不可，如果再能有一两个典故则更佳。位列唐宋八大家的苏洵曾专门写文章，详述他是如何给儿子起名的。首先是苏轼“轼”是古代车上的一个横栏杆，如果你要站起来，就必须扶着这个东西，它专门保障你的安全，类似于今天汽车上的安全带，寄予父亲希望儿子平安、幸福。二儿子叫苏辙。“辙”是车轮碾出来的印。前有车，后有辙，如同轨道，保证车子不颠簸，不偏离走路，寓意希望儿子堂堂正正的做人，少出错。
到了近代，名字跟现实社会的联系日趋紧密。五四运动期间，全盘否定传统文化，连带着中国人的姓名之学也跟着遭殃，废弃中文名，改用英文、日文甚至俄文名，一时成为时尚。
20世纪五十年代，随着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一大批叫抗美、援朝的孩子呱呱出生。十年浩劫，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出现了大量的名字叫“共产”、“专政”、“卫星”的，还有的就叫“革命”90年代邓小平南巡以后，改革开放的深入，使我们这一代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春风中健康成长，身上也少不了留下一点时代的印记。记得上初中时有一对双胞胎同学，哥哥叫改革，弟弟叫开放，跟我们一样调皮捣蛋，但每次闯祸，老师却只斥责我们，而有意无意放过哥弟俩，这让我们很长时间内百思不得其解，只能干羡慕。
风水轮流转，来到21世纪，中国加快与国际接轨，又开始流行起西洋名。尽管大部分人似懂非懂，不晓得“史密斯”原是铁匠“贝克”原是面包师“乔丹”原是马桶盖，与前面所说的“二愣子”“狗腿子”其实殊途同归。只要一看张三李四那样的土八路都起了洋名，满大街是铁匠、马桶盖，自己如果还不赶紧来一个，将难逃被人耻笑的悲惨命运
起西洋名之风日盛，不可少的惹来不少非议，一些言论甚至认为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在文化上对中国进行侵略和颠覆的又一力证”笔者学识粗浅，不敢妄下判断，但凭有限的对中国社会的切身感受，似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不致于如此不济。多几个人起洋名，就真能把祖宗的东西都抛诸脑后？或许，非议之人本身对西洋名并无偏见，他们真正痛恨的是一大帮在同胞面前趾高气昂，指手划脚，说着一些西洋人也听不懂的鸟语的“西化人”太容易让人联想起抗日时期那些让人做呕的汉奸崽子。
到底说来，自己的名字是中是洋，是福是祸，与他人并无多大干系。萝卜青菜，各有所好，你有你的罗密欧，我有我的梁山伯，这点容人之心，这点大国风范，还是不可少的。中西传统“狗腿子”“马桶盖”难分优劣。你跟你的欧若拉在教堂里敬耶酥，切蛋糕，度蜜月；我跟我的小翠花在祀堂里拜天地，喝交杯酒，闹洞房。大家相互尊重，其乐融融，共享美丽时光，共创和谐社会，又有何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