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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又快来了，对于回家，这大概成了我唯一的理由。父亲去世已有五年，我一直未曾为祭奠父亲写过一言半语，我觉得父亲是一本书，而非是一篇文章。在父亲生前，我曾写过一部书名为陈荣桂与陈永贵。
陈荣桂即是我父亲。
此书出版后当地引起了热议，说陈荣桂怎么能给陈永贵比呢？人家陈永贵是一国总理，陈荣桂算老几呀？是的，从这点上讲，父亲确实算不上老几，我让父亲高攀了，也让陈永贵屈尊了。让“二陈”都受了委屈。（我父决不认为这是什么荣耀）大寨一些书贩子，因为陈荣桂的名字在前陈永贵在后而不敢销售。但一部分人却通过各种关系前来索书满足好奇心理。也有一大批老干部，看了此书之后，痛哭流涕，长期积怨消除了，病好了，精神爽了，说死也瞑目了。这本书真正说出了真相，给他们平反了
也有人说陈永贵活着被人利用，死去仍被人利用，又让陈荣桂利用了一把。
其实“利用”二字放在父亲身上纯属冤枉，父亲不知“利用”的妙处，所以他一生靠边。到了晚年也就不可能鸿蒙大开，突发“歹心”以此捞什么政治资本，来抬高自己的身份，一个与死亡对抗过的人，虚荣对他来说还很重要吗？在他心里更重要的是维护当初扛抢革命最终要抵达的目的。不过，父亲一生被冤屈所统治，这么一点小冤，伤不了他毫毛一根。如果有“利用”之嫌，那就是作者，他的女儿我了。写这部书也不是父亲的主意，父亲只相信党组织为他平反，从没有企图让人为他著书立说，他脑壳里根本没有这个概念。
严格来说“二陈”一书不是传记，而是对昔阳政坛的是是非非作一表证。因为昔阳出了大寨，同时学大寨与反大寨成了两派的分水岭，父亲被打成是反大寨一派，而父亲从1957年回到昔阳，任组织部一副部长，当时陈永贵还是在县里集中培养的农业典型，而父亲第一次奉命下乡考察工作还就是到了大寨。第一次见陈永贵，陈永贵握住父亲的手说：“你是国家的功臣，没有你们打江山，就没有咱们的今天”那时昔阳干都除去办理公务，每年下乡劳动288天，当时陈永贵很欣赏父亲犁地的技术，彼此交流的很热烈。据说当时在县里开会点陈荣桂的名陈永贵应声，点陈永贵，陈荣桂应声，彼此闹了不少笑话。大家称父亲是功臣，称陈永贵是劳模，彼此感情很融洽。后来农业学大寨刚开始，南来北往的参观团涌向大寨，父亲领着参观团一天不知要爬多少次虎头山，父亲对参观团说：我叫陈荣桂，今天我领大家参观大寨
哗——所有的目光都落在父亲身上，所有的脖子都吱吱嘎嘎扭过来：陈永贵？陈永贵亲自带我们参观？父亲就耐心解释：我叫陈荣桂，荣誉的荣，桂冠的桂。大寨陈永贵呢，是永远的永，富贵的贵。经这么一说，所有的目光都暗然失色，所有的脖子都扫兴地缩了回去。父亲始终是县政府领导班子的成员，为大寨成全国学习的榜样心存自豪，这毕竟是昔阳政坛共同的“杰作”！所以我一直纳闷父亲后来怎么就突然反了大寨，而此罪名连父亲也莫名其妙。
如果为父写传，我认为父亲最该书写的不是建国后，而是建国前，父亲参加了“刘邓”大军，经历了抗日，解放，援朝三大战争，在朝鲜战场上彭德怀将军亲自授于大尉军衔。他一生最为骄傲的是：身经百战身体没穿过一颗子弹，没留一个弹眼，他完好无损地交给了自己的亲人，并娶妻生子，他说，比起一片一片死去的战友，他足够了。所以，在此后的冤屈，仕途的起落，权力大小，地位高低，金钱多少对父亲都不起任何发酵作用。
写此书的起源，是河南文艺出版社，我的责任编辑李恩清先生，对大寨很感兴趣，他在问起大寨的时候，我给他讲了我父与陈永贵之间的许多啼笑皆非的事，他的“商人嘴脸”立即暴露，说陈荣桂与陈永贵，一个县两个相似的名字，还有这么有意思的故事。一定是本畅销书。然后又听我说，父亲当时被打成是反“大寨黑帮之一”他就拍案叫绝，然后一锤定音。这位老兄决定了此事像个催命鬼，一天数次电话，我只好答应他先采访，看有无要写作的冲动，然后再说。
结果采访我父亲，父亲所说的一切平淡如水。把过去的一切都归为时代产物。好像把他被打成“反大寨黑帮”不是冤屈，而是一段经历。他认为这是一部分人争权夺利所致，是一个人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他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没有错，是非终究会分清。这是父亲的信念，虽然牺牲了一生的仕途，但足以让他欣慰的是在有生之年随愿讨回了公正的说法。在父亲这里，我并未找到写作的冲动。但我知道了父亲成为“黑帮”是因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在“十月事件”发生后，他是专案组长，奠定了他以后必须是“黑帮”的根由。其本质上父亲没有汇入帮派体系当中去，因为他是从部队回归的干部，根本就是局外人。
而真正让我产生写作冲动的是在我寻访当时“十月事件”专案组副组长，文化革命最大的受害者张肇荣所产生的。当时找到张老先生，他问清我是陈荣桂的女儿，知道我来要干什么，一生不向邪恶低头的汉子，竟是失声痛哭，我被怔住了！看着他抽搐的身体努力想克制自己的情绪，但又很困难。我耐心地等待他稳定了情绪，他说，你父亲是个正直人，公道人，我们外县人在昔阳受气，全凭你父亲为我们说话，到后来不是他救我早没命了
后来我又走访一位“十月事件”之后，新领导班子成员马玉龙先生，他说我们到昔阳工作后，了解到你的父亲，他所坚持的不仅正当，而且正确！他是个坚持真理的人，咬住真理不松口的硬骨头干部
我的眼泪倏忽而出，并对父亲肃然起敬！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是个老实少言的人，他不通世故，做事简捷干练，什么问题在他手经过都是一加一等于二。在战场上是个带头踩地雷的人，在政界是个被人算计的角色。可是我没想到父亲在他的同事心里有着至高的声誉。是的，古往今来，有多少人为人情低头，为权力低头，为金钱低头，然而又有多少人为真理低头的呢？
昔阳“十月事件”的来历，起先是本县干部排斥外县干部，到后来闹不团结，搞团团伙伙，当时父亲也是本县人“团结”的对象，可不适时务的父亲却认为：大家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外县人到本县来搞工作，不应该排斥，应该与本县人一视同仁才对。
就因此话，父亲成了“异己分子”
不团结问题搞到登峰造极的时候，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在昔阳县召开第五届党代会上，一部分人串通好，为县委书记（外县人）抹灰灰脸，让他自动退出昔阳政坛，把外县人及异己分子（包括父亲）踢出领导班子，选上“自己人”会议的一切章程打乱，开的全是小会。陈永贵当时很茫然，说：“天遭灾、家遭灾、开会也遭灾。”刚从洪涝灾害中拔出腿来，不团结问题又泛滥成灾。言明陈永贵不仅没有参与此次活动，而且对拉帮结伙充满反感情绪，与父亲的观点是一致的。
地委特派员觉得不对劲儿，通报了上级，引起了关注，为此，一九六四年九月间，省、地委掌握了昔阳县宗派活动的情况，十月间“四清”运动试点放在昔阳，八千“四清”工作队进驻昔阳的村村寨寨。对昔阳“宗派活动”省、地、县三级机构建立了专案小组，这次事件在一九六四年十月进行，因此就叫“十月事件”上级经过一个一个调查取证，搞清父亲一贯作风正派，从不隐瞒观点，敢于挺身而出与歪风邪气作斗争，对同志坚持“五湖四海”的观点，不仅不是团伙成员，而且还是原定县委委员被阴谋串通成候补委员，是这次阴谋活动的受害者。因此被上级定为“十月事件”县级专案组组长。
这次事件在定性时，有人认为是反党集团，有人认为是反党性宗派活动。上级征求父亲的意见时，父亲说反党集团帽子太大，反党分子也不成立，实质是本县与外县干部之争。他认为是，本位主义或是宗派主义。经过再三酝酿，专案组认为：背着党搞非组织活动，拉拢分散选票，破坏组织纪律，具有反党性质。最后三级综合定为：“反党性质的宗派活动”
搞宗派的干部没受到处分，只疏散到各县任职。
昔阳县重新建立领导班子时，父亲任财贸部长职务。
这个时候陈永贵从省劳模，通过一九六三年洪劳灾害自建家园，成了全国劳动模范。之后，毛泽东提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学大寨运动盛行二十余载。于是大寨村成了小中南海，大寨路成了小长安街。大寨人成了至高无上的公民。
而父亲成为“反大寨黑帮”是文化革命初始，政坛大乱，那些疏散到外县的宗派成员从各方回来，为“十月事件”翻案，说“十月事件”是迫害革命干部的事件，而且他们自己把自己从“反党性质的宗派活动”提升成“反党分子”更显得苦大仇深。要想翻案，先得夺权，夺权者必须是革命者，怎样证明自己是革命者呢？在昔阳只有争取到毛主席的好学生陈永贵才最能证明自己是革命派。
在这之前陈永贵和外县来的两任县委书记关系甚好。但宗派成员回到昔阳一夜之间改变了陈永贵的态度。昔阳的政权被当年的“宗派”夺了权，宗派们也就成了扶植大寨的功臣，苦心扶植大寨的两任县委书记都被打倒，尤其是把陈永贵从省劳模扶植到全国劳模的外县书记张润怀，已调外工作，不仅被打倒，而且从外边揪回来成了反大寨的黑帮，而父亲这个“十月事件”专案组组长，理所当然成了反大寨黑帮。
当然，如果父亲顺杆爬过去，承认自己当年的“迫害”行为，也许仕途是另一番景象，但父亲只知立正稍息，不知见风转舵，是非分明是他内心的最高原则。因此在“走资”们洗澡时，多数人很快洗干净站到了“革命”的阵容里，而父亲却怎么也洗不干净，父亲成了硬牌走资派，反大寨分子，迫害革命干部的黑帮。
但在“文革”揪斗时没受到太大的冲击，其原因就在于名字的妙处，感谢祖上有灵，起了个与陈永贵同音的名字，造反派起先没意识到，肆无忌惮地喊：打倒陈荣桂！满城街的人都以为陈永贵被打倒了。一传十，十传百，造反者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后，父亲就只有关押，陪斗的份，不准喊口号，如单独批斗时，只能举拳，不能出声，因搞不出气氛，只好作罢。父亲每天“面壁思过”接四五根烟点着，仰头盯着天花板，烟圈丝丝缕缕弥漫了一室，把当时的专政对象们羡慕死了，说干脆斗死了迅速转世，说什么也得让祖上起个陈荣桂的名字。然后就探究起父祖的英明与先知。为这个名字成了牛棚里唯一取乐的话题。
父亲就这样背着黑白颠倒的罪名被贬为庶民。发送到皋落公社一个雁子都飞不过去的小村庄劳动改造，在这里父亲最为铭心刻骨的是，村民们从古至今没吃过一口麦面。这年春节政府要给山老区补助一人三斤麦面，一村人高兴的载歌载舞。指派二名社员赶着毛驴前去驼面，村人们站在村口望眼欲穿，结果大雪封山，小毛驴在回村的山路上滑到悬崖下，一村人的指望全没了，孩男老少在村口呜呜咽咽地哭，父亲也掉泪了，年也没过好。父亲回城三天，买了些小麦种子，回村试验种麦，麦田居然成功了，当年老百姓一人分了一斗麦子。从此结束了吃不上麦面的历史。父亲同时也成了老百姓的主心骨，谁家有事都找老陈。都说父亲除了不会生孩子什么都会，自己做被子，缝洗衣服，无所不能。但是，一与政界靠边，马上就成了等外公民。
有一次在公社开会，其间接到紧急通知，说中央首长要来视察，这位中央首长就是陈永贵。大家列队接路欢迎，父亲站在队尾，陈永贵前呼后拥，大有衣锦还乡之势，与列队干部一一握手，轮到与父亲握手时，父亲伸出手来，陈永贵却很准确地警惕到这双手不能握而果断地拂袖而去。父亲的手尴尬在空中，无所适从。父亲是被扣上反大寨的帽子，可反不反大寨陈永贵最清楚。然而，政治就是这样冷酷无情，需要你充当什么样的角色由不得你的意愿。陈荣桂与陈永贵，第一次见面握手他们是同志，最后一次见面不握手他们成了政敌，直到彼此生命告结
父亲因了这个名字，让他免除了皮肉之苦，但这个名字也曾潜伏着不为人所知险情——
这是很久以后的事，父亲拄着拐杖到外面晒太阳，一群老头们正聊天，发现了父亲，一老者说，这是当年的假陈永贵。父亲纳闷，说我从生下来就叫陈荣桂，谁说我是假的？老者说，你知道甚？当年陈永贵成了全国劳模，接见了毛主席。听说有人揭发陈永贵在日战时与日本清水小队长有关系，当过伪村长什么的。这事捅上中央，中央有关首长引起重视，可“农业学大寨”已成定局，全世界都有了影响，却出了这个茬子。听说上面要下来调查，下面就搞了个对策，弄了个假陈永贵应付，这个假陈永贵就是你。后来上面没有动静，也就没你的事了。
父亲一笑了之，觉得是无稽之谈。此事的真假无从追究。但父亲确实与陈永贵有过相似的经历，当过一段“维持会长”明是为日本人办事，实是受地下党陈万富的指派为自己人通风报讯的“武委会主任”“自卫团队长”父亲出征是因为暴露了身份，有一次，日本人进村要粮，父亲不仅让老百姓保住了粮食，还串联地方武装与基干民兵连合发动了一次袭击，打死了52个日军，父亲“维持”不下去了，带了十二个青壮汉子参加了“刘、邓”大军。十二个人回来的只父亲一人。如果有人真让父亲“偷梁换柱”把出征之前的事实一歪曲也就混淆了是非。此事要促成，父亲就成了阶下囚，没促成便成了街谈巷议的笑料。总之，陈荣桂与陈永贵二个名字，奇特地拧结在一起有悲有喜，成了昔阳的千古谈料。
我做为父亲的女儿，陈荣桂与陈永贵一书的作者，本着公正的态度书写了他们的荣辱兴衰，是非曲直，他们都是我的父辈，都有可敬之处，但都是这个时代的牺牲品。
每当想起我的父亲，他总是这样一种形象：穿着一身鸽灰色的中山服，胸前别着一支“英雄”牌钢笔，任何时候风纪扣都是严肃地紧封着，咔咔咔，走着正规的军人步伐，不苟言笑。这就是我的父亲！生是这样的形象，死后走进女儿的梦中都是一模一样。回忆起父亲，在我们的童年、少年、青年，和我们在一起的情节很少有几桩能留下印迹，好象父亲不是我们自己的，他永远属于“公家”的。虽然也曾有过抱怨，有过心酸，可是随着人生经历的加深，我对父亲的敬意却越来越浓，因为他书写了人生的正直与勇敢！
（写在2009年清明节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