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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车笨重的木轮辚辚地在那泥土路上滚过。在这无数的马车的夹缝里又有许多挑夫，扁担上挑着一箩筐一箩筐的军火。
人丛里挤着许多白袍的韩国人，一个个都背着一种奇异的a字式的木架，人钻在那框子里，把它架在肩膀上，上面堆满了东西，一袋袋的粮食，一捆捆的军衣、军毯、各种军用品。这种a字架在朝鲜是一种主要的运输工具，号称“朝鲜的吉普车”
黎明的天空是澄明的淡碧色。东线有战事在进行，可以听见炮声隆隆，和爆炸的声音。几颗照明弹挂在降落伞上，降落得异常缓慢，悬在半空中几乎一动也不动，青荧荧的。
每一辆马车上装载的军用品总有一吨重，黑压压地堆得像一座小山。赶大车的戴着三块瓦的破皮帽子，老羊皮袍子敞着衣领，他们都是东三省人，从他们村子里被动员来了“志愿支前”车子和牲口都是他们自己的，说不出的心疼。
军队里的民夫人数非常多，大都是强征来的东北农民。抬担架的排成一个极长的行列，长得出奇。士兵们排着队在他们旁边走，看着实在有点触目惊心。难道今天等一会这些帆布架上会统统睡满了伤兵？也许上级计算错误，征来的夫子太多了。
这支军队是昨天晚上开拔的，走了一夜。行军向来是在夜间，因为避免空袭。天一亮就怕飞机轰炸，这样大的目标，多么危险。但是这条路上挤满了骡车，一来就堵住了，所以走不快。但是一晚上也已经走了四五十里路。中共的军队承袭着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传统，是以善走着名的。判断一个士兵是否合格，第一先要问他能不能忍受长途行军的辛苦，其次就要他把-械擦得非常干净。对于射击的准确倒不怎么注意，主要也是因为节省子弹，不大肯让士兵有机会练习打靶。所以到了紧急的时候，动员炊事员医务员上前线，也并不嫌他们外行。
刘荃是营部的一个文工团员，这次前方死伤过多，所以他也一同开赴前线。他到朝鲜来，是自动要求上级把他调来的。要求派到别处去，那是“强调个人兴趣”什九不会批准的；要求到朝鲜去，却是很快地就批准了。他仅只是觉得他在中国大陆上实在活不下去了，气都透不过来。他只想走得越远越好。他也不怕在战场上吃苦，或是受伤、残废、死亡。他心里的痛苦似乎只有一种更大的痛苦才能淹没它。
他比普通的士兵多穿一件棉大衣，但是也一样佩着子弹带和一只长长的搭裢，腰间的皮带挂着一只布包着的饭碗。扛着-的手臂又酸又麻，自由地甩旧的手臂像秤锤一样沉重。
在半山里新辟出来的这条路，两旁都是一层层的荒废的梯田，再往上看，即是白茫茫的一片晨雾，那高山只是白雾中的一个淡蓝色的影子。到底是身在异国了，他想时间与空间的关系是微妙的，有时候的确仿佛时间即空间，隔开了一万里路，就像是隔开了五年十年，过去的那些事已经往事如烟了。
有一辆大车的轮子又陷到泥潭里去了，许多士兵在后面帮着推，还是推不动它。队伍又停顿下来。
背着a字架的朝鲜人把身子往下一蹲，把那木架后面的两根桌腿往下一扳，支在地下，那架子就自归自站在那里。背它的人轻松地钻了出来，倚在架子上休息着，带着漠然的脸色。内中也有老头子，戴着马鬃编的半透明黑色小礼帽，帽子非常小，顶在头顶心。他们一律穿著白布长袍。
“妈的，给谁戴孝，”一个兵士恨恨地吐了口唾沫，轻声说：“跑到这丧气的地方来！”
“又要说怪话了，王锡林，”另一个兵士说：“当心挨检讨！”
“你的冻疮怎么了？”王锡林说。
“新发下来的这种皮靴不顶事，还是他们东三省的侉皮鞋好，里头塞上些稻草，暖和得多。”
“脚上全破了，疼得心作呕。”王锡林又往地下吐了口唾沫。
刘荃记得这王锡林有一天深夜放哨回来，曾经向他的伙伴说起他怎样志愿参军的。那天晚上大家寄宿在当地的民家，刘荃被臭虫咬得失眠，恰巧听见他们在板窗外悄悄地说话。王锡林说他是山东人，今年他们村上闹抗美援朝，开大会，村干部预先向他劝说“你要争取第一个参军。”他心里想：他凭作什么要千山万水跑到朝鲜去打仗？为了谁打？他拚着得罪干部，无论如何不肯。后来那干部说：“这么着吧：只要你肯第一个站起来，决不把你派到朝鲜去──派到四川，四川是个好地方。你第一个站起来，村上这些小伙子都服你，知道你是个精细的人，有你带头，自然大家都跟上来了。”王锡林被逼得无可奈何，也只好昧了昧良心，在这骗局中串演一个角色。大会上号召大家参军的时候，他就第一个走上台报名。他不知道一当了兵就失去了自由，结果还不是派到朝鲜来了？有苦说不出。心里像吞了一块火炭一样。
这一个师团里像他这样的新兵占极少数，都是久历戎行的中共基本部队，与新收编的傅作义的兵搀杂在一起，便于监视他们。这一支军队从内地调往东北，路过上海的时候，才向他们宣布。他们真正的目的地是朝鲜。也并没有发动他们“志愿援朝”干脆就是把他们派到朝鲜去了。到了鸭绿江上的安东，中国境内的一个小城，士兵们得到了命令，把他们胸前缀着的写明姓名与部队番号的白布条子拆下来，一切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关的证章统统销毁掉。
“你们现在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了，”长官告诉他们。
刘荃有时侯想：“在这许多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倒是真正的志愿军。绝对找不出第二个来了。作家魏巍写了一篇歌颂志愿军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假使他知道真正的答案只是一个三反期间几乎被枪毙的我，大概会觉得爽然。”他不禁微笑起来。
前面的军队又停住了，来到了河边，河上没有桥。水面上已经结了一层薄冰，在朝阳中亮闪闪的。
“走走！走走！”几个下级军官赶上去叱喝着。
手榴弹掷到冰面上，砰然爆炸起来。连去了十来个，把冰炸开了。大家涉水过去，水不很深，但是奇寒澈骨，简直火辣辣地咬人。
辎重与民夫留在山凹里，没有过河。
晓雾已经散净了，前面是一片马粪纸似的黄色平原，四面围着马粪纸色的荒山。头上突然有嗡嗡的飞机声。
有紧急的命令，大家分散成为四五个人的小组，继续前进。
轰然一声巨响，地面震动了一下，左方涌起棕色泥土与火焰的喷泉，冲天直射上去。
他们的目的地就是前面的一座小山。这座山头已经得而复失好几次。前面的原野就像一脸麻子似的，密布着一个个炮弹炸出来的坑穴。掘的壕沟一道又一道，把土地像搅冰淇淋一样搅得稀烂。
作为目标的那座小山也只是满目荒凉，没有什么树木，也不看见人。近山巅略有几棵高而瘦的白杨，很像倒竖着的扫帚，那一根朝天生长的枯枝在晨风中摇摆着，在天上扫来扫去，把那淡青色的天空扫得干干净净的，一无所有，连一朵云彩一只飞鸟都没有。
“轰！轰！轰！”接连几声巨响，就在他们背后。是他们自己的迫击炮开始放射，掩护进攻。但是仍旧看不出它们射击的目标是什么，前面只是一座空山。
头上的飞机又多了两架，呜呜地绕着圈子。但是部队冒险集合起来了，后面的大炮一声一声沉重地响着，如同古代的一个巨大得不能想象的战鼓，在后面催着他们进攻。
正在纷纷爬上山坡，飞机投下了油酱弹，轰然一声，一蓬火往上一窜，队伍的右翼已经成了一片火海。红红的火焰四面溅射出来，只听见一片惨叫的声音，闻见一股布毛臭，火焰在人们身上像飞云缭绕，从这个人身上跳到那个人身上，满头满脸烧了起来。
在混乱中，一部分人也仍旧继续往山坡上爬。这时候忽然吹起军号来了。现代化的军队在进攻的时候早已废除吹军号了，但是中共仍旧有时候利用它作为一种心理战术，造成一种异样的恐怖气氛，可以影响到对方的军心。那喇叭声由徐转急，是冲锋的调子，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凄厉紧张的感觉。
“同志们！冲呀！”连长高举起一只手臂，往前一挥，嘶声喊叫着，把末了一个字拖得很长很长。
“冲呀！”许多人机械地齐声响应。大家开始奔跑起来，只顾气喘吁吁往前跑，此外什么都不理会了，眼睛也视而不见。刘荃的心在他喉咙管里敲打着。每一次呼吸一下，都快要绷破了肺。
到了半山上，在可以看见山形的边缘上险陡的地方有人──头与肩的黑色剪影。子弹的小小的火光像一口痰似地直吐下来，在刘荃耳边掠过，发出蚊子的营营声。
士兵们跑得快的和刘荃擦身而过。他们弯着腰，如同迎着大风奔跑，横绰着步-，-上的刺刀在日光中银光闪闪。他们-喊得一个个的脸都走了样。“冲呀！杀杀”
刘荃的左臂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突然一阵麻木，他不得不用右臂去抱着它，像孩子们抱着洋娃娃的姿势。他明白他是中了一。这一停顿下来，刚才跑的时候不听见的声音全都听见了。简直像死而复苏一样，耳朵里轰然一声，突然听见那密密的机关枪声轧轧轧轧，枪弹的尖声呼啸，敌方的迫击炮发出那迟钝而可怕的“喀尔隆！喀尔隆！”四周喊杀的声音如同暴风雨似地沙沙响着。他觉得大家都疯了，张大了嘴叫着，歪着脸，脸庞像切掉了一瓣的西瓜。
后面来了个大个子，差点把刘荃撞了一交。那人向刘荃看了一眼，带着一种绝望的神气，仿佛他是一个木桩，站在那里挡着路。然后那人又-喊着跑了过去。刘荃被他这一撞，借着这势子就又绰着枪往前跑，也不管那只受伤的手臂了。他发现只要继续移动着就不要紧，因为跑的时候一切感觉都停止了，也不大听见什么，也不大看见什么。
他不断地践踏着那些躺在地下的人。那些人就像是跑不动，躺下了。但是他看见一个熟识的兵士，头脑的前半部完全没有了，脑浆淋了一脸。也有些只是坐在那里，捧着肚子或捧着一条腿呻吟着，脸庞扭曲着，大颗的眼泪挂在腮颊上。大家跑得更快了，仿佛这些人有传染病。
现在更是一片“杀杀”喊声震天。他先还不明白，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他自己也在-喊着，像疯狂一样。
崖上忽然用橡皮管子似的东西，隔着七八十码远向下面喷射红红的火焰。刘荃也曾经听见说过联军有这种喷火器，大家提起来都谈虎色变。
山坡上成了火焰山。人声沸腾，但是那悲惨嚎叫不像人的声音，而是像马厩里失了火。里面关着许多马匹。
刘荃在火光中看见大家往山下跑，他也跟着跑。
这里已经溃退下来了，后面的人还是蜂拥着往上爬。上面的火海泛滥蔓延着，像是要追下来，枪声也更密了。在那大混乱中，刘荃已经跑到山脚下了，忽然接连两声“嘘！嘘！”鬼啸似的，两颗炮弹落在他几尺外的地方，忽然炸了开来。刘荃只觉得脑后和背上腿上都挨了沉重灼热的一拳。他倒下地去。
许多人在他身边跑过。
“担架！担架！”他叫喊着。
有两个兵认识他，停下来把他拖到壕沟里去。他曾经教他们打霸王鞭，他们对他感情不坏。“刘同志，你在这儿等着吧，我们回去就叫担架来。”-
声由稀少变为沉寂，显然这边的军队已经完全退去。刘荃面朝下躺在壕沟里，在那寂静中，他的创口的剧痛更加猖獗起来，痛得他一阵阵眼前发黑。那血腥气也使他作呕。
那凸凹不平的土墙上停留着一抹阳光。他抬起眼睛来向前面望过去，突然震了一震。有一个笑的脸，离他没有两尺远，左颊贴在地下，眼睛似乎向他望着，又像是没有看见他。
刘荃第一就联想到小时候听到的那些人首蛇身的蛇妖的故事。这张脸是完好的，而且是一个俊秀的年轻人，但是耳朵背后就什么也没有了。躺在地下的身体也只剩下了骨胳，骨头上血渍模糊。没有肩臂，没有左胁，腿骨却是完整的。大概是炸死的。爆炸的时候的一阵狂风把他卷到这壕沟里来。那张眉清目秀的脸微微仰着，机警地，唇上带着一丝笑意，仿佛正要发言的神气。
那甜甜的血腥气更加浓厚了。刘荃一阵眩晕，失去了知觉。
他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夜晚，一片漆黑与死寂，连犬吠声都没有。在那接近零度的寒冷中，他的创口痛得像刀割一样。
担架竟没有来。
壕沟上的天空像一条墨黑的小河，微微闪着两点星光，在云中明灭不定，也像灯光的倒影一样。
他想到两尺外的那张微笑的脸，似乎向他嘘着冷气。他也想到野狗会被战场上的死尸吸引了来。朝鲜想必也有狼。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野兽。
也许应当感谢他那几处创口，那痛苦永远唠唠叨叨嘀咕着他，一刻也不停，使他没有多少机会想到别的事。
天终于亮了。战场上声息毫无，抬担架的到这里绝对没有危险的，但是仍旧没有来。他们忘记了他了。
忘是不会忘记的。他相信那两个兵一定会把话带到。干脆就是他们丢弃了他。
在这荒原上，因为毫无荫蔽，到了日中的时候，太阳竟是很热。他口干得难受，像是嘴里可以喷出火来。
那微笑的脸开始腐臭起来。
由天亮到天黑，由天黑又到天亮，倒已经好几次了。这世界完全遗忘了他，唯一没有忘记他的东西就是他的伤口，永远无休无歇地虐待他，给他受酷刑。现在又加上了口渴的苦刑。
挨到第五天上午，他仿佛整个的人只剩下一只肿得多么大的舌头，像一只极大的软木塞，含在嘴里。
天气非常晴朗，壕沟上露出一条碧蓝的天，正像一道深深的溪涧，水流得很急，水面上漂浮着一层层浪花似的白云。他仰着脸望着，几乎可以感觉到那冰凉的白沫溅到他脸上来。
他忽然像是听见齐整的步伐。在地底下听脚步声的确是比较清楚。渐渐地，他可以辨别那脚步声的方向了。是从后方来的。是他们自己的人。人数很多，想必总是再一次要攻占这座山头。
他紧张得又进入半昏迷状态。
已经有许多人乱烘烘的跳到这壕沟里来。他很愿意闭着眼，仅只让这温暖的人潮在身上冲洗着，但是他不得不勉强使自己开口说话。他心底里有一种恐怖，怕他们把他连那微笑的死尸一同扔出去。
“同志，你是哪一连？”他微弱地说。
“一百三十三营七连，”一个青年说，一面俯身望着他。这人眼睛深而黑，长长的脸，穿著黄布棉大衣。
“我是八连的。有水没有，给我一点。五天没喝水了。”
“我们路上喝完了，一滴也没有了。”
他们都很惊异，他一个人留在壕沟里五天之久。那青年是一个班长，名叫叶景奎。他看了看刘荃身上的伤，没说什么，拿出一卷不甚干净的纱布来，替他包扎了一下。
“痒得很，出了蛆了吧？”刘荃说。
“还好，可是不能再耽搁了。”
一定溃烂得很厉害，叶景奎很快地摸出香烟来，在土墙上划着一根洋火，点上了抽着，驱除那腐烂的气息。
“你渴，自己溺泡尿喝吧──没办法，”他说：“有床没有？”
他嘴里衔着香烟，帮着刘荃把腰带上系着的饭碗解了下来，又扶他起来，小心地将尿溺在那只碗里。
刘荃喝了一碗，稍稍解除了舌头与喉咙的烧痛。过了一会，他又喝了一碗。
士兵们还在那里打扫壕沟，阴郁地，清除那一堆堆的粪便和尸骨。
“都是新兵。”叶景奎向他们看着，眼睛里带着落寞的神气。“这回是百分之百的补充，七连整个的牺牲了，”他低声说。
“我们八连大概也没剩下多少，”刘荃说。
“人家的火力真厉害。我们这完全拿血肉去拚。”叶景奎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纸包，里面包着几块军用饼干。他估量了它一下，拿出了三块递给刘荃。“你这些天都没吃东西吧？这比炒面强，有营养。”他所说的炒面是一种焙热的面粉，他们常带著作为干粮。
“你留着自己吃。”
“唉，吃吧。”叶景奎叹了口气。“大家都是一样。”他的叹息像老年人在冬晨的咳嗽一样，只有一种寒冷之感，并没有感情的成分。
“你多留两块。”
“吃吧。”叶景奎硬把那饼干塞在刘荃的手里。
刘荃缓缓咀嚼那铁硬的棕黄色的饼干也辨不出滋味来，但是到了肚子里，像烧酒一样地暖肚。“有什么消息吗？叶同志？”他问：“打得怎么样了？”
叶景奎坐在地下，把他那暖帽的两只护耳的翅膀翻了上去，疲乏地微笑着说：“还在这儿攻这座山头。这次我们有命令，要打到最后一个人。”
刘荃默然地吃完了他的饼干。
“你是哪儿人？”叶景奎说。
“河北。”
“我是河南人。”
“你是不是党员？”刘荃问。
他没有立刻回答。“不是，”他的声音变得冷淡而僵硬起来，仿佛被触着了什么隐痛似的。然后他说：“你呢？”
刘荃摇了摇头。
叶景奎把手搁在他肩膀上，像是要说什么话。稍稍沉默了一会，他说：“我劝你还是爬回去吧，回到后方去。趁现在还没开火。”
“好，我可以试试。”
“还渴吗？再喝碗尿。”
“溺不出来了。”
“试试。”
试了一会，一点也没有。
“你要真拿我当自己的亲弟兄，真要救我的命，你给我一碗尿喝，我喝了马上就走。”刘荃这样说着的时候，不知怎么竟流下泪来了。
叶景奎什么也没说，就照办了。
他把自己身上的皮带解下来，帮着刘荃把棉大衣用两根皮带绑缚在身上，爬行的时候免得皮肤被擦伤。
“快走吧，”他说：“自己当心。”
两个兵帮着把刘荃托起来，送到壕沟外面。刘荃也没有说再见，就挣扎着向阵地外爬去。
这区域整个地像一个庞大的拖拉机刨过了，把泥土全部彻底地翻了一遍。一根草都没有。遍地都是烧焦了的苍黑色。
一望无际都是那黑苍苍的原野。他想起叶景奎来。在这样无边的荒凉中，还会有人间的温暖，实在是意想不到的事。他想他这辈子不会再看见他了。但是谁知道呢，人生何处不相逢。也许他们都会活着回来，又会遇见也说不定。但是他想起崔平与赵楚，又觉得还是从此不再遇见的好。再来一次三反、整风，他们说不定也会互相诬告陷害，自相残杀。
往前挪动一步都是痛彻心肺，但是他竭力忍着痛往前爬。那荒原上光塌塌的，一点标志也没有，他疑心他一定已经迷失了方向。有时候隐隐听见炮响，他就停下来仔细听着，辨别前线在哪一方。
他到哪里都被痛楚的火焰烧灼着。原野那样广阔，但是似乎是有一条蜿蜒的火的小径在前面等着他。
爬到广原上燃烧着的一缕野火，静悄悄地在地面上延烧过去，有时候像是熄灭了，却又冒出一缕红红的火焰，蜿蜒前进。
但是终于熄灭了。
两个放哨的南韩兵士走过那里，看见地下躺着一个人，仅只是一捆烂棉花浸透了血。
但是他还呼吸着。两个兵士抬着他走的时候，他渐渐清醒过来了。他们正在过河，那小河蓝汪汪的，水面上浮着的一块块薄冰流得很急，叮当作声。他知道那水一定是寒冷得啮人。那两个兵士自己涉水过去，却把他举得高高的，不让水溅到他身上。刘荃当时也并不觉得惊异。他只想喝水。他喉咙完全喑哑了，想做一个微弱的手势也力不从心。那小河在他下面，也就像壕沟上的蓝天一样地遥远。他一阵天旋地转，又失去了知觉。
在南韩军队的司令部，有看护给他把伤口消了毒，包扎了一下。他们给了他小半碗饭，半杯水，警告他不能多喝水。由译员问了他的名字，又问他怎么会往联军的阵地后方出现。
然后他们用吉普车把他送到汉城，那里有一个联军的医院。医院里的人把他的衣服全脱了，周身洗涤过，伤口腐臭得可怕。刘荃自己以为决无生望，在共方看见伤势比他轻得多的，也都被认为无法治疗，不给医治。
他照了x光，经过验伤的痛苦，又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他是躺在床上，病室里排列着许多床，都是各国的伤兵。他身上已经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和联合国兵士穿的一样。他隔壁床上也是一个中共的战俘，是广西人，彼此言语不大通。那人似乎伤势比他还要沉重，一点东西都不能吃，但是他们不断地给他血浆，一天给他打许多次针。
他们两人都打了许多配尼西灵针。医院里对他们的待遇完全和联军的伤员一样。他们吃的维他命丸与安神药只有比别人多，因为他们伤势比别人严重。
医生和看护都是外国人，各国的都有。他们对自己的伤兵常常喜欢说两句笑话，但是对战俘永远是冷漠而认真的态度。“你不能喝水。”一个女看护说，她拿了一句口香糖来给他。“把这个放在嘴里嚼着，就不想喝水了。不要咽下去。”她大概是美国人，砖红色的瘦削的脸，眼镜后面的眼睛像淡篮的磁盘。她吃力地做出咀嚼的样子，怕他不懂。
医生给他箝出了几块榴霰弹片。他身体还太虚弱，禁不起脑部开刀。装伤兵的火车把他转送到釜山的战俘医院。
他背部有一个创口顽强的不肯合口。在釜山，联合国的医生从他腿上割了块肉下来，移植到背部。手术经过良好，两三个月后，医生认为他已稍稍康复了，脑部可以施手术，就给他开刀，取出一块炮弹片。
他在这间房间躺了这样久，一切都十分熟悉了。墙与天花板都是木板搭的，漆成乳黄色。有时候他无聊到极点，竟去数天花板下的铁钉。有些钉子没有十分敲进去，凸在外面，又有些钉上的漆剥落了，可以看得出钉头来。根据它们排列的方式可以计算出整数来，但是数着数着就胡涂了，又得重新来过。
他不能翻身，但是背后那排窗户与窗外的景物也都在眼前，历历如绘。那铁丝网，那木板搭的-望塔，架着机关枪。场地上从早到晚都有卡车轰隆轰隆开出开进。
有太阳的日子，阳光照到房间里来，每天淡然地按时前来，也像医生与看护一样。但是刘荃注意到那阳光渐渐地越来越早了，也照得更深入。他觉得这很重要，表示光阴是在消逝着，已经由冬入春了。他虽然无法知道眼前这条狭路究竟有没有走完的一天，但无论如何，只要知道时间的确是在过去，也就感到一种安慰。
他的过去是悲哀而遥远的，他的现在是空无一吻，他的将来又是那样不确定，靠不住。在这样的日子里，只有很少的几件事常在念中，对于他是像宝石一样地珍贵。他时时想起叶景奎对他的友情，还有那两个南韩兵士高举着他渡河，在浮冰中走过。
这间病室里有两个新开过刀的，除了他，还有一个人锯掉了一条腿，刚从麻醉状态中醒过来。最初发现的一-那总是最可怕的，他大哭大喊，昨天闹了一夜，吵得大家都没法睡。白天也拒绝吃饭。
“把腿还我！”他狂叫着：“我情愿死，死也落个全尸！成了废人我情愿死！”
另有一个战俘在医院里充任工役。他推着小车子进来送饭，收碗碟的时候就慨叹着说：“咳，同志，落了他们手里还有什么说的，有本事叫你死不得活不得！妈的比坐老虎凳还厉害，好好的一条腿就给斩掉了！”
那锯了腿的人想起在军中听到的宣传，说被联军俘虏了去，一定要受尽酷刑然后被屠戮。他呜呜地哭了起来。
“他妈的，这些帝国主义的刽子手，今天斩掉条腿，明天锯掉胳膊，还不看他们的高兴！”那工役说：“你哭有什么用，同志，我们要团结起来反抗，打倒帝国主义，不能由着人家宰割。”
“打倒帝国主义！”那人悲愤地高举着一只手臂叫了起来：“共产党万岁！”
“同志，你冷静一点吧。”刘荃实在没有力气说话，但结果还是忍不住岔进来说：“要不是为救你的命，人家干吗费那么大事给你开刀？要是诚心给你受罪，干吗给你上药？──也是怪他们不跟你预先说明白了，可是你想，这儿医生一天得开多少次刀，言语又不通，一个一个都去解释也办不到──”
“妈的，你这帝国主义的走狗，”那工役瞪着眼睛骂了起来：“你是中国人不是？倒帮着帝国主义说话！”
“我是中国人，”刘荃安静地说：“可是我不是共产党。”
“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那锯了腿的人狂喊着：“打倒投降分子！”那工役逼近一步，像是要伸手就给刘荃一个耳刮子，但是又制止住了自己，只轻声说：“你别以为到了这边来就由着你胡说八道了，你小心点！”
用不着他恫吓，刘荃本来也就觉得共产党的眼睛永远在暗中监视着他。只要是在共区生活过的人，大概都永远无法摆脱这被窥伺的感觉。
这工役也许是一个党员，有计画地执行他煽动俘虏的任务。但是刘荃想，也说不定他仅只是感到恐惧，感到共产党的眼睛在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所以他虽然在现在的境地里也还梦想着立功。
下午五点钟，这工役送晚饭来。这里的饭食相当复杂，战俘里有肺病的占很大的成分，医生给肺病患者规定一种特别的膳食，肠子里有寄生虫的人又吃另一种饭。这工役一份份分配给他们，刘荃防着他要报复，或者饭里搁上点死老鼠死蟑螂之类，但是他倒并没有掏坏。饭后依旧给大家送了凉开水来，刘荃的一杯里面插着一只弯曲的玻璃管子，用不着昂起头来就可以喝水。
晚上看护来给刘荃打了一针，因为他新开刀，需要安定神经。照例还要吃安眠药片，工役送药片来，却是每人一份，他说因为他们被那锯了腿的人吵得睡不着。刘荃却没有吃，他不愿意睡得太沉，心里想宁可创口疼痛得一夜失眠，明天白天再睡。他已经养成了时刻戒备着的习惯。
熄灯以后半小时，又有“床位检查”两个兵戴着钢盔拿着警棍走进来，用电筒四周扫射着。刘荃觉得这条规则有点滑稽，两个兵这样手执棍棒并排走着，仿佛怕被袭击一样。像他这样刚开了刀的人，浑身软绵绵的，连伸手去拿一杯水都要用最大的努力，还会逃走么？他隔壁床上那人也是锯断了腿，还没学会用拐杖。剩下的那一截肉桩，神经不受控制，一感到紧张，那半条腿就在被单里直竖起来。刘荃听见他咕哝着，痛楚地把它揿下去。
那两个兵去后，就没有人来了，夜班看护要到夜里三点钟才上班。中间长长的一段时间，完全是无人之境。
刘荃也不知道他等待着什么，但是他似乎是在等待着。吃了安眠药的人们发出重浊的轩声。
在后半夜，刘荃也蒙-起来，大概是他打的那一针起了作用。刚阖上眼睛没有一会，忽然觉得窒息，他立刻挣扎起来，但是一只枕头紧紧地压在他脸上，再也掀不掉。他一只手伸出去乱抓，抓到隔壁那人倚在墙上的一只拐杖，但是这时候人已经神志不清，力气地快用尽了，把那拐杖拚命一挥，它就脱手飞了出去，隐约听见豁朗朗不知打碎了什么东西。
枕头仍旧揿在他脸上。仿佛有人惊惶地锐叫着，但是那新开刀锯了腿的人反正彻夜地狂叫着，谁也不会理睬他。
他脸上的压力忽然消失了。他推开了那枕头，却被一片强烈的光辉逼得睁不开眼睛。那青白色的光破窗而入。而那玻璃窗也的确是砸破了。是他把那拐杖-出去打破了窗户，-望塔上的探海灯常常四面搜索着可疑的痕迹，刚巧被它发现了。
外面嘘嘘地吹着警笛。几个戴钢盔的兵拿着棍子与沉重的橡皮管子作为武器，冲了进来。
他们已经在甬道里发现了那工役，他虽然抵赖着，而且那惊叫的人也并不肯站出来为刘荃作证，但是医院当局认为刘荃的话是可信的，因为这一类事件实在多得很，亲共战俘殴打以至企图杀害反共战俘。第二天就换了另一个工役来。在这以后不久，不愿意回大陆的伤病战俘与少数愿意回大陆的也隔离了起来，不再在一起治疗。
那两个锯了腿的人都属于愿意遣返的一类。刘荃后来听见说，失去一只手或腿的人，因为开刀后没有人对他们解释，大都误会这是变相的酷刑。他们都要回到共产党那边去。
刘荃不久就出院，进了战俘营。这时候联军根据“志愿遣俘”的原则，把愿意遣返与不愿意遣返的战俘已经分别集中起来。战俘们称这一个步骤为“四八大分家”因为是四月八日起施行的。刘荃在医院里的时候已经经过甄别，问了他许多问题，但是现在出院的时候又再三地问他“你明白不明白，你拒绝回去，你家里人会遇到什么后果吗？”“你要求到台湾去，我们目前并没有法子保证什么时候可以实现。”“韩战如果结束了，回大陆的可以立刻遣返，也说不定你们还得在战俘营里耽搁几个月，我们也不能保证以后的待遇有现在这样好。而你仍旧选择反共的立场吗？”
“无论怎么样，我不愿意回大陆去，”刘荃说。他被送到济州岛木索浦的战俘营。营中用双层铁丝网圈出一块块广阔的场地，因为是新辟出来的广场，上面寸草不生，只是一大片铲平的黄土，灰沙特别大，一阵风吹过，呛得人透不过气来。就连在荒凉的朝鲜，也很难找到这样荒漠的所在。
一个“联队长”是战俘们自己选出来的，他告诉刘荃这广场上住着有八百人上下，每五十个人住一座小小的铅皮顶石屋。他带刘荃进去，屋子里长长的两排小木床，收拾得很干净。然后又带他去看场西新辟出来的菜园。
在斜阳中，四周的群山变得蒙-而渺茫，像一个个淡金色的沙丘。
在这里忽然听见胡琴声，刘荃很感到意外。悠扬地拉着一段摇板。
“哪儿来的胡琴？”他笑着问。
“自己做的。用装啤酒的洋铁罐子做的。哪，你来看，这种啤酒罐什么都能做。”
他们走近一座石屋，檐下坐着一群战俘，有一个人把那橄榄色的洋铁罐剖开来摊平了，改制一只灯罩，又有一个人用啤酒罐做成一只小坦克车，大家都围在那里互相传观，连屋子里都有人从窗口伸出头来看。联队长给他们介绍了一下。那倚在窗口的人一抬头看见刘荃，突然脸上呆了一呆。刘荃也呆住了。他再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见叶景奎。
沉重的喜悦使他们几乎说不出话来。在这里遇见，不但是重逢，而且立刻可以知道彼此的立场是一样的，因为这里只有反共的战俘。
“我们是老朋友了，”叶景奎说。他迟缓地向窗口跨了出来，握住刘荃的手。
“你换了这身打扮，差点不认识你了，”刘荃说。
他们都穿著太长太大的橄榄色美军制服，头上戴着美军的便帽。一提起衣服，大家都有点着恼地笑了起来。似乎这是他们这里的一个老笑话。
“你没看见陶全海冬天穿上大衣，走路真得摔交。”叶景奎指着一个身材矮小的同伴。“早上做早操，两只胳膊往上一伸，脑袋就不见了。──喂，陶全海，怎么不叫你妈给你多缝上点，明年等你长高了再放出来？”他不断地大声说着笑话，似乎抑制不住心里的喜悦。
陶全海是被他们取笑惯了的，鼓着脸没说什么。
“你瞧这鞋这么大，也真弩扭，”另一个人说：“一个个战俘都是走路踢哩塌噜的，倒是好，不用想逃跑。”
“都成了小脚老太婆了，鞋里塞上些烂棉花，”叶景奎说。
“你们都是皮鞋，我是靴子，”刘荃说。
“也有一批人领到靴子。他们把脚背上这块铁拆下来，”叶景奎弯下腰来指点着：“做成一把小刀子，又快又经用，真不错。做锉子也行。”
大家背上都有白漆写的pow三个大字。一个眼不见，陶全海用粉笔把叶景奎脊梁正中的那o字添上头尾与四只脚，成了一只乌龟。大家发现了，又哄笑起来。
刘荃觉得他们简直像一群天真的无忧无虑的中学生。但是当然并不是无忧无虑的。谁也不喜欢在铁丝网背后过日子。而且前途的暗礁正多，板门店会议仍旧为换俘问题在争执着拖下去，拖下去。大家都恐惧着联军当局最后在外交压力下还是会牺牲他们，把他们交还给共方。
吹哨子召集大家吃晚饭。在餐室里，大家拿着自己的碗排着队走上去，一个当值的战俘从一只庞大的洋铁罐里一大匙一大匙舀出饭来，米饭与蔬菜碎肉煮在一起。
“他妈的，真像猫饭，”陶全海咕噜着。
“听说这还是由医生每天算好了热量，开的菜单子，”叶景奎告诉刘荃。
“这饭倒是营养丰富，就是不大配我们中国人的口味，”刘荃笑着说。
“可不是，大家每月磅一磅，倒是体重都增加了，可是还是抱怨吃得不好。”
晚饭后他们看着别人下棋，看了一会。叶景奎送刘荃回屋里去，两人在那石屋的门外站着抽着香烟谈话。叶景奎也是在争夺那座山头那一役受伤被俘的。他从他们别后的情形谈起，把他过去的事统统告诉了刘荃。
在他的故乡河南，一直从抗日战争的时候起就有共军来来去去，常常盘踞一个时期，又在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下退却了。在一九四六年，他十九岁，正在读中学，共产党占领了他那村庄，立刻开始征兵。唯一的逃避方法是到一个共党办的学校去读书。叶景奎的父母就让他转学转到泰兴第八中学，是共产党新开办的。同年七月，共军撤出这个区域，把学生全都带了去，在山西的共区经过一年多的紧张的训练，这一批学生毕业后就全部“下部队”服务。
他离家的时候，共产党对富农的态度还很好，毫无敌意，但是到了一九四九年，他父母的田地全部充了公，老夫妇俩流落为丐，相继死去。
叶景奎工作非常努力，一九四八年入了党，一九四九年被任为第十五军文工团团长，负责经管士兵思想改造。他随军南下，除了管文牍，还要主持无数的检讨会议，在万分紧张疲倦情形下，一时疏忽，丢了一笔钱，是连部的伙食费，约合港币二十八元。这是一个严重的过失，他被处罚，送到第十五军的一个特殊的学校去，经过几个月的改造、学习，才又派到云南去，在第四军司令部服务，担任新改编的卢汉的军队的思想改造。
在云南，他看见云南出产的锡，大量经由亚洲内部运往苏联。
他又被派回第十五军服务。那时候第十五军驻在四川。韩战已经开始了，在秘密的党员会议里，赴朝作战保卫东北成为讨论的课题，但是大家都以为这行动将是出于志愿方式，没想到在一九五一年三月，第十五军就直截地被派赴朝鲜。大部分的士兵连“志愿军”三个字是什么意义都不知道。
路上经过老共区。本来一直听见许多宣传，说老区怎样富庶，像乌托邦一样。但是叶景奎看见许多老百姓吃糠。
乘火车到东三省去，他看见一车一车装满粮食，铁路上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这都是经过东三省运到苏联去的。
军队在中朝边境上的安东驻扎了几个星期，因为士兵情绪低落，没有斗志，需要积极训练他们的思想。叶景奎寄住在当地民家，屋主人是一个孤老太婆，他问她家里人都上哪儿去了，她说她儿子七年前跟着共军走了，从此就没有音信。她说起他的年岁性情和小时候的一些琐事，她静静地啜泣起来，再三重复着说：“你们谁都不想家！你们谁都不想家！”
刚巧这时候有个村干部来访问，看见她在流泪，第二天就把所有驻兵的人家都叫去开会。会上说了些什么，叶景奎也不知道，只知道那老太婆从此不敢和他说话了。
这件事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但是他那时候心里还是很矛盾，仍旧不肯让它破坏他对于党的信心。他只归罪于“过左”的干部。
在朝鲜，叶景奎一直在后方担任第一百三十三营政工部的人事工作。第十五军连打了五个大败仗，在一九五二年春天调回后方。他自己那一营人死了三分之二。疲乏而消沉的残余部队回后方休息，又要加紧思想训练。叶景奎正是工作得最紧张的时候，忽然三反运动“反”到他们部队里来了。
军中有些大学生出身的党员干部，初露头角，对于文化程度较低的先进干部排挤得很厉害。他们抓住这机会打击叶景奎。旧案重翻，他在一九四九遗失了合港币二十八元的一笔款子。并且他处理连部的党务工作者家属救济金，也太浪费。这是因为他工作太忙，而且因为体谅有些家属急待救济，所以径自批准了，没有请示营部党小组。
部队开全体大会，在会上控诉叶景奎贪污浪费的罪行。政工部主任站出来说他从前遗失的那笔钱是嫖妓用掉的。
叶景奎受了很大的刺激。他全心全意献身给党，他节俭到洗澡洗衣服都不用肥皂，倒诬赖他浪费。而且他是纯洁的，他的道德观念几乎近于清教徒的严厉。说他嫖妓，他就连现在提起这件事还十分愤慨，屡次说：“我们家从来没有这样的事。──他们崴嫡庵只埃？br>他面对着几千个士兵为自己剖白。如果他肯认错，倒也许不过罚他再经过几个月的思想改造。他不认错，难道倒要党向他认错？于是政工部主任更是加强火力攻击他。叶景奎知道他是没有希望了。他第一吹尝到了党内的黑暗。
他完全为党生活着，而它倒过来恶毒地咬他一口。他那俭啬可怜的生命突然失去了意义。他连一个妻子与小孩都不能有，因为他的工作不容许他结婚。
叶景奎找出手枪来自杀。但是他还没来得及扳枪机，讲台上坐着的同志们就把枪夺了过去。这企图自杀的举动更是犯罪的铁证。叶景奎被开除党籍，革去一切职位，判了三个月徒刑，期满再派赴前线。
在这三个月里，他挖沟渠，挑担子运军火，同时改造思想。但是他实在“改造”够了。
“我老对自已说：共产党并不要我这样的人。共产党连我这样的人都不要。”
他恨恨地说着，流露出那样一种年轻人的天真的骄傲，刘荃看着他，不由得心酸起来。
他被释放之后，立刻派往前方，以一个新入伍的士兵的身分挑担子运军火。他受不了这个，并不是这工作太辛苦，而是他实在不愿意为共产党工作了。他要求上前线作战，他希望战死。
他们答应了他的要求。在争夺山头的拉锯战里，共方损失惨重。叶景奎竟当上了一名班长，纯粹是因为其它能当班长的全死光了。
在他遇见刘荃的后一天，联军占领了一个小山，正俯瞰中共阵地。在炮火下他们全军覆没了。
叶景奎受了重伤怕被敌军发现，爬到一个炮弹穴里躲着。一连躲了三天，下起雪来了，他舐着雪止渴。但是失血过多，他想他不痛死也要冻死了，不冻死也要饿死。
太阳出来了，他看见南韩兵士在上面山坡上站岗。
党虽然把他像一口痰似地吐在鞋底下踏来踏去，他绝对没有想到背叛它。他没有想到有选择的可能。他深信落到联军手里一定要受酷刑然后被杀。所以他躺在那洞穴里，又挨了六天。最后他被饥寒与痛楚磨折得发狂了。他决定向守兵喊叫，心里想：“如果他们是不人道的，索性一刺刀戳死我，也免得我再受苦。”
南韩的士兵听见他微弱的呼喊，跑下山坡来看。他们救了他，把他送到医疗站去，然后转送医院。此后他的经历也和刘荃差不多，但是对于他的影响只有更大，因为在他完全是第一次与外界接触。他渐渐知道铁幕外的世界是怎样的，知道他以前受了多么大的欺骗。
他只要一提出共产党三个字，就愤恨得全身都紧张起来。他说话仍旧沿用着共党的词汇，但是说起苏联人来总是用“大鼻子”的名称。
他断断续续说了许久。战俘营外的守兵正吹着军号。今天晚上月亮很圆，那黄土的广场在月光中成为一种苍淡的黄白色。四面的荒山筋纹毕露，都浴在那清光里。苍蓝的天空上白隐隐的像罩着一层霜。那月光下呜呜的喇叭声，很有一种塞外悲茄的意味。
刘荃也说起自己的经历，也提起三反的时候下狱的经过，不过没有提到任何女人。
“你有爱人没有？”叶景奎问。
刘荃略微顿了一顿，才说“没有。”但是这样回答了之后，却觉得往事如潮，顿时都涌上心头。他向西南方望去，隔着那一层层的山岭，真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了。
那一年七月，韩战结束了，联军忠实履行他们对战俘的诺言，坚持到底，终于在停战协议中规定“志愿遣俘”但是原则上是如此，手续方面却没有说清楚，在九十日的“解释”期间，一切都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处理。这叫战俘们怎么能放心呢？五个中立国，倒有两个是苏联的卫星国，波兰与捷克。其余三个，瑞士、瑞典、印度，又都是承认中共的国家。
联军把战俘交给印军监管，他们全部迁移到不设防区新划定的一个“印度村”这村落仅只是在山冈上搭着许多帐篷，外面围着铁丝网。迁入不久，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就写了一封信给全体战俘：“我们是来保护你们的，不让你们受任何胁迫向你们保证你们要求遣返的自由，那是你们的权利。”又说战俘“绝对必需”听取解释。解释员“会告诉你们，你们回国后可以度和平生活，而且完全自由。”
这封信的口吻完全一面倒，而且附和中共的论调，暗指战俘不愿回去是受人胁迫，而并不是他们自己选择自由。一般战俘读了这封信，大家讨论着，更加害怕中立国并不中立，会出卖他们。
印度村的播音器终日大声播送着印度军乐与恋歌，印方称它为“中立音乐”那呜哩呜哩的曲调万转千回，充满了一种幽暗魅艳的异国风情，但是在心境恶劣的中国人耳朵里听来，只觉得烦躁。战俘们用力敲打着铁锅与洋铁罐，大声叫喊着“打倒毛泽东！打倒共产党！”仿佛作为对抗。他们替彼此身上刺花，刺上反共口号或是青天白日旗，因为他们感到一种心理上的需要，要把他们的决心成为不可挽回的，否则总觉得未来太不确定。
九十日的限期似乎又有延期的征象，印度一再提出这样的要求。战俘中有一个用剃刀自杀的，引起了暴动，印军武装弹压，打死了三个战俘，群情愤激。他们把厕所的碎磁盘都扳下来作为防身的武器。他们不断地唱歌、开会、给彼此打气。
刘荃和叶景奎还算是比较镇定的，至少在表面上。
“联合国纯粹为了人道观点，坚持志愿遣俘，已经多打了一年零六个月的仗，牺牲了多少人力物力，不见得这时候又会背弃我们，”刘荃说。
他看叶景奎很相信他的话，自己不知道怎么也就安心了许多。
等到“解释”一开始，他们所有的疑虑都冰消瓦解了。战俘们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力量。在“解释帐篷”里，他们斩钉截铁拒绝回大陆。在严密警备下他们无法跑上去殴打共党解释员，只能向他们吐唾沫、醒鼻涕、蹬脚、挤破了疮泡把脓水往他们身上甩，使他们无法说完他们准备好的诱骗的辞句。战俘们站在全世界注目的场所，侮辱了他们的仇敌，初次表现了中国人民真正的意志。
在最初两天的解释里，一千个华籍反共战俘内只有二十个被说服了，不过百分之二的比例。共方面子上太下不去，第三天立刻停止解释，改以北韩战俘为对象，坚持要向他们进行解释工作，因为北韩战俘坚决地拒受解释，所以共方就利用这个作为借口，企图归罪于对方。
整整一个星期，印度奔走调停，请求中共继续向华籍战俘进行解释，但是这局面仍旧僵持下去。
华籍战俘在他们的营地里胜利地笑了，鼓噪着：“解释员呢？我们要求见解释员！要求见解释员！”
中共经过半个月的检讨、研究和布置，在十月卅一日终于又鼓起勇气，再度向华俘进行解释工作。
那天上午，印军用卡车运了许多战俘来。刘荃和叶景奎同坐在一辆卡车上，远远地还听见同伴们在印度村当当当敲打着锅子罐头，为他们助威。
卡车来到山谷里的解释场地，他们经过抄身的手续，然后被送到一个帐篷里等着，大家围着一只大肚子的煤炉，环坐在地下。北国的深秋，已经寒风猎猎了，监守的印军把帐篷钮了起来。
三十二个“解释帐篷”同时进行工作，但是他们这里的人都是属于一组的。第一个人进去了四小时，还没有来叫第二个人。
“成了疲劳审问了，”刘荃低声说。
“他们改变战略了，”叶景奎说。这次的疲劳审问竟长达五小时四十分钟。印军终于带了一个译员来传唤下一名受讯者。
“叶景奎，”译员拿着张名单高声念了出来。
叶景奎跟着他走向解释帐篷。三个印军簇拥着他，两个架着他手臂，一个揪住他的腰带。
帐篷里面，上首排列着八张桌子，他知道坐在正中的是三个中共解释员，五个中立国代表分坐两旁。后面黑压压地站着各国的译员。
“请坐，”一个共党解释员客气地说。
叶景奎面向着他们坐在一张椅子上，几个印军仍旧紧紧地拉着他，防他动武。
那年轻的印度主席叽哩咕噜说了一段，随即由他身后站着的译员翻了出来：“我们是五个中立国的代表。这几位解释员要和你谈话，提出几个问题来问你。你如果觉得是胁迫你，可以拒绝回答”
中共的解释员一开口就郑重地说：“我们代表中国人民欢迎你回到祖国的怀抱。”
“我要回台湾去。我不要听你这些话。”叶景奎简截地说。他知道他的声调太急促。
“请你听着，”那解释员微笑着说：“我们知道你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们也知道你父母都在等着你，欢迎你回去──”
“我父母早死了，是共产党害死他们的。”叶景奎涨红了脸大声说。
“你听我说。”那解释员仍旧温和地微笑着。“我们知道你在这儿是受压迫的，你的行动都不是自愿的，我们准备原宥你一切反人民的罪行。你决定回家去，只要从这扇门走出去就得了。”他指了指那排桌子背后的一个门。
门上并没有任何文字的标志。那茶青帆布帐篷里光光的没有贴着任何招纸或是标语。叶景奎突然有点眩晕起来，他像所有的战俘一样，在万分紧张的情绪下往往疑心自己会听错了话，认错了门，或是被人愚弄，把话说反了，使他走错一扇门。生死路之间仿佛只隔着一线。
“哪个门是上台湾去的？我要回台湾！”他叫喊着。
“你到台湾去没有前途的，台湾也没有真正的自由──”
“自由！我到朝鲜来是我自己要来的吗？我有自由吗？”极度的愤怒倒使他渐渐冷静了下来。
“我绝对保证，你回去可以过和平的生活，现在国内的建设有惊人的进步，有很好的职业在等着你──”
“只听见你们说建设，建设，我们在国内过的什么日子？看见你们大批大批的东西往苏联运，你们这些王八蛋狗入的，都是大鼻子的奴隶！”
那解释员严肃地站了起来。“你不要说这种话。你回来看看，就知道我们这两年有了多大的进步。而且现在停战了，往后日子过得更好了”
“停战；你们的仗永远打不完的，还要解放东南亚，解放全世界！我们没你们这么大的野心，我们就想解放中国！”
“我对这人解释完了，”那解释员别过头来，安静地向印度主席说：“请你把下一个人领进来。”
叶景奎从他进来的那扇门走了出去。印军把他送到场地另一角的一座茅屋里等着。他拭着汗，可是心里很痛快，简直等不及，恨不得马上就把那一段谈话复述给刘荃听。刚才那小子要不是怕了他，决不会这样快结束了他们的谈话。
刘荃这时候已经坐在解释帐篷里了：“你的父母都在等着欢迎你回去。你回来看，国内的经济建设有了惊人的进步。祖国需要你，现在已经有个很好的职业在等着你。”
刘荃一语不发，扯了扯他的衣领，仿佛窒息似的。
“你这样年轻的人，应当把眼光放远一点，想想自己的未来。你的未来是属于中国的，你应该回来为祖国服务。”
“我要回去，”刘荃突然说。他激动得厉害，他希望他的声音不太颤抖。
“好极了，欢迎你回到祖国的怀抱！”那解释员满意地说：“你从这扇门出去。”
刘荃站起身来。他的第一个感想就是叶景奎今天晚上回到营地里，不看见他回来，一定以为他意志薄弱，信了共产党的花言巧语，被骗回去了。他知道叶景奎会觉得愤怒、鄙夷、失望。
其实他作了这样的决定，已经不是一天的事了，但是一直没能告诉叶景奎。他为自己选择的这种工作，第一个前提就是什么人都是不能完全信任，少告诉一个人好一个，最亲密的人也不是例外。
叶景奎是他最后的一个朋友了。失去这样一个朋友，实在心里很难受，但是他已经失去了太多的东西，把心一横，最后的一点友情也就这样丢弃了。
他要回大陆去，离开这里的战俘，回到另一个俘虏群里。只要有他这样一个人在他们之间，共产党就永远不能放心。
他并不指望再看见黄绢，但是他的生命是她的幸福换来的，他总觉得他应当对她负责，善用他的生命。他想不出更好的用途了。
他知道反共战俘回去是要遇到惨酷的报复的，但是他现在学乖了，他相信他能够胜利地通过这一切，回到群众中。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但是他不会永远是一个人。一万四千的战俘的坚决与勇敢给了他极大的信心。
当然这种工作危险的成分非常大，被杀害只是迟早间的事。死亡将永远跟在他后面，像他自己的影子。他相信无论什么事都能渐渐习惯，一个人可以学会与死亡一同生活，看惯了它的脸也就不觉得它可怕。
他向那扇门走去，在那短短的几步路里想起了许多事。不能得到叶景奎的谅解，那是没有办法的事，但是他的手在口袋里摸到他的那把菜刀，那是他用马靴的脚背上那块金属品改制的，叶景奎似乎很喜欢它，可惜忘了给他留下。他的手指轻轻抚摸那口刀，觉得非常惆怅。
“再见了，叶景奎，”他在心里说：“你尽管看不起我，可是我希望我们永远是好同志。希望你一帆风顺，你自己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