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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我面临一个十字路口：我可以走向重大突破，取得成功，也可以走进这个那个死胡同——的确是“死”胡同：挑错一个方向，可能就是死亡之路。可十字路口本身，包括路口中间，却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诱惑，最大的挑战。
是的，各种迹象都在指向这个诱惑。
苏菲发现了她的身世，已经如此震动。她认为阿难也在寻找他自己的身世“找出来会要了他的命。”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苏菲知道一些阿难的今世甚至前世的秘密？“要命”的秘密？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当然，即使我当面责问，她也会说，只是她的猜想。我只能把她的猜想当作实在的危险，以防万一，还是应该的。
辛格上校不约而同出现在各种人提供的线索中：苏菲，茅林，包括那个偶然遇见的加尔格答护士小姐，都指向婆罗尼斯的辛格上校。这是我的一个大胜利，因为我没有让任何一人知道其他人的想法，反而我使他们提供信息，互相印证。身处一个神秘的异国，我不能盲目地跟着异国神灵走。“愿那征服者，皆与我同行，去除诸败坏。我今已征服，所有之恶习。你可当知，我即征服者。”好像是什么长老的偈，突然钻入我的脑海里。
“太理性，太理性的！”我记得一个评论家曾经如此“赞美”我的小说。他说得很对，非常对，对得危险。我从事的生涯迫使我不能靠神秘灵感思索，更不能盲目行动。虽然我喜欢感觉之美，感官享受。我的小说充满了感性的流淌，感觉的喷发。我的读者喜欢这一点，所以我给他们感官的一切放纵，让他们过一次又一次欲望之瘾。只有那个评论家才看出玄机，辨出肉感后的骨架，肌中之理。因此，我不能鼓励他自以为是的聪明劲儿，我得让他明白我的“仇恨”他以后就再也不会评论我的小说了。
不过这个时候，我倒很想听听他的意见。
凭着地图，我很快就顺着巷子走到恒河边。经过昨晚到过的那家日本人开的旅馆，跨进门槛一问，还是没有空位，店主说“住宿情况只会更紧张。”
在辛格上校不讲出我要知道的一切之前，我就厚着脸皮住在他宫殿般的家里。但是，我不必呆在家里——我料到他不会自动回来。
多年修道的辛格，应当喜马拉雅崩于面前而不形于色。但是他看见我的那一刹那，那种兴奋的眼光：我能肯定他的心没有能完全摆脱世间俗事，至少某些他不想记住的往事，至今藏在他的心中。
他家中那几张照片！——如果他想忘却，早就把照片收藏起来；如果他想瞒我，也能迅速取下。但是他不。那么，至少他不拒绝让我看到可能的线索。此刻，他是有意卖乖，知道我要什么，可能也愿意告诉，但是先悬着我。到他选定的时间才对我说。可能为了避免我强迫他立即说明，索性又遁世苦修去了。这种人是无法找到的，除非他有意让我找到。
苦苦思索之后，我依然不知道应当朝什么方向走下去，下一步如何行动。
我记得茅林说的话：“到了关键时刻，可以再联系。”现在是否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不至于。我当然不会忘记我的目标是找到阿难，不能直接达到目标，迂回是我的特长。耐心有必要的，也会有奖赏的。苏菲表现出精神近乎垮掉的样子，只是催我。但是我不必按她的时间表行事。她让我写的印度之行的书，离高潮还早着，我应当悠着点。
随便走走，很可能会撞上我要的东西。因为整个世界都到了这里。这个城市有十万人拥入，乘船于恒河上，在阿拉哈巴德，至少有几百万人聚集。虽然大部分人涤罪后就幸福地回去，也有人流连忘返，等着最高潮，最神圣的那天，一场大沐浴——据说能洗净几次轮回的罪孽。
古城有一百多座河阶平台，这个下午能走多少算多少。我沿着河岸走上来，站在石阶上望下去，正值旱季，恒河水位不高，河面依然极宽，起码比我昨天在暮色里的感觉宽得多。不用选择，每一处都是上好的照片，只需拍就是了。
可惜我的相机忘在德里的旅馆，发现时已上了火车，那阵子本没有冲动拍照。当时我想，如果实在要拍照，就买一个一次相机，弄几幅风景作留念就行。这会儿我却有点后悔，要折回街上还不一定有卖的。
那么就用双手扣成一个方框，放在左眼上，右眼眯上。河边人头拥簇，好像别的国家足球场的情景，只是没有那种大声喧腾狂呼乱叫。我不需要看每一张脸，我要找的那双眼睛闪光是特殊的。
当地警察局的高音喇叭，有时候发出声音，好像在宣读什么注意事项。但是也没有声色俱厉，为了尊敬梵天诸神，警察也只好外松内紧。但是我看不到明显的警备。我知道印度政府增派了几万警察，怕这么大的人群出事。哪怕不用怕犯罪，也得防止疾病，防止意外，防备不敬神的人捣乱。为阻止人们走进深水区，主要沐浴地段，都用浮标划出了最远允许距离。
岸上打坐做精神准备的，入河沐浴的人多起来，一群一群的人在站立在水中，向东方朝拜后便浸入河水沐浴，男的只穿短裤，或遮一块布，那些苦行“圣人”平时就几乎不穿衣服，此时当然裸身入水。
相反，女的穿了衣服入水，躲在水中把衣服解开。所以观众只能想象水中的半裸身体，要偷窥都不可能。据说警察的任务之一，就是逮捕胆敢穿两片式泳装下水的女人。这个任务其实不难，只有外国女游客才胆敢做这种事，盯住他们就行，况且每个旅馆都有告示，将处以徒刑。
有游客举着长镜头相机拍沐浴过程，两个当地人模样的中年男子一前一后走过来，拦住游客，说他偷拍没穿衣服的印度教徒，要告他。游客说不知道，打算给些钱了事。殊不知两人嫌钱少。游客一气之下理直气壮要拉两人到附近警察局讨个公道。两人一听就跑掉，围观的人也散了。
既要涤罪，又要有文明人的遮掩，这是特别麻烦的事。我想古代的印度人或许并无此难题。房子建在水里，颜色鲜艳，有粉红有深绿浅绿，橙黄的神的塑像造型奇妙，大都强调肢体美，性感，乳房硕大，印地文弯弯扭扭，呈现着诗意的图案，抢眼得很。
现代人都有这个虚伪的麻烦——只有南丫岛的阿难与苏菲，可以到蓝天大海中去，取回神给他们生来俱有的自由自在。
这个突然的联想，使我心旌摇荡，我觉得自己不应当有此类不虔诚的胡思乱想。因此我眼光渐渐离开河岸，望向沿河岸而建的寺庙。我特别喜欢那些寡妇守节楼——真羡慕她们有自己清静的居所。那穷人的待死房也是好去处：预先尝尝坟墓的滋味。
我已经走到城市边缘地区。面前的一坡石阶上，小摊撑着伞，许多是架在河水里，围了一圈人，也站在河水里。对岸多是泥滩，很荒，像中国农村，有几个人影在动。如果不是印度人的说话声和脸型皮肤，我真以为一不走神回到家乡山城。命运永远有它的不可思议和秘密，我总是能在一个陌生之地发现其和自己喜爱的城市相同点。
这儿一切都自然，除了穷一点，老百姓挖空心思，想挣旅游者的钱，好像不存在其它罪恶，看不见人打架争斗。印度人不喝酒，啤酒就算厉害的，有人悄悄问“要啤酒吗？”神色和声调带着犯罪感，就跟别的地方问你是否要海洛因一样。
记得住宿泰姬陵的那夜，我正在上网，旅馆房间外有人敲门。那已经是半夜了，我吓了一跳。走到门口，不敢开门，谨慎地看着门孔，是一个男人，门孔把脸放得很大。我侧立着身子，靠在门后的墙问“谁呀？”
门外的人说“要不要白兰地？”
我说“谢谢，不要。”
那人又问“要不要葡萄酒？”
我犹豫了，我正想有这东西多好。但摸不弄来路，如果被人放了毒或放了蛊怎么办？我连靠门都不愿意，生怕门外的人对准门开枪，那我就死定了，电影里经常是这么一个凶杀场面。
一个人在外，只得小心。想想，我只好忍痛割爱了，忙说不要。
那天不要酒是对的，这阵也不想要。怕喝了酒忘了事。到印度，我可能就把酒给戒了，像很久以前戒香烟一样不知不觉，没有有意为之，反而做到了。
石阶上端摊位是酸奶，一桶一桶放在伞下，橘红的陶桶，小桌上摆着粗糙的小陶碗，是成都诗人朋友开的仿古香馔厨餐馆那种，也是用木勺舀一勺洁白的酸奶，盛入陶碗里，少女之纯白和少年的糙红正好调成是爱情的色彩。铁锅翻开涨的牛奶，香气溢开，上面飘浮着一层奶衣。我打破不随便吃街上食物的自我约束，掏出钱来买一杯，坐在石阶上，注视着石阶下的恒河，感觉就坐在家乡码头的石阶上。
阳光到了最好的时候。
我走下石阶，河边的人群里，有一个头上套红色花环的女人，非常惹眼。我不顾脚在冷水里会抽筋的危险，下到河水里。她的花环像顶帽子，而别人的花环一大长串挂在胸前，她的个子高出河水里的人，一头长发深黑，披在肩上。在肚脐处系了一条朱色短布，像是寺庙里的僧袍，不过上半身未穿上，双胸裸着。她转过脸来，我一下呆住，因为她明显向我递眼神。这点我当然不会弄错，我能读出眼神，就像别人解开密码。那女人从水里跨上来，把身上的布重新再缠了一下，遮住了她的乳房。我走向她，马上明白这是德里那个女护士，那个阿难的崇拜者，能背得出阿难歌曲的歌迷，让我到婆罗尼斯来找阿难的指路人。
她一步跨三级石阶，避开我似的，身后跟着两个短打扮的精悍小伙子。
她将插在腰上的墨镜取下，戴上，加快脚下步子。
我想也没有想就追了上去：我怎么能上这样的当！我早就应当明白：异国他乡，就别想巧合。凡是巧合，多半落进算计。
想到这里，我几乎要对自己怒吼起来。我正拐过巷子，向上爬坡，却发现有一人紧紧跟着我。就在这时，我又看见那三人奔上了石阶。后面出现了一个盯我的人，我对这种事情很敏感，马上就会发现。哪怕他与其他人一模一样，而且小心翼翼，总在我回头前闪到一边去。
但是我心里一紧张，差一点丢了追的人。我们在婆罗尼斯迷宫的巷子绕着圈，一会在河边一会儿到街上，他们走得快，走得熟悉，走得沉着。他们的衣服松弛，我穿着印度服装，又是拖鞋，就碍手碍脚。终于无法再看见那批人，也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远近寺庙响着乐声，混和着教徒的诵经声，像是从一处处河边沐浴的人那儿传来。
男女老少似乎都喜欢坐在路边地上，坐在地上的人神情都满足而快乐，印度少年的眼睛特别清亮，很迷人。卖槟榔鲜花，按摩，请人理胡须，修脸面，布施金钱给乞丐。奇怪，就在我一闪神之际，他们不见我视线里了。
我拿出地图一查，我在马尼卡尼卡的河阶平台。
这儿的火葬场，尸体先用布包裹起来，男的用白布，女的用红布。然后放在竹制担架上，从不同的巷子和弄堂抬来。石阶上堆积着无以数计的木材，旁边有一个巨大的磅秤。每一根木头都要过秤，以便精确计算火葬费用。工人们有经验地将木材堆叠在尸体上，由亲近的人点着葬火。没有人哭，因为是葬礼仪式公开，每个人都可以观看，有的人在岸上看，有的人在船上看，死亡就是日常生活的一件普通的事。一边是死亡，一边是沐浴净身，上面是烈火，下面是圣水。
我浑身汗淋淋，累得干脆坐在石阶上。火焰燃烧的声音轰轰响，一阵风吹过，热乎乎，像有骨灰扑打在脸颊上。我心里生气，一直跟着那三个人，怎么突然从视线里溜掉，盯我的人，怎么可能放过我？明显她们要找我，而不是我要找她们！
那么我应该趁此机会溜掉。
小渡口，船夫站在船舷上，拿着长长的竹桨，还有些人蹲在岸上，无所事事。船夫不断地吆喝“要开船了！”跳上小船的人中没有。这一段河水浑浊，但河水就在房子门边“上船，上船”生意拉到我了。我一声不响就跟着下了河岸边，上了小船。
就在这个时候，我身后响起脚步声，跟着人就到了船上，到了跟前。那个自称护士的年轻女人消失了，我看出原先在她身边的两个人，以及追我的人，已经围拢上来。
“中国女人”那个跟踪的人说话了。“我们谈谈好吗？”他彬彬有礼，但是船夫马上明白他们是什么人，马上消失了，实际上我们周围的人全部都消失了。
我被一连串不同的人连续审问，问的问题莫名其妙：名字，假名，真名，笔名，地址，电话，工作地点，教育，父母，来印度目的，与什么人接触过，到过什么地方，现在住在何处。我对此当然不会惊惶，也不会拒绝回答。我的回答他们相信不相信，就不是我的事了。他们反复问这种事，是想抓住我前后不一的破绽。这也未免太小儿科，我应付自如。
房间算得上大，窗口也不小，可还是亮着一盏长日光灯。地方很像肯顿门区，虽然他们的吉普车在路上绕着圈，我仍然有点方向感。
没多久换上那个追我的人，粗腰，但鼻子生得又直又大。他直截了当，问我“阿难是什么人？”
我早明白他们会问：那个女人跟这些人一伙。我反过来问：“你们是什么人？你先说清这个问题。”
看来他是负责人，已经看出我不是个容易吓倒的角色。于是他说：“我们是国际刑警组织，与贵国有合作关系。”
这也是我早料到的。我说：“对不起，这与我无关。我只是一个中国作家，来采访大壶节，顺便打听一个唱歌的朋友。你们无权拘禁我审问我。”
“谈不上拘禁审问”他说。“我们是合作伙伴关系。”他打个手势，外面送进两杯刚挤好的菠萝饮料。我跑累了，实在是恰到好处，我接过一杯。“当然，这是在你没有触犯我国法律的情况下。”
“请问我犯了什么法？”
“这正是我们要谈的内容，也就是我们劝你合作的原因。”
看见我一口气狂饮掉菠萝汁，他把那杯没有动过的菠萝汁推给我，还说“过一会儿，我们上这里最好的餐馆，算是我们局里的一点敬意。”
我喝得噎气，没法说同意不同意，说也没用：对于软硬兼施，我只能装聋作哑。他继续问：“苏菲，香港传媒界女老伴，为什么对阿难如此感兴趣，特地派你来找？”
“对不起，我不认识什么苏菲？哪个国家的人？澳大利亚人？”
那男人看看手表，大概明白跟我磨没有用。就啪的一声按上了桌上的电脑屏幕，上面立即跳出阿难的照片：苏菲传过来的那张。
看见我脸上毫无表情，他打了几下键盘，立即跳到苏菲给我的信。
我一下子跳起来：这些坏蛋把我的笔记本电脑整个儿下载过来。他们肯定一路截了我的电话和电子信。不对，他们进了辛格的房子搜查遍了。我的电脑留在辛格家里，而且是打开的，也就是说，不需要密码就看到一切，下载一切。我真是太愚蠢，太不防备，以为这个国家的人，真像幼儿园的孩子一样天真无邪！
看到我脸涨得通红，这个人得意地笑了。
“现在可以说了吧！”
“说什么？电子信是隐私，你们才违法。苏菲是我的朋友，她也认识阿难。她关心我这次旅行，因为我是她的报纸的作者。”
“不那么简单吧！还是说出来为好。”
“你们的中文译者看得懂我所有的信，还要我说什么？”
“信里没有写的事？”
“我不明白，你何妨告诉我？”
我开始觉得饿了，而且饿得很难受：毕竟这一天事情太多。我几乎要抗议了：让我吃晚饭吧，你们轮流吃，虐待我这个外国客人，很不人道。
我正要说话，有人在外面说了什么，只有他的座位上能听清，我听见也不懂印地语。他站了起来，把门打开，恭恭敬敬地请我走出讯问室。隔了两个空房间，就是一间像机场贵宾室一样的房间。那里坐着一个东亚人，西装领带笔挺，旁边有个拖包，好像真是飞机场。
我几乎要觉得这个场面好笑了，才看见那个已经在与这个印度人握手的东亚人，不是别人，就是茅林。
茅林没有转过脸来与我握手，只是与印度人说了两句，就拖了包，递眼神示意我跟着他走，那个印度警官倒是很客气地说：“小姐，希望不久我们有机会再见，我们做东。”
我对他伸出的手瞅也不瞅，自顾自走出去。我心里正在七上八下，明白这些印度警察给我捅了大漏子。他如果拦我，我会给他当面一拳。
我们走到外面，也没有说话。他招呼了一辆出租车，我们搭上车，还是没有说话。我们进了一家饭店，依然没有说话。他不说话，我也不愿意说。明显他为我的事而来，说不定昨天通知，他今晨赶飞机到德里或加尔格答，然后转印度国内航线赶过来。
我不知道印度警方说了什么，给我什么罪名？也许根本就没有罪名，不过是想在中方代表没有到达之前，从我嘴里打听出任何有用的情报。我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有用的东西，所以我也不想说话。但是我的电脑是被他们看了，所有的地址都拿去了，可能就是在上面发现茅林的地址，就直接联系上了。这是我理亏之处，所以我等着挨训。
饭店里的人热心地邀请我们进去坐，正好解了我们各怀心思不言说的尴尬。
鞋，坐在卧垫上，喝着侍者端上的热茶。茅林的英语，较以前进步很大，肯定比我用功，这点令我佩服。
菜上来，不管是柯雷特还是欧姆雷特，不管是对折成半圆形的马沙拉豆沙和清蒸米糕还是烤鱼，味道变化不大，吃在嘴里都差不多，八九离不了咖喱。老板专门拿来两副刀叉，照顾我们是外国人。我更愿意用手，用心洗过的手比任何餐具干净。“印度风俗，左手擦屁股，右手管吃，”我故意挑茅林说话。茅林冷冷地说“用哪只手都不对，用筷子才称得上吃饭。”
一开腔之后，他似乎觉得不必再板着脸。接着他说起印度菜来。因为南部气候炎热，有许多来自非洲的移民，口味重，嗜好刺激性的食物，且是越刺激越好。相比南菜，北印度的人口味就清淡多了。
我没话找话，让他说说咖喱。
他看了我一眼，说：印度咖喱有十几种，颜色也有好多种，比如黄色、橙色、淡黄色、橘红色，口味也有几种，辣的、不辣的，五味杂陈，色彩缤纷。形成咖喱的主要香料有胡荽粉，辣椒粉，小茴香粉，肉桂片，豆蔻，丁香及胡椒粒，还有椰汁，郁金香粉等作为基本调味，再做其它风味的延伸变化。可做咖喱鸡、咖喱牛奶、咖喱奶酪、咖喱蔬菜。他说，信不信？享受美味的印度菜有35%来自嗅觉，35%来自味觉，其余30%来自视觉、听觉和触觉。
我说，第一次听见用这种科学方式说菜。
这顿饭吃得沉闷，毫无滋味。没有吃完，菜剩下一半。侍者端来温热的柠檬水，让我们洗手去油。一小盘香料和冰糖。我捻一小撮香料入口，细细咀嚼，满口芳香，比口香泡泡糖清爽。我让茅林也试试，他不愿意，说受不了，咖喱少吃还行，吃多了受不了，应该找家中国餐馆吃饭，反正他也没有入乡随俗，穿印度传统服装。他态度暧昧，而且酸酸的，带着讥讽和埋怨。
等到两个人都解了饥，我们对着一桌子的餐盘，无法再不说到正题。我知道茅林只会在电子信上抒情，当面说出的话，哪怕不是今天这样的场合，也不会带任何华丽辞藻。他是一个典型的新型技术官僚——如果你把文学也当作一种技术的话——效率极高，任何混乱局面，他一下子就能抓住要害。
“好吧，说正题。这些印度人没有找麻烦的理由。”
我松了一口气。我没有任何错处被抓住，没有给国家带来麻烦，这就好。
“他们监视你，因为中国人太暴露——你更加惹眼。”
我耸耸肩，我依然没有任何错。不过我开始回忆一路上，除了那个护士，还有多少人是侦探：火车上的兄弟？旅馆里敲门卖酒的人？是不是辛格上校本人也是警局探子？一想到落到别人罗网里，还以为自由自在，我不由得对自己生气了。
“你让我来的。我撤回去就是。”
这下子茅林脸色铁青。我这话，的确不应该对上司说。茅林尽量控制自己，慢慢说话：
“但是他们与此事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借合作的名义，想知道究竟，看看有什么可以今后讨价还价的地方，所以才在我到达之前拘禁你，算是给我一个面子，放我们的人。”
这群卑鄙的家伙！我生气地说：“我什么也没有告诉他们。”
“你也没什么可以告诉他们！”茅林接上嘴，语含讽刺。然后，他一字一板地说出他心里肯定焖烧了很久的话：“局里让你处理这个案子，已经有六年了吧？多少次派你到香港，查阿难的踪迹，你却让他跑了。”
“没有让我逮捕他，我还能锁住他的腿？我到现在还没能见到此人。”我也开始生气了。这案子束手束脚的地方实在太多。我几次决定让局里另请高明，最好是茅林自己来做。但是都因为我与苏菲处得太好，茅林主持的这个小组一定要把我留住。
“好吧，你没有明显做错的地方。”茅林松开一把，这是他当领导的技术。“但是不能让他再跑了。这个案子到了下结论的时候；国内的账，基本也有了个眉目；资金肯定转到苏菲所在的报业集团，可能从那里又转了出去相当部分。”
“那还有什么办法？”
“应当尽快把阿难逮捕，递解回国。印度方面同意在我们通报后代行逮捕，这些手续我来处理，你不必问。”
我很高兴总算可以了结我六年的任务，这件事让我几乎没法继续我的“业余爱好”写作。我问：“先得找到他。”
“这是你的任务”他看见我皱眉头，又添加说：“看来这次可以按住他。辛格是他的亲戚，究竟什么亲戚，尚不清楚。但是1950年是这个辛格送他到新德里我国大使馆，说他是个中国孤儿，应送回国。这点从档案里查出来了。”
“这不说明问题”我抗议说。我不能把太少的信息作为根据。
“但是印方似乎了解更多的情况，所以他们搜查辛格的房子。他的情妇怎么说？”
我皱了一下眉头：我不喜欢这个词。“苏菲昨天起非常着急，说是发现自己是半英国人，非常感慨。”“什么臭商人！知道她是半英国血统的人，难道她自己会不知道？”
“我当然明白她是又放一点水给我。不过她怀疑，阿难一旦找出自己的身世，会受不了。阿难会有什么身世呢？她可能还知道什么，一股劲儿催我赶快行动。我今天就得向他汇报进展。”
“好！着急了。”茅林拍了一下桌子，兴奋起来。“她自己不敢来，怕被一网打尽！”
“阿难的身世呢？要打听吗？”
“我们对此人的身世不感兴趣。”茅林说。大概是觉得太严厉了一些。“我们是抓他的现行经济问题。”“不打听，怎么知道他的行踪？”
他想了一下，一字一板地说：“你的主要任务是逮捕阿难。其余的事，服务于这个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