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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三所后，"老胡师"在来信中先是叹息，接着又是赞扬，说我虽然可惜地离开了自己的专业，有点"遁世"的消极，但谢天谢地总算从激烈的、无谓的争斗中解脱了——这也值得庆幸啊读着这些信，一时无语。我想他大概再也不会明白我了。
很可惜——这才真的算可惜呢。我的那位兄长和导师本该是他的同类，他应该自觉地站到这一边。我的兄长最后吐出的殷红的血应该溅到他的身上才好，也许这样才会让他记住什么。我感到更加愤慨的是，他正在不自觉地践踏什么，而它是我心中最可宝贵的东西还有，他认为我退却了，逃遁了——我会吗？
退却的年代已经过去了。退却的机会再也没有留给我。我命中注定了要迎上去，要承受，要承受这一切。我说过我从属于一个特殊的家族，当我慢慢辨认出这一点时，我就明白了该做些什么。我只有一种结局，就是迎上去，奔向那个我应该去的地方。这是非常光荣的。
我离开了那些嘈杂，只是为了更好地检视。还有，我要舔一舔创痛。我要好好地整理浑浑的思绪，把爱和恨的贮备好好咀嚼一遍。我会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分钟。
柏慧，今天该是个时候了，有机会我将好好地谈谈你的父亲。
失去了当面向你叙说这些的机会，大约是一生的遗憾。好在我仍然能够叙说；而且我们都是过来人，有了另一种达观与平静。在学院时，在你面前，我是一个燃烧着的山里毛头小伙子，惊悸未消，说不出一句连贯的话语——特别是牵涉到我的家庭，我的身世的时候。我只记得母亲在分手时对我的告诫：永远也不要对别人提起你的父亲
由于那个春天的丁香花开得太茂盛，浓烈的气味让我整个个人都眩晕了。在一阵恍惚迷离中，我忘记了母亲的告诫。
于是报应接踵而来。
我出生在登州海角的一个小城里。这儿在民国初年有过一阵畸型的繁荣，倚仗了一个天然良港，海上贸易使它日益发达。小城的人见多识广，他们有幸不断在这儿迎接一些非带有意思的人物。那些在中国近代史上被写过一二笔的人，当年就有几双脚板磕响了小城青砖铺起的街道。一些新兴工业主、大商人，纷纷来到这个小城，拓展他们的一份事业。我的外祖父一家来得更早一些，当地人记得从一开始这儿就有这么一支望族。他们的主要产业不在这儿，这儿只是他们一个惬意的居住地。蓝蓝的海湾，密密的树林连接着洁白的沙滩，一年中有一多半时间风和日丽。而且这儿交通方便，风气开化，又免除了大都市的拥挤和喧哗。外祖父的前几代都是经营实业物产的，最早还出过一个清代官吏，作为第一批钦定的"金矿督办"，到登州海角来"发凿山谷"。我相信当年的"督办"是一个肥缺，整个家族的兴盛显然有迹可循。反正到了外祖父这一代，已经没人能说得清他们有多少资产了。外祖父走的也是当时大多数名门子弟的道路：在大城市读书，寻机会到国外深造——如果不是因为意想不到的一场婚姻，外祖父一定会在他二十岁左右出洋。
他当时完全是疯迷了，为了外祖母不顾一切。外祖母只是他们府中一个身材瘦小的使女，他们竟然难舍难分，后来一起从海港上逃走了。在外流浪的几年中，外祖父结识了一些革命党；最后跟上一位荷兰籍医生学医，去了欧洲。归来时父母都去世了，外祖父和外祖母双双回到这座小城。这儿处于战略要地，由于有一个港口，又临近一个国内最大的金矿，几派政治力量都在这儿集结、较量。外祖父回来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开办了当地第一所中西医院，并亲自担任院长。
他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当地政治纷争，我无法从外祖母和母亲口中知道得太多。我出生时外祖父已经不在人世。
从他那场奋不顾身的恋爱我就明白了，外祖父是一个心怀热烈理想、追求完美的人。他本来可以任意享用祖上的遗产，无忧无虑地度过一生。但他宁可让这一辈子波澜迭起、惊险丛生，而不愿重复一种陈腐老旧的生活。他勇敢地投入了自己只遭逢一次的时代，做了一个男人该干的事情。
这样的人往往不得善终。
一个人心中燃烧着希望，就不能害怕牺牲。牺牲对他而言是经常的事情。
我的父亲从小就在他叔伯爷爷——一个官僚商贾身边生活。因为叔伯爷爷没有儿子，就对父亲格外器重。可是这并没有阻碍他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他二十多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气的人物，以后甚至担任过一支部队的副政委。
后来由于斗争的需要，他才不得不脱下军装。
父亲就在担任副政委的前后结识了外祖父一家。外祖母后来说，他来到那个大院，看到那几棵高大茂盛的白玉兰树，顿时双眼一亮。那是一个春天父亲频频来往于小城和另外几所大城市之间。而今，他所做过的一切都湮没在历史的尘烟之中。他的事迹没有被写入教科书中，没有被记录下来，我只能从外祖母和母亲的只言片语中得知一点，留在脑海里连缀编织。
大约是父亲和母亲结婚的第二年，外祖父遇难了。他多少年来都是当地丑恶势力的眼中钉，敌人已经不止一次扬言要"除掉他"。他们知道外祖父的分量，完全懂得要实现自己的阴谋，就必须消除小城中这个巨大的、难以动摇的存在。
母亲说那是一个秋天的下午，天气闷热异常。全家人都没有午睡，不知为什么不安地走来走去。父亲出发到外地去了，大院里只有母女俩、一两个常住院内的帮工。他们好像都同时在挂念着什么。"老爷"还没有回来——"老爷"开会去了到了下午，很快，太阳红了，红得像血。一阵风吹得树叶乱响，像有马队从墙外驰过。就在这时，大院的正门被什么撞开了——所有人都看到了外祖父的大红马走了进来，马背上没有人！
马背上有湿湿的一片，母亲伸手摸了一下，是红色的。外祖母迎着红马叫了一声，红马扭头就跑。全家人紧紧随上。
大红马跑、跑，一直跑了好久，来到了城郊，那里是一片矮矮的松林外祖父就在那儿遭了埋伏。他静静地躺着，身下的白沙和一层松针都被染红了。
这就是外祖父的死。它离我的出生还有近十年的时间。那一场巨大的不幸、难以想象的悲恸完全被排除在我的视野之外，却不可避免地在我心中结下了永难消除的疤痕。因为我们的生活到处打下了他的印记——我识字以后读到的每一本有趣的书，问一下都是他遗下的；还有那些精美的小器具，比如一件漆器、一个八音盒、一台西洋钟，都是他留下来的。更多的是故事，外祖母在夜深人静时忍不住就要回忆那些美好的或是担惊受怕的年代。外祖父在我心目中成了一个神秘的、英俊的、殉道的男人。
他没有迎来小城的解放，虽然他为之奋斗了一生。这对于他不知是不是一件幸事。父亲的经历多少可以给人一点启迪，因为他们走了相同的道路，用来互为参照也并非毫无意义。
外祖父遇害的第二年小城解放了。作为胜利者，父亲接受了人们献花，受到了好多人的欢呼但他没有陶醉，很快就投入了更为繁忙的工作，几乎不怎么沾家——母亲说他已经完全忘记了自己，简直化为了革命肢体上的一个器官。那时候有多少事情要做，他的心情时而沉重时而欢乐，两眼常常闪烁着动人的光。
这种光用不了多久就要熄灭了。奇怪的是他毫无预感。因为一个人如果被理想烧灼着，心中存有不灭的希望，那么生命就不属于自己了。他甚至在解放前夕做了一件事——我相信这件事会长久地折磨着他，特别是他生命接近终点的时候。
我前面说过，他从小就跟在叔伯爷爷身边，他曾是大山里的一个穷孩子。叔伯爷爷是省城的一个大官僚，把他从山里领走，洗去了他身上的泥土，又送他上学，直到把他养育成人。那个老人和他的夫人都在父亲身上花费了不少心血，他们是他无可争执的恩人。后来父亲从他们身边飞开了。当平原地区的战争到了决定关头时，叔伯爷爷亲自策划了几次大的行动，使革命力量蒙受了巨大损失。也是一种宿命，那个老人在一次回乡时竟然被俘了。这在当时是一件大事，父亲受命参与了对自己叔伯爷爷的审判。
结果可想而知。叔伯爷爷被处决了。据母亲说，行刑前夕爷儿俩谈了一次话，两个人看上去都还平静其实谁都明白，整个平原上也许只有一个人能够挽救这个老人的生命，他就是我的父亲。可他没有那样做。
这就是一个处于特殊时刻的人：纯洁而残酷。他深深地爱着、恨着，走到了一个极端。
可是他想不到小城解放的第二年，他自己也被捕了。这个事件惊动了全城的人，因为这太突然太出乎预料了。他搅进了一个永远无法查清的案件中，据说这个案件水落石出那天就可以解释一切：黑暗年代里一个又一个革命者的失踪、斗争的失利、计划的破产这是不可能的，因为逮捕父亲大半只是出于臆测，或出于更大的阴谋。反正我相信母亲的话：
她当时就认为父亲是无辜的。父亲永远不会背叛。是他的忠贞使他逼近了这样一个结局。
从此我们家走入了恐怖时期。大院里没有一天是安宁的，不断涌进一些奇奇怪怪的人，他们大半都是我们不认识的人。
母亲日夜哭泣，后来又病倒了，是外祖母劝导她、安慰她，请医生为她诊治今天我想：外祖母可以说是天底下最不幸的女人了，失去了丈夫：又守着一个失去了男人的女儿，这是她唯一的女儿啊！
母亲告诉我，她当时后悔的是没有听从别人的劝告，尽快地离开这个大院，也没有把父亲的东西转移出去。不久一些人驾着马车来了，不由分说就把几代人积存的东西往车上装。外祖母疯了一样奔跑，伸手拦他们，说这是先生的东西，你们没有权利拿走。领头的冷笑说：先生算什么？
"先生"就是我的外祖父，因为那时已经不能叫"老爷"了。天哪，一个为小城的解放忙碌一生、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人，在胜利者看来已不算什么了。外祖母坐在了院里的方砖地上，不吱一声。她似乎明白了，胜利者即幸存者，他们要背叛和遗忘都是非常容易的。他们为所欲为，只要有个借口。
现在他们的借口就是这个大院出了一个"敌人"，这个人刚刚被捕，因而这里要全面清查我们一家是献出了生命和鲜血、献出了全部热情的人，可怜的我们直到最后才明白：
我们不是胜利者。
那一次马车究竟拉走了多少东西，已经无法统计了。有人说整整拉了十二车，有人说更多。反正当时都害怕、愤怒、惊愕，顾不上其他了。东西都拉到了新成立的一个管委会，大部分堆在一个大砖屋中，后来可能又转移到别的地方一部分。
妈妈的病好了。奇怪的是她在更为严酷的时候反而挺住了。她安顿好自己的母亲，一个人去见城里的司令官。司令官对她还算礼貌，耐心听了她的陈述。妈妈主要指出自己的父亲属于为革命献身的先烈，我们既然胜利了，就应该尊重他，尊重他的一切。司令官觉得有道理，但又认为我父亲的东西（它们有可能是罪证）与外祖父的东西并非一下子可以分得清的，所以暂且一并收起——归还的日子嘛，指日可待。
妈妈抱着一线希望归来了。
结果过了很长时间才传回话来，让去人认领东西。外祖母和母亲都去了，领回的都是一些外祖父穿过的旧衣服，不太值钱的老式家具。要知道外祖父当年是非常简朴的，他的全部积蓄都用在了新医院的创立上，当时的药品和医疗器械非常贵，有不少需要直接进口。妈妈说这些药品的一大部分都在暗中运给了革命队伍令人欣喜的是几乎所有书籍都拉回来了，这一点让妈妈高兴。她说：从那时起她就明白了，掠夺者是些不读书的人。
我知道外祖父、父亲，还有那个同样不幸的"反动政客"，据说是心慈面软的父亲的叔伯爷爷，都是些读书的人。
他们不停地读。我那时觉得母亲在把人划分成"读书的人"和"不读书的人"，而不仅仅是分成"好人"和"坏人"。直到长大了我才明白，划分人的方法还有许多，比如说"善良的人"和"凶狠的人"、"单纯的人"和"复杂的人"、"纯洁的人"和"污浊的人"、"卑劣的人"和"崇高的人"要划分起来真是没完没了。
这个大院从那时起就不适合居住了，尤其是只剩下一些女人的时候。这儿有着太多的往昔的气味，令人心疼的怀念和追忆日夜噬咬人心。外祖母和母亲都盘算着怎样离开这里。
这显然是个非常痛苦的决定。
不久，上面又来了新指示，说要没收（也说是征用）这个大院的一部分，实际上是三分之二的房子。从实用方面说，这时人口少得可怜，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房子了；但这只是另一个问题。无缘无故地掠夺，而且是对待那样一位老人的遗产，真让人气愤。妈妈这一次又挺身而出了。
经过妈妈出面反复交涉，有关的机构正式回答我们，这只是暂时"征用"，它的所有权仍属于我们——"你们要那么多房子干什么？现在胜利了"回答母亲问题的那个人在正式宣布了决定之后又这样不解地追问一句。
妈妈无言以对。是啊，要那么多房子干什么？那的确是无用的。至于说"胜利了"，妈妈是颇不同意的，就随口说了一句："是你们胜利了，我们没有"
是的，从一开始我们就被排除在胜利之外。好像历史不断地说明：有的人只是为了胜利而付出一切，包括生命；但胜利是与他们无关的。这有多么奇特啊，这种怪异的道理直到现在还让我费尽琢磨。
我们全家被赶在剩下的几间房子里；为了与之有个区别，他们就在房屋之间垒了一道墙，原来的后院小角门就成了我们一家的大门了。新的时代开始了。
父亲被捕不久，常住我们家的那些人就先后离开了。他们严格讲在此之前也不算什么仆人。因为外祖父是不容许有主仆之分的。他在主持了大院事务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分发钱币和东西，让他们各自拥有自己的一份生活。后来只有两个人没有走：一个是本家的婶婶，另一个是外祖父搭救的孤女。她们都没有家。外祖父的遇害除了使外祖母和母亲痛不欲生之外，受到致命打击的就是本家那位婶婶。她说"我要随先生去了"，几天之后就服毒自杀了。
这位婶婶叫淑嫂，我当然没有见过。听外祖母和母亲讲，她是一位无比温和宽厚的女人，善良到了极点。她的男人从很早起就消逝在东北，她一直守寡。她长得极为白皙，个子高高的，头发墨一样，一双眼睛像两汪水。母亲一提起她来就流泪，外祖母则叹息：我的这位姊妹啊，命也真苦。
两个女人长期厮守在这里绝不算明智。但她们要在这里等那个男人——我的父亲。
这期间风声越来越紧，母亲为父亲的事奔走了许久，后来终于明白已经没有什么希望。据说父亲未经审判就给押到一座大山里了，在那里服苦役。母亲去探望了一次，没有见到。
各种各样的骚扰不断出现。一个经历了两次劫难的大院绝不会再享有安宁了。母亲开始寻找一个地方，她指望有个地方可以安安静静地呆下来，等待我的父亲。那时母亲还很年轻，外祖母已经七十多岁了。她要服侍自己的母亲，要等待。有一阵母亲的眼睛突然失明了——当后来她告诉我时，语气里还有那么多的惊恐。她说医生来看了，说是得了"火矇"，就是说一阵急火攻心，眼睛被什么东西蒙住了。那时她知道新的灾难又降临了。不知费了多少时间，吃了多少药，她的眼睛总算重见光明。她感动得哭了。外祖母流着泪说："我女儿，我的男人，我们一家，都没干过坏事，神灵会保佑我孩子的眼睛的。"
今天我想：如果当时母亲的眼睛再也不能复明，那是多么可怕的事啊！世界上谁的眼睛比母亲的眼睛更明亮更美丽？
我这样讲不是因为她是我的母亲，而是我最真切的认识。我的母亲的眼睛又复明了，这是我一生珍念的最大幸福，也是我们一家人不幸中的万幸。
她从那以后就刻意保护自己的眼睛了，因为她要用它遥望未来的道路：自己的男人要踏着这条路归来，然后再走上未知之路
这段时间她了解到了很早以前外祖父身边那个男仆的下落。那个人高高瘦瘦，当年是最忠实的一个仆人，是上一辈留下来的，年纪比外祖父只小一岁。当年他口口声声叫着"老爷"，怎么也不愿离开。外祖父给了他很多钱，强令他自立。他哭着离开了大院。他后来走到了一片荒野，垦荒种地，又经营了一片果园，搭起了一幢小茅屋，就在那里独自一人过下来。当母亲费尽周折找到他时，他见到母亲一下就跪下了，母亲赶紧把他拉起来。他打听老爷，打听一家人，后来哭得在地上滚动他说，我真不该离开老爷！
他误以为自己跟在主人身边，主人就不会身遭不测了。
从那时起，母女俩有一多半时间住在荒野中的茅屋里。这儿离小城有几十公里。她们在小城时与邻里之间都断绝了来往，别人也害怕沾上什么，都躲着这两个不洁不祥的人。来了荒野，母亲又担心突然之间男人回来找不到家，那样他会多么伤心——自己的女人没有等他！就因为这个担心，母亲又回到了城里。
她艰难地等待着。
大约过了五年时间，父亲归来了。后来，我就出生了。然而还没等我记住父亲的模样，父亲又重新离开了。
这一回父亲是被押到一个水利工地上去的，那儿也是一座座大山。这一次被说成是"出"，实际上是第二次囚禁，因为不允许他探家，也不允许家里人去住。
父亲离开不久，我们真正的迁徙就开始了。母亲雇来一辆马车，把所有可以搬走的东西都拉到了那个荒原茅屋
我们从此就住到了这个人烟稀少、离大海很近的地方；从此开始了一种与前几代人截然不同的生活。也从这时起，母亲和外祖母开始了第二次等待。
我慢慢长大了。我也开始了等待。我想象着父亲的样子，不停地询问过去、过去的过去，还有那些神秘的关于我们一家人的传说
这时荒原上渐渐有了一些新的村落，还有了一个国营园艺场和林场。我明白了：每一寸土地最终都会找到它的主人。
那些村落离我们不远不近，我们小茅屋四周的小果园就归属了园艺场。我们自己只被允许保留了很小一片土地、几棵树木。而原来四周这些土地、这些树木，都是老爷爷——外祖父的男仆一个人一点点开垦和种植的啊！
我们开始了异常艰难的、新奇的生活。母亲去园艺场做临时工，养活外祖母和我。我更多的时间是和外祖母在一起，听她讲各种各样的故事。家里的所有杂事、沉重的活计，差不多都让老爷爷包了。他不停地劳作，不吭一声。我发现他在外祖母和母亲面前出奇的拘谨，说话时总是微微垂头，两手也垂着。母亲叫他"大叔"，他听了有些慌。秋天他担了一些果子到外面去，换回一些粮食；天渐渐凉了：他又在杂树林子里拣干柴，有时还要挖出一个个大树的桩子，劈了做烧柴。
我记得母亲每年冬闲时，大雪封地的日子里，就要和外祖母一起，围坐在小炕桌上描花。直到今天，那些绚丽新鲜的颜色、各种花卉鸟雀人物的形象仍然浮现在我眼前。那盛颜色的碟子也是从城里带来的，上面有好多格子，每一个格子里都是一种颜色。天冷，桌上放了一个大火盆，里面燃的是老爷爷秋后制做的木炭。
每年深秋看老爷爷做木炭是极为有趣的。他先挖一个火坑，然后就分批地把劈好的木头放上去烧——他紧盯住红色的炭火，到了时候就取出，一刻不停埋到一边的土里。这样烧出的木炭不老不嫩，既耐用又不生烟气。外祖母说，在大院时，我们每年都要备下很多木炭。最好的木炭当然是老爷爷烧制的，那时他还年轻，心灵手巧，不言不语就学会了一切。老爷爷在小茅屋里进进出出，这很容易让外祖母和母亲想起很早以前的岁月。那是怎样的年代啊，那时候的世界对我是那样的陌生和神奇。战乱，暗杀，走私，军火，营救
这一切都好像是一部传奇中写下的；令我难以置信的是，我的上一辈人恰恰置身其中。
我这时的世界走入了另一种奇特和丰富。比如假使我一个人逃进林子里，立刻就会沉醉其间。这片无边的莽野啊，给了我一生的安慰和向往的莽野啊，那时对我而言真是应有尽有。全部的感激和好奇都从此滋生。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对于我都是节日。我可以眼盯着春天怎样一步一步走来，我能一丝不差地分辨出它的脚步声。它踏在积存的雪粉上、凉凉的沙子上，都会发出声音。有时它踢翻了一片干树叶，干树叶在地上滑动滚落了一下，我都一阵惊喜。夜间如果我醒了，我就含笑闭眼，想象着它在原野上蹑手蹑脚走路的样子。春天是一个有形无形的生灵，悄悄地、犹犹豫豫地逼近了。这个生灵虽然心细得不可思议，但有时也不免莽撞，比如说要过一条刚刚开始融化的河，嘎啦一声踩碎了河冰
那一丛丛的沙地河柳一齐萌出叶芽、长出小毛绒绒球的时刻，是任何人看了也不会无动于衷的。那时候空气中有一种鲜芹菜叶的气味，那些拇指般大的小柳莺就是被这气味引来的。它们在柳条间小心地跳动，发出一些无法模拟的细琐之声。大朵大朵的彩蝶翩飞舞动，跟上热闹的还有蜂子：大的、小的，黄颜色的、墨黑的，甚至还有红色的。一种像少女一样羞涩的、腰儿细长的蜂子每一次落在枝叶上都格外小心，我目光的重量压迫得它总是欲留又去沙地小虫、小蚂蚱，都接二连三地出动了——春天到此为止全面降临了。
我在春天的莽野上一个人走来走去，欢乐和沮丧交替涌现在心中。我为了感受热乎乎的沙土，就脱下鞋子提了，把脚插进沙子中，一耸一耸地走。没有人声喧哗，没有别的影子。我有时踏上高高的沙岗，向南遥望——那一溜蓝蓝的山影在水气中跳动，像有生命有脉搏似的。那座大山多么美丽，就像母亲夜间为我读的童话一样。它会那么残酷地折磨一个人——我的父亲吗？
父亲据说就在远方的这座大山里。
我不记得父亲的模样了，他在我一岁多一点时就走开了。
在无数次的想念中，父亲被我想象成一个巨人，日夜不停地开凿石头。当这个巨人被释放的时候，我们这儿的一切都将焕然一新。那时候我的思念像北方涌动的潮水一样，一浪高过一浪，在我的心岸发出了噗噗的声响。
春天在想象和思念中度过。每一次思念都是被老爷爷或外祖母的呼喊声打断的。他们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了——这时的莽野上已经没有了野狼或其他凶猛的动物，他们到底怕个什么？他们的喊声里总是充满了惊慌，这使我都觉得好笑。
但我不敢耽搁，飞快地从藏身之处跑出，奔向他们。
夏天我到海边看打鱼的人。那是附近村子里的，他们在海里撒上了大网，然后在两端排成两条长队，吆喝着把大网拉上来。我每一次都要看着网上岸，尽管这常常是漫长的一个过程。当网漂子的弧线越来越短时，它围住的那一片水面就沸腾起来。我甚至听到了鱼的叫声，哜哜的，尖尖的，都是求生的尖叫。它们有时要猛地一个蹿跳，半空里闪一道白光，再啪一下落进水中。它想跳出围网，虽然没有成功，但它多么英勇，最后还是要奋力一搏——我想如果自己是一条鱼，这时候大概也会这么做的！
大片的鱼给大网围堵到沙岸上了。我一生都忘不了它们在离水那一刻的情景。它们都给吓坏了，在网扣上拧动、呼喊，相互撕咬。一些不知名的、从未见过的水族让我大吃一惊，它们的模样怪极了。我就是那时才认出了乌贼、水母
拉网的人都赤身裸体——成年人的赤裸让我目瞪口呆。我那时一想到将来自己也要长成这副粗糙而丑陋的模样时，心里就感到一阵可怕。长久地站立在海边，结果身上很快就被沙子和太阳烤红了，发出阵阵灼痛。
火一样的夏天哪，我感到整个原野都在喷吐着绿色的火焰。长长的荻草和芦苇在风的撩动下伸出火舌，打破碗花的蔓子则在低处慢慢燃烧。白色的沙土不敢赤脚去踩了，知了的鸣叫通宵达旦。夜间外祖母叫上母亲、老爷爷和我，携着干艾草和草荐子，找一片白沙子躺下。头顶是一棵大树，树隙中闪出星星。风微微吹起，吹过来一片小虫的鸣唱。老爷爷在远处的一棵树下躺了，他替我们点燃了干艾叶。这样蚊虫就躲开了我们。
我缠着外祖母讲故事，直到我自己困了，一合眼皮睡过去。醒来时只剩下我一个人，淡淡的朝晖印在脸上，痒痒的。
大概怕我孤单，老爷爷离开时把狗牵到了我的身边，链子系在树桩上。它略显忧愁地看着醒来的我，卷了卷舌头，又开始打哈欠。它的时间表与人是不一样的，在它那儿，白天恰是睡觉的时候。
我不能忘记这条狗。它的名字叫大青，英武而俊俏。它有一双外国人才有的蓝色眼睛：脸庞长了些，这与所有狗都是一样的；它的鼻梁硬邦邦的，我常用手指去敲击。当我们俩在一起，再没有别的人时，有时我心中会涌出可怕的、猛烈的激情——我不能抑制自己，就紧紧地扳起它的脸，让我们的脸庞紧贴一起。它一动不动，它知道这对于我们都是一个重要的时刻。这样很久很久，我等待着心中的什么过去
后来，我们一起抬起头来。它注视了我一下，幸福地、不好意思地把脸转开了。
大青的沉默给我留下了永难忘却的印象。我至今闭上眼睛，仍能想起它默然的表情。它的多情的双眼看看南方——它会望到那一溜蓝色的山影吗？当再一次转过脸来时，它就垂下头，若有所思。它的一颗沉重的心灵时常能够感染我，让我与之一起走入安静。那时我看着它的后脑，常常想：它在琢磨什么？它有非常不快的往事吗？它的长长的后顾之忧在折磨它吗？那时我发誓一定要永远地爱护它、保卫它，谁敢欺凌它，那么好吧，我会跟他拼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