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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次注意到大青的脸色异样——它像人一样无法隐藏自己的心情。
屋里，所有人都一声不吭坐着。我觉得空气中有一种瓷器被粉碎那一刻的尖利的声音——我知道空气中只要出现这种声音，大难就要降临了。
我靠紧了外祖母。她伸手抚弄了一下我的头发。我等待着可怕的消息。这时父亲低低地、恶毒地咒骂了一声。母亲忍不住，擦起了眼睛。我不得不开口问一句："怎么了啊？出了什么事啊？"
外祖母把我搂到怀中，继续抚弄我的头发。
母亲抢答："什么也没有，没有——你吃饭吧"
我不信。但后来大家都坐到饭桌前了。什么也咽不下。父亲吃得最多，他好像与往日没有什么区别。
第二天，外祖母说要领我到林子里拣干柴采蘑菇。我当然高兴。这已经是很久没有做过的事儿了，这要专门让两个人去林子里，太奢侈了。自从父亲归来，我们就没有好好地到林子里采过蘑菇和浆果，外祖母也没有再做蜜膏
这一天到了中午外祖母还不想回家。我们不知不觉走向了丛林深处。我召唤只顾低头干活的外祖母：该回家吃饭了。
可她说：就在这儿吃，你看我带了午饭呢。这可是从未有过的事儿——在林子里吃饭！我们的茅屋就在丛林中，离这儿并不太远啊！不管怎么说这太让我兴奋了，我抱住了外祖母。
那顿午饭我真难忘。有咸鱼块、锅饼、米粥，还有一大堆水果——有带来的，也有随手在丛林中采的野果
天快黑了，外祖母一点也不急着走。我提醒她：天完全黑下来时就没法走出丛林了。她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们往回走时天已经黑透了，结果我们在归路上差一点迷路。收获是足够多的了：一大捆干柴，一大口袋蘑菇。
进院门时大约是夜里八九点钟了。小院静得可怕。我抛下柴捆就奔屋子，外祖母小声叮嘱：慢点，慢点。
门没有关，虚掩着。原来爸爸妈妈都没有睡，他们坐在炕边，像在凝视黑夜。他们故意不点灯。他们在等我和外祖母吗？
"妈妈妈妈"
妈妈一声不吭。我去扯她的手，发现这手冰凉僵硬。我拥她一下，她搂住了我。
一滴滴眼泪落到我的脸上。我害怕了。
那个夜晚多静啊！
不知怎么熬到了天亮。我醒来了，好像突然觉得院子里缺少了什么。啊，是缺少大青的声音，是它一扭一扭在屋内跑动的样子！我一冲跃到院角，那儿有它的小窝小窝空了！
"大青！大青！"
父亲和母亲，还有外祖母都站在了门口。
"大青呢？！"
母亲看看父亲，父亲沉沉地哼一声："跑了！"
母亲转过身，回屋了。
我四下寻找，后来发现院子有些不对劲儿：铺上了一层洁净的沙子。而这在过去，只有下过大雨之后才铺这样的沙子，那都是老爷爷亲手去做我一声声呼喊大青。没有任何回应。
我这时看出来，我们的院子好像被铲过，然后又铺了沙子我只觉得身上燃得像炭一样，就快支持不住了。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事情又过了很久我才弄清全部缘由。
原来那些来我们家的人早就恨着大青了。他们说：它咬人，必须宰掉。母亲不知赔了多少礼，说它是多么懂事的一条狗；它从不咬人；而且住在荒原上不比住在村落的人家，离了狗是不行的。他们不睬。又过了几天，来了通知说：你们在三天之内必须把它杀了；如果第三天还不杀，会有人替你们做。凶狠的家伙害怕我们把大青送走，就强调：必须见到狗尸才算数三天过去了。我跟外祖母到丛林中去的那一天，是第四天。
院子被大青的血溅红了。刽子手离开后，父亲把血迹刮去，又担来了沙土那时母亲已经起不来了。
在我眼里，大青是个小妹妹或小弟弟，它与我们情同手足。它知道的茅屋的故事太多了，它到后来深深地沉浸在茅屋悲惨无告的气氛中，几乎一年里没有真正欢跳过。
有人竟然杀死了一个儿童般纯稚的大青。
从此我永远也不会相信这个世界了。它必遭恶报、那恶报将是可怕的。
妈妈和外祖母头上的白发飞快生出。不久，外祖母就病逝了
我再没有一个独特的对话者，只好更加沉默。我回避着，逃窜着，躲开所有人。最好的去处就是黑夜的梦想，是一个人的丛林深处。我在自我的世界中喃喃，我渴求，我追忆，我仇视着、爱着。
在善良无欺的、贫穷如洗的农民面前，我羞愧难耐。在那些流浪汉面前，我感到了煎熬。我不敢长久地去看洁白的小羊、聪慧的小狗与和顺光滑的鸽子因为我不敢想它们的结局。我一生都因为不能挽救善良的弱者而愧疚。我知道这种愧疚已经构成了我的性质，我正忍受着无所不在的戕害。
这就是我的世界，自己的世界。谁来这个世界的边缘与我对话？没有，这儿永远只是我自己的呼吸之声——时而急促时而平静而在我的对面，在那个肮脏的污团中，一些满是油迹的脸大仰着，埋怨我"骄傲了"！我岂止是骄傲。
追求高贵的时刻来到了。我将永远骄傲着。是的，我开始直接说出我对你们的藐视了。
我的导师去世以后，悲愤和绝望压迫着我，几乎无法走到办公室去。我开始用另一种目光审视那座大楼了。我心里非常明白，眼下必须尽快离开那儿，因为无法容忍的污垢已经堆积如山。我陪伴我的导师走到了尽头，使命暂时完成了。
我该走开了，走到一个稍微清爽一点的地方，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我害怕窒息。
到哪里去？我首先想到的是去一个环境宽松之地，当时最羡慕的是某个不必坐班的单位。环顾了一下，这座城市中这样的单位不多，其中包括几个杂志社。一个朋友联系了一家，我以前注意过，这份杂志还比较严肃，就答应下来。
现在看我的选择又是一个错误。但这在当时好像是自然而然的。一方面我急于躲开、安顿自己，另一方面我所需要的那种环境原本就不存在。我在选择之初还处于相当模糊的时期，在痛苦、犹豫和决绝之间徘徊，追求中还抱着一分幻念。
杂志社的头儿是个四十多一点的女同志，矜持而端庄，看上去只有三十左右，是什么学院常务副院长的第二任妻子。她用一个磁化杯子喝茶，在一个合用的大办公室里办公；她常常与大家一块儿讨论平时遇到的一些问题，给人和蔼随便、认真和有原则的印象。她的对面正好有一个空桌，这会儿就成了我的地方。
每天我都能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淡淡的丁香味儿，她大概使用了那种香型的化妆品。她是一个十分干净利落的女人，打扮上真是一丝不苟。她微胖、白皙，一双眼睛黑亮得像个婴儿，平时很喜欢吃零食，上班时常吃一点新疆葡萄干、松籽和话梅等，每一次都递过来一些。
比起原来的头儿，我觉得她好多了。在这样的单位工作，累一些也没什么。本来杂志社规定一三六上班，可我愿意每天都来这儿。与过去不同的是，我现在要参与讨论版面、稿件、文化科技动态和艺术等等，新鲜而富有弹性。这十分合我的胃口。不久，就由我亲手编发了我的导师的遗作——那些动人心弦的诗作。我们的杂志有文学艺术版面，它以前由主编兼管，这会儿就让我接替了。
杂志社与三所相比，工作人员的福利要差一点，但也相当好了。每个编辑人员除了按时发放工资外，还有坐班费、编辑费及好稿奖励。整个杂志社共二十余人，有一幢办公楼，一座宿舍楼、四辆车，经济上独立。由于杂志发行量几年来一直稳定在二十万份，所以非常宽裕。后来各种严肃报刊的发行量受电视和通俗读物的挤压，数量急剧下降，我们的杂志也保住了十万大限。这样经济收益仍然很好。加上这份杂志一直是政府支付经费，所以它注重的是社会效益，即便发行量下降到几千份，工作人员的工资仍然不成问题。
主编柳萌经常把丈夫对刊物的意见告诉我们，使我知道她非常看重男人的意见。每一次她都让大家一起分享那种特别的欢乐："他看得才认真哩，哪个标点不对都用铅笔标出来；还有，哪个的该用地，他都划了记号。他说插图太草率"我注意看了看，发觉除"插图草率"一条是绝对正确之外，其他的都搞错了。
她特别注意收集社会上的反应，如果是某个领导的意见，她就会召集大家议一下。所有杂志社的人胆子都蛮大，一些敏感的稿子也敢端到主编面前，她一高兴就签发了。我发现她与一些领导打电话的时间比较长，说话非常随便，而且还不时地插一句："就不！""我就不！""我才不管哩！"当然，这不是什么大胆的顶撞，电话另一端的人绝不会恼怒的。
凭了柳萌的关系，我们的杂志几次化险为夷——有些稿子当然要得罪人，有的告到上边头儿跟前，头儿就抓起电话直接找柳萌。柳萌据理力争，不时地吐出几个"就不"，问题就解决了。
柳萌是杂志社绝不可缺的人物。我觉得她唯一的缺点是容易接受影响，自己内心并无什么固定主张。但她人的确不坏，善良，单纯，心态绝不像四十多岁。同室的一个三十岁左右、毛发非常浓重的男编辑，好像可以拘束柳萌。他不愿做的事情，柳萌也没有办法。男编辑脾气很大，有一次我上班略晚了一点，一进门发现他把一个水杯子扔在地上，柳萌的脸正转向窗外。我坐下来，柳萌还站在窗前，一只手在掏手绢。后来她转过身，让我看到了发红的眼睛——她刚才哭过！
我稍稍有点吃惊。
她极力显得什么事儿也没有，马上笑着问我，说封二的裸女画怎么了？我最不喜欢一窝蜂跟上了：现在几乎所有的杂志都要刊登裸女半裸女。她说："我们家那位这一次比较解放，他说人体美嘛，这有什么不好？不要太保守，我松了一口气"我觉得这与"保守"毫无关系。这其实是一种迎合，与真正的勇敢并不搭界。柳萌仗着一点什么，很喜欢扮演思想解放的勇士，言别人所不敢言，做别人所不敢做，骨子里却很愿讨人喜欢。她并没有在真正的意义上坚持过什么。
这是我一眼就看得出的。
柳萌在两个方面都会被接受：上层与民间。日子久了，我终于明白那个男编辑与她的关系非比寻常了：他们一起出差、一起参加笔会、加夜班等等。她有时注视对方的目光是十分青春的，那往往是短促的一瞥。而那位副院长老头儿与她恩爱非常，每次都用自己的车接送，她对老院长也像对待一个大孩子。
有一次她与我讨论起"瓷眼"的事情。我不愿提到他，她就一个人谈："都知道那家伙那方面太糟烂。像畜生一样。我最讨厌这样的人。有一次开会见面，他握住我的手就不放，两眼直勾勾看人还与我们家那位是老朋友呢！什么玩艺儿，他对你的评价根本干扰不了我们，我知道他的德性。当然了，男女的事儿也不能像过去那样大惊小怪——关键看是不是有真情实意，就是说感情深不深，两个人如果真"
她端起磁化杯喝茶，没有了下文。
可惜这样悠闲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大约是我进杂志社的第二年，关于刊物自养、自负盈亏的风声就大起来。柳萌让大家不要慌张，说不管他，全城剩下一份刊物由政府补贴，也得是我们。大家对她的话坚信不疑。
果然，全市刊物自补会议开了好几次，不少刊物都从补贴名单上划掉了，我们的刊物仍然照旧。大家暂时松了一口气。
第三年春，又是传言刊物自救，说政府改革措施加大，将把各种各类刊物一律推到自由经济之中，砍掉所有补贴。我觉得这一次可能是真的，因为那个男编辑已经受柳萌之托，动手搞一个"基金会"了。他差不多停止了正常工作，一直开一辆专车在外面奔波，社里的小女打字员随其左右，称为"女秘书"。我们问主编刊物前途，她说："找过上边头儿了，没事。"
男编辑越来越忙，他开始到很远的东部去搞钱了，而且正式提出车上要装备一部无线电话。柳萌同意了。她自己一直想装这样的电话，但没舍得。
基金会进展缓慢，柳萌说现在办什么都难。她开会布置工作，特别强调杂志社的"创收"问题，说尽管我们刊物没事，但仍要提防"无米之炊"，要求我们每一个编辑都要关心经济问题，想点子、出方法；还特别提出一个规定让大家讨论：在"创收"中效益显著者的回扣——即从全部款项中抽多少归他所有？她说这之前是严禁的，但如果形势严峻了，这个问题就由不得别人，这关系到一份杂志的生死存亡！"挽救刊物就是挽救未来！"
美丽而庄严的一句警语——从哪儿学来的？这不像她的语言，也不像她那个胖乎乎软绵绵的老头儿的。
我心里非常清楚，我们这个杂志不同于其他杂志，物质基础相当雄厚，长期以来又得到上边的有力支持，而且订数直到目前居高不下；再加上广告费，自保当是没问题的。从长计议对，但如此惊慌，磨刀悬赏，似乎有点危言耸听了。如果我们过去不是那么大手大脚花钱，基金会早成了。大家得捞且捞，比一比那些勉强维持着基本工资的严肃杂志，比一比那些长期发不出工资的企业，我们这样搞钱实在有愧。我们办这么一份粗浅而不邪恶的刊物，有什么理由大把地分钱？
我知道她真正害怕的不是刊物办不下去，因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危险；她担心的是不能像过去那样随心所欲地分钱。
真正有经济之虞的杂志当然有，但它们大多是那些真正严肃和纯洁的刊物；而这样的刊物，我们这座城市暂时还没有呢。
那个男编辑的地位本来就特殊，这一来更是目中无人。他仗着那身浓重的毛发，交往了不少不道德的女孩子。不止一次有姑娘眼泪汪汪跑来，诉说她的幸与不幸。这种时刻如果柳萌在场，整个杂志社就乱了套。她会一改平时的娴静温和，大声训人，噔噔噔楼上楼下喊这样忙上半天，直到小姑娘溜了，她才能坐下喝茶。她的脸汗津津的，说现在这个年头，什么事都有，还说不准她是什么东西呢！"你看见她了吧？
连脚趾甲都染成了蓝的！"
多毛男子十天半月不来单位一次，带着身材微小的女打字员飞一样来去。有一天他回来了，柳萌立刻不失时机把他关到里屋，叫嚷："好好谈谈，该好好谈谈了！"
里面很快就传出一阵吵闹。男编辑嗓门大得吓人，一会儿又发出委屈的鼻音。接着是一阵寂静，静得让人担忧。谢天谢地又有了声音，是柳萌弱小而坚定的声音："就不！就不！
"
半个多小时之后，两人和颜悦色出来了。多毛男子向我、向其他人举手行礼，又对柳萌说："我先去了，主编！"就下了楼。
柳萌微皱着眉头自语一句："这个人哪，唉，也不容易"
但无论如何，柳萌对他的不满还是明显增大。首先是嫌他走了不及时回来，再就是"名堂太多"，"名堂"大概指那些花花绿绿的事儿。于是只要她逮住男编辑，就要往狠里戴一次。弄到最后有一个人沉不住气了，就是小女打字员。她平时不言不语，这会儿突然勇敢起来，在主编独自喃喃的时候，竟然撅起嘴"哼"了一声。柳萌砰地放下杯子，"你哼什么？""我哼不公！""你懂得什么公不公？""就是不公。人家为社里跑断了腿，还不如吃饱蹲赚好儿！"
柳萌差点跳起来。所有人都停了手里的活儿。这"吃饱蹲"三个字太刺激人了，而且矛头显面易见指向了大多数在办公室编稿子的人。好像是我们不务正业似的。柳萌手指着打字员说道：
"你懂什么？再胡说八道我停你的职！"
小打字员弓着腰进里屋躲了。
柳萌长叹着，环顾四周："你们有时间也出去跑跑，找找门路，不能让哪一个人垄断了！"
整个一天气氛紧张，大家都非常不快。我明白：这儿最后的一点宁静也完结了，我们开始走入喧嚣。
柳萌与多毛男子的口角只是偶尔发生，他们相处仍大致愉快。有好几次主编亲自与他到外边拉赞助、谈项目，回来时眉飞色舞："他这方面是个天才，接触人快，切入正题快。
我们杂志社今后就依靠他了小怪物！"
那即兴而出的外号正好表达了她无法自抑的兴奋和快乐。这一来大家都叫男编辑为"小怪物"了。其实他粗壮高大，与"小"毫不沾边。他身边倒真有个人又小又怪，那就是女打字员。她现在已经不能坐在打字机前了，跑野了脚，腰上挂个传呼机，加上长得小巧，看上去真是奇特。柳萌告诉：
跟企业家打交道就得忍。有一次他们喝醉了酒，一抬手就把小打字员举到半空
有关方面终于送来一纸严厉的通知：自下半年开始，所有杂志都终止财政拨款，实行自收自支。并指出这是实行市场经济的重要举措。
柳萌跳了起来，所有人都拍起了桌子。"这是釜底抽薪！
这是不顾后果！把我们跟黄色下流小报杂志一锅煮了！不行，我得去找他们算帐"她马上往外拨电话，拨了几个都不通，"他妈的，肯定别的刊物也在吵，吵个什么？它们平时光知道胡来，现在又"
她风风火火跑走了。一连几天没见她的影子。好不容易又出现在办公室，无比疲惫。我产生了深深的同情。起码在某一点上她没有说错——可怕的挥霍正蔓延全城，人在发疯般追求物质享受，几十万上百万的高级轿车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已经挤得水泄不通——在乡村城镇，一个小股长甚至民兵连长都坐上了高级轿车，一些满脸油污的下流坯已经坐上了带紧急充气垫的超豪华轿车随便把一辆轿车的一个轮子分出来就可以养活一份严肃杂志，而他们却决心停止支付经费。这是任何一个有希望的民族都难以做出的举动，是物欲冲击下的疯癫。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势必催生出一大批下流读物谁来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崩溃承担责任呢？
这一天并不遥远。
柳萌疲惫之后就是温柔的叹息："哎呀各有各的难处。不管钱不知柴米贵，国家得顾大的，我们也得体谅。没有办法，只有自己想办法了，只要积极想办法，杂志不仅能办下去，而且还能办得更好"
我的心凉了，全部同情立刻飞得精光。她的本质就是苟且和妥协，是很容易被说服的。她竟然丝毫看不出整个问题的性质、它所蕴含的粗暴、不负责任和无知的肆虐。她很快就被安抚下来，又像个刚赌过气的小媳妇了。
接着刊物理所当然地走向了"恶俗"——一个接一个所谓的"企业家"登堂入室，照片、长文、手持电话的封面封底人物像下贱甚至黄色准黄色的图片和文字，撒谎、吹捧、征婚广告，一应俱全浊流汹涌而来，淹过了编辑的小桌。小打字员第三次流产后刚刚上班，如此虚弱又如此愉快，在桌子间拧着喊叫："早就该这么干了！"
我真想把她抓起来扔到楼下。她顶多有三十多公斤，我一挥手就能把她扔几米远。
基金会极有"前途"，柳萌向大家报告：现在苗头很好，这样下去，我们大伙儿就是躺着玩也不怕了。除了搞基金会还有刊物自身收入——通过改革编辑方针，盈余大约是过去的三倍！"怪不得上级让我们下海呀，这是逼着我们动脑筋，学会游泳。我们对待这个第一是不怕；第二是战之能胜！是吧是吧！是吧？！"
她端着磁化水杯，一个个环视，最后把目光停留在我脸上。我对视了一下，只一下就发现她变了：涨了满脸的欲望使她的面部肌肉变了形，整个人显得陌生又丑陋，这简直就不是过去的柳萌。
"你也该多出去走走，一回生两回熟，久了就习惯了，刚开始我也不好意思"
我明白这是对我一个人说的。她鼓励我干什么？当然是搞钱，可她说得多么牙碜，乍一听还以为她在讲自己别的什么生涯呢。同样是这个端着水杯的微胖女人，前不久站在这儿还说"挽救刊物就是挽救未来！"看来她这一次是决意要断送"未来"了。其实她从来也没弄明白什么才是"未来"，她那些关于这一切的讨论，不过是一个浅薄的、嘴尖舌快的女人另一种时髦罢了。对她太认真就会上当。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每个人都长了一颗心，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是"空心人"。
夜间，我躺在宿舍里一阵辛酸，难过得睡不着。我一遍遍想着三所"瓷眼"，还有我的导师最后的日子这一切是不会忘记了。那时我愤然离开，决心走出一座阴森的大楼，让阳光照得双眼迷蒙我走在大街上，像个游子一样茫然四顾，真想不到最后落到了又一个鬼地方！
星星在窗外闪烁。我长久盯着宝石一样的星星，心里一阵纳闷：怎么如此美丽的星空之下会忙碌着那么一帮污烂糟？
这真有点不可思议；这真是可怕的存在我一直望着星星——它与我童年所张望的真是同一片星空吗？我不敢想下去。
童年的星星好像比现在大、亮，它们是低垂的，一次次想亲近土地上的一切：草、树丛、石竹和鸢尾花。星星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退远了——一丝一丝退去，带着失望的歉意退去——大地及大地上的一切使它们失望了；它们是对的。我们这儿的一切即将被星空抛弃，我们将没有光，沉入浑茫无绪的、铅墨一样的黑暗
天亮了，仍不想起床。我开始对那个杂志社感到怯懦和厌恶。头一阵阵疼痛，我想我是病了。
我病得时间好长，一连十几天没有上班。柳萌来了，她肩上那个小挎包像拳头一样大，看上去令人气愤。一个人居然可以背着这样小的挎包，什么荒谬的事情还干不出来？她坐在床边，伸手试试我的脑壳，说一声："多么可怜！"她身上丁香花的气息又浓烈地喷涌而出这么柔软的手掌，这么好的手指甲，干点什么不好？为什么偏要去干那些"一回生两回熟"的勾当呢？
"好好养病，争取早点上班，好多事情等着你呢。"
她鼓励、询问，不断地关怀。看来这份杂志正处于非常轻松自如的阶段，她有闲心在我这贫寒的小宿舍中呆那么长时间，而且笑口常开。
她走了。后来再登门的是会计，他是送我这个月的工资和补贴来的。补贴一下子比工资多出好几倍，黑乎乎的一叠儿放在床边。这些钱是非常脏的。
整整两年多时间我都在若即若离的状态下。我知道，我正在接近一个痛苦的决定。
这期间又经历了许多，比如与梅子的结识，我写下的几本歌子梅子大大抵消了我的痛苦，她和我有了一份与常人大同小异的、火热而安定的生活。但我无法把那些铭刻在心的苦痛挡在小屋之外。我对梅子说：我想离开、离开。她问我离开杂志社吗？我说是的，不过也许，我反正要离开——我感到有什么催逼着，我需要离开了。我将在一个全新的、稍稍遥远的土地上，回视我历经的全部这已经有些晚了，但这是必须的。
这个想法逐渐坚定、清晰。但要实现这个想法，那真是太难了。
那会儿辞职风席卷这座城市，有时甚至是得到某种莫名的鼓励。我于是对这座城市正式提出了告别。因为这几年中我借着到东部出差，已经发现了那片葡萄园。某种孤注一掷的心情支持了我，也使我更加坚定。我的岳父以空前的严厉阻止了我，但最后是我胜利了。他认为我是"脱离队伍"，就像战争年代一样，是个"逃兵"。我说不，这是"入伍"，是走上"前线"当然这是蒙他——我还远远没有走上"前线"。我只是没有忘记"前线"，我如果踏上通往"前线"之路就已经很幸福了。当污浊埋上喉咙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首先是跳出来。对我、对任何不愿死亡的人而言，暂时也别无选择了。
老胡师，在这安静的葡萄园的午夜，我多想再一次与您促膝长谈。那回对饮长久地留在我的脑海中。我需要看到您的银发和微笑，您的黑色大烟斗。作为一个令人遗憾的学生，我先是离开了自己的专业、尔后又离开了学界和工作单位，回到了这样一片荒凉我在前面为自己也为我们这一类人做了辩解，指出那场由来已久的、不可避免的和迎击的光荣。我现在想说的是，这儿比我离开的地方洁净一万倍：如果说到事业和知识，这里从广义上、从本质上讲，也比那个地方深刻和真实一万倍。我在这里成长的机会远远大于那里，我有一天必定会从这儿出发远行的。
在有关柏老的那个故事中，您也是其中的人物，是个介入者。所以您在那时没有任何怀疑和误识。但关于"瓷眼"、我的导师、导师的恩师、三所，您却没有表现出那样的清晰性。这是因为没有感同身受。您对于这个时代里某些故事雷同的严重性还有些低估。我却要一再地揭示和记录由于一个时代想象力的枯竭而带来的可笑而残酷的"雷同"。
可笑的"雷同"，令人啼笑皆非的"雷同"，使人流血流泪的"雷同"！就是这些一重复、大致相似的故事，把我们一个又一个纯洁和朴素的兄长、导师沉入了深渊。
我在这个小平原上有幸搜集到几千年前秦王东巡及徐芾的故事——这故事是家喻户晓，偌大个中国有谁不知道有个叫徐芾的人？有谁不知道他采长生不老药一去不归的故事？
徐芾是个幸存者，他逃得太快了。
其实对待那些思想者，最好的办法是蹂躏。蹂躏从来就甚于杀戮，而且还有可能化腐朽为神奇。
那些"雷同"的故事就是蹂躏的故事。
我在这个葡萄园里，享受着一段有别于过去的时光。我咀嚼着那些故事，梳理着来龙去脉，只在默想中与一类人对视，感知着他们的目光。这目光穿射了遥远的时空，依然那么生动和温暖！
您出于对学生的关切，对我的未来一直担心：这样下去怎么办呢？
我张望着面前这个世界，常常发出与您类似的叹息
怎么办？怎么办？我离开了，再一次离开、离开。人最终都得离开。但一个人却不能屈服地撤离。我在一次次离开的时候，想到的就是这些。
我不害怕什么，我只渴望有效地加入。我没有回避，我藐视汹涌的浊流。有时这种离去是必须的。它恰恰源于一种渴望。我不能忍受，这种"不能"既使我陷入，又使我离开。
我判断着、回想着，寻找着我的来路。我在滔滔的时代合流之中不可能不葆有这种状态。有时我像一个孤儿——一个时代的孤儿；有时又像一个扶老携幼的男人。我觉得早早地衰老了，又奇怪地停留在童稚时期。我是谁？是什么？我在哪里？类似的迷茫偶尔笼罩我，令我惧怕所以我一开始，一直到今后，我的一生，都会专注于一个最普通最基本的问题：
我的立场。在越来越多的人羞于谈论立场的时候，我却要在自己内心深处死死地咬住它不放，一直到把它咬出血来。
我离开了这个平原近三十年了。这等于离开了母亲。失却了最可靠的保护，受伤流血。我带着伤残归来，紧紧依偎。
失去得太久太久，母亲也在苍老。面对着衣衫褴褛的母亲，那种痛苦才是真正的痛苦。最后的和最早的依靠、爱和怜的源路，如今成了这样。谁忍心看一眼母亲苍凉炽热的目光？
我的平原啊，我挨上了你，我紧紧地依靠着你。可是我身上的血口尚未抚平，我又要为您去重新迎接。母亲身边的危难叠成了山，这就是我的母亲啊！
我一大早起来就走向原野，想让脚板贴近昨日的青茅和葛藤。它们没有了，早在十年前就枯萎了。现在更多的是荆棘，是吸饱了绿汁而变为金色的地衣。地衣嫩软的须丝让人想起章鱼长了吸盘的长爪。它们把大地吸贫了，还要吸、吸，它们曾经怜惜过大地吗？
那潭碧绿清澈的水呢？那一丛连一丛的灌木呢？那呜呜鸣响的白杨林松林和青冈木啊，已经被一处处起伏的沙丘链所埋葬。白如云朵的羊群没有了，灰色的天空看不到一只鹰。
麻雀倒还不少，可是更体面一点的鸟儿一只也不见了，如鹭鸟、大雁、花喜鹊、雄野鸡据说它们已为数极少且躲到更安全的地方。
如今持枪的人多了，他们向我的平原开枪了。他们都从外地涌入，一个个都有一张油渍麻花的脸，看了让人恶心。本地土生土长的也有，不过大都不是良家子弟，而是自小染上恶习、学外地人穿上小花袄的败家子。他们给野心勃勃的外地人领路，充当奸细，殷勤指点哪里有水源、矿藏、果子、沃土，哪里有花姑娘。他们亲手把自己的姊妹献出，以领得一串沾了油污的小钱。
为了把轿车、卡车开进美丽海滩最深处，他们修了一条条柏油路。这些路像黑色的脉管，通过它们将全部宝藏都抽空了。他们什么都要，只要能换来钱就行。于是当地人惊讶地发现：一卡车一卡车的沙子运走了，大海滩上到处留下一片片坑穴。大海涨潮时，这些坑穴又给灌满了盐水，于是仅有的一些植物也死掉了。洁白的沙子是构成海滩最基本的东西，是我们立足的根据。于是我们不难发现，有人存心要移动和毁坏我们的根本。
怎么办呢？
我终于发现自己无法撤离。我从学院到三所、再到杂志社、平原这原来都不是撤离，而是转移。
一生都只能转移。这是我独特的命运。我守住自己的命运了。
我在午夜难以入眠时，想得最多的就是：这片平原到底是谁的？法律上对此是怎样界说的？又是谁制定了法律？好像有人指出这平原这广阔的海滩不是我们的——"我们"指大多数人，即平常一群群在野地里奔忙、皮都晒焦了的那些人！——他们说它属于谁也没见过谁也说不清模样的奇特怪物。它不是一个人、一个可以把握的具体之物，而像传说中的"黑煞""山麓"一样，远远地吓人。
看来在这片平原的真正归属解决之前，我们就不会得到安宁。
您对我几年来的激烈言辞都原谅了。但从未真正赞同过。这既使我不安，又让我迷惑。因为我所说的一切在我看来都简单明了。您一再强调的意思常常是：也许你说的都是真的，都有道理，但仍然还是要学会宽容——再宽容一些吧！
您不断重复的这些归结性的话使我失望极了。我开始觉得有一种无法走近无法沟通的痛苦。这一回它那么真实地告诉了我
"宽容"——多少次听人这样说了呢？他们好心好意劝导我，让我领会和运用。据说号召"宽容"的人一辈子都不会错，所有品行高贵的人都善于劝导别人"宽容"，讲"和为贵"。但我逐一分析后发现，他们在劝说别人"宽容"时，从来没有涉及到信仰问题。也就是说，在最需要表现出宽容精神的地方，他们是绝不谈论它的。
实际上他们悄悄地换掉了一个概念。他们在讲忍耐和妥协，甚至公然主张与污流汇合。
我有一种被侮辱被欺凌的感觉。因为在频频侵犯中我已遍体鳞伤血迹斑斑——也许这血汁流了不止一人一代而是一家一族——有人却劝我承受、顺从，或直接跪下。这太不公平了。
对于好人，您这样的长者或朋友，我才愿意指出这种不公。而对于另一类，我就要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的卑琐和虚伪。他们指责别人"不宽容"，自己却时刻准备加入丑恶势力。
他们的理由是：既然你如此地"不宽容"，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我几乎能听到他们唰唰挽衣袖的声音。
在那个口吃老教授的儿媳跪着死去、在我可爱的导师吐血而去、在大山里孤单的地理教师倒于雪地这样的时刻，是谈"宽容"的时候吗？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词儿。我怀疑他们在用这一独特的方式为自己不够磊落和体面的昨日辩解？
那些流血的时刻，言必称"宽容"的人又在哪里呢？
原来"宽容"是一个陷阱，你一不小心踏入了，就会被吞噬。
我绝不"宽容"。相反我要学习那位伟大的老人，"一个都不绕恕"！
不会仇恨的人怎么会"宽容"呢？宽容是指宽阔的心胸有巨大的容纳能力，而不是指其他，特别不是指苟且的机巧。
那些言必称"宽容"的人还是先学会"仇恨"吧，仇恨罪恶，仇恨阴谋，仇恨对美的践踏和蹂躏。仇恨有多深爱就有多深，仇恨有多真切爱就有多真切。一个人只有深深地恨着那些罪恶的渊薮，才会牢牢地、不知疲倦地牵挂那些大地上的劳动者。他们已被太阳炙烤着，像茅草一样，数也数不清——记住了他们才算真正的宽容。
在这个时代，在人的一生，最为重要的，就是先要弄明白自己是谁的儿子？
这是一个寻找和认识血缘的、令人惊心动魄的过程。它绝不是生而知之的，它的认识有时需要付出半生或一生的血泪汗汁。每个人出生后都将跟从，都将被认领；如此他才不会背叛，才会有个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