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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出席大陪审团听证会那天，正好是我的长子小学毕业升中学的日子。维丽要我请一天假和她一起去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我告诉她我去不了，理由是我得参加一个有关预备役军人入伍的特别会议。她仍然对我的困境一无所知，我对她还是严密封锁消息——反正她知道了也无济于事，反而担惊受怕，何苦来？如果事情进展顺利，她永远也不会知道曾经发生了什么事，这正是我的最大心愿。我一向都认为配偶在帮不上忙的情况下，没有必要让她分担忧愁。维丽为儿子的毕业感到自豪。几年前我们发现他连基本的阅读都不行却依然年年升级，维丽非常气愤，开始亲自教他读书。她教得很好，慢慢他能够拿到高分了。我对学校这种不管成绩好坏一律升级的做法也感到气愤，这是我对纽约市感到失望和怨恨的另一个原因。我们居住在低收入区，居民全是工人阶级和黑人。学校根本不关心孩子是否能真正学到知识，完全是为了早日摆脱他们而让他们升级，只要他们不闯祸，不惹麻烦，把他们顺顺当当地从学校打发走就万事大吉了。
维丽盼望着早日搬进新房子，它位于长岛社区，这个区的学校有口皆碑：教师们尽力要把学生培养成能考上大学的合格人才。另外，虽然她嘴上没有说，其实我知道她心中更庆幸的是那里几乎没有黑人，孩子们会在像她当年的天主教会学校那样安分守己的环境中成长。我不反对她的想法，也不想告诉她，她所设法逃避的种种问题的总根源在于整个病态的社会，不是到了长岛学校那有树有草坪的环境就能逃避得了的。
除此之外，我还有其他的忧虑，那就是我也许会去坐牢，这可就要取决于我今天在大陪审团面前的表现了。
那天早上起床时我就心情欠佳。维丽亲自送孩子们到学校去并准备留在那里参加毕业典礼。我告诉她，我可能工作到很晚才回来。他们比我先离开家。我自己煮了咖啡，一边喝一边仔细考虑应该在陪审团面前所做的一切。
我必须否认任何指控，科里已经向我保证他们绝对追查不到我所收的贿款。只有一件事使我犹豫，我必须填一张有关个人财产的问卷，其中有一道问题是问我有没有私人住宅，在回答这个问题上我必须冒险，因为我在长岛的住所已交了首期付款，是一笔定金，可是这所房子的余款尚未还清，按理说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说没有私人住宅，于是我填上的答案是“没有”也不提已交定金的事。令我久久举棋不定的原因是担心联邦调查局的人是否已发现了我买房子这件事，我猜测他们可能已经掌握了这一情况。
我边喝咖啡边设想，假如陪审团问我是否已付定金购买了一栋房子，我的答案只能是肯定的。接下去他们会问我为什么不在问卷里填写清楚，我必须做出合乎情理的解释。还有，假如万一弗兰克垮下来，并认了罪，招供有关我们是合伙人和交易的情况等等，我该说些什么？我已下定决心对此事要讲假话，这样弗兰克的供词就对我不利。他总是一个人单独处理这种交易，没有人能够为他作证。我忽然记起很久以前的一天，弗兰克不在办公室里，他的顾客企图收买我，让我转交一个信封给他，我拒绝了。在这件事上我真走运，因为那个顾客就是向联邦调查局写匿名信控告弗兰克，导致这场全面调查的人当中的一个。那次对我来说拒绝接受贿赂纯属偶然，是因为我从心里讨厌那个一副猬琐相的家伙。这样，他出庭作证时应该指出我是拒绝收贿款的，这一点对我有利。
弗兰克真的会认罪和把我抛给大陪审团吗？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唯一可以自救的办法就是出来作证指控他的顶头上司，例如少校或者上校等人，问题是他们根本不牵涉在内。另外，我觉得弗兰克这个人一向够义气，他决不会因为自已被抓而出卖我。还有，他的处境危险，如果他认罪，就会失去在政府部门中的工作、养老金以及他在预备役的军衔和养老金，他只有硬着头皮顶到底，拒不认罪才行。
最令我忧心忡忡的就是保尔-汉姆希了。我是尽了全力来帮这个小伙子的，他父亲曾许诺会使我的余生都过上无忧无虑的日子。在帮助保尔渡过难关之后，汉姆希就断绝了和我的联系，甚至连一双长统袜也没送过。我曾期待过他会再送一大堆礼品，或者送几千美元，但除了刚开始使维丽大惊小怪的那几箱衣服外，就再也没有下文。我也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去索取任何东西，那几箱衣服毕竟也值几千块钱嘛。他们虽说没能“使我的余生过上无忧无虑的好日子”这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对于被骗从来都采取无所谓的姿态。
联邦调查局开始调查后不久，有传说提到保尔-汉姆希逃过征兵关，他在接到入伍通知书后仍然参加了预备役部队。我知道兵役委员会发出取消他入伍通知的信已从我们单位的档案室里被抽调到更高的司令部去了，也估计联邦调查局的人已经和兵役委员会的职员交谈过，他也已把我编的故事告诉了他们。这个理由还是讲得通的，并不牵涉到违法行为，只不过是行政上的天天都会发生的小把戏而已。但是有传说保尔-汉姆希在联邦调查局的追问下屈服了，向他们坦白了我曾收受过他朋友们的贿款。
我离家后开车经过我儿子的学校，学校里有个巨大的水泥地篮球场，四周用高高的金属网围起来。我开车经过时，远远看见毕业典礼正在露天的大球场里进行，于是把车泊好，站在篱笆外面，紧挨着金属网往里望。
只见一大群13-14岁的男女孩子排着整齐的队伍，一个个穿戴整洁，头发梳理得漂漂亮亮，脸也洗得干干净净，正带着兴奋和稚气的自豪参加毕业典礼，准备步入人生的成熟旅程。
已经为孩子们的父母搭好了看台，还为显要人物搭起了一个很大的木制讲坛，上面坐着校长和该区的一名政客，以及一位头发灰白的戴着蓝色外国帽子、身穿20年代军服的退伍老兵。一面美国国旗在讲坛上飘扬。我听见校长说由于时间不够，不能一一颁发毕业证书了，只能在宣读到某一个班的时候，该班的全体同学转过身来，面对看台上的来宾。
我就这样观察了他们几分钟。每当宣读一个班级之后，一排男女孩子就转过身来面对看台上的父母亲和其他亲人，接受他们的鼓掌。孩子们的脸上充满了自豪、幸福和期待的神情，他们是今天的主角，受到贵宾们的赞扬和长辈们的欢呼，只是他们当中的一些可怜虫至今还不识字，没有一个人准备好面对世界，也没有谁能预见到未来的烦恼。我庆幸看不见儿子的脸，接着就赶快回到车上，驶往纽约去见大陪审团。
我在联邦法院大楼附近的停车场寄存了车，走进地上铺着大理石的大厅，然后乘电梯上到大陪审团所在的厅。步出电梯后，我吃惊地发现长凳上挤满了在我们单位应征入伍的年轻人，起码有100人。他们有的人朝我点头，还有少数人和我握手，开些有关这件事的玩笑。我看见弗兰克-埃尔克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一扇巨大的窗口附近，于是走过去和他握手，他显得很镇静，不过脸绷得紧紧的。
“这一切够让人心烦的，对吗？”我们握手时他这么说。
“可不是！”我说。大厅里除了弗兰克没有谁穿军服，他还戴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获得的所有的战斗勋章和上士臂章以及长期服役的标志，看上去就像个干劲十足的职业士兵。我知道他想搏一搏，希望陪审团会拒绝给一名爱国的重新入伍保卫国家的老战士定罪。我希望他这一招能够灵验。
“上帝啊，”弗兰克说“他们从李要塞空运了大约200人来这里，全是些废物！这次就是因为有些不争气的人吞不下被重新征召入伍这口怨气。”
联邦调查局的做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令我无比惊诧：看起来我们只不过干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只不过是弄些小玩意来赚些零花钱而已，严格说来还算不上欺骗，充其量也仅仅是一个互助互利的、对谁也不会造成伤害的、兼顾双方利益的行为而已。当然，我们是违反了一些法律，但我们并没有真正干过什么坏事，而政府却要花数以千计的美元来企图把我们投入监狱！这似乎不公平——我们既没有杀害什么人，也没有抢劫银行，既没有贪污公款，也没有伪造支票，更没有犯下窝赃、强奸、给俄国人当间谍等滔天大罪，他们干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由于某种原因，我突然情绪高涨，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还在笑什么？”弗兰克惊奇地问“事情可严重呢！”
我们周围都是人，有些近在咫尺。我眉开眼笑地对他说：“我们究竟担心些什么？我们是清白无辜的，我们都知道这些指控全是些无稽之谈！操他娘的！”
他听后也哈哈大笑，接过我的话头说：“说得对！操他娘的！只是不管怎么说，我都恨不得宰他几个兔崽子才解恨！”
“别开这样的玩笑，我知道你是个有口无心的炮筒子。”我给他使了个眼色——这个厅也许安装了窃听器。
“说得不错，”弗兰克不情愿地说“你以为这些人会因为给祖国服兵役而感到自豪吗？我已经历了一次战争的考验，这次重新入伍我都毫无怨言，可他们”
过了一会儿，我们听见从两扇标有黑白标志的，上面写着“大陪审团”的大门那里传来法警喊弗兰克名宇的声音。就在弗兰克进去的同时，我看见保尔-汉姆希从里面走出来。我迎上去对他说：“喂，保尔！你的情况如何？”我向他伸出手去，和他握了握手。
他见到我时显得很不自然，但是他的眼神里没有犯罪的表情。“你爸好吗？”我问他。
“他很好。”保尔答道。经过一段短暂的犹豫后，他低声地说：“我知道我不该在你面前谈论我的证词，你也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做，但是我爸爸要我告诉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我听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是我唯一担心的人。科里说他会和汉姆希这家伙扯平，现在看来他真的做到了。我不知道科里是如何办到的，目前这一点已无关紧要。我看着保尔走向电梯。这时，另一个我曾经帮过的年轻人向我走来，他曾是一家戏院的见习导演，我分文不取就把他招进了预备役部队。他是真的很关心我，告诉我他和他的朋友们将为我作证，证明我从来没有索取或收受过他们的钱。我很感谢他，和他握手致意，还说了些笑话，并很自然地微笑着。我在扮演着一个兴高采烈的狡猾的受贿者的角色，尽量装出一副无罪的样子来。我吃惊地意识到我其实很欣赏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的许多顾客都在为我打抱不平，都说这是几个心胸狭窄的人惹出来的麻烦，说这样做是在耽误整个法庭。我甚至觉得连弗兰克也不会被判刑。这时，我看见弗兰克从大陪审团的厅里走出来，他显得很倔强，但也不气愤。看得出来他并没有屈服，准备斗到底。当我从两扇大门步入大陪审团大厅时，随即把脸上的微笑一扫而光。
大陪审团根本不像电影描写的那样，有许多人似乎是坐在一排排的折叠椅上，而不是坐在包厢或其他形式的地方。地区律师站在桌旁，桌上放着几捆供他查阅的文件。有几位速记员坐在一张小桌后面，桌上放着一部打字机。指定我坐的那张椅子是放在高出地板的平台上的，以便陪审团的人能清楚地看到我。我的自我感觉是仿佛成了在赌场纸牌档上的云梯警卫员。
地区律师是个穿着守旧的黑西装、白衬衫，打着天蓝色领带的年轻人，他的黑发浓密，肤色白皙。我当时不知道他的名字，今后也永远不会知道。他用不带丝毫感情色彩的声音向我提问，这纯粹是为了表明他是在做例行公事，把信息记录下来，不想造成给陪审团留下什么印象的后果。
他就站在桌旁，连向我发问时也没有走近我。他首先问清我的姓名及职务，接着再问：
“墨林先生，你曾否以任何理由向任何人索取过钱财？”
“没有！”我回答他。我在回答问题时，始终正视着他以及陪审团成员的眼睛，脸上保持着严肃的表情。尽管由于某种原因我很想发笑，何况此时的我完全处于亢奋状态。
地区律师继续问道：“你曾否接受过任何人为了达到参加预备役部队的目的而向你赠送的任何钱财？”
“没有！”我回答道。
“你知不知道有任何人收过行贿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所送的贿赂款？”
“不知道！”我答时仍然看着他及那些由于坐在小折叠椅上而感到难受的人。这个大厅处在大楼内部的深处，照明设备极差，我看不清他们的脸。
“你知不知道有任何上司或其他人施加自己的特别影响，以达到让某个不在名单上的人参加你管辖范围的预备役部队？”
我早就估计到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所以曾考虑过是否应该供出国会议员为钢铁大王后裔亲自前来施加影响以及少校出面说情的事，考虑过是否揭发预备役军营的官员要求把自己亲友的名字提前安插到名单上的事——也许这样做可以吓退那些调查人员，或者把他们的视线转移到那些高官身上。经过再三考虑，我意识到联邦调查局不厌其烦地调查此事，就是为了揭露出高层人物，如果真的牵涉及高层，调查还会加紧进行。还有，如果涉及到国会议员，整个事件将受到报刊的更多关注，所以我决定把这些事封锁在记忆之中。如果我被定罪和受到审判，我的律师可以利用出现在这些事件中的那些达官贵人，于是我的回答仍和刚才一样：“不知道！”
地区律师推开他的文件，连看也不看我一眼，说：“我没有什么问题了，你可以走了。”我站起来离开高台走出了大陪审厅。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为什么那么充满希望，那么兴高采烈了。我的确是一名魔术师，这么些年来，当人人都心安理得、无忧无虑地收受贿赂时，我已预计到将来会有这么一天，还预计到要回答这些问题，要上这种法庭，要受联邦调查局以及阴森森的监狱的威胁。我采取措施提防着这一切，所以把钱转移到科里那儿去，而且平时谨小慎微，在和那些人做违法交易时不树敌，从不主动地索取一定数量的钱财，明知道一些顾客在欺骗我，我也从不去追究，甚至连亲口答应让我的余生过上好日子的汉姆希先生装聋扮哑地食言时，我也没有去计较。这次他能做到让儿子不出庭作证就足以让我高兴。也许是他给儿子的压力而不是科里改变了我的命运？事后我更深入了解，才知道全靠科里帮我摆脱困境。不管怎么说，尽管我需要一些帮助，我仍然是个魔术师，一切都按照我预言的那样发生了，我真为自己感到得意。我不在乎，也许是因为我是一个会采取明智的预防措施的狡猾的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