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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父亲，但也因他而感到羞耻。从我开始记事起，他就一直生活在巨大的感情动荡之中。他不是“在世界之颠”就是被世界所压倒。
换句话说，不是烂醉如泥，就是清醒得令人痛苦。
然而不幸的是，无论是哪种状态，子女都无法和他接近。和他在一起我简直无法忍受。对一个孩子来说，再也没有比有个失去控制的父亲或母亲更令人害怕的事了，而亨利希勒就是个极端失去控制的人——不带降落伞就从责任的高空一跃而下。
他是密执安州迪尔本市卡特勒两年制专科学校的文学助理教授。我认为他生活中的主要目标就是自我毁灭，而且他似乎极其擅长于此。他高明到就在要获得终生任教权的前几个月让系里发现他酗酒。
妈妈和他对小弟弟蔡兹及我解释他这一工作变动时说，父亲想把全部时间集中用来写作。他是这样说的：“许多人只是梦想要写出那本存在于我们脑子里的巨著，但需要有真正的勇气才能在没有职业这张安全网的情况下投身其中。”
另一方面，母亲却并没有召开一个家庭会议来宣布她将承担管家和养家的双重任务。
既然丈夫“工作”到深夜，她便早早起来，准备好早餐，给我们装好午餐，开车送我们上学，然后去医院上班。她原来是外科护士长，但现在由于她需要弹性工作时间，就自己降职做了流动顶班护士，哪个部门缺人手就到哪个部门干。
这证明她是个多面手——同时也证明了她的忍耐力。为了后半个下午可以不上班——把我们从学校送到各个朋友家，送去看牙医，以及上我那至关重要的钢琴课——作为交换，她晚上得回去工作好几个小时。遗憾的是，这不算加班。
她照顾着我们大家，可有谁照顾她呢？她永远疲劳不堪，眼睛周围是深深的黑圈。
我努力尽快地长大，好担起我的一份担子。一开始蔡兹年纪太小，不明白在发生些什么事。我尽我所能不让他了解真相，归结起来其实就是把他和爸爸的接触减到最少。
我10岁时对妈妈建议说，为了减轻她的一些压力，我退学去找点活干。她大笑起来，由衷地觉得又有趣又感动。但是她解释说，法律要求儿童接受教育，至少要到16岁。而且不管怎样，她希望我能上大学。
“那么，你能不能至少教教我怎么给大家做晚餐？这能给你帮点忙，对不对？”
她向我俯下身来，把我紧紧搂住。
不到一年，我得到了这份差事。
“向厨师致敬。”我第一次努力之后父亲快活地说。
这让我起鸡皮疙瘩。
每当父亲晚餐时“心情好”他就会详细地讯问蔡兹和我关于学校的功课和社会活动的情况。这总让我们感到特别别扭，所以我就想到扭转形式的一招，鼓励他谈谈他自己那天写的东西。因为，即使还没有写在纸上，他也会仔细考虑过他的题目——“英雄之概念”——说出值得一听的想法来。
确实，多年以后上大学时，我的一篇比较阿基里斯1和李尔王2的论文得了a，那篇文章几乎和父亲那些较为令人感奋的一次夜课中的内容一模一样。
1阿基里斯，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除了脚跟外，全身刀枪不入。
2李尔王，莎士比亚悲剧李尔王中的主人公。
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看到他曾经一定是个多么能激励人的老师，后来我开始懂得他是如何拐弯抹角地逃避了生活。然而，作为一个研究世界文学的所谓专家，经典巨著的伟大使他胆怯，最后放弃了创作任何有价值的作品的希望。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浪费啊。
弟弟年纪不大时就已经意识到我们家与众不同。
“他为什么不像别人的爸爸那样去办公室上班？”
“他的办公室就在他的脑子里。难道你不明白吗？”
“不明白，”他承认道“我是说，他的脑子付给他钱吗？”
这孩子开始让我心烦了。
“闭上嘴，要么去做功课，要么就削土豆。”
“为什么要你来对我发号施令？”他抱怨道。
“我猜是我运气好。”没有必要对他说出他不得不靠我做代理爸爸这件事在我心里产生的负罪感。
当炉子上炖着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炖着解冻食品的时候，我会挤出半个小时练钢琴。我欢迎这种逃遁。
现在想想，在那些年里如果能有时间参加体育运动就好了，因为我有时觉得，没有和迫而本的少年们在运动场上浑身臭汗中结了友谊是个遗憾。不过上中学以后，我在一切集会场合演奏，是唯一一个能和运动好手们竞争最漂亮的姑娘的人，这也是种补偿吧。
钢琴是我统治下的一个不可攻克的堡垒，在那里我是个至高无上的、孤独的君主，它是无法形容的——几乎是肉体上的——快乐的源泉。
在我们家，晚餐通常用不了多久——吃通心粉和奶酪能要多少时间？吃完最后一口，父亲就消失了，留下对菜单的一句夸奖，让儿子们去清理厨房。
蔡兹和我收拾完餐具之后，就在桌旁坐下，我辅导他算术。
他在学校里遇到了问题，看来是不服管教，注意力不集中。他的老师波特先生已经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了。这封信让父亲给截住了，信的内容使他非常愤怒，决定亲自处理此事。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蔡兹？”
“没事，没事，”弟弟申明道“那家伙和我过不去罢了。”
“啊，”父亲说“我猜就是这么回事。一个傲慢的市侩。看来，我得去趟学校，让他明白明白。”
我拼命想让他打消这个念头。
“不，爸，你不能去。”
“对不起，马修，”他眉毛一扬冲着我说“我还是这个家的一家之长。事实上，我想明天就去见这个波特先生。”
我担心极了，妈妈很晚从医院回来时我把这事告诉了她。
“啊，老天，”她呻吟道，显然觉得毫无办法“咱们可不能让他这么干。”
“你怎么拦得住他呢？”
她没有回答。但那晚我正在自己房间里学习的时候，蔡兹穿着睡衣走了进来。他打手势让我别出声，到楼梯平台上去。
我们像木筏上的两个飘泊者那样站在黑暗之中，听着父母在激烈地争吵。
“看在老天的分上，”妈妈生气地抱怨道“事情已经够糟的了，别再火上加油了。”
“我是他爸爸，见鬼。这个白痴和他过不去，我不能让他这么做。”
“我可不觉得事情像蔡兹说的那样。反正，让我来处理吧。”
“我已经说了这事我来管，乔安妮。”
“我觉得最好还是让我来，亨利。”她坚决地说。
“可以问问是为什么吗？”
“请你别让我明说出来。”
一阵遏制下的沉默。然后我听见父亲的声音变得关切起来。
“你看上去累了，乔安妮，干吗不坐下，让我给你弄杯东西喝？”
“别！”
“我是指喝杯可可。见鬼，至少我还能做这点事吧。”
“不用，亨利。”她断然说道。终于，她的无比辛酸淹没了她对我们的爱的堤坝而稍有流露。“恐怕你最多也只能做这一点了。”
在迷漫于房屋每一个角落的孤寂中，当小弟弟抬头看着我寻求支持时，我几乎只能看清他脸的轮廓。
这一次，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