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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六十一章开疆拓土（一）
于是，历史上后世越南人始终没能实现的梦想却在近千年前实现了个（因为这时越南这个国家还是一分为二，连民族都没融合形成呢。）文化语言族群相近的国家自此合为了一体。然而，这个融合后的产物，却是作为大宋的一个省而存在。而对这个时空的人来说，赵旉究竟为何将这个省命名为“印支”则成了一个永远没有解开的谜团
对于外来者来说，炎热潮湿、蛇虫遍地的南洋地区从来都是统治比打败当地军队要困难得多，但孙默却以极为简单的方法解决了。这方法说到底还是中国人古已有之却很少能够用好的计策——“以夷制夷”不过孙默却毫无疑问地掌握了其中的精髓，他以交趾人控制占婆，以占婆人控制真腊，以真腊人管束老挝，而最不服王化的交趾人则由卫军的精锐部队亲自弹压。由于这几个民族之间昔日就有宿怨，因此不必担心驻军与当地人合流，却又不用从汉地多派军队过来，可谓是“一举两得”至于交趾人得有卫军亲自出马，是因为交趾人本来就是南洋的一个霸，除了北边的大宋，其他国家都屡屡被其欺负，那些国家出来的军队又怎么能够镇得住他们呢？
然而，那些地方驻军由于自身素质与民族恩怨的原因，一开始的军纪自然相当差劲，惹得当地民怨沸腾，但这却正是孙默想要看到的。他在一开始甚至故意纵容这类行为，而对各地爆的起义则予以残酷的镇压。因为他很清楚，战后最早跳出来造反的那批人毫无疑问是反抗意识最强的，即使大宋再怎么善待各国遗民，他们只要恢复了元气，也未必就会死了反抗的心思，因此若不将他们除去，省内将难有宁日。
然后，当省内的苛政已经逼得各地都开始出现自的零星反抗时，孙默又很快便开始改变其最初的政策。因为这种缺乏组织的反抗说明苛政已经令很多人无法活下去，如果继续这样的话那么恐怕会全省皆反，那就有违他的初衷了。在其后的几个月内，孙默在印支省境内开展了一次雷厉风行的“严打”光是被处死的违纪军人以及渎职官吏就有好几千人，总督府在全省各族百姓心中的威望一时无两。
此后，孙默却又放松了对省内吏治与军纪（卫军除外）的监管，然后每隔一两年就“严打”一次。没过多久，大宋对于印支省的统治就得到了当地人的普遍支持，而各族之间的矛盾却愈尖锐起来。见到时机成熟，孙默才逐渐改用治政的正道，令印支省的经济民生状况一日千里，各族之间也逐渐实现了和解，而这个时候原来四国遗民的下一代也逐渐长大了，他们对于亡国之恨没有父辈们那样执着，对于先进文明的汉文化也更加向往，不但统治难度大大降低，他们也最终都融入了汉人大家庭。正是由于孙默在任近十年间打下了极好的基础，即使他离任以后，印支省也没有像历史上常见的情形那样再次分裂出去，而是最终成为了大宋不可分割的核心领土
而且，孙默治理印支省的做法，也给了赵旉很大的启。其中适当地放纵贪官横行，再在他们破坏国家根基之前，将其中那些罪大恶极的、与不太听话的收拾掉，这一做法更是得到了赵旉的广泛应用。这样虽然在富国强兵方面不如以前力求公平的做法，但对赵旉个人来说，却要省心省力得多，虽然他还处在年富力强的阶段，但能偷懒的话，又有几个人愿意拼命干活呢？何况随着老婆孩子的不断增加，个人生活也开始占用赵旉越来越多的精力与时间。而反正大宋已经不再有大的危机，并且国力与军力相对于周边诸国的优势也愈来愈大，赵旉又何必急于一时，而令自己成为一个不称职的丈夫和父亲呢？再说，这样也可以乘机清除一些并非不可或缺却常常令他无法贯彻构想（简单来说就是令他不爽的的“刺头”可谓是一箭双雕。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就眼下而言，只是卫军闪电般连灭三国（占婆是被真腊灭掉的，而赵旉以其没有按时足额偿还债务、并且拖欠贡赋为由，解除了大宋与之的藩属关系。）的结果就已经足以对南洋其他国家产生足够的震慑了。于是这些国家纷纷遣使来朝，而且不等赵旉派人催促，便将它们的王子公主们打包似的送到了广州。其中，光是绍兴十七年这一年之内“主动”臣服的就有蒲甘、罗斛等十多个国家，那些还算不上国家的部落就更是不可胜数。其中甚至还有一些芝麻点大的部族居然也派人过来凑热闹，赵旉不禁有些哭笑不得，只得专门作出规定，户数过千的部落才有资格成为大宋的藩属，那种只有几百号人的原始村落就别来凑数了，识相的话主动投降，还能得点赏赐，顽固不化的话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相对于中南半岛上燃起的滔天战火，赵旉对于南洋诸岛的攻略则显得有些波澜不惊，由于南海周边的岛屿上虽然也零星分布着一些国家，但其中的大部分土地都还没有得到开（以印尼为例，历史上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总人口两亿多的印尼居然还有一大半的人口依然挤在狭的爪哇岛上，而加里曼丹岛与苏门答腊岛这两个更大的岛屿上却没有多少人烟，更有很多岛屿根本就是无人岛。文化昌明、科技达的二十一世纪尚且如此，何况是近千年前的宋代？），因此光是依靠直接圈占和“购买”这两种和平的方式，南洋诸岛大半的土地便落入了赵旉的手中，海域自然更不必说，因此自然也就没必要动刀动枪了。“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如果不打仗就能获得想要的东西，那么自然还是不打仗的好
而且这一思路转变带来的影响还不止于此，以农业生产为例，以前赵旉一直强调的还是中国自古以来精耕细作的传统，即先提高单位面积上的粮食产量，也就是提高土地利用率；而自此以后后则变成了先提高每个农业劳动力的产出，也即是提高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这也就是说，假设有两种耕作方法，第一种是能够让亩产达到三百石，但一个农民只能种五十亩；而第二种则是亩产二百石，但一个农民能种一百亩的话，现在的赵旉毫无疑问会选择后者，而历史上中国无论哪个时期都是倾向于前者的（欧洲人倒是一直倾向于后者，历史上西欧亩产不足中国一半时，他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都要比中国高数成之多。）。
赵旉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他意识到，若是农业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优先，便会增大国家对土地的需求，促使国策向着开拓扩张转变。历史上欧洲人之所以在有史记载以来的绝大多数时期都表现得比中国人更具扩张性，除了他们都是商业立国之外，农业方面他们更倾向于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单位面积产出，也是很重要的原因。但是这样做，却有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扩张不可能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一旦扩张停顿却不能及时转型，失业问题将会马上浮出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