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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二十年，即公元赵旉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建康城，虽然当年离开这里（三岁时跟着下海逃难）的时候这儿也是大宋的都城，但过渡的行在自然无法与其现在正式国都的地位相比，就像赵旉自己一样，当年不过是个虚有其名却朝不保夕的小娃娃，这次回来却是为了成为天下的主人
出乎大多数人的意料，赵旉入主中枢的过程中并没有出现太多不和谐的因素，连当初反对赵旉最厉害的士林阶层都显得异常平静。不过赵旉自己倒是看得很明白，儒家思想一贯都是“形势不明时独善其身、不会轻易出仕，等到天下大势已定的时候再追随胜利者，摘取（篡夺）胜利的果实”现在他的力量已经无可匹敌，那些老于世故的人精自然不敢像当初（那时赵旉的胜算是五五开，考虑外敌可能会浑水摸鱼这一因素的话，就更低，而且不懂军事的文人还很容易低估他当时的力量。）那样跟他作对。何况，赵旉也没有采取过分激烈的手段，科举制度也并未完全废除，大宋“以文制武”的传统也在原则上保留了下来，因此还是有不少识时务的旧文人前来投靠。
其中某些素来不被正统观念认可的儒家分支流派更是热情高涨，因为他们“事功”的观点与赵旉的政策导向在很多地方不谋而合，这令他们自以为有了翻身做主人的机会。殊不知，这些代表工商业主阶层利益的思想虽然较之正统（叫官方认可似乎更准确些）的儒家思想实用不少，却依然存在着一个自儒家思想产生之日就一直存在的问题，那就是它们都过于注重本阶层的利益，而缺乏在必要时为大局牺牲自己的心胸，更没有长远的眼光，不明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道理（注1），历史上明朝灭亡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反面例证。不过暂时来说，他们的投靠对赵旉是有利的，将来有的是时间慢慢改造，至于少数改造不了的，赵旉也不介意将其剔除
虽然赵旉到达建康后很快就控制住了局势，而他的父亲也早有倦政之念，可是赵旉却并没有接受不少部属的劝谏登上皇位，而只是让父亲任命他为平章军国事（也叫“同平章军国事”即是指同时执掌军政大权的宰相，权力甚至比大宋历代的绝大多数皇帝还大，因为所有的朝廷重臣和军方高级将领都将由其任命，在人治社会，人事权就是一切，何况还有军权和行政权在手？也正因为这样，历史上担任过这一职位的那些权相基本最后都没什么好下场）。这自然令那些渴望拥立大功的部属深表遗憾，不过因为已经经历过当初那次更大幅度的退让，所以这一次因此心生二意的倒并不太多。事实上，赵旉之所以不当皇帝，除了信守承诺、重视亲情和注重实际、不好虚名的习惯之外，本来就有一些试探的用意，因为他很快便要给予自己的追随者以莫大的恩典，可不想那些纯粹为了利益才投靠他的家伙也跟着占便宜
赵旉这次作出的试探还有不少，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分批次地收回众将的兵权重新编组，尤其是原来朝廷掌控下的那些官军。赵旉这样做不光是为了荡涤旧思想对那些军队的影响，也是为了彻底断掉“兵为将有”的传统，同时如果有哪些将领存在军阀倾向的话，也好让其早点暴露出来，及早铲除隐患。但大约是卫军的实力优势太过明显，除了几个脑子太蠢的统制（中级军官，统兵几千到一万多。）试图抗拒而受到严惩外，无论是高级军官还是基层军官都很听话。不过二者顺从的原因却有所不同，高级军官都是人精，自然不敢逆天而行；而基层军官则是因为手下根本没多少人，自然也就没那么舍不得了
由于卫军的水上力量远比官军强大，因此水军的整顿效率很高，前后只花了不到一年时间。根据绍兴二十年底的统计结果，整顿完毕后大宋共有水兵三十一万多人，战斗舰艇一千多艘，运输用船只的数目更是接近两千，总排水量则超过了十万吨。由于大宋境内水网密布，而且漕运和与国土防御的任务也很重要，同时又与外洋海军的职责有很大出入，反倒是与陆军的交集较多，因此赵旉将内河水师划归陆军部管辖，而另外设立海军部与陆军部并列，凸显赵旉“海洋立国”的理念。不过，长江中下游的黄金航道江阔水深，海船可以通行无阻，所以长江舰队在编制上也隶属于海军，各条大江大河的入海口附近也照此处理。
另外，海军陆战队扩编为一个师，而且特种骑兵团也并入其中，使其拥有了包括火枪骑兵在内的几乎全部陆军兵种，总兵力第一次突破了三万人，几乎相当于陆军两个满编师的人数，而且战斗力也不在陆军的几个王牌师之下。同时，根据卫军一贯以来的传统，赵旉在其战斗部队之外，还另外配备了三个二线师作为预备队，这三个师五万人也不弱于陆军一线战斗部队的均匀水准。综合来看，海军陆战队目前其实已经接近一个卫的编制了，只是没有自己的固定防区而已，但若是要比活动范围的话，天下却再没第二支部队能够与之相比。
海军陆战队之所以日益得到重视，除了赵旉个人的喜好外，说到底，还是因为大宋现在开始大力开拓海外领土，因此登陆作战渐渐由特例变为一种常态，在这个世界上，需求始终才是最大的动力。而随着海军陆战队的大规模扩充，隶属于海军部管辖的军队总人数也超过了三十万，大大增加了它作为一个新的独立部门的底气
注1：根源可能在于儒家思想是按照由个人到家庭、由家庭到宗族（科举制度出现后的特殊师生关系是它的衍生品。）、由宗族到国家、由国家到天下的思路构建起来的，再加上儒家一直以来过于注重形式（说难听点就是虚伪）的传统，因此小团体主义十分盛行。而大一统的皇帝家天下制度，又使得国家变成了皇帝的私产，因此那些士大夫们在干出祸害国家的恶行时便几乎完全没有道德上的压力，反正国家只是皇帝一家的，我凭什么要损失自己的利益来照顾你？然而，当国家陷入危机的时候，敌人可不论你是不是皇帝“覆巢之下无完卵”于是最后的结果常常都是大家一起完蛋，反而便宜了外人
所以从历史上的教训来看，中国人最需要加强的，并不是个人、尤其是以家庭为单位表现出来的个人自由（其实若以家庭或是小团体为基本单位的话，其实中国人远比那些西方国家的公民自由得多，当然个体在家庭或是小团体内的自由是需要加强），而反倒恰恰是后世无数人大肆贬低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国家观念，因为这是中国人长期以来真正缺乏的。对于矫枉过正（新中国建国初期）的错误（真的错了吗？至少如果将当时人的思想与二十一世纪初期的交换一下，内忧外患之中的前者只怕会很快亡国，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却只会更加强盛。当然，至于这种强盛对国民有多少好处，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能依靠再次矫枉过正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