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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泽希在面包上抹上黄色芥末酱，再加上熏火腿和洋葱片，最后盖上奶酪。在烤箱里加热完毕，他已完全被勾起了食欲，于是将燕麦片倒回罐子，为自己做了一份相同的早餐。他们坐在餐桌边啜饮着哥伦比亚咖啡，吃着三明治，一边看着阳光将庭院里的花朵染上鲜艳明媚的色调，天空逐渐转成湛蓝。九点半，龙泽希开车驶上九五号州际公路，直到交通都略有阻塞。
开车进入调查局基地入口处时，龙泽希脑中忽然闪过那段早已远去的日子，他和东方曜曜的初识，在龙宁加入调查局时的矛盾——毕竟这个执法机构依然是那个追求政治正确性的俱乐部，只不过现在的偏见和权力交易不再那么明目张胆，而如黑夜中行军的军队，暗中千方百计沽名钓誉、攫取权力，巩固自己作为警力机构的权威。
这一认识让他备感挫折，同时学会了缄默，因为他不想伤害那些勤勤恳恳、将全身心投入这份崇高使命中的探员。龙泽希感觉东方曜曜正一边向窗外弹着烟灰一边盯着他。
“你知道吗，泽希，”他说，“也许你该辞职了。”
他是指我担任许久的探案局法医病理顾问一职。
“我知道最近他们找了其他法医，”他继续说，“有些案子直接找他们协助，而不是你。面对现实吧，你已经一年多没来学院了，这不是没有原因。他们处置了龙宁，也不想和你打交道了。”
“我不能辞职，”龙泽希说，“因为我并不是为他们工作，东方，我是为那些需要调查局协助办案的探员工作的，无论如何我不能主动辞职。事情总会有转机的，调査局局长和司法部部长一个个来了又走，也许哪天情况就会好转。况且，你也是他们的顾问，不是也被冷落很久了吗？”
“好吧，同病相怜。”
他把烟蒂抛到窗外，烟屑被飞驰的车子甩得很远。
“烂透了，对吧？来这里跟那些头头坐在会议厅里喝啤酒。老实说，我恨透了这一切。谁嫌弃警察，警察也不会对他们客气。一开始，我那些老伙计、孩子、父母都很高兴见到我，每天我都会骄傲地穿上制服，把皮鞋擦得锃亮。一晃二十几年过去了，现在连向人说早安都没人理睬，这可真是自讨苦吃。我卖了二十六年命，才被提到了队长的位置，还得负责训练调查局的这群菜鸟。”
“那很可能是你最能发挥专长的位置。”龙泽希提醒他。
“算是吧，但因为这个我就该一辈子被困在那里吗？”
他凝视着窗外一掠而过的绿色高速公路告示牌。
“他们想让我坐冷板凳，巴望着我早点退休或死掉。我得告诉你，泽希，我也时常考虑退休这件事。驾着船出海钓鱼，开着旅行车上路直奔西部去看看……可一回到现实，我又不知该怎么办了，可能我会在这位子上发着牢骚做到死。”
“这事还遥远得很，”龙泽希说，“如果你哪天退休了，东方，你可以担任老范那样的工作。”
“不是我故作谦虚，我实在不是当专家的料，”他说，“司法协会和Ibm才不会雇用我这种粗人，这跟我肚子里有多少存货无关。”
龙泽希没有反驳或多说什么，他的话大致不错。老范外表英俊，举止优雅，每次露面总能引来众人敬重的目光，这是他和东方曜曜之间仅有的差别。至于正直、慈悲，以及在各自领域的专业水平，他们别无二致。
“我们先上三九五号公路，再转宪法大道，”龙泽希关注着交通信号灯，对在车尾催促和疾速超车的车辆不加理会，因为即使以最高速限驾驶在他们眼里也依然不够快，“我可不想开得太快，结果被堵在大街上动弹不得。以前我就遇到过这种事。”他打开右转信号灯，“那是某个周五晚上，我来看望龙宁。”
“被拖车拖走是个不错的方法。”东方曜曜说。
“差不多吧。”
“真的吗？”他转头看着龙泽希说，“你干什么坏事了？”
“我的车被困在中间，我不得不硬冲出去。”
“结果撞了人？”
“差一点。”
“你会开车逃走吗，泽希？我是说，如果你真的撞了人？”
“就算想逃，那人的同伙也饶不了我，我用你的靴子打赌。”
“老实说，”他低头望着双脚说，“这双鞋根本不值钱。”
十五分钟后，车子驶上大道，行经内政部大厦和高踞在国会草坪中央的华盛顿纪念碑，纪念碑四周排着许多庆祝非洲艺术节的帐篷，小贩们站在小货车车尾贩卖东海岸的螃蟹和t恤，摊贩间的草坪上不甚悦目地堆积着昨天的垃圾。救护车不时尖啸而过。远处的博物馆像条蜷曲着的暗红色的巨龙。我们绕这一带转了好多圈，照旧找不到停车位。街道若非单行道，就是忽然被某个街区截断或者安放了路障，对那些可怜的上班族而言，就算你撞上了公交车的屁股，他们也不会退让一丝一毫。
“这样吧，”龙泽希把车子转入虹市大道，“我们把车停到水门大厦前，然后改搭出租车。”
“谁会愿意住在这种鬼地方？”东方曜曜抱怨道。
“多得很呢。”
“欢迎来到虹市，”他继续说，“一个一团糟的城市。”
大厦的泊车服务生彬彬有礼、训练有素，龙泽希把车交给他并询问去哪里搭出租车时，他丝毫不觉得怪异。龙泽希珍贵的器官样本装在置有泡沬塑料的硬纸盒里，就放在后车座上，接近中午时，东方曜曜和他在十二街和宪法大道的交叉路口下了出租车，登上自然历史博物馆拥挤的台阶。自大厦爆炸案发生以来这里就变得警备森严，保安告诉我们，大维博士会亲自前来领我们进入。
在楼下等待时，他们观看了一个名为“海底宝石”的展览以打发时间，一边欣赏着海菊蛤、太平洋狮爪海扇蛤，装在玻璃罐里的海鳗、鱼、螃蟹、树蜗牛以及从堪萨斯白垩纪河床挖掘出来的沧龙海蜥蜴，一边接受旁边墙上的鸭嘴龙头骨的俯视。东方曜曜正觉无趣时，锃亮的黄铜电梯门打开，大维博士走了出来。与他们上次见面时相比，大维几乎完全未变，依然体态轻巧，一头白发，天才人物特有的炯炯有神的双目永远在某处游移，鼻梁上架着一副黑色粗框眼镜，只是皮肤略被晒黑，似乎也多了几条皱纹。
“你看起来精力充沛。”握手致意时，龙泽希对他说。
“我刚度假回来，在海德岛。相信你也去过了？”他说着与他们进入电梯。
“是的，”我说，“我和那里的首席法医很熟。你还记得东方曜曜队长吧？”
“当然。”
电梯升到展览大厅中央那只非洲丛林象上方三层楼的高度，隐约听得到孩子们烟雾般丝丝缕缕的声音。这座博物馆很像一间巨大的大理石仓库，从地板一直堆到天花板的绿木抽屉里储存着大约三万具人类的骨骼标本。这批珍稀的收藏向来用作人类学，尤其是异人的研究，但近年来这些异人执意索回自己祖先的骸骨，且已完成了相关立法，此间大维也在国会山庄吃尽了苦头。他毕生的研究对象即将离开此地，重返不再蛮荒的大西部。
“我们成立了遣送小组，负责给各类团体提供资料，”通过一条昏暗逼仄的走廊时他说，“他们会获知我们有哪些藏品，并自行决定该如何处置。也许几年后，这批异人骨骸会再度入土安葬，但到了下个世纪还是会被考古学者挖出来的吧，我猜会这样。”他边走边继续说，“这些日子，各个团体都在抗议，却不了解这其实是对自己的伤害。如果我们无法从亡者身上了解自身，又该从哪里习得呢？”
“大维，你这是螳臂当车。”龙泽希说。
“但话又说回来，如果那些抽屉里躺着我的曾祖父，”东方曜曜插嘴道，“或许我也会觉得不太舒服。”
“问题是我们并不知道那里面躺着的是些什么人，连那些频频抗议的人也不知道，”大维说，“但可以肯定的是，从这些遗骸上我们发现了不少异人的疾病种类，这对现在的异人来说也未尝不是好消息。哦，真是的，一谈起这些就没完没了。”
大维工作的小化验室里陈列着无数黑色工作台和水槽、数千本书、专业期刊和数盒幻灯片。到处散置着头颅、头骨碎片和各种被误认为人骨的动物骨头。一张巨大的软木板上钉着大卫教信徒集体自杀事件的悲惨照片，大维曾花数周时间在挖掘鉴定那些信徒被焚毁的遗体。
“让我瞧瞧你带来的东西。”大维说。
龙泽希把包裹放在工作台上，他拿瑞士军刀割断胶带。龙泽希伸手取出头盖骨，泡沬塑料一阵窸窣作响。接着龙泽希拿出包括颜面骨在内的极度易碎的下半部头骨，把它们摊在干净的蓝色布块上。大维打开灯后拿来了放大镜。
“这里，”龙泽希指着骨头上的细小裂痕，“太阳穴附近有出血现象，可这一带的皮肤严重烧焦，看不出伤口的类型，直到发现这处骨头裂痕才算有了点眉目。”
“非常笔直的切口，”他缓慢地转动头骨，从各个角度端详，“你确定这不是验尸不慎造成的？例如在翻开头皮取下颅盖时？”
“确定，”龙泽希说，“你可以用两根手指测量一下，”我把头盖骨放回原位，“这道切口约一点五英寸，位于验尸程序中的颅盖切口下方，和翻开头皮的角度并不吻合，看见了吗？”
透过放大镜，我看见自己的食指无比粗大。
“这道切口是垂直的，而不是水平方向。”龙泽希解释道。
“没错，”大维说着流露出饶有兴趣的神色，“如果视作验尸失误，实在不太合理，除非你的助理法医喝醉了。”
“会不会是防御性伤口？”东方曜曜推测说，“你知道，假设有人拿刀砍她，她在反抗时被砍伤？”
“当然可能，”大维说着继续检査骨头的每个细节，“但奇怪的是，这道切口非常精准，从头至尾力度均衡，不太像是被砍伤的。如果被砍伤，刀锋的切入点应该更深，拔出点则更浅。”他比画着，抬手在空中一挥。
“我们也要考虑伤害造成时攻击者相对于受害者的姿势，”龙泽希补充道，“受害者是站着还是躺着的？攻击的方向是正面、背后、侧面还是上方？”
“没错。”大维说。
他走向一只有深色玻璃门的橡木柜，从架子上取下一个棕色的旧头骨递给我，然后指着位于左顶骨和枕骨一带，即头颅左侧、耳朵上方的一道明显裂痕说道：“这就是你问起的剥头皮案例，这孩子只有八九岁，头皮被剥后烧死。无法确定其性别，只知道腿部受细菌感染而无法逃跑。这类刀痕和小切口在剥头皮案例里算是相当常见的。”龙泽希捧着那具颅骨，眼前浮现出大维所说的画面。一个胆怯的瘸腿小孩所住营地燃起大火，族人遭到屠杀，哀号遍野，鲜血染红大地。
“可恶，”东方曜曜气愤地说，“对这么小的孩子怎么下得了手？”
“怎么对任何人下得了手？”龙泽希转向大维，指着他带来的那具头骨，“这上面的切口——不像剥头皮形成的吗？”
大维深深吸了口气又缓缓吐出。
“你要知道，泽希，”他说，“这很难说，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异人剥取敌人头皮的方式有很多，通常他们会在头顶的皮肤上划个半圆，一直切入头盖骨的骨膜，以便轻易地移除颅顶。有些只是简单地剥除头皮，有些则包括耳朵、眼睛、脸、脖颈等诸多部位，有些受害者被割去许多片头皮，也有的只被割掉发束或头顶的一小片。在过去的西部，最常见的一种方式就是，粗暴地抓起受害人的头发，用匕首或马刀切下头皮。”
“当作战利品。”东方曜曜说。
“同时也是战争技巧和勇猛的终极象征，”大维说，“当然，也基于文化、宗教，甚至医学上的诸多理由。至于你这个案子，”他对我说，“她的头皮并没有完整剥掉，因为头发还在，而且我相信这道伤痕是因非常锐利的工具切割造成的，锋利的刀子，也许是剃须刀、美工刀，甚至解剖刀。切割时受寄人还活着，而且并不致命。”
“的确，让她死亡的是颈部的伤口。”龙泽希赞同道。
“除了这里，骨头上找不到其他伤痕。”他把放大镜移近左颧骨弓，也就是面颊骨，“非常模糊，”他说，“几乎看不出来。看见了吗？”
龙泽希凑近仔细观察。
“真的，”龙泽希说，“几乎像蛛丝一样细。”
“没错，就是这么淡。还有一点相当有趣，当然或许并不重要，这道裂痕的角度和另一道切口非常相似，是垂直的，而非水平或歪斜。”
“我听够了，”东方曜曜不满地说，“我是说，咱们直接说重点。你们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个变态割开了这女人的喉咙，将她毁容，又一把火烧了房子？”
“不排除这种可能。”大维说。
“毁容牵涉私人感情，”东方曜曜继续说，“除非凶手完全疯了，否则通常不会给一个陌生人毁容。”
“的确是这样，”龙泽希赞同道，“根据我的经验，唯一的例外是凶手神志失常，甚至精神错乱。”
“我倒认为，无论烧掉秦浩农场的是谁，他都绝不可能精神错乱。”东方曜曜说。
“这么说，你认为这桩谋杀案更可能是私人恩怨引起的。”大维说着拿放大镜细察头骨。
“虽说我们不该忽略任何可能性，”龙泽希说，“但秦浩放火烧死自己爱马的假设，无论如何都令人无法想象。”
“也许他为了脱罪不得不烧死它们，”东方曜曜说，“因为大家都像你这样想。”
“大维，”龙泽希说，“杀害她的人一定认准了我们永远找不到伤口。要不是那扇玻璃门掉落在她身上，她的尸体很可能被完全毁掉，根本不会留下任何线索供我们调查。举例来说，如果没有残留的肌肉组织以供进行一氧化碳检测，我们便无从得知她在火灾发生前就死了。然后她会被判定死于意外，除非我们能证明这起案件是人为纵火。然而直到现在，这一点还无法证明。”
“我非常肯定，这是一桩典型的纵火谋杀案件。”大维说。
“可凶手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割伤她？”东方曜曜说，“为什么不直接杀了她，放火烧掉那个地方然后走人？这些变态杀手将人毁容时，通常都希望自己的杰作被人看到。他们往往会把尸体拖到公园里展示，或者扔在山路边、慢跑跑道上，甚至客厅中央，希望被人发现。”
“也许这个人并不这么想，”龙泽希说，“他不希望行迹败露。我认为我们必须在电脑数据库里好好搜索一番，看能否找到类似的纵火案例。”
“一旦这么做，就会把一大堆人牵扯进来，”东方曜曜说，“程序设计师、分析师、调查局的电脑专家，甚至京都、沪市和杭市这些大探案局的计算机部门。我敢保证，到时候肯定会有人走漏消息，媒体不炒翻了才怪。”
“不尽然，”龙泽希说，“这取决于我们向谁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