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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天，坐在计算机前整理各个学校通过电子信箱发过来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小学生作文大奖赛”征文，心中感慨万千。
从教27年了，亲身经历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基础教育发展路程，曾经以8000字的散文三十年的情节记录我对教师的情结，也曾经用7000字的散文予人玫瑰，手留余香记录我乐教的足迹。两篇散文发表后，用一位陌生读者送我的贺年卡上的话说：“赚足了读者的泪。”原因是我写的东西虽然文笔不行，但多是源于现实，源于内心世界，才偶尔拨动读者共鸣的心弦。然而，我内心里还一直藏着一个与教育有关的心结，不敢说出来。这个心结一直压抑我，今天在征文截稿的最后一天，鼓足勇气，想写出来。
这是一个羞于开口的故事。
我小时候就是一个正直的孩子，所受的家庭教育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我的家距离村集体果树园20米，那年月孩子们整天围在园子边与“看园人”斗勇斗法，不时就在刺槐树篱笆上掏个洞。苹果桃子香味，的确诱人，我做到了“岿然不动”从来就没有靠近果园。后来，看园人看我诚实，就特许我一个人进园子挖猪草。得到信任我很自豪，里面的猪草很多，在挖猪草时，快熟的果子有一些掉在地上，甚至掉在头上，我都经受得住考验。
从小学到中学，包括后来的中师，专科、本科以及研究生函授学习，我一直是老师喜欢的学生。但在做民办教师的岁月里我曾经实实在在地做了一次小偷。
事情应该从头说起。
我是县一中79级高中生（最后一届两年制高中），在高一下学期开始，学校成立了日语班。当时改革春风刚刚席卷祖国大地，日照石臼港开始建设，当时的说法石臼港主要对日本服务，需要大量会日语的人才。学校“审时度势”成立日语班，动员我们去学习，于是便走进了日语班，高中物理、化学课停止，数学课一周四节。
学习了一年，不知为什么“日本三级翻译官冯老师”突然走了，学校宣布该班级解散。学校“照顾”说，几个学习好的可以到师范复习班去学习，其他的插到高一，高二去。我们几个人来到教师进修学校新址的工棚，跟着当时文科班学习，最后情况可想而知---根本跟不上。
老师建议我们回去复习初中课程，考“小中专”回到城阳初中复习半年，到报名的时候，来了政策：凡是读过高中的一律不许考“小中专”学校不给报名。我们几个一起怒火冲天地来到一中讨说法。学校领导当时给两条路走：一是交上照片按正常毕业生发高中毕业证书；二是一中的高、初中所有班级任我们挑选，插班。
父亲是建国后的师范毕业生，在“大跃进”时代走下讲台回家务农的，那是他第二次以民办教师的身份重返讲台。1981年，家乡还是“大锅饭”正酝酿“承包责任制”父亲在县一中王老师托人叫我复习时，作出决定：拿着高中毕业证，来接替他教学，三年后就可以考师范。
就这样，1981年我回到家，先后在生产队、大队干了半年，因为做事较好被调公社干了半年。1982年“承包责任制”开始了，我接替父亲当上了民办教师，每月19元工资。
1982年，我十八岁，那是个多梦的季节。上学时经常写出班里的范文，拼凑的小诗在地区报刊见了次面，这，似乎成为我喜欢做梦的基础。文学梦是改革初期所有青年的梦，就连刚刚兴起的报刊“征婚启事”上，都统一有“爱好文学”一条。还有，眼前似乎看到自己三年后在师范中专的校园“驰骋”。那时候根本没有考虑到19元的工资问题。
在期盼中过了三年，突然，上级规定教龄必须四年。好的，再等一年，上级文件教龄必须五年。终于到五年了，上级政策不再从民办教师中招收中专师范生。
五年了，梦散了。这五年我并没有把民办教师当做跳板，而是在中师函授，文学刊授中度过。我也是教学成绩最好的，最受学生喜欢的老师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农村身为长子，无力帮家里挣钱，只好遵从父母的意愿：早成家，为七口之家减轻一点负担。
1987年结婚了，所谓工资还是每月19元钱，半年地方政府发一次补贴，每月40元。自己耕种着几分农田，课余时间侍弄几分菜园，行情好的时候可以换几个钱。我是个勤快人，种地不偷懒，粮食、蔬菜长的不比别人的差，但是，每年还要缴纳各种集资，公粮，所生产的粮食不够吃的。第二年儿子出生了，负担更重了。结婚后的几年里，每年都要去全家种地的伯父二哥家借粮食吃。
1988年初秋，春玉米快下来了。家里借的粮食又吃完了，我到自己家的玉米地里看看，玉米还嫩着，再过三四天才可以磨糊子烙煎饼。
回家后，妻子问：“明天吃什么？再去借点吧。”
我在回家路上，看到邻村早熟品种已经熟了，就对她说：“有办法，你不用着急明天早晨尽管去磨糊子就是。”
夜深人静了，我骑自行车来到邻村玉米地，心快跳出口。镇定一会，忐忑不安的对着袋子掰下二三十个玉米，那咔嚓、咔嚓的声音刺耳又刺心。回到家，在极度不安中剥了半桶鲜玉米。第二天，让妻子去外村磨成煎饼糊子，度过了几天。
做民办教师，妻子有时在民办厂打工，的确感到养家糊口很难。我曾经到岚山考察水产，计划贷款购买三轮车，建小低温室，拉鱼卖鱼；这一年，大连一位亲戚承包了商场二楼，因为他知道我在卖菜的时候很会卖，要我去帮助经营管理。但是，从心理上离不开天天到我门口等我一起上班的学生。还有，经常听说马上取消“民办教师”的消息，这也是一种诱惑。所以，守着讲台在迟疑中又送走一个毕业班。
1989年，村里管理混乱。镇党委蹲点干部老陈，知道我经常为村里写点东西，涂抹标语，还有几次惩处痞子的故事。三次找我，二次找我母亲（母亲是老党员）做工作，要我辞掉民办教师，主持村里工作，说一年后入党，再公布支部书记。这时候，民办教师的春天又来了，李岚清副总理视察沂蒙山区教育的时候提出：“每年从初中中专招生计划中，划拨一部分名额给民办教师，给民办教师一个盼头、一份动力。”教龄满十年的民办教师，从1990年开始又可以考师范了。
1992年我的教龄终于够了十年，正好政策放宽：“凡是在编民办教师都可以参加考试。”这一年，全县960多名民办教师在县二中、三中参加了预选考试，我有幸夺得全县第一名。
阳光总在风雨后。按照当时地方政策我已经有专科函授毕业证，就在师范学习了三个多月，返回原单位。由于在1990年我就在国家级刊物少先队活动，省级刊物红蕾等发表东西，有很多课外活动获全国少工委等奖励，学校领导把我从村小直接调镇中心校工作。
1994年8月，按月领到了380元工资。1995年，年底我有了存款三千元。1996年全国基础教育“双基”验收，成为我国教育最灿烂的春天。中心校搬迁到全新大楼的新校，我随着部分骨干教师调动至此。
校舍搬迁，设备更新。工资也一路改革，一路攀升，今天每月2600元的工资也许在全国不算高，可2003年搬到学校一百多平米的家属楼，就花了12万。或许，可以说是乡镇小学教师的满足与骄傲。
现在，坐在阳光充足的副校长办公室，调度六处全部网络化教室，网络化办公室小学的教学情况，很满足哦。
楼下三辆车旁边刚刚泊下五辆轿车，马上要开六处村小校长会了。八辆私家车都不属于我，但我看了很舒服。
20年前的心结似乎清晰中，有些模糊